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健
陈天祥（1230-1316），字吉甫，其先赵州宁晋（今河北大名）人，后徙家河南洛阳，是北方四书学者中较为特殊的一位。所谓“特殊”，一者从其学术师承看，既不入许衡之“鲁斋学派”，又不入刘因之“静修学派”，而是受金儒王若虚影响甚大，可算作北方四书学者中的另一脉；二者其主要四书学著作《四书辨疑》十五卷[1]，是一部全面指摘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误失之处的作品，这在宋元学者中是比较少见的。
关于《四书辨疑》一书，有三点需要交待：其一，据张养浩《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议枢密院事陈公神道碑铭》载：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四月，拜治书侍御史，出核湖广省出纳。道鄂，闻行省臣约苏穆尔倚中有援，横无所忌，乃发其奸利十数奏。未下，私系公狱，摧胁百至，而公恬不为动。凡幽四百余日，惟取《四书》环披遍，考心究而身体之。有所疑即著论以辨略，不以死生祸福纤介。后会赦乃出。[2]
“有所疑即著论以辨略”，所成即为《四书辨疑》，大概成书于至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291年）间[3]，此时陈天祥年龄当在六十岁左右[4]。其二，关于陈天祥因安熙之斥而焚稿一事，朱彝尊与《四库总目》有不同说法，他认为焚稿之事属实：
是书专辨《集注》之非。曾见吴中范检讨必英藏本，乃元时旧刻，不著撰人姓氏。……又按，苏伯修撰《安熙行状》曰：“国初有传朱子《四书集注》至北方者，滹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负，为说非之，赵郡陈氏独喜其说，增多至若干言。及来为真定亷访使，出其书以示人，先生惧焉，为书以辨之，其后陈公深悔而焚其书。”《元史》列传亦云然，则范氏所藏乃陈氏焚余本也。[5]
其三，元代以“四书辨疑”名书者不惟陈天祥一家，朱彝尊曰：(www.xing528.com)
《四书辨疑》，元人凡有四家：云峰胡氏（炳文），偃师陈氏（天祥），黄岩陈成甫氏（绍大）、孟长文氏（梦恂）。是书专辨《集注》之非。……绎注中语，于“置邮传命”曰：“今之传舍曰馆驿，亦曰马站，又曰马铺，步递之舍曰急递铺。中原多事之日，曾三十里置一马铺，大概十里一铺为常。”于“鲁平公将出”章，据中原古注本以定南方本传写之误。又曰“自宋氏播迁江表，南北分隔才一百五六十年，经书文字已有不同”云云。成甫、长文并浙人，注辞不类。若云峰《四书通》一宗朱子，不应互异，其为偃师陈氏之书无疑。[6]
由此可知，即使以“辨疑”为名亦未必排朱，但陈天祥《四书辨疑》与胡炳文等不同，显然不属宗朱一派。
陈天祥撰著《四书辨疑》有着这样的学术背景：首先，从赵复被俘北上传学至今，四书学的北传已有大约五十余年的历史（约1235-1286年）。此时南宋已经灭亡，南北已经实现了统一。其次，正如林庆彰先生所言：
朱子研究《四书》的时间，长达数十年，著作也不少，最后总结为《四书集注》。虽然朱子对自己的著作相当有自信，但其中也潜藏不少问题，如：⑴更动经书篇章顺序，补作《大学》中的“格物补传”；⑵采入前人的注解，虽字斟句酌，是否全部得当？朱子自己的新注，是否与经旨完全吻合？⑶朱子所阐释的义理，是否合乎经书本义？这些都应该加以探讨。[7]
再次，陈氏之前，已有金儒王若虚（1174-1243）作了批评《四书集注》的工作，所成之书为《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收入《滹南集》卷三至卷八。天祥之书即在王氏著作基础上增广而成，书中引用王氏之说数十处。不同的是，王若虚只针对《论语》、《孟子》二书“辨惑”，而未及《大学》、《中庸》，陈天祥的“辨疑”则扩充至整个《四书》。全书对《四书》的辨疑，凡《大学》15条、《论语》173条、《孟子》174条、《中庸》13条。
林庆彰先生认为：“综合《四书辨疑》所有条目来看，陈氏批评的大方向，大抵有二，一是检讨经文本身的问题，二是检讨朱子的解释是否合乎经书本意的问题。”[8]需要指出，关于对朱子解释是否合乎经书本意问题的检讨，其实不能单纯理解为陈氏对《四书集注》的批评——尽管批评是最主要的。批评之外，陈氏还做了两项“立”的重要工作：一是在朱子注释保留异说的“或曰”等处大都给出了孰优孰劣的判断，使《四书集注》在许多地方不再留存二说；二是在朱子注释阙漏之处择要给以补足。兹从如下四个方面详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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