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合唱艺术发展多元化及创新实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被确立，音乐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音乐家们打破传统的思想禁锢，以音乐艺术的基本规律为原则开始了新的创作与表演。国家在予以政策支持的同时，还大力推进专业音乐团体的体制改革，以增强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适应能力。但这一政策并没有真正作用于同属严肃音乐的合唱艺术，因此合唱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滞后于交响乐等严肃音乐的发展。在21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间，在政府政策扶持及社会力量的帮助下，我国合唱事业迎来了发展的小高潮，合唱团不断涌现，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合唱团就有上万家之多。令人高兴的是，高等师范学院及综合性大学开始设置合唱指挥的专业与课程，使合唱成了教育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人民音乐素质培养的重视以及合唱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例如，2003年，在中国音乐学院有关领导的支持下，著名合唱指挥家吴灵芬开设了以合唱指挥专业为主的指挥系；2007年，四川音乐学院成立了合唱系。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合唱事业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时期合唱业余事业的发展，为一大批中青年作曲家和本土作曲家提供了发光发热的机会，他们积极投身到合唱音乐的创作中。特别是本土作曲家，他们善于将自身所在地区的文化、精神和民间音乐素材融入音乐的创作，通过凝练和升华，使用多元化的创作理念，创作出彰显现代文化和洋溢着浓郁地区特色的作品，以音乐的形式传播着中国的音乐文化和民族文化。这类合唱作品的代表作有《工尺谱游戏》《天湖·纳木错》《一窝雀》《炊烟》《小母鸡》等。这些作品在发扬现代风格和继承中国民族音乐的文化传统上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下面仅以几个实例来管窥21世纪中国合唱创作思维的创新实践。

（一）黄讯舫的《工尺谱游戏》

《工尺谱游戏》的创作灵感源于对民族音乐工尺记谱法的兴趣，目的是对中国民族音乐理论实践性意义进行摸索。作曲家将工尺谱唱名“合、四、一、上、尺、工、凡、六、五、乙”（sol、la、si、do、re、mi、fa、sol、la、si）当作虚拟化的歌词，将其与音乐曲调结合在一起，借助五声调的交替、转换、叠置及和声技术，将汉字的音响魅力凸显出来。这部作品的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曲家的创作理念。在作曲家的眼中，合唱队是一个以人声为基础的乐队，不仅能将歌词表达的具体内容传达出来，还可以制造出同乐器相匹敌的旋律。另一方面是作曲家创造了一个新的合唱音响审美样式，以没有具体语境的10个汉字为歌曲的歌词，以民间音调为音乐发展的素材，结合现代创作技巧对人声音响的魅力进行展现，进一步彰显出合唱艺术在自律方面的魅力。作曲家在人声方面做了节奏化、音色化的处理，将器乐音乐当中使用的主题贯穿“动机式”的手法应用其中，让作品的合唱效果表现为歌唱化和器乐化相结合。

（二）曹光平的《天湖·纳木错》

《天湖·纳木错》的创作灵感来自曹光平在两次西藏之旅，曹光平被西藏干净优美的风景和当地淳朴的民风打动而获得了情感。作曲家借鉴了造型艺术和空间艺术的创作思维，将作品的总体构思置于人与景的交融之中，把藏传佛教的“唵嘛呢叭咪吽”与西藏民族特色语言感叹词“呀拉索”作为歌词，借助藏族传统音乐素材，结合现代作曲手法，通过对音乐素材中的元素如特色的音调、节奏、音色和结构组合形态进行润色，将藏族人民对生存、生活和生命的理解传递给人们，使作品成为民族文化与信仰的载体、音乐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典型。

（三）刘晓耕的《水母鸡》(www.xing528.com)

刘晓耕的女声合唱《水母鸡》是依据文山壮乡民间童谣创作的。作曲家把云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和当代谱曲手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作品具有民族性、当代性的特色。刘晓耕曾经这样说：“少数民族的音乐因素和现代生活仅一步之遥。重点是编写时是否可以跨越这一步。这一步跨不过，人们听到的就是素材，而不是创作。我不愿在我的创作中只能听出素材，我想把民族元素融进血液里，再形成一个有我特征和时代感受的音乐言语，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四）赵俊毅的《舞动的土地》

赵俊毅创作的《舞动的土地》在2009年获得了“帕伦天奴杯”第四届作曲比赛合唱及艺术歌曲演唱一等奖。青年创作家赵俊毅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Gamelan）音乐是其作品创作的灵感来源。作曲家为了追求合唱创造思维的拓展，采纳、引用了甘美兰的音乐模式，运用了人声和打击乐相融合的方式，把马来西亚民歌当作创作元素，将当代创造观念与手法揉进其中，让人声音色表达出美妙丰满的音响效果。作品中主要的音乐组成元素就是甘美兰音乐中的节奏元素，作曲家通过变化、重复甘美兰音乐中的节奏形态，将马来西亚乡村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状态展现出来，将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上面4部作品能够归纳出21世纪中国合唱创作思维的革新实践，进而反映出创作家在创作理念上的多元化。他们采用现代手法与传统的民间音乐元素相融合的方法，寻求新颖的审美听觉样式，并尽力从歌词语意性的约束中跳出来，只把歌词当作音乐的声音素材，用来创造意境与表达音乐情感等。除此之外，创作者突破了人声发声的自然规则与人声传统音域、音色的使用，让人声尽情地畅游于音响效果中，彰显了合唱把人声当作载体的自律美学的特点。此外，创作者还重视表达民族文化含义和民族精神，如《天湖·纳木错》彰显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与人文情感，《工尺谱游戏》展现了中国文化中汉字音响的吸引力，《水母鸡》重点阐释了区域性的民族特色及民族文化，《舞动的土地》将生活在当代喧闹、杂乱城市的人们回到自然、找寻心灵净土的愿望表现出来。这些作品都是作曲家内心与现实对比的写照。这类新手法、新思维的探求优化了音响效果，让合唱拥有了强大的表现力，并为探索21世纪中国合唱创作思维方面提供了创新经验和实践经验。

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类似这样的创新实践作品不胜枚举。总的来看，对合唱创作中民族性、现代性、立体性、空间性相互交织的探求是这一阶段合唱创作思维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