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陆边疆的历史意义

在汉朝，^[62]中国历史的地理范围已经确定。整个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最后成熟期是在唐朝或宋朝，^[63][64]这些成熟的特征很受中国历史早期地理范围影响的。但汉族能够活动的地理范围，又是在更早的时期由中国农业的特征所决定的。这些特征在新石器时代即见开始，其发展也多半是对黄河流域比较有限的环境的适应。

从黄河流域向外发展，汉族发现长江流域的环境，有利于继续发展在黄河流域建立起来的那种精耕农业及专门化的社会。这样，导致了汉族向南发展的范围，但准确的界线还远没有确定。广西、贵州、云南诸省并没有完全被汉族占领。汉族在向南发展时，重点是解决疆域规模扩展所带来的问题——运输的规模、行政的范围、帝国的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的调整。

而在另一方面，当他们向北发展，达到草原时，他们面对的是另外一种问题。这里，要想适应环境，就必须转变已有的战略。向南发展并没有造成中国与过渡地区的冲突，而向北发展则造成冲突。如果发展过甚，就会在边境地区形成一个不同的社会。国家本身是纯粹汉族式的发展过程的产物，会坚持一种持久性(当然也有松动的时候)的政策:限制它的边民，不准他们深入草原。^[65]

在草原环境与中国环境之间，有一个存在问题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带的内侧可以由汉族占领并统治，汉族在这里的发展，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结果是增长。而过渡地带的另一侧，却脱离中国而倾向草原。这样，就产生一个边疆，它的稳定性要取决于文化、经济、社会及军事条件的复杂平衡。汉族个人或团体一旦超越了这个边疆，就脱离了中国的势力，而受到草原势力的影响。^[66]因此，长城可以说是国家要稳定边疆的一种努力，用以限制汉族的活动范围，并隔绝草原民族。

沿着长城，汉族必须应付那些有害于他们已经建立的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环境，因此，也限制了他们所能占领的土地范围。从他们环绕城池的农村社会机制中产生的发展力，动作缓慢。走在前面的，只有一些力量单薄的冒险家、商人和其他先锋。与北部不易进入的草原及南部能够逐渐进入并移殖的地区相比较，汉族的这些向外发展，都不如有利于他们固有生活方式的故土的发展重要。在故土旧地，中国文化根深叶茂，果实繁盛。

这里，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个社会向新的地区的发展，另一种是政治力量对并未实际占领的地区的伸入。在南方，随着汉族的扩张，山野及半热带的森林都转变成中国式的景观:聚居的河谷，灌溉的稻田，以及有墙的城市。汉族自己在繁衍，与之接触的少数民族在汉化。少数民族汉化，其历史意义，要大于少数民族因抵抗而被杀或后退到更偏远的地区。因为土地成了中国土地，社会仍然是中国社会，在这个发展面前的政治退缩是无意义的。

在草原边疆上，发展与退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汉族主体并不能原封不动地发展。土地与气候，使过分远离主体发展的人变为另外一种民族。在社会与地理之间产生一种政治冲突。环境的本身只利于汉族生活方式及草原生活方式的混合，但在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国社会主体各自发展其固有的特征及专门的政治体制后，它们便随着这种发展，而互相对立了。每一种政治势力都会要求它所立足的社会的统一和团结，因此，草原社会主体及中国社会主体都拒绝，并企图压服在它们中间所产生的折中的社会形式。

由此就产生了没完没了的斗争。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一个固定的边疆，包括一切真正适宜中国的东西，隔绝一切不能适合中国的事物。长城就是这种信念的表现。但是，过渡地区及其以外的草原对整个中国意义不大，而且与中国内地的发展绝对无关，这些事实并不能阻拦在过渡地区形成过渡社会的内在趋势。而且，靠近边境的汉人对这种过渡社会有着贸易的利益，过渡社会也以进一步贸易接触的方式，把这种利益推广到草原上去。因此，虽然草原不适宜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并没有阻止一部分剩余人口要去适应草原生活，而置国家政策于不顾。

