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音乐传承与发展研究：现代山东琴书的兴盛

“中华民国”成立后，山东琴书在新的文化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

其一，演出渠道的发达，带来了琴书发展的生机。山东琴书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首先表现在琴书演出场所—书茶馆业的发达。民国以后，济南、青岛、烟台等大中城市书茶馆业纷纷建立，为琴书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展示平台。据《山东曲艺史》记载，在济南，光绪年间仅有明湖居、鹊华居两个书场，而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随着山东琴书、东路大鼓、山东快书、京韵大鼓、河南坠子等曲种的陆续涌入，促使济南各类曲艺演出场所迅速增加。首先在趵突泉除著名的望鹤亭、四面亭外，陆续出现了马家茶馆、唐家茶馆。东南隙地出现了说书大棚和明地，趵突泉前门外也出现了一批小书馆。同时在新市场、大观园，以及稍后开辟的西市场等综合性商场内，出现了一大批专供说唱中长篇书使用的小书场；在青岛，据1933年出版的《青岛游览指南》所载，较著名的大书场主要有丁树德说书场、王教顺说书场等7处；至1935年出版的《青岛游览指南》中记载，较著名的大书场已增至15处，青岛曲艺演出情况，在民国时期虽稍逊于济南，但亦相当活跃；烟台也是山东重要的曲艺演出城市，作为开埠较早的海滨城市（民国时），随着经济的繁荣，烟台亦有不少曲艺场所出现。在众多新兴的曲艺场所中，有琴书艺人活动记载的主要有：济南的明记茶园、劝业场书场、西市场书场、大观园杂把地、合顺书场、其昆书场、振华书场、懋泰书场、合三书场、华斌书场；青岛的泰清书场、王教顺说书场等。这些新增的书场茶社，与过去“撂地安场”“赶集赶会”相比，演出种类更加集中、多样，演出时间、地点也更加固定，容易吸引、拉拢不同层次的观众，便于扩大山东琴书及各种曲艺的影响力。

其二，广播电台业的兴起与艺人的自由流动，也促进了山东琴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播电台在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兴起，曲艺演出又增加了“空中书场”这一类型。一些厂家和商号开始邀请著名曲艺艺人到广播电台，配合商业广告的播出做直播演唱，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曲艺起到宣传作用。广播电台业的兴起，为山东琴书在省外，甚至国外的传播起到积极的宣传作用。如北路琴书艺人邓九如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与张心乐、邓秀玲在天津东马路青年会电台录音，因扬琴的扬字与抵制日货打东洋有碍，遂参照山东大鼓的叫法，将“山东扬琴”改名为“山东琴书”，此称谓由于较符合这一艺术曲种的自身特点，一直沿用至今；东路琴书艺人商业兴、关云霞夫妇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汉城（首尔旧称）百乐门公司灌制《潘金莲拾麦子》《老少换妻》《宋江坐楼》等10余张唱片。另外，艺人流动演出也带来了山东琴书艺术的传播与繁荣。民国时期，北京、天津、沈阳、苏州、南京等各大城市的曲艺演出场所也纷纷呈现繁荣之势，推动了各地曲艺艺人的流动演出。如商业兴夫妇在20世纪30年代，曾去沈阳及汉城演出，将山东琴书的影响扩大到东北及朝鲜地区；北路琴书因邓九如的成功改革，除主要流传于鲁北、鲁西北各地外，还传往北京、天津、东北等地，邓九如本人曾于1928、1930年两次去大连演出，1928、1930、1933、1938年四次去天津演出，拓宽了山东琴书在北方的影响范围。

