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本身内部,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反响巨大的例子。在很多国家,整个60年代改革加快了,70年代改革的规模和范围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不同政治色彩的国家都改革了它们的中学制度——有些国家向更严格的综合化发展,很多国家向更广泛地培养真正高质量的人才发展,还有些国家则趋向于使学习和成人的工作或生活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对变化中的世界的反应,包含对教育结构和组织的大规模改革(例如在瑞典和法国)的反应。其他一些反应则要求改变地方教育经费和中央或联邦教育经费(如果说不是在行政方面)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美国和英国。有些转变在高等教育或证书和选拔制度方面最为显著。其他一些转变,特点在于改变技术、政治或社会的方向。虽然我们能够很容易地想到国家一级的或表面上的这种变化的例子,我们却很少想到当我们意识到这些事件并提出疑问时它们所具有的渗透一切的和内在的力量。这是今日比较分析的关键。
所以,虽然了解一点50年代后期苏联的赫鲁晓夫改革以及60年代的变动,或者大概同一时期的法国的戴高乐改革以及70年代哈比改革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人们兴趣的真正中心在于这些事件已对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的教育方针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因为有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议会,国际性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在更广一些的领域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和其他正式的合作机构所提供的事例和证据,也许比它们提出的任何指导意见更为重要,我们就是根据这种证据为自己提供指导意见的。
因为我们置身于“教育之中”,所以我们通常几乎只考虑正规教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不再存在一个外部世界;它处于每一个学习者意识之内,不仅作为一系列的联系和挑战,而且在每一个层次就是一个信息系统。让我们设想一下年轻人的生活经验,并再次以16岁以上的年轻人作为我们的重点例子。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具有富有教育作用的成人生活的经验。许多人已经就业——至少部分时间在工作;在有些国家,学校课程大部分在每天上午结束,所以非正式的有报酬(领工资)的或无报酬(不领工资)的工作接触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这种年轻的成年学生或者他们的已离开学校的同龄人,也许从16岁起就参加选举工厂委员会。在不同的国家中,他们可以自16岁、17岁或18岁起就驾驶小汽车或摩托车。我们看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他们在18岁时就获得了正式公民的权利并开始承担公民义务。因此很多人成为应征士兵,甚至女子也是一样。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大部分青年男女在学校受教育或者受其他全日制教育。他们的兄弟姐妹中有许多人,或者比他们年龄小些的同学,同样认识到学校教育结束后的这种真实生活环境。因此,这种思想意识不但笼罩着学校,而且渗透于学校之中。(www.xing528.com)
让我们深入思考一下。从6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避孕药丸改变了男女(已婚的或未婚的)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改变了大多数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期望。除了他们自己的任何变化以外,他们与年长的人的社会和教育关系现在也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同时,信息的泛滥和大规模公开许多秘密的做法使60年代的传播媒介从“权威”的规范渠道转变为讨论问题的论坛。公共政策的实施以及政治家和专家们的私人行为受到更加深入细致的检查——这样做完全正确;但是同时,仅仅对神圣的传统开始怀疑,提出其他非传统的东西,却又使权威发生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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