因为这些原因，长城式的绝对固定的边疆，在事实上永远不能完全实现。既然不能完全阻止过渡团体的形成，对这些团体就必须加以统治，交流既然不能完全切断，就必须使它们尽可能地有利于中国，而不是从中国吸走财富及实力。这样，扩张的力量，在南方只是逐渐的土地扩充，在北方则变成帝国的征服、统治及操纵。在草原上，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范围程度的问题——中国所能动员的剩余力量的数量与种类，它侵入非汉族地区所能达到的深度，以及它对不能按照汉族标准同化的社会的征服、统治或间接控制的程度。^[67]

在任何时期，无论汉族有多么强大，在对付草原民族时，都不能以寻常的汉族方式来使用他们的力量。结果，国家政策在推行者和被推行者之中，都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中国可以向外发射力量，也正是这个力量对中国形成反射。第一，在边疆为帝国工作的汉族官员，在使用国家交付给他们的权力时，也在中国内地获得地位和影响。第二，草原边境的部落，有时是中国的政治及军事的附庸，有时又是草原势力的附庸，可以交替地把汉族的压力发射出去，把草原的压力传送进来。第三，外面的草原部落，有时被中国打败，但有时却可以战败中国军队，它们本身就可以形成一种“帝国”的剩余力量，不时侵入中国。

当汉族完全发展到草原边缘，长城也连成一体时，就出现了草原边疆历史发展的框架。在汉族发展的阶段完成的时候，大草原本身被原来在它边缘的居民所侵入。这些人现在成了真正的游牧民族，可以自由地向任何方向作长距离的移动，并建立了一个与中国地理范围一样，只是人口比较稀少的辽阔草原世界。真正草原生活的技术、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起源是多源的，也有草原那一边的边缘绿洲及森林地区的影响，如同早期汉族文化边缘上的少数民族的影响一样。但是，汉族文化达到某种成熟的水平，却是建立整个草原政治生活的必要先决条件。当汉族确实占领了长城边疆，搅乱了过渡地区的散漫部落之后，草原上的游动才具有政治的意义。从此，对于汉族是边缘的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

因此，从这个时期起，关于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的问题，一定要从亚洲内陆及中国这两方面来看。两种基本的势力在影响着这个边疆。汉族本身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像他们的政治力量一样，越过长城而发散到草原上去。在那一边，已经发展其本身独立潜力的草原，也开始发挥其影响力，对抗汉族的势力。在这两个基本势力的冲突的基础上，又产生次级势力，对基本势力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使其更复杂化。

汉朝建立于公元前206年，延续到公元220年，中间有一个王莽统治的间隔，即公元9—20年。王莽以前称西汉或前汉，以后称东汉或后汉。在前汉时期，长城历史的主要特征已经成熟，使我们可以依据它们来研究其后的整个中国及亚洲内陆的历史，一直到19世纪。在19世纪，欧美工业制度兴起，造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扩展到世界各地，使远东的历史出现新的发展。研究前汉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十分重要。这个时期汉族历史的范围，已经包括了整个中国，或者说差不多是整个中国。此后长江以南地区也属于汉族了。

从汉族列国的历史转变到汉族帝国历史的一个影响，是草原历史的成熟，它不仅关系到依存汉族边缘的小部落命运，也关系到整个草原。从这个时期起，中国可以说是人类的另一种秩序，草原居民也是这样。中国历史有一个共同的规范，中国的各部分都与它相似，每一个重要的变化或进化，都可以传布到整个中国。草原历史也有一个同样足以影响一切草原民族的规范，甚至在他们政治上没有广泛联合的时候。由此，又产生一种影响:虽然中国在某种情况下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但是能够影响整个中国的因素也控制着中国与草原的关系。同样，影响整个亚洲内陆草原的因素，也控制着长城内、外两个世界的关系。