其三，在山东广大农村，琴书演出生活依然非常活跃。山东琴书发源于鲁西南农村，清代末年，艺人们出于生计，纷纷转入大中城市，促进了城市曲艺的繁荣。但农村曲艺仍保持着旺盛状态，尤其是各种丰富的业余演出，是大城市所不能及的。当时影响较大的演艺场所有临清西大寺内说书场、惠民胡集灯节书会、德州庙会说书场、泰安岱庙说书场、北镇大集说书场等。这些书市集会民国前便已成立，民国时更加繁荣，并都存有山东琴书艺人流动演出的记录。如《中国曲艺志·山东卷》中记载：“胡集灯节书会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民国时）每逢元宵节，不但山东北部、中部说书艺人前来应市，甚至河北南部的艺人也赶来亮艺。唱山东琴书及说山东评词的大多在较僻静的地方安场，整个书场气氛火爆。艺人多数唱不上半段，就被雇主选中，讲妥价钱领走。有的名艺人人熟，往那站就被请走，价钱不等，但真正‘卖不出去的’为数甚少。”受大城市的影响，农村中的小集镇也渐有设备简单的小书馆出现。如济南以东的小城潍县（现为潍坊市），民国初年出现了著名的白浪河沙滩说书场和快活林书场；济宁土山地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出现小书场林立的“杂把地”，著名琴书艺人贺金城和贺金柱兄弟、李青山、茹兴礼、张建亭、张建山、李若光等都在此演出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城市曲艺演出受损，而鲁西南广大农村，山东琴书的业余演出仍然兴旺。(www.xing528.com)

其四，教学、组织机构与管理措施的出现，加强了琴书艺人的自我改进和管理。娱乐市场的兴旺促进了山东琴书在内的各种曲艺演出的活跃，但从艺人员身份复杂，演唱内容五花八门，更有淫秽、低级趣味的故事或表演取悦观众。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及在社会对戏曲、曲艺进行改良呼声甚高的情况下，开始重视对曲艺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如民国十七年（1928年），山东省民众教育馆曾指派专人对济南、青岛等地曲艺情况做调查，成立了“书词研究会”，对本省曲艺艺人加强了演出管理；1931～1937年，济南、青岛、临沂等地曾举办过10余期“书词训练班”，帮助曲艺艺人学习文化、提高艺术水平、增强自尊心，并组织演唱《五卅惨案》《五三国耻哀山东》《十九路军抗日》《光明集》《热血集》等新唱词。

山东琴书艺人们从保护本行业的利益出发，也形成了自发性的行会组织。由于曲艺队伍中的行帮陋习，琴书由“庄稼耍”转为下海说书，被视为“没枝没蔓”处处受到歧视，在琴书艺人集中的济宁，竟出现破坏演出的城隍庙砸扬琴事件。艺人们不得不求助济南、济宁的书词公会，在他们的支持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农历二月二日，成立了“殷（田昌）、贺（金城）、茹（兴礼）门”。“殷、贺、茹门”的出现，标志着山东琴书首次确立了自己的“门户”，形成了琴书艺人们互济互助的、自我管理的行会组织。

其五，战争期间，山东琴书和其他曲艺艺术在解放区受到重视，也促进了艺人们的自我改进与管理。山东原为民间说唱艺术兴盛发达地区，山东琴书、大鼓、快书等均有流传，可谓丰富多彩。在战争年代的各解放区中，各种民间说唱艺术，只要能为宣传鼓动服务，就得到了最广阔的活动天地，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利用。在冀鲁豫边区（山东部分），山东琴书和其他曲艺形式成为宣传战斗的主要方式，曲艺艺人的思想教育开始受到党和边区政府的关注。1947年中共冀鲁豫委员会宣传部发出《改造民间艺人、旧艺人和民间艺术、旧剧的一封信》，提出山东琴书等民间艺术的内部改革、艺人改造问题；中共冀鲁豫委员会又于1948年发出《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提出了艺人改造的具体工作方案。为落实区党委和行署的指示，边区文协艺术部还详细调查了散居张秋、东阿、东平、寿光、阳谷、昆山、范县等地一带的琴书、洋片、面塑等民间艺人，举办各类训练班、座谈会，改造艺人的封建思想，鼓励其为革命战争服务。党和边区政府主动团结曲艺艺人，和他们交朋友，帮助其提高文化水平，和他们共同研究切磋艺术，帮助他们修改旧唱词，编写新唱词。曲艺艺人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一步改造旧曲艺、推动新曲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