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揭示社会科学进展

教育内部的比较研究有它们自己的正当理由。教育学术界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教育专门知识和分析技能的巨大宝库非教育界莫属。围绕教育研究的理论的社会科学或经验的社会科学并没有占领这个领域。教育在人类每一方面的努力中所占的中心重要地位，诱使旁系的专家们对教育发表意见，但却得冒着谬误的危险，如果他们的推断正好相反，这种谬误将很快受到谴责。

但是，由于社会学兴趣本身的转变，教育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已被承认的伙伴关系近年来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认可。本书的国别研究，以及本书始终强调的判断，是与社会学从“实证主义的”研究转向“现象学的”研究一致的。这里引用的专门术语，意思只是说在60年代以前，社会学家倾向于用事先想好的范畴或某某著名权威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和教育）的活动和关系，从那时以来，他们已对就观察世界的个人或群体来说似乎是真实的世界更感兴趣。换言之，社会科学家现在认识到他们在某种绝对的或理论的意义上认为是“实证的”“客观的”或“可分类的”东西，由于研究者的主观的（或“现象学的”）观点而产生了疑问。

长期以来社会学的风尚和关于教育趋势的很多经验性或大规模的研究，把国别教育或地方教育分成若干理论的“模式”和“可预测的”顺序；但是“内部的观察”和全面的决策或反应却常常被忽视或被严重低估。这仅仅是要求把假定的“方法统一性”应用于一切“科学”（包括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骄傲自大所造成的部分结果。这也是由于不能认识到即使有“方法统一性”，但所研究的事物或研究的条件并没有统一性。当我们研究生动的反应时，题材的复杂性大大增加，而个人选择的成分的掺入更使这种复杂性有增无减。当人们继续讲授他们所偏爱的事物时，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方法，使它们适应程度越来越高的复杂性。

研究一只老鼠比研究一条阿米巴复杂得多；研究一大群老鼠则更复杂；而研究所有老鼠与船坞灭鼠对策或食品工业的相互作用，或者研究在像印度那样一个老鼠可能受到尊重的国家里的鼠疫控制，对研究者来说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它既接触到比较简单的动物式的反应，也接触到社会选择和价值观念的因素。所以简单的“科学方法”——提出假设，在有控制的条件下检验假设，冒险提出预测性假设，科学家在发表这些假设以前有责任设法驳倒它们——几乎没能使社会研究者更前进一步。这样的“方法”只是标志着在漫长的、越来越困难的一系列疑难中迈出了第一步。

正如英国哲学家波珀在他的一篇论文《云彩和钟》（载《客观的知识》，1972年版，第246页）中所说，任何一个人研究一个问题，除非他已经找到了答案，很难说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同时，即使他能解释这个问题，他也可能搞错。很久以前，工业心理学家梅约证明人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以他们为对象的任何实验或观察的“条件作用”中去。实验本身成为所观察的人的情境的“环境”的一部分，因而也成为实验结果的一部分。实验的受试者对任何未来的实验如何进一步反应，研究者本人对他的研究结果（不说局外人的反应）如何反应，都会影响所得出的推论和研究的结果，即未来的假设或政策。

我极力建议被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者的骄傲情绪引入歧途的任何人，读一读波珀的《云彩和钟》全文，特别是第九节以后部分（见该书第222页以后部分）；当我们在社会科学内部仔细研究教育时，由于教育本身的性质，我们的观点甚至可以得到更有力的支持。教育至少是人与人之间的积极的交流过程，由此才有某个人的学习。它可能主要依赖自主的学习。它总是取决于学习者把他的教育向前推进时接受（或改变或拒绝）所学到的东西。值得再重复一下这些不言而喻的话，以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的反应和判断方面，这种反应和判断把一切社会的（特别是教育的）研究归入一类，它不同于任何（或多数）自然界对象的研究。当一个研究工作者在观察自然事物并进行分类时，不管他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他的实验观察中掺入了他的主观成分，这与社会研究中承认被观察事物的主观性乃是观察的主要目标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如上所述，我们所观察的任何教育的核心是学习者的主观性。当我们再加上文化习惯、爱好，以及家长和教育者反复强加于整个过程的教学时，要自称教育本身可以像实验室实验中的事物一样进行分割、操纵和预报，就变得显然荒谬的了。当然，教育周围的环境和物质，如义务教育为已知年龄组的儿童提供所需要的校舍和经费，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当涉及任何具有选择或爱好的成分的东西时（如选择的科目，义务教育期满以后继续上学，教育的方式和地点，或单纯地抵制受教育），我们就处于不能预测的领域了。