建立汉朝的刘邦于公元前195年去世。^[68]匈奴草原帝国的单于冒顿于公元前174年去世。^[69]在这个时期，匈奴曾对内压迫中国。公元前140年开始了前汉最伟大的皇帝武帝的统治。他于公元前87年去世。在武帝的统治下，中国的政治力量有了巨大的发展。一个中亚的帝国殖民地被建立起来，一些匈奴部落成为中国的同盟或附庸，匈奴的大部分则被赶到外蒙古地区。同时，外蒙古以西的中亚西部草原部落，和一部分在外蒙古、一部分在满洲东部的草原部落，渐渐显得重要。^[70]他们要分别应付匈奴及汉族。但是并没有在草原上出现一个永久、稳定的中国“帝国殖民地”。有时，这些部落与匈奴战争，有时则完全是部落冲突，有时则又与汉族同盟，有时也和汉族战争。虽然在武帝时期，汉族在东北的南部及高丽也建立了比较强大的帝国殖民地，^[71]但是，与他们对中亚的统治的情况一样，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对草原进行有力的控制。

在表面上，汉族对中亚侵入的深浅，以及游牧民族对长城边疆压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汉族及少数民族是否出现了雄才大略的皇帝、将军或单于。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有足够的材料表明，在中国及亚洲内陆一直存在重要的变化。新的权力出现并经受检验。帝国的形成，也不是完全由中国及亚洲内陆社会的分别发展决定的，而是二者的相互影响。只有检讨亚洲内陆及汉族生活的各种秩序及其相互影响，我们才能了解他们发展的路径，以及为什么他们不能把中国及亚洲内陆的历史合而为一的原因。

在冒顿的领导下，匈奴攻击长城边疆各部，并占领了秦始皇企图置于中国永久统治下的鄂尔多斯草原。^[72][73]很显然，这种胜利更增加了这位伟大匈奴单于的集权式的军事统治。不很明显却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入侵的影响并不限于当地。虽然汉朝刚刚建立不久，中国及草原之间的制衡问题便已提到日程。问题已经不再是部落民族或汉人占领了长城过渡地带的某一部分，而是当地的“要人”，或附近与他们有关系的“要人”，向草原或中国内地寻求他们的地位与权力。这时已经有了草原生活特征的规范，及中国生活特征的规范。但是草原游牧制度与中国农业制度，都不能完全阻止草原边缘上的过渡地带从这个规范退化下去。在这种地区，游牧与农业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选择的。

以这种观点去检讨冒顿时代的匈奴帝国与汉族帝国的冲突，显然，早期汉族边疆的战争并不完全是对匈奴的战争，而有不少是对边将的战争，这些边将是过去北部汉族封建列国的边疆将士的子孙。汉朝的成败并不在于匈奴多占或少占一些土地。汉朝在中国内地是中央集权，是统一的。一个边将可以不尊奉皇帝的命令，并且在压力过大时投降匈奴，这就引起了一个极危险的问题。这种叛变的举动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分裂。刘邦最主要的目的，是在中国内地建立帝国的最高主权，他没有扩大中国疆土或保卫如鄂尔多斯草原那类过渡地区的紧迫要求。刘邦很可以让匈奴再多拿一点，如果他们的目的只是一点土地的话。

这个时期整个中国的情势可以证明上述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使刘邦在帝国还没有稳固的时候，就从中国内地转到边疆，从事大规模战役的理由，一定是要防止汉族边将拒绝接受皇权而投向匈奴。这一看法可以由刘邦边疆战役的事实来证明。在公元前201年，匈奴在今日山西西北部包围了一位汉将。这位将军是刘邦当日开国时的部将，但他投降了匈奴，刘邦立即亲自统兵来战，他“亡走匈奴”。^[74]

很显然，匈奴自己并没有来占据什么土地。使这一个地区变得重要的原因是汉族边将的叛变。而且，这个边将和他的同伴并不想要脱离暂时的对匈奴的屈服。他们募集军队，建立符合他们意愿的“王国”，树立一个傀儡国王，并与匈奴联盟，抗拒汉朝皇帝及其军队。

这个时代真正的政治问题，是对皇帝及其军队的抗拒，而不是匈奴侵略的问题。这一点可以由公元前200年的一个事件证明。匈奴攻击山西北部的代郡，这个地区的守将弃地而逃回京城。但回到皇帝身边后却没有被问罪，而被封了一个侯爵。^[75]这里再清楚不过的是，从王朝的利益上来看，北部边将最要紧的事情是个人对皇帝的忠诚，辅佐皇帝在中国境内维持不可动摇的统治，不脱离中国皇帝而去做匈奴的附属。总之，边将们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能否成功地阻止匈奴侵入长城边疆的什么地段。

