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政治生活，重视修辞与哲学的角色

西塞罗称政治生活应该居于首位，这似乎违反这个可靠的原则：最必要的事情并非最重要（或者最有成就）的事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完全赞成，人类依赖政治社会借以完善自身，但对他们来说，哲学生活是不可超越的最高生活。西塞罗与希腊导师只在这点有细微的差别或者可能是唯一外在的差别。西塞罗熟知并且接受了古典教诲：哲学本身（求知与沉思）是人类最高的活动。然而，人类生活的必要性规定了义与责任。毫无疑问，他明确认识到自己时代的境况，他认为人类生活的常态就是首先强调政治服务。人们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得知，人们只有在服务公众之后（或者死后）才能从事相应的活动——询问道德政治问题和研究其他神圣事务。然而，这种哲学探讨的生活方式与普通人身上的义务相左。[25]西塞罗并不认为，那些负责的、沉思的人在关键时刻帮助国家，可以调和声称哲学最高以及声称政治生活最高这两种说法。那些以哲学生活来谴责政治生活的人，若想在国家需要时出手帮忙，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捉襟见肘。政治的福祉不能随意为之，特别在政治生活遭遇危险时，应该全力以赴（《论共和国》1.10-11）。

政治家的训练与教育都得遵从必然律（或利的原则）。公众领导人需要自己给出标准，决定各类研究的意义。确实，人们也料到，西塞罗强调法律、历史、习俗以及政治制度知识的重要性。公共领导人需要演说术，这由囊括了修辞术的自由教育来培养。人们只有探讨重大道德和政治主题，换言之，研究那些指导人类事务、处理义利之争的哲学流派，公共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26]在大多哲学流派中，利优先于道德和政治哲学。《论共和国》的讨论和剧中人（dramatis personae）表明，典范的政治家有闲暇讨论道德和政治哲学。西塞罗热情地引用苏格拉底的看法，坚决主张“人的问题”凌驾于其他任何探讨之上。然而，利的原则同时让西塞罗与苏格拉底产生些许分歧，因为西塞罗反对苏格拉底嘲弄修辞术，而这始于苏格拉底，特别在《高尔吉亚》中。[27]

哲学与修辞学的张力在罗马世界非常明显，西塞罗把它看成古代智术师与苏格拉底论争的延续。虽然这一张力出自希腊人内部，但它同时涉及罗马人对希腊人内在的敌意。换言之，这也是罗马价值与希腊成就论争的重点。罗马人对修辞的兴趣和成就超过其他国家，罗马人自然而然偏重于实践技艺，偏重于修辞师。《论演说家》中西塞罗的代言人克拉苏斯说，道术分裂，修辞归罗马，哲学归希腊（《论演说家》3.69）。当这个论争夹杂了罗马人的爱国热情时，修辞与哲学的区别与张力变得更深刻和强烈。这种分离暗示了政治实践生活与哲学理论生活之间的裂缝。西塞罗想坚持政治生活的优先地位，强调修辞术与哲学在模范政治家（perfectus orator）生活和教育中扮演的角色，来克服两者的分离。(www.xing528.com)

西塞罗不仅谴责希腊人（比如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把泥沙俱下的学说凌驾于公众生活之上，也批评修辞师仗着自己的技艺势利地谴责哲人。换言之，在希腊和罗马的争执中，西塞罗并非完全偏袒罗马。他也认识到，无修辞的智慧于国无益，无智慧的修辞害人不浅，西塞罗想再次弥合这些分立的学说，他想突出实践的无上性（也即政治活动）来弥合这种分歧。罗马人首先强调修辞与政治，但是希腊事务，尤其是哲学，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西塞罗宣扬政治事务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们无需哲学也能够很好地为公共生活服务，他们可以依赖某种实践或者原初的自然美德。罗马过去就受这些自然美德的庇护。虽然如此，某些哲学学说（道德和政治哲学）能够产生审慎，似乎能够加强和净化自然美德，因为西塞罗认为哲学是美德之母。[28]另外，罗马的政治骚乱与他生活的窘况给了他不祥预感：罗马的自然美德似乎在衰落，从而需要哲学的支持。[29]这可以解释公元前49年后西塞罗强调道德与政治哲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