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天祥《四书辨疑》十五卷，我们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作出回答：
首先，陈天祥的辨疑文字合理成分到底有多少？客观地说，陈氏辨疑文字不乏合理之处，这对于打破由南至北日渐尊隆的《四书集注》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比如对于朱熹“格物致知”补传的批评，认为“以今人而作古书，与前圣前贤经传并列，于义似亦未安”，便是对宋人“疑经改经”风气的一种正确批判。再如前文所引对于《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朱注的批评，林庆彰先生即云：
陈天祥认为“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的本义，是说人君不可常常责备在位的官员，也不可常常批评各官员的施政措施。这就是要人君先端正己心，才能正天下。这一解释似较朱子要来得正确。[33]
董洪利先生认为：
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范围很广，正误参半，而数量较多，批评也较为正确的，是对名物训诂方面的批评。[34]
比如《孟子·梁惠王上》“黎民不饥不寒”一句，朱子注曰：“黎，黑也。黎民，黑发之人，犹秦言黔首也。”陈天祥则认为：
以“黎民”比“黔首”，文理不同，“黔”有“首”字相配为言，则语意自圆。“黎民”中间本无“发”字，训“黎”为“黑”，是为黑民。欲为黑发之民，文不全矣。[35]
天祥之说有理，“黎”当训为“众”，“黎民”即为“众民”。同时不可否认，陈氏辨疑文字中也有不少失当之处，《四库总目》曾予指出：
其中如驳“汤盘”非沐浴之盘，谓盘乃浅器，难容沐浴，是未考《礼·丧大记》郑《注》有“盘长二丈，深三尺”之文，颇为疏舛。又多移易经文以就己说，亦未见必然。[36]
其中“移易经文以就己说”，表明陈天祥尽管试图反对宋人“疑经改经”风气，自己却也难以摆脱其影响。
其次，陈氏如此细致地辨疑《四书集注》，是为了挑战朱熹的学术权威、争立学术正统吗？通观全书，恐怕不能这样来理解。尽管书中也有一些言辞激烈之处，比如《论语·为政》：“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朱子注曰：“张敬夫曰：‘此皆在我所当为，非为欲使民敬忠以劝而为之也。然能如是，则其应盖有不期而然者矣’”，天祥辨道：
此等议论，专务高远，迂诞无实，不惟误己，而其误人，败事之患，盖有不可胜言者。此近世学者之深蔽，不可不辨。[37]
不过从总体上说，天祥所辨皆从是否合乎经文本旨出发，批评文字也较客观，书中有不少地方还对朱熹之说给予了充分肯定，比如《孟子·滕文公上》：“百官族人可谓曰知”，朱子注曰：“可谓曰知，疑有阙误。或曰：‘皆谓世子之知礼也。’”天祥云：“注文所疑者两事：一疑有阙，一疑有误。谓有误者为是经中‘可’字有窒，‘或曰’之说易‘可’为‘皆’，此甚有理。”[38]即便对注文有所批评，也往往是先剔除其中的合理成分再下断语，比如《论语·述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朱子注曰：“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天祥云：
“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说诚是。……但注文以“孔子自言未尝妄作”为谦辞，未晓其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此诚孔子之谦辞，谦其美而不居也。“妄作”，非美事也，孔子自言“我无是也”，正是鄙其妄作，而以不妄作自居，何谦之有？若以此为谦辞，则凡其自言“我不为奸”、“我不为盗”，皆为谦矣，抑亦不思之甚也。注中删去“盖亦谦辞”四字，便无节病。[39]
如此说来，《四书辨疑》文字的确是“多平心剖析，各明一义，非苟为门户之争。说《春秋》者三传并存，说《诗》者四家互异，古来训诂，原不专主一人。各尊所闻，各行所知，固不妨存此一家之书，以资参考也”[40]。这也正是《四书辨疑》的价值所在。
再次，《四书辨疑》反映了陈天祥怎样的学术取向？这要从王若虚讲起。王氏撰《论语辨惑》、《孟子辨惑》，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反对宋儒的虚夸议论进而探求圣人本旨，《论语辨惑·序》即云：
解《论语》者，不知其几家，义略备矣。然旧说多失之不及，而新说每伤于太过。夫圣人之意，或不尽于言，亦不外乎言也。不尽于言而执其言以求之，宜其失之不及也；不外乎言而离其言以求之，宜其伤于太过也。盍亦揆以人情，而约之中道乎？尝谓宋儒之议论不为无功，而亦不能无罪焉。彼其推明心术之微，剖析义利之辨，斟酌时中之权，委曲疏通，多先儒之所未到，斯固有功矣。至于消息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气象，而事事皆关造化，将以尊圣人，而不免反累；名为排异端，而实流入于其中，亦岂为无罪也哉？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之徒，迂谈浮夸，往往令人发笑。噫，其甚矣！[41]
在《论语辨惑·总论》中，王若虚进一步把解《论语》者之“三过”总结为“过于深也，过于高也，过于厚也”[42]，并称：
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学者求之太过，则其论虽美，而要为失其实，亦何贵乎此哉？……知此三者，而圣人之实著矣。[43]