这种政策对于正在建立的汉朝是至为重要的，在弄清这些政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考察这种政策进一步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汉朝及其以后各朝，帝国机构的运转必须保持向心的平衡。在邻近草原的地方丧失一小片土地，不会卡住整个帝国机构的运转，取得一小片土地，也不会增加国家的威望。重要的问题是边疆行政长官不能从事离心活动，或者是投降匈奴，或者是自己建立边疆小国。脱离帝国统治的意义是，他们会动摇皇朝权力的原则，在不想服从皇帝的时候去和匈奴妥协。

如果草原边缘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边疆”，像长江以南地区一样，它就可以真正实行中国农业经济及社会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成熟的，明确的。但困难的是，既不能与长城之外非中国式的生活完全隔绝，又不能像同化长江流域少数民族那样地同化草原少数民族。草原边缘并不是断然清晰的，它是一个模糊地带。在不同的程度上，既有草原部落趋向中国规范的趋势，也有汉族边民脱离中国规范的趋势。

过渡地区的居民是受他们自己的利益支配的。在两者都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同时利用汉族的农耕技术与草原的畜牧技术。但是，在这样做时，他们必须修改农耕方式，不要太精深，不要太中国式。他们也要修改畜牧方式，不要太粗放，不要太游动。对草原游牧社会来说，有一个半游牧的边境，就像黄河流域的中国社会有一个半农业的边境那样，反常而有悖于规范，并破坏社会秩序。在贸易和文化交流上，过渡地区居民可以在中国内地与草原之间获得利益，但是他们永远不能成为一种具有独立生活秩序的独立民族。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不够大，另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内地及草原的秩序都已经高度发展，过渡社会被夹在中间。因此，没有一个真正的过渡混合文化可以成熟起来，那里的人们的利益所在，也是一个世纪跟着一个世纪地徘徊于草原与中国内地之间。

既然如此，中国边疆政治的主要目标，就是使草原边疆的人们在不能完全符合汉族规范时，至少应该不出中国规范的范围。在长城沿线的那种社会、那种财富、那种权力，对中国的福祉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但是，又一定要叫他们倾向于中国的重心，至少要防止他们形成离心的团体。要造成这种情势，就要在经济上，使边疆的人感到财富流入内地时，要比流入草原有利。在政治上，使边疆统治者感到依靠中国，要比投靠草原首领及联合草原部落更有利。

由此可以得出若干重要结论。一个确定而稳固的边疆的想法，即长城边疆观念，在中国整个结构中是内在的。不能包括在内的东西就排除在外。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长城也只是一个大略的边疆。边疆的每个部分既然都存在混合生活方式，它就会相应地建立当地财富与权力的规范，并且要逐渐发展，扩大范围。为了防止边疆强人背叛中国并侵略中国内地，或脱离中国投向草原发展——这两种情况都差不多——从而破坏财富及权力的向心性，就必须使边疆的发展成为中国内地产生的向外发展的工具。事实上，汉族向草原边疆的发展，自然是由中国的中心产生出来的。但是，侵入草原本身的企图，却是由于边境新的不规则发展的刺激，而非中国本身的正常要求。整个中国的持续发展，自然要产生剩余力量而推动对外扩张，但当这种力量转向亚洲内陆的时候，其通道，却是由已经在边疆本身活动着的力量所打开的。这是汉族在亚洲内陆的殖民活动不同于其在江南的殖民活动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观念，必须要和真正的历史记载作一个比较。汉朝在中国稳定之后，匈奴的压力——指的是汉族边将之投降匈奴——没有构成直接的危险，但并没有停止。在全部边疆历史中，在汉朝及以后各代，最奇怪的是边将们反复无常的现象。汉族边将即使在汉族战胜时也会投降匈奴，而游牧民族也会在草原势力占优势时投降中国。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的伟大时代开始。在这个时期，汉族迅速而深远地进入中亚的绿洲地区。同时，一部分汉朝将领胜利地在草原上与匈奴作战。他们的军队在机动性及攻击力上可以和游牧民族相比。这些将领有许多就生长在边疆及其附近地区，^[76]这并不是令人惊奇的事。我们可以相信，在边疆，一部分汉族已经习染了某些草原的生活方式。从小牧羊放马的人，^[77]长大了就会精于骑射，也许还了解匈奴的语言，这些自然都是优势。他们知道如何与匈奴作战，也熟悉统率军队离开根据地进入草原的必要战术，使他们能够在征战中成功。有些汉将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或者就是为汉族服务的少数民族，^[78]这也不足为奇，无论他们为汉族服务还是加入游牧民族，完全依当时的情形而定。^[79]

