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教育比较：别国与我们学校分析

但是，一个巨大的差别立刻显示出来了。过去，教育制度是自行再造的——至少在最高阶段和通向特权或权力地位的一切教育计划是这样。尽管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在60年代有很大的扩充，但它消耗它自己培养的科学家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们成为大学教师或研究工作者，在那种地位上他们影响了后代的成长和观点。在学习的科目和教师为最聪明的学生推荐的职业之间的牢固联系，以及学习的科目和社会生活中统治地位的牢固联系，确立了非官方的自我永存制度，这种制度在有些国家起了很坏的作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震动，与全球性的加速变革的认识结合起来，最终使采用基于过去假设的传统方法来解决未来问题的任何希望付诸东流。所以，现在的教育规划谈不上企图永久存在或预测，而更多的是从事决策和从事在规定时间内执行计划的比较研究，但是它给不断发展中的国际讨论以反馈。

此外，今日的学生到他们成熟时将会熟悉的知识、工作和需要现在可能还不存在。以前的课程、教与学的关系、考试制度，以及学校和大学的相互联系都建立在缓慢变化中的世界——也许沿着可以预见的路线向前发展——的假设的基础上。现在变化是迅速的；它常常是有意识地设计的，但是它遇到了人类决策和时尚所不可预测的东西——如出生的人数、入学的人数、喜欢的职业、最受欢迎的生活方式，等等。过去当做“教育”的学校和正规教育制度，将来只有当它们在一个有组织的、更广泛的全面的教育相互作用的制度中卓有成效时才能名副其实。

新的伙伴关系网络的成分，在本书所研究的许多国家中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它们的新的背景和相互联系，使旧式的抽象地“预测”将会发生什么的企图变得没有意义。将来会发生什么，一部分取决于当时实际牵涉到的人，一部分取决于它们的资源，还有一部分取决于当时在教育的“生态学”内部它们的方法和计划是否合理。

所以，教育的比较研究也已进入伙伴关系——脱离了伪科学和象牙塔，同时脱离了以前培养师资的封闭世界。在那个封闭的世界中，教育学的训练方法常常代替比较深刻、比较广博的学术探讨，同时又缺乏从持久的现场实验研究中所获得的见解。作为当代了解和分析的序幕开始了比较研究；但是甚至在那个早期阶段，这种了解也依靠对深远的变化和长期的改革的认识。这种认识，从40年代和50年代比较教育的大师——康德尔、施奈德、汉斯、乌利希、希尔克和其他欧洲或欧洲以外的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得到说明。(www.xing528.com)

他们的著作有广泛的和良好的影响；但是从他们那个时代以来，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新知识（资料和课本）。在比例上，这些知识限于吸引“未来教师”的比较少，更多的是与学者和决策者在制定教育政策时的研究和指导相结合。不再有人（假如以前确曾有过这样的人的话）指望比较教育解决下列的问题：“如果你做这件事，那么那些事将随之而来”，或者“如果采取教育手段Z，趋势A在B情况下将产生结果Y”。这种游戏无论如何行不通了，它之所以很快不受欢迎，还有另外两个理由：（1）很多师资培训工作从“师范学院”（无论用什么名称）半寺院式的孤立状态转移到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的新的合作培训；（2）比较研究更多地依靠利用与社会科学和其他社会生活研究有关的技术进行现场研究。很多研究要求进行多年的协作。

所以，今天甚至比较教育的初学者也都懂得，他们的进步很快将使他们通过对影响教育的形式和任务的根本性的公众问题的研究，转到确实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今天不仅仅是最上层的计划者这样做，教师也这样做。家长、政治家或雇主也这样做，他们可能并非比较研究的专家，但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比较分析作出经验方面的贡献。当然，必须有专门的知识，彼此之间要协调，还要对往往使人不愉快的材料进行大量的冷静的研究；但是，从象牙塔或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发表意见的预言家们，由于今天比较教育更趋向于合作研究而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