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合唱与中国合唱艺术的多元化及发展研究

西方合唱产生于古希腊时期，最初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然而古希腊合唱《酒神赞美歌》（Dithyramb）并不是多声部音乐，和它关系密切的宗教也并非基督教，而是最原始的一种宗教意识，或称为原始宗教。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2世纪，并在公元313年被罗马皇帝定为合法宗派。自此基督教便成了西方社会最主要的精神支柱，作为基督教音乐的圣咏（Chant）在西方世界中也成了最为重要的一种音乐样式。6世纪末到7世纪初，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位期间对之前的圣咏进行淘汰、归纳、加工，编纂成《唱经本》（Antiphonaire），也就是格里高利圣咏（Gregory Chant）。以奥尔加农（Organum）为起点的复调音乐就是以格里高利圣咏为基础形成的。从奥尔加农到经文歌，随着初期复调音乐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多声部的合唱。

（一）从格里高利圣咏到14世纪新艺术

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公元476年欧洲开始进入中世纪，这一时期的统治思想为宗教与神学。作为古罗马主要文化遗产的基督教在中世纪获得了充分的传承与发展。因为宗教礼拜行为非常盛行，吟诵经文成为当时一种主要的宗教仪式，圣咏由此而生，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既庄严肃穆又具有朴素风格的格里高利圣咏。格里高利圣咏在11～12世纪得到了横、纵两个方向的发展。在横向发展方面衍生出了诸多形式，如附加段（Trope）和继叙咏（Sequence）等；纵向发展方面则出现了奥尔加农，也就是欧洲复调的萌芽。据记载，奥尔加农又分为平行奥尔加农、斜向奥尔加农、自由奥尔加农和装饰性奥尔加农等多种形式。在9～11世纪，奥尔加农是欧洲主要的合唱形式，没有一点世俗气息。从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奥尔加农是在某一种观念上建立的，而这种观念就是“协和”，其中纵向的纯四度、五度、八度音程正被视作协和音程。这就可以充分表明，作为多声音乐形式的一种，合唱在最初就是在和谐的审美观念下形成的。而之后的圣母院乐派的笛斯康特（Discant）则充满了宗教气息，且在其中运用了节奏模式，这使对位相比以前变得更加严格，也使声部间纵向音程的协和受到一种来自节奏组合规范的理性思维的限制，进而让奥尔加农的松散结构宣布结束。

12世纪末，在欧洲的教堂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合唱形式，名为孔杜克图斯（Conductus）。作为复调形态，孔杜克图斯多为三声部，二声部四声部的也有。不同于之前的笛斯康特和奥尔加农，孔杜克图斯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始摒弃圣咏，改用定旋律（Cantus firmus）。虽然这种定旋律里充满了诸多不和谐的音程，比如二度和七度等，但是被弗朗科（Franco de Colonia）视为“优美的旋律”。定旋律的问世对宗教在合唱中的地位造成了冲击，这就为作曲家提供了可以自由创作的空间，使作为宗教性合唱的孔杜克图斯有了对人世间的情感进行表达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歌词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世俗化的影子。孔杜克图斯的每个声部都有歌词，在这些歌词中开始表现出同世俗方面相关的内容，比如道德、政治以及历史等，已经不单单是《圣经》的内容了。

到13世纪之后，合唱音乐形式经文歌开始出现，这种音乐融合了拉丁文和方言、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这种世俗气息在经文歌中得到了强烈的体现，进一步削弱了圣咏的地位。在三声部经文歌里，圣咏处于低音声部，但是有时候会被一些世俗化以及节奏化的固定歌调所代替，在旋律上甚至会出自流行舞曲以及世俗歌曲，甚至可以用乐器进行演奏。但是上面的两个声部在歌词和固定歌调歌词方面存在差异，其作为新词声部已经开始慢慢地走向世俗化、方言化，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逗乐取笑以及爱情方面的内容，基督教的严肃性基本上消失不见了。随着一些世俗音乐因素比如城市歌曲以及骑士歌曲的渗入，经文歌已非纯粹的宗教音乐和教堂用曲，已然转变为一种俗化了的宗教性复调音乐题材。到此为止，在中世纪时期将圣咏作为基础的宗教性合唱艺术，虽然来自基督教的音乐文化，但是已经开始逐步走到教堂之外，同时其自身所具备的宗教文化也已慢慢地淡化，最终成了一种世俗艺术。