显然，像在其他事物中一样，立法似乎强行在教育上获得某种结果。但是，立法本身乃是决策的结果，而不是背景中的假定的决定因素的结果；即使在最有秩序的国家，众所周知，教育立法的执行有赖于人民是否准备遵守。立法的执行可能要应付当地人民最尊敬的东西——宗教、对家庭的忠诚，或者一个社会的风俗习惯。立法的成功也有赖于就业市场等其他因素，而就业市场又反过来有赖于整个世界的环境和趋势。这种考虑隐隐出现在立法者所意向的人们的头脑里，就是这种考虑使教育成为“现象学”研究或“内部观察”研究所特别喜欢的题目。任何实证主义的预测，如果对于教育本身的实际发展或对那些国家——这种预测自称能预言这些国家的未来——在自决方面的实际发展不敏感，就没有任何地位。

实证主义者早先强调社会力量的优势以及反应和趋势的可预测性，这种思想明显地吸引了那些希望操纵教育的人。对教育“市场”和影响教育成功的经济的或其他的环境“决定因素”的控制（或预测），构成60年代教育规划的中心部分。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的本来很有价值的早期研究，由于这个缺点而受到影响。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中当时流行，后来在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成立初期也流行的很多思想，也受到这个缺点的影响。同一时期，在有些关于教育的“环境”研究和为处境不利儿童的补救教育计划中，也出现过决定论的观点。(www.xing528.com)

在这种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有些国家的教育部试图设置教育制度的“可算模式”（当然指它们自己控制的，根据立法、财政和人员安排条件设立的学校制度）。为此组织了研究队伍，有时持续研究若干年，以支持政府的意图。

在自由国家有许多重要的委员会，提出很多报告，这些报告的思想日益渗透到家庭和学校实际，一些因受实证主义的研究和预测以外的影响而提高（或者往往是阻碍）了自己的教育成就的人对此进行了主观的观察。但是，实证主义的调查研究由于时髦的定量标准更容易被认为是“科学的”（有时也因为人们认为预测比咨询更“科学”），比较难于定量分析的、更为复杂的东西，常被急于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的部长们，或急于通过产生某些惊人的“结果”而赢得晋升的研究者们抛弃在规划之外。

很久以前，希尔斯坚持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太不注意社会关系和社会“意义”所藉以被了解的系统和子系统。人们的认识和动机（作为群体中，或者整个教育模式中的个人）是教育中的学习和决策的核心。所以，它们可以说明是继续还是放弃许多教育实践，并说明改革的方向和进展。

近几十年来，心理学家也经历了同样的演进过程。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合著的《课堂里的皮格马利翁》一书（尽管它有点小错误而受到批评），清楚地表明了它对吸引人们的事物是如何影响教师或学生的教育成就有着同样的兴趣。确实，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的一些追踪研究曾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不再强调或者是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伪科学的“客观性”，或者是考虑人的反应的现象学方法，而是强调在研究的这两个方面提供证据和见解的人们相互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同样，在教育的研究中，特别是教育的比较研究中，经验的方法和“客观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被严格地应用于某些问题和现象的考察，但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那些“现象”必须表达内部的观点和研究时对内部情境的微妙的感受。

总之，围绕着教育的比较研究的理智的背景已有很大的改变。帮助我们研究的伙伴已经转移了他们的兴趣，使“内部”研究比较可行和较有成效。在教育的比较研究内部，研究工作者不仅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而且积累了把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和教育规划的大量经验。同时，教育制度本身在反映变化中的需要和任务的过程中证明了同样的演进过程。

就本书而论，由于在大多数社会研究和教育研究中思想的转变符合本书原来的意图，我深感满意。我一直设法使本书充满“内在”兴趣，适于阅读。同时，本书提出的主题在所有学校和学院系统中一再出现，而且许多年来朝着越来越可辨认的方向增加了力量。由此而产生的相似之处有时也与教育决策或可行性的地方生态学有矛盾。对这种国际间和地方上时常出现的紧张关系，已经就其一般的和特殊的方面作了比较分析；近年来，特殊的国际问题（如16岁以上青年的教育和整个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已经在“当地人”的充分合作下进行了实验研究。此外，那些新型的研究已经被纳入国家的和国际的政策制定工作。虽然详细的例子必举，但这里必须先指出教育的比较研究的背景和任务这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