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唱艺术创新与发展探索

在我国合唱音乐诞生的时候，没有舞美以及队形等方面的变化，那时候的合唱团队基本上没有人会形体表演，一般只会运用人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在这方面开始了探索，人们开始突破西方的那种“高雅艺术”的定位，使舞台表演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甚至还尝试着使合唱艺术走出音乐厅，走进大剧院。这种变化是我国合唱表演兼具艺术性以及狂欢性的一次尝试。这种尝试没有将合唱搬上荧幕，而是有选择地在封闭式的专业剧场进行表演，这也是对高雅艺术的一种“保留”。合唱表演场所对传统模式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高雅合唱到狂欢合唱。在改革开放之前，尤其是在抗日的时候，许多人心目中的合唱都是那种排队整齐、声音高亢的群众歌咏，这种表现形式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改革开放以来，合唱表演在我国不断地普及和发展，人们比以往更加了解合唱艺术。合唱在性别和年龄上可以分为女声合唱、男声合唱、混声合唱和童声合唱；在参加人数上，还可以分为大合唱、小合唱以及室内合唱。除此之外，在专业级别的合唱比赛中，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在分类上都有更加细化的要求。但是，无论合唱表演形式如何多样，一般合唱团都会把演出场所定在专业音乐厅。一是因为音乐厅设计独特，可以将演唱时的声场表现得最佳；二是因为合唱在西方的传统观念里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合唱的互动性和娱乐性都应该被削减，要和观众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使音乐的原始美得以展现。在我国合唱发展过程中，这种传统的表演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

此外，表演服装的设计也是对合唱表演形式的创新。比如，在中央歌剧院附属童心合唱团的魅力新民歌合唱音乐会演出中，他们的服装设计就比较有特色，观众看了之后感觉眼前一亮。队员们穿着的服装并非随意搭配，而是经过精心设计，根据演唱曲目的不同而改变服装的风格，还可以在同一场演出中根据不同的需要多次改变穿着，如旗袍和藏靴之间的转换。这些都会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可以满足他们的审美要求。

这种表演方式突破了传统的规范化表演方式，将人们日常生活里的情景融入合唱作品，这对合唱表演来说是一种新趋势。

第二，不插电合唱到插电合唱。在当今社会，我国网络、移动App终端和影视媒体技术发展和普及得非常快，除了听合唱之外，大众也开始关注看合唱。正是因为人们关注得多了，所以看合唱成为一种需求。也就是说，观众不仅想在听觉上感受合唱音乐，也想从视觉上欣赏合唱音乐。合唱表演的视觉享受能通过舞台设计来完成，这样能使观众更直接地感受到舞台的真实形象，带给观众艺术享受。

合唱舞台表演有“动”、“静”之分。其中，“动”一般指的是舞台上的一些行为，如队形变化、动作、情景再现；“静”主要指的是静态方面的布置，如道具、背景和服装。除此之外，音箱以及舞台灯光等在音乐厅里不提倡使用的插电类设施也可以归于“动”的范围里。合唱团的演出场所也从音乐厅向演播大厅和大剧院转移，演出的目的也发生了改变，从最初的艺术表演变成了现在的艺术宣传和电视展演。为了保证在非音乐演出场所的演出质量，中国合唱表演团体采用剧场演出用到的各种道具，包括舞台灯光、LED舞台背景和扩音话筒等，形成一种新的插电合唱表演方式。

第三，单元素合唱到多元素合唱。20世纪末，我国音乐界开始对合唱表演进行探索。目前我国合唱表演的许多形式与内容都是从一些非合唱表演上借鉴来的，有的直接进行了套用，还有的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促进了我国合唱表演的多元化发展。

近些年，许多歌咏活动以及合唱赛事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开展，在这一过程中，合唱逐渐被大众所认知，成为人们比较喜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在表演形式上，合唱艺术走向了多元化发展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只是站着就唱的表演方式已经不符合现在人们的审美需求，除了听觉上的享受，人们对视觉方面的享受也很在乎。在现在的合唱表演中运用最多的是舞美以及形体表演，除此之外，一些其他的表演形式也被加入合唱表演，如民族管弦乐以及交响乐等。