14世纪之后，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世俗社会中王权势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教皇的权力备受质疑，之前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也辉煌不再。原有的宗教合唱已然步入世俗化，欧洲音乐进入了新艺术（Ars Nova）时期，最初的宗教合唱离世俗越来越近，世俗合唱崛起。

而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就是马绍（Guillaume de Machaut，1300—1377），他创作了许多作品，尤其在世俗合唱和宗教合唱方面，在当时是主要的合唱作曲家。其宗教合唱的体裁主要分为两类，即弥撒和经文歌。他的作品中共有经文歌23首，大部分是三声部。其中，世俗旋律完全取代了低音声部的固定歌调，而且加上了器乐，宗教色彩基本消失不见。而他的弥撒，比如《圣母弥撒》，则吸收了叙事歌（Ballade）的因素。在世俗合唱方面，马绍的作品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维莱拉（Virelai）、叙事歌以及回旋曲（Rondeau）。其中，充满宗教色彩的固定歌调已然消失不见，代替它的是教堂复调手法。在声部进行的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声部模仿技术，并且在伴奏方面选用了乐器对特定的声部进行演奏，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使其技法以及艺术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水平与专业的宗教音乐已经没什么不同了。

意大利的世俗合唱音乐也在14世纪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体裁上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猎歌（Caccia）、巴拉塔（Ballata）以及牧歌（Madrigal）。猎歌虽然诞生于法国，但是在意大利发展得更好。它通过声部之间的模仿以及轮唱的方式对打猎的情境进行表现。而巴拉塔在结构以及性质上则与法国的叙事歌更为接近。作曲家借鉴了马绍等人在复调技法上的创作经验，并融入了意大利风格，尤其是在歌唱性以及旋律的舒展方面颇具代表性。而牧歌则是世俗合唱体裁中最具代表性的。牧歌是纯粹意大利的音乐体裁，其内容多样，有政治讽刺性的、有道德寓意性的以及对爱情进行表现的。其对教堂复调技术进行了采纳，使高声部的情感表现力变得更加丰富，在风格上主要表现为典型的意大利式旋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世俗合唱体裁慢慢成熟，已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世俗音乐形式。

（二）文艺复兴的合唱音乐

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伟大历程，它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标志而全面推行一种新的人生观和新的生活方式，它推动了思想、艺术和美学观念上的全面变革。西方的合唱艺术自文艺复兴时起到达一个历史高峰，许多多声部合唱音乐是在此时诞生的，比如弥撒曲、经文歌、牧歌和尚松等，这些音乐不但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第一，伴随英国音乐的崛起，宗教性音乐得到较大的发展。自15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欧洲的音乐中心逐渐北移，英国音乐从诸多国家的音乐中脱颖而出，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作曲家，比如鲍尔（Leonel Power，？—1445）和邓斯泰布尔（John Dunstable，约1390—1453）。鲍尔在其创作生涯中共有宗教性合唱作品约50首，其作品的声部比较清晰，能够给予人和谐的音响，旋律听起来也十分甜美动听。这些对欧洲大陆作曲家的影响巨大。在所有的作品里，鲍尔最重要的一个体裁就是弥撒曲（如《慈悲的拯救者》）。他谱写了双乐章与单乐章的弥撒曲，是15世纪弥撒曲套曲最早的作曲家。宗教性复调音乐体系的弥撒曲套曲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欧洲合唱艺术的水准。邓斯泰布尔大概谱写了70部作品，涵盖了经文歌、弥撒等宗教性合唱和某些世俗合唱。邓斯泰布尔创作的作品大多数是三声部，重点在上声部，圣咏声部已加入了加花和装饰。需要注意的是，其各声部在节奏上基本是一致的。到了15世纪中期，除经文歌、赞美诗、弥撒曲等宗教性合唱音乐体裁外，英国音乐还出现了圣诞颂歌这一新的合唱音乐体裁。圣诞颂歌虽然涵盖宗教的内容，但是在本质上是世俗音乐体裁的作品，可以看出宗教体裁正向民俗化转变。除此之外，在15世纪，英国还形成了“福布尔东”（Fauxbourdon）与“法伯顿”（Faburden）的复调手法。这两种手法和宗教圣咏的处理及运用密切相关，而在英国合唱音乐方面已经表现出了和中世纪合唱艺术不一样的特征，那就是力图在音响方面追求主调风格和谐及丰富，这体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和谐观念。

