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的新解释-教育与发展的平衡和社会改组的重要性

在《比较研究和教育决策》（1968）一书中我曾说过，我们正在从一个专家治国的、“管理型的”、想像为趋向集中的或“可预测的”社会经济制度，转向另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来自普通人的经验和判断的反馈，无论对广义上的教育和社会来说，还是在科学技术领域，都非常重要。因此，学术上的盟主权已经有了转移。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早先不被怀疑的“理论”或“基础”科学以及为学问而研究学问（如洪堡传统）的突出地位在很多地方已经让位于“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了，像德国的专门高等学校、英国的城市学院和大学，特别是美国的赠地学院及其派生的学校。这种侧重应用，或者说侧重开发的做法，在有些地方扩展到本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工程”和“科学管理”；当然，发明、控制和计划不仅上升为受人尊重和待遇优厚的活动，而且成为学术性的专业。组织理论、角色理论和研究—开发—传播模式，在某些社会研究和开发研究中依旧是当前正统观念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在有些国际官员中流行的人类发展方面的理论模式、“科学”预测和以中央为基点的准则。6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需要从生机勃勃的社会领域中获得更多的敏锐的见解，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社会科学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从各种背景和经验来的反馈（不仅仅是资料）。根据这个观点，在各种学习情境获得的经验性见解，特别是有重要的政治或教育意义并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关“危机”结果的见解，极其重要。当我们把这些见解在比较研究之中，或者通过教育系统内部的正当信息渠道加以细致的系统化之后，它们即使不意味着我在1968年出版的《比较研究和教育决策》一书中所说的分散的或法定的“教育政策审议会”，也将意味着妥善的“明确的战略决策”。

所以，在“纯”理论和“应用性”实验之外，基于社会反应和判断的第三维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一点使我们对于真正的教育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完善和精致起来。在我们的工业化世界里，这一点终于使社会——如果说不是使有组织的教育——恢复了那种文明的活跃气氛。图1说明了这种各门科学相互依存的观点。

图1　科学的相互依存(www.xing528.com)

注：这里的建议是指“科学”或知识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独立存在，所有各方面都相互补充。特别是社会和发展领域（c）的反馈，对阐明（a）点的知识和（b）点知识的适切性和有效性都有帮助。在教育和发展的过程中，（c）点现在似乎最为重要。笔者根据《比较研究和教育决策》（伦敦，梅修因出版公司，1968年版）一书的图5发展而成本图。

这种看法对于课程改革和恢复教育上的平衡，特别是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平衡虽然重要，但是它远远超出对各门学问之间各种关系的简单的重新解释，并对社会的重新改组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幸而大约在我发展这些思想的同时，很多著名学者的观点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按年代顺序举几个例子。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那本名著《国家教育政策评论：日本》（1971），首先密切注意日本政府、工业和教育之间的明显不可分性，并在该书的第三版考察了日本教育和社会结构的某些可供选择的思想模式。对我这里的说明最重要的是那篇有关社会结构和教育的论文。举这个例子不一定是要完全赞成它，更重要的是要表明另一个观点，即世界范围的变革怎样合乎逻辑地要求完全新的教育方式。

丹尼尔·贝尔教授的《工业后社会的来临》（1973），正式提出关于社会和经济科学、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的有名纲领，这一纲领是对文化关系的重大反响。当然，他的观点在该书出版以前已经流传。贝尔教授认为，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部分是对以科学技术以及大企业为基础的制度的发展和统治所提出的一个替代的，如果不是说敌对的文化的反动。与这种技术的强制性的约束相对照，“工业后”社会的首要技术是通信（约翰·高尔东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一书中也讲过“通信社会”）。贝尔指出，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美国劳动人口中有半数以上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所有这一切和过去我与威廉·博伊德合著的《西方教育史》（1972年第10版）一书中的解释完全吻合。在题为“教育史的新观点”一章中，我用一节篇幅分析了“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三种教育模式”。在本书第四版（1973）笔者采用了相同的解释模式，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

当时，这种解释并没有使比较教育的一些任课教师和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史的一些专家感到高兴；但是，从本书第四版以来，这些有关社会和教育关系的具有挑战性的新观点，不仅为正式的出版物〔包括一些政府的声明，如加拿大安大略报告《学习的社会》（1973）和瑞典的U68高等教育报告（1973）〕所证明，而且为已经见诸实施或广为宣传的改革重点的明显转变所证明。所以我们大胆地在这里提出同一个全面的理论结构，来解释在教育上反映我们时代技术和社会变革的趋势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