第四，合唱表演后期传播路径的拓展。音乐作品时不时尚，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流行，所以流行音乐这种音乐形式在我国可以说是最具大众特征的。当作曲家开始以大众需求为首要目的创作音乐作品时，传统的合唱作品的创作模式势必会改变。这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符合我国合唱音乐本身的发展需求，是我国合唱发展的必经之路，更是其趋向流行的内在核心动力。满足大众的需要是合唱音乐实践必须努力的方向。在这种实践要求下，创作理念以及作曲理论是必不可少的。理论指导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合唱艺术更为大众所接受，这门艺术才能得到更长远的发展。

最近几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一直都在对合唱艺术的流行化进行实践探索，取得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流行音乐元素在这一领域的尝试成效良好。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因为在合唱作品中加入了流行音乐元素，所以合唱音乐的受众已经趋于年轻化和扩大化。同样产生变化的还有合唱的传播路径。与以往的合唱论坛、比赛或音乐会等传播方式不同，随着网络的普及，一些媒体平台如优酷、土豆、微博或微视等都可以对合唱作品进行传播，使合唱音乐的受众大幅度增加。

更多的普通大众因为合唱表演传播途径的改变而有了认识合唱艺术的机会，中国合唱艺术逐渐在普通民众眼中有了一席之地，这为以后合唱艺术在我国的普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新时期我国合唱音乐发展的进程来看，一方面，世界音乐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而了解了我国合唱音乐的新生态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合唱音乐也在以更积极的态度融入国际音乐文化交流，了解国际音乐发展的前沿信息，在演唱的技巧以及创作方面促进中国合唱艺术水平的提高。新时期合唱音乐工作者们也因此在思想上得到了大解放，开始从20世纪的学堂乐歌中走出来，更注重表现社会各阶层人们内心的情感世界以及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丰富了合唱音乐作品的题材，许多艺术形式都在中国合唱音乐舞台上绽放，如流行歌曲和民歌等。

此外，合唱艺术的创作技法也更加多样化，涉及中外的许多创作技法，反映在合唱音乐作品上就是风格变得更加多样化，特点更突出，更有利于中国合唱音乐的传播。新时期的合唱音乐突破了原有的演出场所边界，发展成一种立体、多维的综合艺术形式。大量的设备布置成静态的舞台，如LED投影、舞美灯光、服装、道具等，再结合舞台上演员的形体表演和队形变化，能够让观众同时从听觉和视觉上感受到合唱艺术的魅力。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和进步也给合唱爱好者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对中国合唱团的未来建设充满信心，从而使中国合唱音乐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20世纪中叶，中国音乐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中。时至今日，西方交响乐、歌剧、芭蕾舞、艺术歌曲、声乐（独唱及合唱）等表现形式和西方的音乐思维方式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形态。中国的交响音乐从创作到演奏的乐器以及演出方式都已与西方同步。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也按西洋乐器的声学科学原理加以改进，丝弦基本上已改成了金属弦，音色、音质也更加接近西洋弦乐。此外，民众对音乐艺术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惯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在音乐的审美标准上都与西方音乐有很大的一致性。这些条件凝聚成了中国音乐迈向世界舞台的深厚内在功力。不仅如此，中国音乐（包括中国合唱音乐）走向世界是具有某些先天优势的。

著名音乐理论家钱仁康曾论证过：“我在分析音乐作品的曲式结构时，发觉西方传统音乐的结构模式常常与中国古典诗歌（诗、词、曲）的格律息息相通，不谋而合。这种现象在西方传统音乐作品特别是器乐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绝不是个别的孤例。西方文学大师也承认中西文化的亲密关系。有一次歌德和约翰·爱克曼谈到中国文学时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西方传统音乐和中国古典诗歌‘千里姻缘一线牵’，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其在形式上有脉脉相通的内在联系。……正因为西方传统音乐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都遵循着同样的美学原则，才有形式结构上的不谋而合。”钱仁康举出不少实例，并进行具体分析论证，他的结论坚实有力，令人信服。