第二，勃艮第作曲家和法—佛兰德作曲家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教堂复调技术进行了发展，融合了英国音乐明朗和谐的特点，最终形成了鲜明的北方音乐风格。来自欧洲北方的一些作曲家在文艺复兴之初就在勃艮第地区聚集，被统称为勃艮第作曲家或勃艮第乐派。这些人中影响力最大的是迪费（Guillaume Dufay，1400—1474）和班舒瓦（Gilles Binchois，1400—1460）。迪费作品包括《你的婢女在这里》《万福天堂女王》《武装的人》等弥撒曲、圣母颂歌、经文歌，以及法文歌词的尚松等。迪费对15世纪上半叶的欧洲音乐风格以及体裁进行了发展，力图体现出清楚的调性和功能和声语言及四声部的织体风格。班舒瓦作有经文歌、赞美诗和圣母颂歌等宗教仪式音乐。不过尚松是班叔瓦最有特点的音乐体裁—继承了14世纪的一些传统，兼有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清新典雅。

总体上看，勃艮第作曲家的合唱音乐吸取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教堂复调技术，尤其是其宗教体裁作品带有强烈的世俗气息，如在经文歌中，基于圣咏的固定歌调已被世俗旋律所替代，其歌词也尽可能地被世俗化了。勃艮第作曲家的音乐对15世纪欧洲大陆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清新的音乐风格一反中世纪教堂复调音乐的遗风，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合唱艺术开辟了新的道路。(www.xing528.com)

