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还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变革运动。它掀起了批判一切封建思想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知识的热潮，使中国新兴文化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我国近代新音乐的初建阶段，新音乐文化的创建标志着我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而转型期是由西方现代音乐文化的冲击而产生的。在学堂乐歌时期，沈心工、李叔同等人为外来的曲调填入新词，对当时的音乐形式进行了改革，为我国音乐引入了新的血液。但新文化运动后，这种新形式的音乐已经无法满足五四时期音乐文化改革的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音乐教育事业的普及和新型音乐社团组织的涌现，建立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机构逐渐成为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这一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对音乐教师以及其他各种音乐人才的培养是社会的急切需求。此外，音乐的民族风格也非常明显，展现了我国人民的纯朴以及抒情的情怀。蔡元培的倡导在进步文化界有着重要的作用。很多在日本、欧美等国家学习过音乐或音乐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以及很多在学堂乐歌活动时期学习和具备现代音乐知识的业余音乐爱好者，都对美育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用他们对祖国深切的热情发展音乐文化，以此来实现振奋民族精神和救亡图存的抱负。我国新兴音乐界随之出现，专业的音乐活动也随之兴起。我国的音乐形成成熟的体系和理论，音乐创作方面取得了硕果。
萧友梅、赵元任等人的音乐创作明显地融合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这一特点在合唱音乐创作方面尤为明显，也代表了他们改革中外音乐融合的决心。伴随着这样的改革精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才能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展现自身的光芒，使我国新型文化更具生命力，使合唱音乐创作得到新的发展机遇。
（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合唱发展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后，许多作曲家为中小学校的音乐课创作了不少不同形式的合唱曲。萧友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晚歌》（三部合唱）、《柏树林回旋歌》（三部合唱）、《迎冬舞》（二部合唱）等。从音乐风格和艺术水平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与李叔同的《春游》非常接近。在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当中，不只中小学的音乐课程中包括基本的合唱训练，一些基督教会的学校和教堂的唱诗班也很注重合唱的训练。在平日的礼拜中，他们会唱圣诗；在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里，他们还会演唱著名的宗教康塔塔、清唱剧或弥撒曲等曲目。当时，我国作曲家受上述宗教大型合唱音乐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创作。赵元任的《呜呼！三月十八》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屠杀爱国民众，无数无辜者丧命。赵元任怀着悲愤的心情创作了此作品，通过这首混声四部合唱，表达了他对政府的声讨和对牺牲者深沉的悼念。从这首歌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型宗教合唱音乐对他的影响。另外，《春江花月夜》这首由萧友梅创作的合唱曲，在音乐风格（包括有关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也受到大型宗教合唱音乐的影响，不过其核心内容是围绕我国人民的真实生活展开的，表达的也是我国的民族情调。
1.萧友梅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合唱音乐
萧友梅（1884—1940），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既受到国学教育的熏陶，又被西方教会音乐所影响。1912年，年轻的萧友梅利用公派的机会到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理论作曲，1916年7月以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萧友梅一生共创作100余首歌曲，大部分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今乐初集》（1922）、《新歌初集》（1923）和《新学制唱歌教科书》（1924）中。《今乐初集》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个人歌曲作品专集。
萧友梅的歌曲作品根据内容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对政治现实的写照，代表作品有《卿云歌》《五四纪念爱国歌》《国民革命歌》《从军歌》等。《卿云歌》是应北洋政府的国歌研究会征集活动而创作的作品，并在1921年被当时的国会正式确立为中国国歌。
第二类，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抨击，代表作品有《问》《南飞之燕语》《国土》等。
第三类，借景抒情，主要作品有《杨花》《晚歌》《柏树林回旋歌》《星空》等。
第四类，对校园生活的真实写照。大型声乐作品以女声合唱《别校辞》（易韦斋词）、合唱套曲《春江花月夜》（张若虚词）等为代表。其中，合唱套曲《春江花月夜》运用了多声合唱的技巧进行民族化方向的探索。作曲家在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地加入中国式“多段连缀”的结构手法，目的是能创造出区别于西方大型声乐套曲的新型合唱作品。
以萧友梅为代表的我国第一代专业音乐家，开始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编写教材。《新学制唱歌教科书》这部由萧友梅编写的作品，最初就是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而作，是通用的唱歌教材。正是有了这样的教材，我国的音乐教育才有了智力方面的支持，音乐生活才能有越来越多的新作品出现。