当代日本音乐家小泉文夫也说过：“中国音乐比之日本音乐、印度音乐、阿拉伯音乐在风格上更接近西方音乐。抛开其他原因不咎，乐音基数相同因而听觉习性相近大概是最根本的基础。”

这说明，传统的中国音乐中蕴含着与西方音乐内在共通性的元素，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相似、相同的元素，才有利于中国音乐同西方音乐相互沟通、相互渗透和融合，这也证明了中国音乐具有某些普世性的元素和价值。发现并开发这种普世性价值是当下中国音乐力图成为世界性音乐必须付出的努力。因此，走向世界要使中国合唱音乐，必须付出努力，悉心研究和发现中国合唱音乐的优势与缺憾，改善中国合唱音乐，认真学习西方及其他民族优秀的创作和表演经验，尽力开发中国合唱音乐的普世性价值。

中国音乐现代化进程还在推进，中国合唱音乐未来应当如何发展？“要采取其精英，剔去其渣滓，并用新形式表出之，所以一切技术与工具须采用西方的，但必须保留其精神，方不至失去民族性。”所谓“采取其精英”，首先是研究西方多声部的音乐；其次是融合与提升，用他山之石来雕琢中国之玉；最后是把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具有共通性艺术审美力、优秀的中国合唱展示给世界合唱舞台，并丰富世界合唱。由此，当下中国合唱艺术要想完成现代性的转换并位居世界合唱之列，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保持合唱艺术的本位声音美感。中国合唱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中国传统歌唱声音的高亢、清脆、纯净和富有穿透力，也要吸收西方声乐的要素，如音质丰厚、圆润、柔和、甜美等，从而增强中国合唱艺术音色、音质的圆润性和丰厚感。传统的中国音乐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高频化，纯净、清脆、清丽；但也有一些不足，那就是浑厚感不足。所以，把西方美声唱法的丰厚音色和金属般的音质融入中国合唱，对中国合唱的声音品质来说一定是有利的。

在合唱中表现力最强的就是声音，一般好的歌唱声音的美学品格都比较多元，或崇高壮美，或质朴纯美，或激情昂扬，或柔情蜜意。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仅真诚，还富有情感。严良堃是我国著名的指挥家，其在我国中央乐团合唱团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表演经验，这段时间里，他对中国合唱的美学和声音风格进行了探索，对中国合唱的美好声音进行了实践。他常说：“好的声音就是动人的声音、有感情的歌唱声音。”他指挥下的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唱的中国经典合唱作品突出了中国合唱的声音美学品格，坚实而柔和、嘹亮而温暖、通透而厚重的合唱声音得到中国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肯定。(www.xing528.com)

中国许多著名的歌唱家、教育家从各自的专业角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歌唱声音问题。例如，著名的声乐教育家、歌唱家沈湘深受西方音乐美学思想影响，他认为“最好的声音是又亮又暗的。意大利语好的声音是 chiaro（明亮）、scuro（暗）；明亮不是炸，不是尖，不是贼亮、刺耳，这样不叫明亮，叫刺耳，叫尖。要明亮不是刺耳，要明亮不是憋，不是窝在里面，不是堵，是柔。意大利人所要的暗不包括难听的暗。要正面理解，暗是柔”。我国当代著名音乐教育家金铁霖主张：“运用混声来体现中国作品的风格。……这种声音音色统一，兼具有真声的明亮与假声的圆润、剔透，符合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运用起来又比较灵活，歌唱能力较强。”“民歌的风格不要以为只有用掐、挤、喊才能表现出来，……掐、挤、喊不是中国民歌的特色。”不难发现，沈湘和金铁霖推崇的歌唱的声音特质是自然、明亮、柔美、圆润。