15世纪中期，之后法—佛兰德作曲家的音乐对勃艮第作曲家音乐风格进行了一定的延伸。法—佛兰德作曲家仍由来自北方的作曲家组成，是一个巨大而有生命力的作曲家群体。

1450～1490年，法—佛兰德作曲家的代表人物是奥克冈（Johannes Ockeghem，1410—1497）和比斯努瓦（Antoine Busnois，约1430—1492）。奥克冈作有13首弥撒曲、1首单乐章的信经、10首经文歌和约20首尚松，不过其主要成就在于弥撒曲的创作。其弥撒曲的旋律一部分来自宗教音调，但更多来自作为世俗音乐的尚松。比斯努瓦作有3首弥撒曲、7首经文歌和2首圣母颂歌，风格接近迪费，主要作品是23首尚松。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1480～1520年）是文艺复兴的兴盛期。这一时期法—佛兰德作曲家的代表是若斯坎（Josquin des Pres，约1440—1521）、奧布雷赫特（Jacob Obrecht，1450—1505）、伊萨克（Heinrich Issac，约1450—1517）、拉吕（Pierre de La Rue，1460—1518）等。这些作曲家的创作继承了前代法—佛兰德作曲家宗教体裁的复调音乐风格，将欧洲南部的世俗音乐风格汲取到自己的作品中，使宗教与世俗互现、互动。其中，若斯坎是划时代的人物。他的作品包括18首弥撒曲、100首经文歌和70首尚松。若斯坎的弥撒曲创作汲取了15世纪弥撒曲的创作经验，并发展出了一些新的类型，为16世纪弥撒曲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若斯坎的经文歌和尚松也个性突出。奥布雷赫特作有29首弥撒曲、28首经文歌及一些尚松和器乐曲。在与若斯坎同时代的作曲家中，他是唯一的一位荷兰人，风格是最为保守的。伊萨克具有多方面的音乐才能，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作有30首弥撒曲、一套三卷本的《康斯坦茨众赞歌》，还有大量的世俗音乐体裁以及法文、德文和意大利文歌曲。在宗教性音乐体裁的创作上，伊萨克运用了传统的“定旋律”技法，拥有新颖的主体模仿风格。在1520～1550年，继若斯坎之后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贡贝尔（Nicolas Gombert，约1495—1560）、克莱门斯（Jacob Clemens，约1510—1556）和维拉尔特（Adrian Willaert，约1490—1562）等。他们不仅继承了法-佛兰德作曲家的优良传统，还将其扩散到欧洲各地，并与当地新的音乐相融合。1550年后，法-佛兰德作曲家的代表人物是拉索（Orlande de Lassus，1532—1594）和蒙特（Philippe de Monte，1521—1603）。他们广泛吸收了法、德、意等国家的教堂复调技术，丰富了复调织体，使复调音乐与主调音乐形成新的结合，这一改变成了法-佛兰德作曲家合唱音乐走向成熟的标志。特别是拉索，作为文艺复兴晚期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他一生创作了大量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包括70首弥撒曲、520首经文歌、176首牧歌、135首尚松和93首利德。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作于1563～1570年的《大卫的忏悔诗篇》。总之，从15世纪初的英国作曲家、勃艮第作曲家到15世纪中后期及以后的法-佛兰德作曲家，崛起的欧洲北方作曲家群体将中世纪形成的教堂复调技术与世俗音乐因素密切结合，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合唱艺术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三，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也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合唱艺术的发展。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拉近了宗教与合唱的关系。在16世纪的合唱中，世俗精神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以增强，这在宗教改革的作曲家那里如此，在反宗教改革的作曲家那里也是如此。1517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发起了宗教改革。音乐改革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成果就是众赞歌。众赞歌是16世纪产生的新的宗教性合唱体裁。马丁·路德主张用德语而不用拉丁语演唱圣咏，并亲自用德文写了许多众赞歌歌词，其中《坚固堡垒》被誉为新教精神的战歌。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期间，最重要的作曲家有瓦尔特（Johann Walter，1496—1570）、格奥尔格·劳乌（Georg Rhaw，1488—1548）等。瓦尔特创作了大量众赞歌，包括复调式众赞歌和接近主调和声风格的众赞歌。格奥尔格·劳乌的创作代表着新教精神，其中的旋律逐渐从固定声部移至最高声部，是四部和声的雏形，因而具有主调音乐简洁、明朗的风格。

在16世纪的第二个25年中，罗马天主教内部发起了宗教改革，其目的是遏制新教的发展，这场发自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被称为“反宗教改革”运动。为了抵制世俗音乐的侵入，教会曾企图禁止使用除圣咏以外的一切音乐形式。但文艺复兴的潮流不可阻挡，一种融合新旧风格的新的宗教音乐应运而生。意大利作曲家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1525—1594）的宗教音乐便具有这种风格。他曾作有104首弥撒曲、约250首经文歌、约50首意大利语歌词的宗教牧歌。帕莱斯特里纳的主要成就是他创作的弥撒曲，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马尔采鲁斯教皇弥撒》。在他的弥撒曲中，圣咏不再限于固定声部，而是可置于其他声部中；有时圣咏只是一种音乐素材，而在一些弥撒曲中干脆不用圣咏。与此同时，帕莱斯特里纳创作了一些纯世俗的牧歌。帕莱斯特里纳对西方合唱音乐发展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在帕莱斯特里纳的影响下，16世纪末17世纪初以罗马为中心，以纳尼诺（Giovanni Maria Nanino，约1545—1607）和维托利亚（Tomas Luis de Victoria，约1548—1611）为代表形成了罗马乐派。罗马乐派的作曲家在帕莱斯特里纳风格的基础上汲取了威尼斯乐派的风格，并保留了教堂音乐风格，成为16世纪保守风格的代表。与帕莱斯特里纳同时代的作曲家还有英国的威廉·伯德（William Byrd，1543—1623）。他的主要创作领域是天主教音乐，包括弥撒曲和经文歌等，他的音乐受到了“反宗教改革”的影响，体现出严谨的复调风格。

