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国学校与我们的教育：不传统方式与新事物

由于经常提到的那些“爆炸”，教育上非传统的方法的前景无论如何都扩大了，因为这些爆炸——知识的爆炸、知识应用的爆炸、教育机会和入学人数的爆炸、教育本身非传统的方法的爆炸，已是老生常谈，所以在教育上常被忽视。教育本身非传统的方法包括新的科目、新的方法、新的教学关系、课程单元的结构改革、新的评价方法、间断学习如“工读交替”，以及“脱产进修”和“在职进修”，其中大多数方法都为我们所欢迎。对年轻人来说，它们似乎很平常，也许很“自然”，但对老年人来说，它们可能是有问题的新事物。

现在进学校或学院的男女学生，来自范围很广的家庭和学校背景。教师往往发现一些需要特别对待的“新事物”，例如：补偿教育、差生的教育、冲淡的课程或实习课。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在某些重要方面，所有学生都是新生，他们来自不同的认识世界，并将走向我们无法彻底了解的世界。在那里，学校教育不再是惟一的或总是主要的学习途径或取得大多数年轻的成人继续留校学习所指望得到的“美好职业”或生活方式的方法。过去为5%或10%的学生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考试阶梯，也不再是惟一的方法。他们是一些从事明确规定的学习、通向明确规定的职业的明确规定的人。他们所从事的大多数职业都是由家长和年长的人（在有些国家通过法律或条例）安排确定的，它们享有等级分明的威望和报酬。这些都是教育的“官方语言”的一部分。

但是，职业结构及其等级的转变，现在不仅意味着价值标度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整个一生要不断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并将出现新的工作关系。很少有学校已经使人们对这个过程有所准备，或者甚至使他们对这个过程的不可避免性有所认识。学者们现在谈论着职业“半衰期”（即毕业时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一半变成无用或只剩一半有用所需的时间）——工程要学五年，物理可能要学八年，医学要学五年，等等。

70年代中期，据官方估计，在下一个10年内，欧洲共同体的职业将有12%发生变动。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有些职业要过时的观点。因此，在任何关于“重新开始”的规定以外，对教育者的真正挑战在于要确保有一种内在的相对性和终生比较研究的观点。这并不只是未来的教师的事，或在职教师的事；这是今天每一个接近青年期的学生生来就有的权利。成功所必需的学习态度和技能，是不能在需要时突然获得的。所以，事态的进程已经扩展到我们学校教学计划的最中心。

我们还能那么确信地说什么“我们的”教学计划吗？我们已经懂得学习者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识别和自我完成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是教育的组成部分；但是甚至在传授教育的“硬件”——某些知识和重要技能——的工作中，非传统的教育者（或非传统的方式和重点）也有很多东西可教给我们。有些学习内容（例如法语或微积分）强行使用它们自己的“训练方法”，这些知识是逐渐积累起来的；但是教材的非传统的呈现方法，以及在速度和说明方面的差别，要求实行开放。(www.xing528.com)

对于教育上的非传统的方法，通过本书各章实例研究不断探讨同一个主题（利用索引或采用大字标题）可以获得一些认识。这是一项有用但是却有限的练习。非传统的方法不断地发展，因为别国的学校和从经验中推演出来的结论和我们自己的学校同样不确定。本书提出的客观证据，我们对外国的辩论和改革的认识，是任何比较研究的坚实的事实基础；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任何“科学的”研究中都带有主观成分——特别是研究像教育这种涉及个人的，与文化密切关联的东西。

如果我们承认下面两个无法回避的主观方面，我们的研究就更具有科学性，这两个方面是：在有关教育的辩论中我们自己主观的卷入；想解决其他国家的问题的人的同样主观的卷入。此外，我们作为教师或提供者（或者当我们研究别国的制度时）所“见”到的课程和教学计划，与学习者所经历的课程是绝不相同的。同样，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学校制度、训练计划和“教育机会”，在那些把它们与我们所不熟悉的生活背景相联系的人，特别是在那些从与它们相联系的价值观和职业前景着眼的人看来，所见可以很不相同。这种“从内部观察”在任何分析中都是极其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把比较研究看做“科学”的助手的正当理由。

因此，我们在以学者态度追求科学的客观性时必须具有同情心并善于合作。我们在教育中已经把哲学家们的柏拉图式的传统和行政工作者的拿破仑式的策略抛在后面。我们回复到苏格拉底的智慧，承认无论我们或任何人都没法作出最后的回答或预测。今天，承认不确定性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原则（特别是为年轻的成人在一个未知的世界中生活作好准备）需要具有关于事实和形势的扎实的知识，但是一切与价值观和决策有关的事情都要求有一种伙伴关系。制定政策是一种比较的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