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向哲学求助，因为他希望哲学会哺育美德并且惩治罪恶。哲学必须不断影响现实和潜在的领导人，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效劳。西塞罗对待哲学的方式，揭示出他褒贬当时鱼龙混杂的哲学流派的基础。有些学说吸引最有才华的人脱离政治责任从而破坏社会，更宽泛地说，有些学说与自然道德感哺育的美德不符，这些学说让人无法接受（《论义务》1.5-6）。人类社会需要富有献身精神的领导层，也需要美德的联合，任何哲学教诲都不能改变人类社会的需要。人的天性要求以利（或者适中）来满足社会需要，这种利是西塞罗选择哲学学说的标准。基于这些原因，西塞罗坚决排除伊壁鸠鲁学派，因为它拔高人类追求快乐的本能，使之凌驾于义务之上，因此，这个学派要么引人从政治中“非自然”地抽身，要么就会导致这种经常出现的灾难——国家事务由那些只追求自己快乐的人把持。[30]
西塞罗认为哲学应该指导公共生活和美德，而廊下派的大部分学说和实践都与西塞罗的标准相左。廊下派想让潜在的领导人脱身政治，但不是伊壁鸠鲁式的追求快乐，而是关注自制和自任（selfresignation）中的真正快乐（《论善恶的极限》，3.68-69；《论法律》3.14）。虽然廊下派的学说并未让人摆脱公共政治，但是它阻止人们参与公共生活。《论演说家》中，克拉苏斯认为，向庶民描述严格的廊下派非常荒谬。廊下派如果想说服不认同这学说的人，它必然失败。这个学派当中大多数人是奴隶，蠢人以及敌人，因为这些人达不到廊下派的完美。另外，廊下派也不能清楚、完整、有力地用语言交谈，也不能同时考虑常人的感觉；廊下派使用严密的逻辑和辩证法，所以它局限在小圈子里；他们以特殊的方式理解好与坏、荣誉与耻辱、奖赏与惩罚之间的关系，迥异于人们的一般看法。[31]以上描述可能歪曲了廊下派的学说，但西塞罗的确注意到廊下派的势头。他自己也曾被廊下派吸引，这是往昔罗马政治人和英雄中间尚未定型的廊下派，尤其以公元前二世纪时斯基皮奥圈子为代表；这是种温和的廊下派，他们主动服务公众，忍受和处理政治事务的不足和局限。
西塞罗《论义务》中支持的义利一致，公开依赖廊下派的学说，尤其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廊下派罗德岛的帕奈提乌斯（Panaetius of Rhodes，公元前185-110）的观点。他是西塞罗的师父珀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的老师（《论义务》1.6、2.60、3.7-8，2.20、34）。然而，纯粹的廊下派避免严肃考虑任何的利或私利；廊下派常称真正的好人为“贤人”（Wiseman），而不提义利之争，美德不足之人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32]真正的廊下派哲人了解公正，并且毫不犹豫地选择公正。据说这种看法来自克律西波斯（Chryspippus，公元前281-208），他曾是廊下派的魁首，他的确曾声称生活中从未遇到符合廊下派要求的“贤人”。帕奈提乌斯和西塞罗同时认可严格的廊下派信条：好人或完人不需在义利间迟疑。但他们认识到，人们通常迟疑不定，《论义务》就是采纳这个普通或一般的视角（《论义务》2.35，3.18）。西塞罗在整部《论义务》和其他作品中强调，让廊下派回到地上，让它不得不面对当前的需要和利，强迫它提供更为确切的道德指引，而非“绝对”的、用以塑造廊下派“完人”的教条。[33]在此，西塞罗不需要摒弃所有廊下派教义——比如帕奈提乌斯正确而又最有用的观点：认为仅仅在行义举时才能看出人类的优越，但西塞罗明显强调某些实际和实用的考量，而廊下派想完全遮蔽或忽略这些考量。[34]
西塞罗关注廊下派眼中的义。他想证明廊下派的道德教诲与逍遥派一致：除了至善（行义举），[35]还有其他善。这并不是因为他相信至善之上还有其他“善”，而是他相信在具体场合中行义举时会适当考虑这些“善”，也即，人们常说的利或者私利。西塞罗并不认为，从字面上理解，至善之外还有其他善。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他为何被廊下派而非逍遥派吸引。然而，他觉得要阐明至善，就得理解人类天性的需求。西塞罗不需要空洞的廊下派，他把廊下派拉回地上，但他并不认为应该放低这个标准——要一如既往地选择义（至善），而是因为他坚信，只有认可人类的全部需要——包括通常所谓的利，才能塑造高贵和好的生活。(www.xing528.com)
廊下派自然哲学宽泛而又教条式的说法也让西塞罗反感。西塞罗认为廊下派堕落的最坏例子就是，它某种程度上塑造了除学园派外的其他学派。[36]廊下派不得不解释所有事物的确定性和一致性，从而混淆了理性，这在廊下派解释起源、上天以及神物时非常明显。[37]廊下派言之凿凿地解释这些让大部分聪明人摸不着头脑的事物，其实是无知。西塞罗相信，卡尔涅阿德斯，这位学园派门徒，攻击廊下派从而拯救了哲学，西塞罗似乎也以同样的方式了解他自己的哲学旨趣（《论预言》1.23；2.150）。廊下派想以哲学的名义完成哲学不逮之事，玷污了哲学；因为廊下派宣扬不合情理的说法，他们既不尊重他们自己的整体学说，也不尊重真正的哲学事业。[38]西塞罗认为哲学事业很重要，因为这是美德的事业；他要捍卫哲学就得批评各个学派，尤其是廊下派，从而净化哲学。当哲学谦恭地承认它在不确定和含混事务上无知时，它就能为聪明人和政治人——比如罗马过去的领导人——接受。那么它就能引导人类探索最重大的事务，即统治的原则，它就能最有力地支持自然美德。
与廊下派学说相比，逍遥派更符合西塞罗的主张。西塞罗认为，逍遥派与廊下派都建立了哲学学派来提供系统的学说，而且他们都有雄心来解释自然哲学。西塞罗反对两者在术语上把外在（或其他）“善”与至善区分开；但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和逍遥派的传统认可和赞赏修辞术，西塞罗以此认可他们的学说。[39]逍遥派赞赏而非谴责这门慎思明辨的领导人不可或缺的技艺。
西塞罗认为，廊下派和逍遥派的道德教诲都支持自然美德，因此值得认真对待。[40]西塞罗的哲学作品主要考虑这两个学派的区别。西塞罗身为学园派，或者我们说，身为苏格拉底门徒，他变更了廊下派和逍遥派信条，从而可以接受不引致坏结果的学说——这些坏结果迥异于美德引导的公共生活。毋庸讳言，学园派的极端形式——绝对的怀疑主义，会毁灭有美德的公共生活。西塞罗和其他人一样根深蒂固地认可人类天性的需求。这可以解释他为何脱离全面却无能的怀疑主义，而接受廊下派的道德学说；他也由此小心对待和怀疑那些全面而又从根本上解释整全本性的学说。我们总结他与各学派在道德和知识上的论争时，可以明显注意到，他受两个思想家的影响，这两者居于他和苏格拉底之间。第一是帕奈提乌斯，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明显追随他，正是帕奈提乌斯阻止他追随廊下派的神学与宇宙论，即使帕氏算是廊下派的领袖。[41]另一个是学园派的斐罗，他教过西塞罗，并且传授他卡尔涅阿德斯的学说，西塞罗将他描述成形而上的怀疑论者，并且停留在“确信他对道德良知的陈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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