最后要说的是以安德列亚·加布里埃利（Andrea Gabrieli，约1510—1598）和乔瓦尼·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约1553—1612）为代表的威尼斯乐派。在16世纪，这个乐派对欧洲合唱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在由“分开的合唱队”（Cori Spezzati）演唱“复合唱风格”（Polychoral Style）的合唱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乔瓦尼·加布里埃利的经文歌《在教堂里》采用了多个合唱队，高低声部自由组合，同时和一些发出不同音质的乐器相互融合。在合唱过程中，上述元素或者相互应答，或者与独唱声部交替歌唱，或者组合在一起进而发展出音响的高潮。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性合唱的最高成就便是上述的“复合唱风格”，它是宗教与世俗教会融合产生的结果，对巴洛克时期合唱的发展影响巨大。

第四，在宗教性合唱鼎盛发展的时期，一种新型的合唱方式横空出世，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方式便是世俗合唱。世俗合唱的发展为当时的文艺复兴提供了很多指导意见，是一种文化的进步，更体现出一种艺术性质的飞跃。

16世纪的意大利牧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世俗音乐形式，虽与14世纪的牧歌同名，但实质上二者并没有联系。早期牧歌（出版于1520～1550年）以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为中心，四声部，基本上为主调风格。意大利本土作曲家费斯塔（Costanzo Festa，1490—1545）是早期牧歌的代表性作曲家。中期牧歌（出版于1550～1580年）以威尼斯为中心，多为五声部，也有四声部或六声部的，主要作曲家有罗勒（Cipriano de Rore，约1515～1565）等。晚期牧歌（出版于1580—1620年）以罗马、曼图亚和费拉拉为中心。晚期牧歌走向成熟，声部间出现了半音化和声，甚至是半音体系（Chromaticism）； 而且运用了绘词法，宣叙性节奏音调被大量运用，体现出强烈的色彩对比。晚期牧歌的代表作曲家主要有韦尔特（Giaches de Wert，1535—1596）、马伦齐奥（Luca Marenzio，约1553—1599）、杰苏阿尔多（Carlo Gesualdo，约1561—1613）、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3）。在意大利世俗音乐中，除牧歌外还有维拉内拉（Villanella）、劳达赞歌（Lauda）等世俗合唱体裁。

16世纪，德国也出现了世俗合唱—复调利德（Polyphonic Lied）。早在《洛查默尔歌集》和《格罗高尔歌集》中就载有早期的复调利德，一般为三声部，旋律在最高声部。15世纪末16世纪初，这种复调利德得以充分发展，并逐渐展现出自己的风格。作为一种四声部合唱，复调利德采用德国旋律素材和法-佛兰德作曲家的复调技术，其中的固定声部常常是一个人们所熟悉的旋律，其他三个声部则围绕这段熟悉的旋律构成复调织体，体现出世俗旋律与教堂复调技术的结合。较重要的作曲家是海因希里·伊萨克（Heinrich Isaac，1450—1517）和海因希里·芬克（Heinrich Finck，1445—1527）。16世纪中叶，路德维希· 森夫尔（Ludwig Senfl，1486—约1543）等作曲家使复调利德这种合唱形式走向成熟。至16世纪末，哈斯勒（Hans Leo Hassler，1562～1612）等人将意大利风格和这种复调利德融合在一起，并使之具有一种新的风格。在16世纪的西班牙和英国也有世俗合唱产生。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了一种名为维良西科（Villancico）的合唱体裁。英国世俗合唱发展较缓慢，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出现了一些世俗性合唱体裁，即英国牧歌和琉特琴歌曲（Lute Song）。

文艺复兴时期的合唱音乐是西方合唱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点，它使世俗合唱与宗教合唱携手发展，达到16世纪复调合唱的巅峰，展示出具有民族风格和世俗精神的世俗合唱艺术魅力，体现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