2.黎锦晖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合唱音乐(www.xing528.com)
在黎锦晖创作的12部儿童歌舞剧中，影响较大的有1920年创作的《麻雀与小孩》、1922年创作的《葡萄仙子》、1923年创作的《月明之夜》、1925年创作的《神仙妹妹》、1928年创作的《小小画家》。其中，《麻雀与小孩》和《小小画家》最受少年儿童及广大群众的欢迎，社会影响力也最大。
《麻雀与小孩》是黎锦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在近现代音乐史上被视为我国早期歌剧的萌芽。该剧的音乐创作运用了选曲填词的方法。音乐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国外浅显易唱的通俗曲调；二是各地的民歌、小调、戏曲及民间器乐的曲牌。例如，第一场的《飞飞曲》就选自一首外国儿童歌曲，描写的是老麻雀教小麻雀学习飞行时的一段生动有趣的对唱；第二场的《嗤嗤曲》由湖南民歌改编而来，表现的是小孩在引诱小麻雀时的对唱，既富于童趣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第四场的《苏武牧羊曲》是一首学堂乐歌，曲调缓慢而流畅；第六场的《银绞丝》取自一首江苏地区的民歌，小快板式的音乐满是活泼、欢快的情绪。
20世纪20年代，黎锦晖在我国儿童歌舞音乐创作领域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他的儿童歌舞音乐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注重对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表现。
第二，他在少年儿童的心理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选题和构思，因此创作的脚本清晰明了，朗朗上口。在艺术创作方面，他延续了学堂乐歌运动开始时重视儿童音乐的艺术传统。
第三，他的儿童歌舞音乐风格清新明快、生动活泼，易于被少年儿童接受。
第四，他在创作中开始对音乐的戏剧性进行探索，这为后来的歌舞剧、新歌剧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3.赵元任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合唱音乐
赵元任（1892—1982），江苏武进人，出生于天津。由于成绩非常优秀，所以在1910年得到去美国公费留学的机会，之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学习哲学，并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
赵元任在语言学方面颇有造诣，是知名的语言学家，他在作曲方面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现。赵元任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反映当时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代表作品有《卖布谣》等；另一类主要表现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主要作品有《教我如何不想他》（1926）、合唱曲《海韵》（1927）。尤其是《教我如何不想他》，不仅在赵元任众多艺术歌曲中颇具代表性，还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较高水准的一首艺术歌曲。作品由诗意充盈、音韵和美的四段歌词构成，通过对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系列自然景象（微云、微风、月光、海洋、落花、鱼儿、燕子、枯树、残霞）的描绘，隐喻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要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呼声，表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细腻且敏锐的内心世界。
赵元任只创作过一部大型合唱曲，就是《海韵》。这首歌的歌词来源于徐志摩的诗歌，风格上类似欧洲国家的清唱剧。《海韵》在当时极为轰动。在这部作品中，赵元任借鉴了18世纪欧洲惯用的叙事性大型合唱曲的结构特点，融合了多种合唱形式，比如混声四部合唱、男声四部合唱、女声合唱以及领唱加合唱等，加上独唱、钢琴伴奏和间奏的紧密配合，使这首多段式的叙事长诗更加打动人心。这部作品不但音乐优美动听、形象鲜明，而且在旋律写作及多声部配置上已开始表现出对我国民族风格的关注。对多种合唱织体的写作，表明赵元任深谙合唱写作技术，并善于发挥各种不同声部配置的人声效果。在那个时代，这首合唱歌曲风靡一时，受到音乐界以及广大音乐爱好者极高的赞誉，即使用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这首合唱歌曲，它仍然是非常优秀的合唱名曲。
《海韵》通过独唱、合唱、钢琴伴奏来表现诗人、女郎和大海的形象。其音乐形象生动、准确，深刻地诠释了徐志摩诗作的文学意境，通过音乐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刻画出一个独立、自由、勇敢、美好的新时期女子形象。
赵元任富有音乐素养，在语言学上也具有深厚的造诣，他的声乐作品将语言研究和音乐创作相结合，根据我国语言的特殊规律，并吸取传统昆曲音乐的配法，归纳出一个大概的乐调配字调的原则，这使他的作品词曲结合得非常贴切，旋律也非常自然流畅。20世纪20年代，赵元任的代表曲作有《劳动歌》《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听雨》及合唱《海韵》；《江上撑船歌》以及影片《都市风光》中的插曲《西洋镜歌》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20世纪40年代，他迁居美国后，又以明代民谣为基础创作了《老天爷》等作品，这些作品都经久不衰，广为流传。他在创作中十分重视民族风格，在研究各地方言时，他还借机收集了许多民间音乐。他将这些音乐素材融入歌曲创作，包括民歌的音调、戏曲曲艺音乐中的朗诵调、中国古诗的吟哦调等，都使他的作品艺术效果别具一格。除此之外，赵元任也非常重视对思想感情的表达，对特定情景常采用细致周到的特殊处理，不拘泥于常规的作曲形式，因此作品往往新颖独特又恰到好处。他在转调、和声、对位等西洋作曲技巧与民族风格的结合上也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包括如何积极发掘钢琴伴奏在作品中的陪衬作用，相对独立的音乐形象如何与整部作品进行有机统一，等等，都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大众的喜爱，不单是因为他在音乐创作方面技法高超，还与他的作品体现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潮有关，因为在他的创作中已经开始采用白话新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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