他认为，探求圣人本旨要从“人情”出发，求之要实。因此，《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亦从疏释训诂出发，而反对过高议论，这是典型的北方学风的体现。陈天祥撰《四书辨疑》，的确受到了王若虚的极大影响，不惟书引用王说几十处，而且在文字风格、学术取向上都相一致，书中许多地方明确反对朱子注释的“过高”、“过深”之论，显然是从王若虚那里来的。比如《论语·里仁》：“知者利仁”，朱子注曰：“利犹贪也，盖深知笃好而必欲得之也”，天祥云：
注文主意，盖以智本性之所有而为道中之用，不可使有功利之意，故宛转其说，化“利”字为“深知笃好”，终不正言利之本真，亦过高之论也。[44]
又如《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朱子注曰：
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天祥云：
注文本宗程子之说，而又推而广之也。程子以昼夜喻生死，昼喻生，夜喻死，此乃生死常理，人人之所共知者。注言原始而知所以生，却是说受胎成形，初为父母所生之生；反终而知所以死，又是说预知所死之由也。不惟所论过深，与程子之说亦自不同。[45]
简言之，从《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到《四书辨疑》，都是北方学术传统反对南方朱子四书学的产物，并且，与同样是处在北方的许衡与刘因的四书学相比，面目却有不同。
最后说明一点，尽管陈天祥因安熙之斥而焚毁《四书辨疑》一事未必属实，但在当时的确有人表达过不赞成的态度，比如张养浩在陈氏《神道碑铭》中载：“或谓《四书辨疑》公虽不作亦可”[46]，这大概反映了朱熹《四书集注》在北方的学术地位日渐增长的事实。不过通过对《四书辨疑》的分析，我们认为陈天祥确是从探求圣人本旨的角度较公允地对《四书》训释进行讨论争鸣，因此大可不必因为陈氏批评身价日尊的《四书集注》而贬抑其书，正如张养浩所言：“窃谓人非生知，孰能无疑，疑而辨焉，乃讲学之事。昔司马温公疑《孟子》，欧阳文忠公疑《系辞》，固不害其为大贤也。”[47]
[1]朱彝尊《经义考》著录，题名“四书集注辨疑”。陈天祥又著有《四书选注》二十六卷，今已亡佚。
[2]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
[3]张养浩，《陈公神道碑铭》又载：“后会赦乃出。二十八年，改朝请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
[4]据张养浩《陈公神道碑铭》，天祥卒于延祐三年（1316年）四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七。
[5]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五四，中华书局，1998，页1279。
[6]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五四，前揭，页1279。
[7]林庆彰，《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见《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页719。
[8]林庆彰，《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前揭，页711。
[9]《晦庵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
[10]《朱子语类》卷十九。
[11]《朱子语类》卷一一六。(www.xing528.com)
[12]王懋竑，《朱熹年谱》卷之四，中华书局，1998，页265。
[13]《朱子语类》卷一○五。
[14]《朱子语类》卷十九。
[15]《朱子语类》卷十九。
[16]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类后序》。
[17]《四书辨疑》卷一。
[18]《四书辨疑》卷二。
[19]《四书辨疑》卷九。
[20]《四书辨疑》卷二。
[21]《四书辨疑》卷十一。
[22]《四书辨疑》卷十一。
[23]《四书辨疑》卷十五。
[24]《四书辨疑》卷三。
[25]《四书辨疑》卷三。
[26]《四书辨疑》卷一。
[27]《四书辨疑》卷一。
[28]《四书辨疑》卷十五。
[29]《四书辨疑》卷六。
[30]《四书辨疑》卷三。
[31]《四书辨疑》卷一。
[32]《朱子语类》卷十九。
[33]林庆彰，《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前揭，页719。
[34]董洪利，《孟子研究》下编第十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页271。
[35]《四书辨疑》卷九。
[36]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中华书局，1965，页299。
[37]《四书辨疑》卷二。
[38]《四书辨疑》卷十一。
[39]《四书辨疑》卷四。
[40]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六，前揭，页299。
[41]王若虚，《滹南集》卷三。
[42]王若虚，《滹南集》卷三。
[43]王若虚，《滹南集》卷三。
[44]《四书辨疑》卷三。
[45]《四书辨疑》卷六。
[46]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
[47]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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