更重要的事实是，征战军士的数量如此之多。很显然，遣派军队征伐匈奴，并不是因为偶然找到了一位有能力的将领。当时作战的是一个整体的阶级。这就是说，边疆与草原的战争是那个时代的特殊表现。征伐匈奴不只是中国内地产生的向外扩张的结果，边疆的内在本质所包含的力量会使边境倾向草原，这种情况强迫整个中国要以全力来维护这个边境。

除了少数民族及半少数民族为汉族服务之外，^[80]汉人也有投降匈奴的。^[81]在他们之中也有善战的将军。^[82]中国史书在记载这类投降时，多半说他们怕战败而受惩处，或怕被朝中的对手陷害，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但是，如果当时的情势不是使一位统帅很容易地成为一个谋财之人，为承诺的报酬(不是贿赂而是职业)服务，则朝中的忌妒、对手的影响也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这些情况并不是说明汉朝是“帝国主义的”。相反，它们与西汉时代整个中国发展的趋势相符合。例如土地主权、家庭制度、赋税、国家行政方式等，随着封建制度崩溃而来的变化仍然在继续发展。^[83]毫无疑义，这些变化在中国造成了过剩的力量，也许还有过剩的人口。但是在适合于中国发展规范的地区中，有足够的新事情可做，没有必要到不适合中国规范的草原地区去发展。只就中国本身而言，发展的趋势一定会产生绝对、固定的长城边疆的观念。简言之，比较中国的内地与边疆，可以证明，虽然在边疆以外的帝国权威的维护是依赖中国本身的实力，但对外扩张却不是中国内部的发展所促成，而是边疆势力活动的结果。

有一个人们熟知的事实，只是其重要性还没有人指出过。草原的发展也有一个规范。汉孝文帝时(前179—前157) ，一位中国公主嫁给了匈奴的单于。护送她去的有一个太监，是旧日燕国地区的人。^[84]因为他被派赴匈奴是违反他自己意愿的事，所以他发誓做“为汉患者”，于是处处为匈奴打算。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他向匈奴的进言或与汉使的辩论，必定反映了当时传统的知识和观念。但是，这些材料清楚地说明，部落特征占优势的草原生活，与容许有野心的强人在依附匈奴和依附中国之间选择的边疆生活，还有相当的差异。

这个太监指责匈奴单于之贪求中国的丝和粮食。他说，匈奴的人口，不如中国一郡，但是他们很强大，因为他们的衣食及其他都不仰赖中国。如果单于要改变匈奴的习惯，使他们依赖于中国的货物，中国只要派五分之一的人来，就可以使匈奴臣服中国，就是说使匈奴人脱离自己的统治者。另外，穿着中国丝绸做的衣服在草原灌木丛中乘马疾驰，丝绸很容易损坏，不如皮衣。中国的食物也不如乳及乳制品方便满意。在和汉使辩论时，这个太监也坚持说，匈奴的野蛮习惯及社会组织极适合于游牧生活，而这种生活自有它的好处，不能以中国眼光来看，说它野蛮或者不如中国的生活。

这个记载所说明的不但是草原“规范”的特点，在这个规范中，草原生活也有基本的衣、食、住的形式。^[85]流动性与经济独立性的结合，使草原社会在战争中极其坚强，匈奴因此可以和中国为敌，虽然他们的人数很少(这也可以反证一般人所认为的游牧部队一定是不可抵抗的大军) ，却随意攻击中国。这些记载也说明，基于草原规范所建立的权威，同中国的权威情况一样，如果对边境过渡地带的社会、经济、贸易、赋贡等妥协让步，就会产生危险。

