丹麦教育制度与公众态度的变化-教育的新趋势

我们承认丹麦的成功并不妨碍我们对丹麦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某些新的不安定因素的认识。例如，上个世纪创建民众高等学校的那种热情在丹麦和瑞典似乎都已逐渐冷却下来了。生活相对来说已相当安逸，可是（除了各国由于企业和国际联系的形态变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失业威胁——这个问题对年轻人的影响最大），不存在需要采取教育的、社会的或政治的补救措施的种种严重的弊端本身，似乎加重某种社会疲劳或不适。有了适当的教育和政治制度，生活中一般迫切需要做到的事绝大多数可得到准备，而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意外事情则可依靠社会保险和福利国家予以照顾。这些保护措施对那些经济不稳定的欧洲小国来说尤为必要，因为国际经济风暴很容易使这些国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福利国家必须天天重新赢得其名声，正如丹麦人要通过日常合作来维持其经济一样。企业专业以及政治作用的伙伴关系必须不断重新加以规定，并且每个公民都有责任理解这些关系。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不知道现在是否正在这样做。军队征兵侵占了不少时间，而且扑灭了人们在民众高等学校时期曾有的献身热情。广大居民要得到工作（好的工作）是越来越容易了。人们更加愿意留在家里，而不愿投身于社会活动；书本、电视和音乐吸引了不同的人们。人们想要“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可能是有益的，但是，酗酒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而且丹麦的离婚率甚至比美国还高。显然，新的问题需要有新的解决办法，丹麦人现在正急切地寻求这种新的方法。

在丹麦，性行为日益公开，对自我实现的其他限制也有所放松，这些倾向是很明显的，但是，也许这些情况实际上并不比邻国更突出。当然，也不需要与表现得不是如此赤裸裸的许多国家的繁华郊区、港口、剧院区相比较，丹麦的情况并不比这些地区更为突出。丹麦人承认他们自己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时一种无目的感会油然而生——而这实际上可能是因过去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而引起的。

学校制度周围的教育

丹麦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古代雅典，它本身就是一所为当代人开设的学校。虽然丹麦的一些教育实验向教育观察家们提出了挑战，但它之所以能引人注目显然并不是由于它的狭义上的学校制度。丹麦教育制度与整个丹麦生活模式是不可分割的，这两者是一致的。

这是我们在注视我们邻国的儿童培养方式时所必须掌握的一点。有些比较教育著作认为，通过比较学校生活的结构、年限以及在校学生人数，就能够对两种教育制度作出公正的比较评价。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因为它显然完全误解了什么是教育这一问题。这一看法忽视各个家庭的教育影响，忽视整个社会背景在个性发展中的作用，并忽视足以替代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起作用的种种影响的广泛的社会机构或教育方面的接触。

在丹麦，“丹麦性”不是公共学校系统、民众高等学校或任何其他公立或私立活动部门的专利品。“丹麦性”渗透于生活之中，它也表现在各种合作社和福利组织的实际活动之中，这些合作社和福利组织在旅行者看来是如此引人注目，但丹麦人却很自然地认为它们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歌曲和鲜花点缀的桌子同国旗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在丹麦，要人们每天表现忠心是令人为难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即使在1814年后的黑暗年代里，或者在美国农产品源源不断流向国外吞没了丹麦谷物的出口并使丹麦出现了饥荒缺口时，丹麦也从未要求学校以美国公立学校的那种全面教育方式来教育丹麦人。任何国家的学校只进行国民认为有必要或有用的那部分教育工作。在这方面，丹麦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当然，时代在变化。所有的教育工作越来越复杂，费用也越来越大，因而要求改变由家庭、农场以及长期以来为教育发展作出贡献的志愿者机构或个人来负责教育的现象。在村社或家宅中完成的教育越来越少，但同样，在校舍或学区完成教育也越来越不可能了，虽然丹麦人仍然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尊重教师，更重视学习。现代世界中中产阶级的兴起也对丹麦的前进产生了影响。需要考虑的还有社会流动性、通信系统以及不同的职业类型。这些问题吸引了丹麦人，正像它们吸引了我们一样。然而，在丹麦的谨慎改革中，他们是在比我们平静的角落中探索以经验为根据的改革途径。解开这团乱麻的过程可能是比较缓慢的——至少对丹麦人来说是如此。

当然，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像一部现成的机器那样可以引进——即使是从邻国挪威和瑞典那里引进，虽然丹麦与瑞典和挪威都同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彼此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尽管有着各种差别和偶然的不稳定，但丹麦的制度明显地把民主和真正承担起教育义务一事奉为神圣，在后一点上，很少有几个国家能与它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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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本书或一位顾问使用“单轨制”一类的陈词滥调来建议推行美国或苏联的教育制度——因为这种制度被认为比任何非“单轨制”学制更为“民主”，那是无助于任何学生家长或学生本人的。使用没有意义的词是没有用处的，它直接把人们引向忽视事实的错误道路。什么地方存在着“单轨”的学校制度呢？丹麦的学校甚至现在也不是单轨制。即使经过最近几次的改革后，丹麦的学校仍然保留了某些差异，或许可以说还在制造差异。它们甚至可以说还在冒导致产生不平等的危险。但是，对此无论我们怎样考虑，如果整个社会充满了平等和民主的教训，其结果所造成的痛苦就会轻得多。

