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西塞罗的信仰与影响

和后人一样，西塞罗主要但又不仅仅借助柏拉图的作品来了解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的了解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出自色诺芬。[3]西塞罗至少在作品中五次提到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西塞罗在某次列举了色诺芬《齐家》（Oeconomicus）的教导，他表示要趁年轻时把这部作品译成拉丁文（《论义务》2.87）。我们得注意，西塞罗谈论斯基皮奥（Scipio Africanus）时，也提到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信徒。斯基皮奥是西塞罗《论共和国》的主角，并得到西塞罗的赏识，人们发现他一直拿着色诺芬的著作（《图斯库卢姆清谈录》2.62）。西塞罗认为，斯基皮奥和他的圈内人在他们那个时代（公元前二世纪最后部分）最早致力于引入源于苏格拉底的希腊学问，来补充罗马的传统和习俗（majorum morem，《论共和国》3.5-6）。

除了色诺芬和柏拉图，西塞罗还借助其他来源了解苏格拉底。其中就有西塞罗两次提到的埃斯奇内斯（Aeschines），他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也写作了包含苏格拉底对话在内的对话作品，但已经散佚。[4]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在西塞罗的时代，大部分哲学学派都有关于苏格拉底实在而又重要的口述传统。[5]西塞罗在作品中反复关注这些主流学派。这些学派宣称苏格拉底是他们的前辈和源头；这些学派的自我理解，也为保存苏格拉底的学问、言辞和轶事提供了看似有理的根据。

然而，在西塞罗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虽然我们不能推断说，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就是西塞罗的苏格拉底，但是，柏拉图不仅给出大量有关苏格拉底的见闻，而且主导了西塞罗哲学著作的内容和形式。西塞罗在作品中对柏拉图作品的摹仿和引用俯拾皆是。他和柏拉图的争论、他与柏拉图的分歧，似乎只是尊敬和明显顺从。《斐德若》和《高尔吉亚》明显塑造了西塞罗讨论修辞学的框架，西塞罗讨论死亡和不朽时有《斐多》的影子；而柏拉图的《王制》和《法义》，西塞罗在同名著作中有部分模仿，也有部分质疑。[6]西塞罗仅提到柏拉图（而没有提到苏格拉底）是“神人”（that divine man）、“希腊最聪明以及迄今为止最有学问之人”（sapientissimus longeque doctissimus）、“最有学问以及最值得尊敬（doctissimus et gravissimus）的哲学家”、“最杰出的希腊政治理论作家”，还有，西塞罗深深地尊敬这位思想家，在《图斯库卢姆清谈录》卷一，西塞罗让他自己和年轻的对话者宣称，他们宁愿选择和柏拉图一起犯错也不愿和他的对手一道正确。[7]这无疑有点戏谑，但柏拉图的思想明显不同于严肃和原则性强的亚里士多德思想。

鉴于柏拉图深刻地影响了西塞罗，西塞罗也支持他尊敬的柏拉图，那么，柏拉图的作品便是西塞罗遭遇苏格拉底的主要阵地。人们认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就是西塞罗的苏格拉底。西塞罗作品中很多明确观点加强了这种看法。西塞罗经常谈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或立场是同一回事。西塞罗称他自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信徒”。在另外某部作品中，“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跟平民的哲学家对比，但在另一些时候，西塞罗认为他们实质上结合了后来认为是廊下派（Stoic）的教导：智慧足以达致幸福。[8]西塞罗不仅认为他和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判断（即智慧是人类生活的至善）一致，而且他同时宣称，与后人的理解相反，柏拉图跟随苏格拉底特殊的怀疑主义。[9]

另外，西塞罗暗示，柏拉图选择苏格拉底为作品中心人物，这表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教诲在本质上一致（《论演说家》3.15，60；《图斯库卢姆清谈录》5.11）。人们借助柏拉图而了解并记住苏格拉底，但西塞罗意识到，柏拉图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10]换言之，西塞罗认为，柏拉图的天才和声望都反映在苏格拉底身上。为了广大读者和后人，柏拉图化身苏格拉底的传声筒来提升自己。

如果柏拉图的作品可以解释西塞罗对苏格拉底的认识，那么我们就没理由相信，西塞罗对苏格拉底的评价不同于他对柏拉图的评价。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西塞罗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是一回事。然而，某些迹象表明，西塞罗认为柏拉图的描述不完全忠实于苏格拉底（尽管他们实质上一致），柏拉图这个哲人在诸多方面既不同于他的老师，也不同于原来的灵感。西塞罗有两个证据可以证明柏拉图偏离了苏格拉底，这两个证据都立足于这个传说（西塞罗非常熟悉这个传说）：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曾远行到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以图更好地理解毕达哥拉斯学说。柏拉图远行中的探讨，后来在对话中都出自他热爱的苏格拉底之口。后来，西塞罗在《论善恶的极限》（De finibus）接近结尾部分简要地谈到这个故事，皮索（Piso）作为老学园派代表，捍卫逍遥学派理解的幸福观，反对廊下派坚持美德足以导致幸福的观点，他强调这两个学派的学说在本质上相似，而非口头上模棱两可（《论善恶的极限》5.86-94）。逍遥学派并不认为单单美德就足以达到幸福，但他们确实教导说美德是幸福的实质。在文中，皮索引用柏拉图寻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远行为证，说明哲学家不断追求知识，寻求完满的幸福。在皮索看来，柏拉图和其他早期哲学家，都把美德（以知识的形式）当成幸福的核心，廊下派并未把这点复杂化，他们坚称美德足以达到幸福。[11]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现在尤其应该注意，西塞罗似乎顺带提到柏拉图的传说：无论柏拉图以何种方式追求“苏格拉底拒斥”的知识，我们都不能责备柏拉图犯了错（《论善恶的极限》5.87）。更恰当地说，这表明柏拉图确信在知识和智慧之中才有幸福。在此，皮索宣称他代表了西塞罗，从行文来看我们也没理由怀疑这点。[12](www.xing528.com)