近三四十年来，沈湘、金铁霖等一大批卓越的中国声乐教育家走出了中国声乐的创新之路，为中国合唱声音审美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当今中国合唱艺术界的指挥和合唱团队也在探索中国合唱的歌唱声音，研究实践中国传统歌唱的声音在审美和方法上的突破。我们认为，合唱的声音与独唱的声音美感的区别在于合唱具有“群感”魅力，具有统一的、多变的声音追求。我们在合唱的声音训练中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形成中国合唱艺术的声音美学风格。

第二，充分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素材和元素，展现中国合唱多声部主题与旋律魅力。旋律是有组织的乐音连续进行的形式，由乐音、节拍、节奏构成。高低不同的乐音构成了旋律线，节拍和节奏构成了乐音旋律在时间上的缓急状态以及乐音音响强弱的变化。乐音的节拍、节奏的丰富变化不仅同人生理上的节奏相对应、相吻合，还同人对自然万物的生命节奏的感受相对应、相吻合。因此，节拍和节奏是音乐旋律的生命力和生命样态的体现。通过节拍和节奏呈现出生命节奏和生命样态的音乐，直接同人们心灵的情绪、情感反应联系起来。旋律正是通过乐音的高低起伏、音响力度的强弱变化和节拍节奏的弛张缓急等来激发人们的情感。所以，旋律有很强的表现力，是音乐语言中最重要的一种要素，常常被称为“音乐的灵魂”。在音乐语言家族中，旋律是集中显示其思想和情感精华的“字”与“词”，其他（如和声、复调、调式、调性等）都是音乐织体中的“图案”，而旋律就是形成音乐织体的经纬之线。没有线无法构成图案，线既可以单独存在，又可以编织为“物”。传统中国音乐是线性旋律，更多是凭借旋律来构成音乐的生命体。所以，创造优美动听的旋律是传统中国音乐的强项，而编织复杂的音乐织体是中国音乐的弱项。

中国合唱音乐创作和表演实践的现代性转换过程中，不能为了单纯地追求合唱音乐的复杂织体而轻视了旋律的民族性特点。中国音乐旋律优美动听的美感、状物写景的功能和强烈的抒情性应当成为当下中国合唱音乐创作的重点。如果合唱作品的作曲家只重视采取“和声的旋律”来编织其心中的音乐感悟而缺乏中国音乐旋律优美动听的抒情性特点，这样的合唱不可能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更不能流行开来、流传下去。无旋律、无调性的音乐是20世纪的新音乐现象，它的确丰富了当代世界音乐，拓展了音乐审美的范畴，但它不能替代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旋律与调性的审美本质和取向。所以合唱音乐如同交响音乐、艺术歌曲一样，美好的主调旋律和复调旋律仍将是未来合唱音乐的美感取向。

纵观中外的音乐创作，凡是优秀的、传世的音乐作品，无论交响音乐、歌剧音乐还是艺术歌曲作品，它们中绝大多数的旋律元素、素材都来自本民族或民间的歌曲。这是音乐史上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歌曲的旋律性特点形成并存在了两三千年。直到今天，作曲家手中拥有的流传下来的古代歌曲，有大量的民歌小调，有丰富的戏曲，有许多乡土的、民间的音乐，还有20世纪优秀的作曲家创作的优秀歌曲。我们认为，中国的合唱音乐创作只要能够认真挖掘、深刻体悟、精心构思，是可以体现中国歌曲旋律的优美动听、感动人心的特点的，只有这样的中国合唱音乐才能为世界其他民族所欣赏、记忆、流传、模仿、吸收。