为了实现民主（我们一直还未弄清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要让所有学生接受完全同一类型的学校教育——对这种看法我们能否同意呢？如果同意，我们就势必要取消选修课程。我们必定要求国家的每一所学校把所有的入学儿童——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不管学生思维敏捷还是迟钝，不管学生爱好“书本”还是“实践”，不管学生家庭收入的多寡，也不管学生将来从事什么职业——统统编入同一类班级。我们必须拒绝考虑地方和学生家长的选择。我们必须防止出现下列现象，即某些个人或社区提供的教育条件优于为社会最低层的成员提供的条件。我们当然还必须取消条件优越的学区及其自主权。

一个西方民主社会中很少有人真正希望这样做。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只要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或任何社会中任何有远见的公民，都希望能为儿童提供自我发展、适应社会和为社会服务的最佳机会。如果以按同一种模子大批制造产品的方式行事，那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至少在儿童共享的学校教育内部，应通过因材施教鼓励个人品质得以发展。社会哲学领域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也表现在我们的学校中，即如何在承认互相补充的差异的同时实现真正的平等。我们承认男女之间存在着差别，同时承认男女完全平等。虽然我们渴望平等，但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人作出不同贡献，使我们的社会丰富多彩，百业俱兴。同时，我们希望不仅在公共学校系统中，而且在所有有教育意义的社会生活方面，促使形成和谐与一致。

一个好的教育制度必须使家庭、学校、工作和社会生活以一种实际的方式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要做到“实际”，这种教育制度必须适合它的背景；它的模式必须适应环境。因此要求其他家长和教师与我们的看法一致，这样提出要求是不对的，尽管我们与他们都提出有关儿童培养的一些重大问题。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活动领域里；我们有不同的问题和机会；我们的价值体系之不同，正如我们的语言和衣食的风格不同一样。

这些差别是怎样产生的？是历史、地理、经济或社会发展状况造成的吗？是我们的语言、宗教或哲学思想造成的吗？这一切是否与我们的学校教育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学校结构和学校关系的形式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重要？不同的教学方法能否达到类似的目的呢？类似的教学方法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能否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些是我们在进行任何比较研究时必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当我们把整个教育制度看做一个微观世界时（学校制度是其中的核心），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揭示了各种生态因素和地方性的相互作用，而这是任何空洞的理论所做不到的。

虽然任何国家的生活方式有它本身的意义，但是它仍然具有局部性和暂时性。它正在变化中，而且必须有更多的变化。这就是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这也是采用比较研究所建议的可供选择的办法的理由。然而，如果所建议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完全是一种外国的东西，那我们与邻国之间就不可能进行交流，也不可能有全面的分析和比较。正是存在着比较分析的可能性，才使我们能从周围的事物中找出基本的东西，从广义的人类中区别出纯属外国人的东西。我们的分析力图达到理解具有广泛意义的事物。

因此，上面提到的“生态”一词决不只是“文化”的同义词。虽然文化因素在国家继承认可和精心创建一种学校制度方面确实是有力的因素，可是，生态的真正重要性却表现在从未来的个人幸福着眼，积极创造一种有教育作用的环境之中。它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每一种真正的教育经验或行动也是如此。因此，任何有效地进行教与学的人，或任何对教育改革有所贡献的人，必定有助于创造一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教育制度。

谁的未来？几乎每一个所涉及到的人，都把自己和国家的未来看做决策的未来。毕竟，各国都是在立法或行政管理的严密结构内部管理自己的经济和学校制度。在困难时期，它们关闭了御外的内部防御系统，这就是说，它们决定和限制公民的行动——这样，对任何“趋势”或期望的干扰都可以从外部加以分辨。向前看，教育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向前看，教育制度同样也受过去的束缚——有如此多的学校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等级”中建立起来的，它们与职业和权力有着如此牢固的联系，存在着如此多的教师、学科、考试和练习——所有这一切都处在长期存在的价值和政治上的作用的等级体系之中。是庸俗的政治活动与一般的政治活动、理性与典范的混合体。

然而理性和典范的作用越来越大。近几年来的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冲击给整个教育的比较研究带来了新的意义。参照结构无限扩大。我们不只是简单地进行“比较”，我们的比较分析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努力将永久的和普遍的事物与地方的或局部的事物区分开来。我们都认为，我们参与的是我在其他场合称之为文明的“伟大对话”。在教育内部，我们正在努力寻找和发展一种适合于“通信社会”这一第三阶段教育模式的新的教育形式和关系，在这样的“通信社会”里，未知的边疆不断地而且越来越迅速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