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同代人来说，西塞罗把美德或义理解成中道或适中（decus），这夹杂了狭隘的社会观，假正经，甚至有点自欺欺人。确实，西塞罗给出明确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社会通行的习俗和法律。西塞罗认为，无视共同体和分裂共同体都是错误的，因为这违背了社会的倾向（inclination），而社会倾向是义的核心（《论善恶的极限》1.148；《论法律》1.37）。然而，特定社会中通行的道德或法律并非立足于中道和适中，人神所在的自然而普适的共同体才依据中道或者义来设定。[19]这个普适共同体的准则组成了自然法。于是，西塞罗著作中提到的自然法提供了衡量特定社会中的习俗和法律是否中道的标准，并且解决了僭政和革命的合法性的问题。
《论义务》卷一，西塞罗考虑如何调和诸美德的表面冲突时，他也曾讨论人类所在的普适共同体的需求。当然，人类各种爱好的冲突是人类基本的冲突。例如，求真与合群（从而服务和保卫社会）的冲突，又或者合群与中道（或节制）的冲突。后者表面上看来是公正与节制的冲突。西塞罗认为所有美德同一，他也认为理性为各种爱好设好了道德框架，西塞罗肯定不允许美德中出现实实在在和不可解决的冲突。比如，人们真正理解公正与中道时，两者就不会冲突。特定的共同体或者国家没有发现真正利益所在，才会放任自己的公民。另外，公正只存在于普适而非特定的共同体中。这个普适的共同体生长和成长于信任之中，这种信任由人们节制（或适度）的行为来培养（《论义务》1.159-160）。某些措施怂恿或要求放纵的行为，这会妨碍人们追求公正。当人们能真正按照自我保存或者推进更高的善（稳定和公正的社会）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时，个人就会放弃诸如聚敛财富之类的放纵行为（《论法律》2.174-175；《论义务》1.31-32）。在此，西塞罗没有简单地支持“目的判断方法”的论证。他公开赞赏英雄式的罗马传统，拒绝向敌人撒谎或者对敌人行不义。这些迹象表明，他为何认为某些场合可以为了更高的善允许小恶（《论善恶的极限》1.39-40；3.99-115）。西塞罗似乎注意到，只有在普适的共同体中，诸种美德才完全和谐；他也注意到，只有正派的特定共同体才接近普适共同体。他坚信，只有承认以上的真理，才能在具体场合中正确行事。
在美德的冲突（或张力）中，西塞罗尤其关注智慧与公正、求知与合群之间的冲突。因为人类的特殊性，人们更多考虑求知，但是求知通常并非首选，这有点让人吃惊。换言之，求知或哲学生活，并非自始至终是人类的第一要务。西塞罗将政治生活或者政治家的活动视为第一要务，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解决美德冲突的模式。西塞罗在道德和政治作品中最突出的教诲就是，政治家的活动是第一要务。西塞罗捍卫政治要务时用上作为必然律（rule of nessity）的“利”，同时据此考察道德感的结构。然而，西塞罗认为，政治家的生活主要由共识组成，而非单独划出严肃的哲学论辩。他的作品中充斥着这些观点，他以自己的生活、对话中的主人公（罗马政治家）为例，同时在作品中混杂了他眼中希腊和罗马的区别。(www.xing528.com)
西塞罗教导，自然为人类各式各样的行为设立了次序。自然律（rule of nature）立足于利，我们能称之为必然律。我们按义务行事就是做必需的事情，也就是适当地行事；而适当地行事，首先意味着符合自然的、前哲学的人类需要。[20]我们前面提到，西塞罗宽泛地理解人类的需要，他教导说，人类社会需要“生活的必需品”，而且需要透彻理解人性的必需品。人类并非依赖高学识或哲学来认识这些必需品，虽然借此也可以理解这些必需品。西塞罗可能铭记某些伟大的功业，比如罗马的社会和政治成就，这些成就都产生于实践而非哲学。[21]他认为，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容易认识到生活中的好事和坏事。[22]就像人们演说时知道要说清楚而不需要任何技艺来告诉他一样。不管个人最终目的如何，人们得意识到，社会稳定有序是第一原则。最好的人应放弃其他追求和探讨，在重要关头服务国家，因为国家的福祉是完善人类需要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最重要的需求。于是，那些服务最有用事情（maxime utiles）的公共领导人才是真正勇敢和伟岸的人。[23]这些观点让人想到西塞罗最知名的立场：关心国家是人类最伟大和最高尚的事业，关心国家或者政治生活是人类最敬神的事业，并且称得上最高的荣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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