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教育变迁揭秘-跨国学校对比

世界各地发生的种种变革和对教育的严重挑战，要求《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一书出版第五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教育上呈现出一派乐观景象，在广泛的社会改良计划中，教育的未来似乎有了保证。很多国家拟订了坚定的大规模扩充学校和学院的计划。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的加强，计划者们认为，至少在物质的意义上可以指望正规教育普遍地满足个人的、社会的和国家的种种期望。

人们认为，对正规教育的巨大投资不仅可以使各国在物质上得到发展，而且可以保证机会的均等，同时可以提高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相互之间的交往水平。一旦消除了许多限制并促使教育机会广泛传播，人们就将无所畏惧地抓住他们的机会，从中得到益处。具有各种才能的人也将大量涌现。由于教育的宝库向大家开放，就很少会出现什么带根本性的批评，因为人们可以按他们的准备情况和需要（或者如果不按教师的专门指导，就按家长的选择）接受教育。

现在，回头一看，所有这一切似乎天真得不可思议。但是，专家们就在那种自信的基础上不仅预言了迟至60年代中期的一般的发展，而且确切地预言了发展的趋向和未来的要求。社会科学家们和教育政治家们，以发达国家的榜样作指导，以“理想的类型”或“模式”为模型，进而塑造教育的体系，使它们更有效地适合公众的和个人的需要。这是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练习，并且有丰富的统计资料（例如，关于出生率），用电脑计算了种种需求。惟一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这些计算无论如何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有关教育的计算。它们是关于学校和学院制度的统计，而不是关于参加学习、接受普通教育或专业教育的人们的统计。无论如何，这些年来表明，甚至关于学校和学院以内的交通情况的预测也不过是一种假象。人们的爱好和需要的差别被忽视了。(www.xing528.com)

本书第四版已经表明，60年代的许多假设，不仅是那些关于教育的假设，而且包括那些有关教育必须为之准备和依靠的生活的假设，是多么错误。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非教育界的许多人士（如纳税人和雇主）已经在批评学校教育的成绩。既然正规教育乃是发达国家规模最大的一项产业（比其他任何一项产业雇用更多的人员，吸收更多的资金，利用更多的设备），会计师和教育的消费者们开始对教育的成本效益和管理提出疑问是不足为怪的。学生和家长们也提出了同样的批评。

通过广播、大众读物以及在职训练来扩大教育机会，这件事本身表明把“教育”仅仅看做与学校有关或者只是年轻人的事情是多么愚蠢。甚至第一阶段的儿童教育也必须通过结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加以改进，在60年代和70年代和从那时以来，很多国家在这些方面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到处都对教育脱离生活和劳动、教师教学质量低、学生成绩差、纪律松弛以及流生、不重视学习、逃学等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即使这种抱怨只有一半道理，而且也许只适用于全国教育的局部，但仍然表明人们已普遍感觉到教育事业非常重要，不能只托付给“专业工作者”。人们认为，对这些批评必须加以更仔细和更有代表性的考察。多数国家经济上的困难和某些国家对社会或政治形势的担忧，加重了人们对教育的疑虑。

从某些方面来说，便利条件是在60年代有学生可以责备——1964年在伯克利，1967年和1968年在柏林和巴黎。权威性的评论者们可以继续预测教育的趋向，似乎那些事件只不过是顷刻的脱离常轨。但是仅仅学生造反（或者甚至有少数人死亡）不可能说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普通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大规模改革。仅仅家长和青年的抱怨更不会导致提出“废止学校教育的社会”、合理的课程、学校和劳动生活联系，或者把重点从青年学校教育转向终身教育的观点等要求。事实是这些深刻不满的现象在全世界一再发生。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的基本假设第一次在充满自信的西方国家引起疑问，而在极权制国家和新兴国家则提出了一些补充性的（以不同方式表达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