第三，创造丰富而独特的多声部合唱特质。传统的中国声乐多为单声部的歌曲形式，以旋律的优美动听见长。但单声部的齐唱或简单二声部合唱（支声复调等）缺乏音乐的立体层次美感，缺乏听觉上的歌唱色彩感和浑厚性，也容易缺乏博大的思想情感的容量。单声部的合唱正是中国歌咏的特色，也是中国合唱艺术的弱点。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在社会结构、思想观念、工具技术、文学艺术和音乐形式上都是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丰富的历程。优秀的文学艺术和音乐作品几乎都是多样化的。多样化既指作品拥有丰富的社会思想和人性内涵，又指形式结构上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富于变化性。音乐上，按照一定规律同时发声的是和弦，和弦的运动构成了和声。如果说旋律是在平面上展开的音的序列，那么和声就是和弦纵向的或立体的发展序列。人们的听觉呈现为两种乐音序列的发展；一种是单一的、线性的乐音序列；另一种是立体的和声序列，也可以说是线性的旋律或和声化旋律。和声往往衬托着单一的旋律，可以使音响充实、丰满、厚重，具有丰富的情感色彩。

合唱属多声音乐体裁。复调是合唱的重要支柱，呈现为多线条、多层次的音乐序列。如果说和声是复杂结构的语词，复调则是多线条、多层次的叙述方法，复调构成音乐作品的丰富性篇章或整体。传统的中国乐器中没有键盘乐器，丝弦乐器中也没有发展出定型的和弦手法。中国器乐齐奏和歌曲齐唱固然也是多样化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西方美学思想上的“和谐”，而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中和”，即“和而不同”。西方音乐追求的“和谐”是在保持各部分个性的前提下讲究各声部声音的高度融合，形成一个多样化统一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整体。因此，个体之间的融合程度就是音乐审美的标准。中国音乐美学的“中和”讲究的是“和而不同”，它是一种开放式的集合，是由一定数量的集合形成的综合之美。它的审美标准不是融合的程度，而是整齐划一的程度。各部分之间并不要求相互融合。

中国合唱走过20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缺乏和声和复调是中国音乐的重大遗憾，阻碍了中国合唱音乐的现代性转换和进程。钱仁康引用赵元任的话说：“赵元任先生认为：‘中国人要么不做音乐，要做音乐，开宗明义的第一条就是得用和声。中国既然还没有和声学，当然是只有用西乐的和声法。’但他主张和声要‘中国化’，不能照搬西洋的一套。他在《新诗歌集》里就对‘中国化’和声做了许多试验，他还运用了纯五声的和声。”

可以说，中国合唱作品创作在打造中国现代合唱的和声上、在复调技巧的运用上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当今中国合唱正在从一个世纪的合唱创作思维的“纠结”（和声性、复调性和民族性）中走出自己的天地。例如，在“桂子山”2011中国合唱艺术发展高峰论坛上，陆在易、杨鸿年、张以达、陈国权、曹光平、刘晓耕、甘霖、温德青、徐坚强、黄汛舫、方兵和陈朝汉等当代关注合唱艺术的12位作曲家提交、范唱了21首风格迥异的合唱新作品，并对当代中国合唱艺术进行了深入、充分的辩论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当今中国合唱一方面要继承中国传统音乐的调式、韵味和旋律特征，另一方面要运用西方多声部的作曲技法，并勇于探索地运用节奏节拍的多种变化和多种组合，加强合唱作品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和可听性、共通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从而使中国合唱作品的创作织体更加丰富、更加饱满。一言以蔽之，既要把西方合唱音乐中复杂的声部和旋律的编织技巧成功地运用于中国合唱作品创作和表演之中，又要创造新的符合中国旋律和音色特点的和声及复调风格，以确立中国合唱作品在和声及复调运用上的民族特色。

第四，体现传统美学的韵味和审美意境的美学风格。西方音乐史上关于歌曲创作一直存在着以诗词为主导还是以音乐旋律为主导的争论。这一争论的实质是西方传统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方式制约下的思维方式的体现：一定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中确立中心、确立主次。

歌曲由旋律和诗歌两方面构成。在中国古代，歌曲创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原有的固定词牌或曲牌填写，这叫填词、填曲；另一种是依照已有的诗歌或词来谱曲。至今这种传统依然保持下来。例如，李叔同的《送别》（曲调源于美国通俗歌曲作者约翰·P.奥德威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长江之歌》（曲调源于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片头主题曲）等都是先有曲而后填词。现今我国歌坛流行的古诗词歌曲都是先有词而后谱曲。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要求词曲相融。精神思想内容必须通过最恰当的、最完美的形式加以显现，形式要最充分、最贴切地表现内容的精神和意蕴。

