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引用、后人集轶以及二三手的材料来了解西塞罗之前的廊下派（尤其是芝诺[Zeno]与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这些材料在他们死后几世纪常常让人争论不休。但是，根据现有证据来看，这些原初的廊下派最早宣扬影响广泛的世界主义伦理观。[12]廊下派的奠基人——基提翁的芝诺——明显受“犬儒派”（Cynics）的影响。犬儒派属于业已销声匿迹的教派，很可能肇始于苏格拉底的伙伴安提司泰尼（Antisthenes），色诺芬在《会饮》中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这个迟钝人物粗言粗语的道德禁欲。[13]安提司泰尼似乎成了某种苏格拉底主义的来源，他塑造了苏格拉底道德超人的著名形象，迥异于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芝诺与他的廊下派对犬儒派亦步亦趋，他们似乎借助“自然法”整理了他们所谓的严格以及本质上新奇的伦理学（服从理性法）。这些苏格拉底式哲人提出并且实践这种教条、说教以及苛刻的伦理学。
他们表面上谴责哲学上的自然学与形而上学，但正是这些学问让贤人（wise man）了解神明统领的宇宙秩序。神明颁布/统领和加强严格的行动法则。贤人与朋友一道严格实践的美德组成真正好的生活。这些美德也是人类幸福和人性完善的充要条件。只有承认这个前提，我们才能服从这些行动法则。当然追求（或避免）其他东西时也有美德，比如自我保全、健康、独立、摆脱贫困与奴役、子女的福祉等等，然而这些东西本质上与真正的幸福“不相关”，这些不过是相对平常的价值罢了。贤人偶尔因为自己的缘故关注这些“平常”的事务，但他不只是（或者说不是主要）为了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美德；此时，他会履行“不完美”或者“居间”的义务。这些居间的义务，组成了大多数非贤人和非哲人愚昧和不纯净的道德生活。与此相比，贤人在生活中以美德为最终目的，生活中主要实践“完美的义务”。贤人遵守自然法或理性，是神的真正朋友，神的真正祭司，他们了解神圣事务，能够借助释梦以及自然预兆了解神示，能在死后保存灵魂，最起码可以保存到下次灾难前。贤明的哲人居住在神明统治的宇宙城或世界邦之中；因此，他们能够以特别的方式超越这个世界——这个世俗世界有很多狭隘的城邦，其中充斥着分歧与偏见、战争、奴役、传统家庭与私人财产。贤人从这种超国家、卓越、灵魂的高度来俯瞰世界，不过，他也看到自己有义务以纯粹和简洁的方式参与社会和家庭生活，他得自己适应环境，但是他会继续（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犬儒派）赞扬著名的第欧根尼。这个第欧根尼把自己装入桶中，据说也是他最早在自己身上使用“世界公民”或者“世界主义者、世界邦民”的说法，据说柏拉图把他描述成“变疯的苏格拉底”。[14](www.xing528.com)
原初的廊下派自然法导致了廊下派们骄傲地称作“悖论”的东西：贤人是唯一的真王，教师、审判官、公民和演说家；只有贤人自由，“非贤人则是外邦人、流放者、奴隶、疯子”；只有贤人才有朋友；只有他才美，才值得爱；自然正当将所有财富都赠予他和他的伙伴，他和伙伴可以共享妻儿，这是本质上的共产也是乱伦的共产；贤人不会在道德上犯错，同时也不伤害任何人，但他要无情地惩戒低等人和傻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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