在对话体的《论共和国》开头部分，西塞罗大量使用柏拉图远行的传说（1.15以下）。斯基皮奥（这个对话中的中心人物）正在乡村度假，其他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想拜访他，图贝罗（Quintus Tubero）首先抵达并想和他讨论二日的现象，因为许多可靠的目击者记载了这些现象。不久，讨论的问题就清楚了，一些有学识的人认为“二日”现象就是日食。图贝罗先提出探讨的主题，斯基皮奥热情地回应了这个主题，并且希望他的朋友帕奈提乌斯（Panaetius）能加入讨论，帕奈提乌斯是廊下派教师，热衷于研究天文现象以及其他事物。然而接下来，斯基皮奥反对刚刚提出的探讨，想选择苏格拉底“更为智慧”的论题，而非帕奈提乌斯热衷的论题。根据斯基皮奥的解释，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放弃探讨所有这类问题，他认为探讨自然问题（eaque，quae de natura quaererentur）要么超出人的理智能力，要么与人类生活毫不相关”。与此相反，帕奈提乌斯轻率地谈论这些事情。[13]

图贝罗随后质疑这种传统是否正确。苏格拉底反对这些探讨，并且把这种探讨仅限于生活和品德问题（de vita et de moribus）。他注意到，柏拉图多次把苏格拉底描绘成毕达哥拉斯学派，除了热心讨论道德、美德和共和国之外，也关注数字、几何以及和谐。当然，斯基皮奥说道，苏格拉底的这个侧面，是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远行中的解释。“由于他对苏格拉底特别敬重，很想把一切都归于苏格拉底，因而便把苏格拉底式谈话的幽默和敏锐与毕达哥拉斯特有的晦涩和艰深合为一体”（《论共和国》1.16）。[14]于是，斯基皮奥和图贝罗似乎都认识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并不严格忠实于苏格拉底转向。

斯基皮奥有所保留。斯基皮奥和图贝罗表面上都同意，苏格拉底（虽然不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认可这种保留。但是，当其他朋友和共和国领导者到来之后，他们继续讨论二日的问题。实际上，讨论在斯基皮奥的鼓励下继续进行，当他的好朋友莱利乌斯（Laelius）到来时（后来西塞罗在《论友谊》中记载了他们的友谊），斯基皮奥似乎成了在座人中的主导，成了亮点。随后，莱利乌斯问起讨论的主题，他反对斯皮里奥口中的苏格拉底的保留（Socratic reservation）：“难道我们已经把所有与我们的家庭和国家相关的问题都研究过了吗？所以你们现在想探讨天上发生的事情？”（《论共和国》1.19）刚来的菲卢斯（Philus）倒支持讨论的题目，莱利乌斯表示他要容忍这个讨论，尤其因为他们在度假（《论共和国》1.20）。随后问题开始变得清晰，虽然莱利乌斯和斯基皮奥最初都反对苏格拉底的保留以及罗马人对希腊式思考的特有反应，随后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闲暇和友谊，斯基皮奥转移了讨论的话题，而且这些探讨很正式，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来看，他最初对话题的保留并未非常深入。

另一方面，莱利乌斯不如斯基皮奥热心于这些论题，也不像他一样支持菲卢斯的说法。图贝罗（1.26）和莱利乌斯（1.30）都明确认识到，斯基皮奥已经从最初的保留中转移，莱利乌斯随后热心地加入讨论，把话题转向实践事务（这些事务比天文更为重要）。莱利乌斯认为，应该适度地从事广泛的哲学探讨，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提高处理更重要事情的技艺。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苏格拉底投入的道德和政治探讨。要是莱利乌斯没有评论哲学和天文的大体位置，斯皮里奥就不会改变讨论，成为接下来讨论的主讲。他们接下来开始讨论组建最好的政治社会。

只有接着细致地阅读《论共和国》的其他部分，到最后斯基皮奥之梦的天上视角，我们才可以确认，虽然此处转向政治事务，但我们不能认为莱利乌斯优于斯基皮奥，或者苏格拉底优于柏拉图。斯基皮奥在第一部分采用柏拉图的路线，受到莱利乌斯提出的苏格拉底论题的批评，却受到《论共和国》中其他人的支持。[15]就像前文引用《论善恶的极限》的章节，西塞罗重新提到柏拉图寻访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远行，而且柏拉图把他们关注的问题归功于苏格拉底，但这一点也不是轻视。[16]实际上，我们能把柏拉图的远行当作向完满的太阳或者最亮点开放，因此代表了哲学的完满。有人会怀疑，西塞罗是否把有限的苏格拉底问题作为哲学的起点？罗马人能够明白地理解这点，不过似乎太过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