诗词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曲调是音乐的艺术，两者各有其特点，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了歌曲。歌曲创作使诗词和旋律曲调各自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诗词用诗性的、朦胧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观念和某种情绪。音乐通过更不确定意味的、更情感化的旋律、和声、复调来渲染、强化诗词的情感色彩。音乐使诗词发生了质变，成为独具特色的合唱艺术作品；诗词也使旋律、和声、复调发生了质变，成为富有思想、富有情感表现性的歌唱的音乐。

中国诗歌创作传统历来讲究词语描绘。所谓词语描绘，就是采用一定的拟形或拟声的词语表现鲜明的意象和意境。例如，宋祁的诗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借用听觉感受到的“闹”来增强挤挤攘攘竞相开放的繁花的视觉效果。李清照的词《声声慢》中“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中的“瘦”字就是通过拟形的比喻来增强视觉印象。毛泽东诗词中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中的“暖”“寒”都是借用皮肤的触觉来强化喜悦和恐惧感。这就是审美心理学中的通感作用。西方诗歌和音乐也经常运用“绘词法”，尤其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牧歌通过语音和音乐的结合，大量运用了“绘词法”创作了不朽的声乐复调作品。西方音乐中的“绘词法”是声乐作品中用音乐表达歌词含义的手法，就是利用音乐手段强化或渲染歌词中某一词句或短句的文意内涵。这是西方音乐传统的手法。这种手法在20世纪中国声乐作品中也不乏其例，在赵元任和黄自的歌曲中，常在钢琴伴奏中着意表现诗的形象和意境。黄自经常在歌曲中利用音乐语言的诸种要素表现歌词中个别词语的含义。

不仅如此，中国诗词向来具有字面义、表情义和引申义。中国诗词的美学品位就在于追求韵味、滋味和意境之美。

意境之美是中国歌曲的一个重要特色。歌曲的意境美主要由歌词的意境决定。歌曲音乐由于有歌词的指引和限定而具有较明确的形象性。因此，中国歌唱音乐是有丰富意象和意境的艺术，这也是中国合唱的艺术特色。中国合唱作品的创作和表演应保持具有丰富意象和意境的美学特色，尽量避免那些抽象的语词和空泛的标语口号似的歌词。

中国合唱作品应当继承和发扬中国诗词所具有的美学品格，因为这才是中国合唱的精髓与美学特征。在中国百年合唱历程中，作曲家们将中国诗词特别是古诗词的意境、诗情画意与传统中国音乐结合，再融于现代合唱的表达方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赵元任创作的《海韵》，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瞿希贤根据苏轼词改编的合唱《大江东去》，谢功成作曲、放平作词的《长江抒情诗》，陆在易作曲、于之作词的《雨后彩虹》和合唱音画《行路难》（李白词），曾叶发作曲的《如梦令》（李清照词），金湘的民族交响组歌《诗经五首》，时乐濛、孟贵彬根据民歌改编并整理填词的合唱《小河淌水》，杜鸣心改编的《嘎哦丽泰》，蔡余文、杨嘉仁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等都具有深厚的韵味和意境之美。随着世界各民族对汉语的接受和理解，随着中、外文相互翻译水平的提高，中国合唱作品的韵味、滋味和意境之美一定会得到其他民族的欣赏、喜爱和接受。

21世纪，中国合唱正在走也只有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在创作和表演上完成现代性的转换和提升，才能促进中国合唱的繁荣和发展。也就是说，提倡各种合唱形式和各种合唱风格，使这些形式和不同的风格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让多种形式和多样化的风格并行发展，从而创造出多种合唱创作风格、多种演唱风格彼此尊重、相互促进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使中国现代合唱艺术在世界合唱艺术的共通性基础上，展现独特的民族性。只有这样，中国合唱才能在探索中寻找、建立和完善艺术范式，真正走向世界合唱艺术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