所以，像中国社会一样，草原社会内也有若干典型的过程，令其自给自足，并隔绝中国内地及草原。但是，如中国那边的情况一样，草原社会也产生边境活动，使比较不显著的草原边境与不显著的中国边境相汇合，造成一个不确定的地区。这里面的人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是在草原还是在中国。这个过渡地区的不确定性，也受到草原内部的草原秩序与中国内地的中国秩序稳定性的影响。

比较草原规范、中国规范，以及每一种规范都要解体的长城边疆，就可以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用以衡量当时汉族对中亚的渗透发展。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这个发展始于汉武帝的使者张骞的重要出使。这次出使在公元前140年之后不久，它的目的是联络月氏。^[86]月氏这个部落在匈奴之西，被匈奴的伟大首领冒顿击败，一部分迁徙到西方。张骞的任务是与他们结盟，由月氏攻击匈奴的侧翼，以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

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征服”中亚之始，但必须弄清楚的是，这里并没有“征服”。张骞也绝不会到一个并不了解的世界去，他有一个出身游牧民族的人陪同前往。汉族从匈奴那里知道月氏是中亚最主要民族之一。他们也一定知道还有其他可以接触到的，而且不受匈奴统治的部落、民族及地区。简言之，我们很难说张骞的出使是一个突发的主张。很可能，当时已经存在这种趋势，使中国的影响，特别是贸易伸展到今日新疆的绿洲去。此时所做的努力，是要看能否将这些潜在的关系联合起来，以对付匈奴。(www.xing528.com)

张骞在出使行程之始，便被匈奴捉住。他在匈奴那里住了十年，娶了一个妻子，从而完全熟悉了草原的情势。匈奴对他的监视渐松，他终于从匈奴逃脱，继续他的行程。他访问过今俄国境内的一些王国，也到过新疆各国，但没有能缔结任何联盟。在他回中国的路上，又被匈奴捉住，不久，再次逃脱。张骞西行历十三年。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一百多个随从，但只有妻子和陪他去的游牧民族的同伴与他一同回到中国。他带回来的情报说，有一条商路从四川通到印度，再通到中亚。不过汉族还不能利用这条通道与那些地方直接联系。张骞后来经历包括到内蒙古东部作战，以及第二次出使中亚，到达今日新疆北部的乌孙。

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族的势力就开始向今日新疆的绿洲伸展。这种对外发展很容易被假定为:由于获得了新知识，为了新的市场，于是中国的贸易由丝路而穿行中亚;中国活力渐增，而需要一个帝国殖民地，于是派遣军队去征服新的土地。这样的假定是不可靠的。

首先，尽管汉族的势力相当深入中亚，但这些活动与同一时期在草原上的活动不一样。^[87]在草原上，汉族军队要脱离中国的根据地，在其机动性上要能与游牧民族对抗。远征中亚的部队要经过许多贫瘠、干旱的地区，那里很难取得给养，必须要在运输方面做极大的努力。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从一个绿洲打到另一个绿洲，他们可以在绿洲中找到农业和定居的人口，可以像在中国作战一样地补充给养。草原战争需要真正的技术，而中亚绿洲的战争中，不必做累赘的长途行军，只须有足够的力量去压倒绿洲居民。^[88]

第二，当时并没有发展出一种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有重大关系的贸易。在新疆诸绿洲中，人口大概没有一个超过100万的。在社会结构方面，每一个绿洲就是一个中国的缩影。^[89]生活的基础是农业——灌溉的精耕农业。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这个时期及以后的绿洲中有奢侈的富人，而大多数农民却很穷，购买力也很低，不过他们的经济仍给地方统治者提供不少赋税。

这些农业绿洲的基本产品及商品和中国的一样，所以，除了可以承受高价运输的奢侈品外，它们没有和中国贸易的必要。虽然运输比较安全，有钱的消费者也不少，但对奢侈品的需要量并不大。像丝绸这类货物的贸易，不能以中亚市场，或经由中亚到近东及罗马帝国的市场的销售量在中国丝绸产量中的比重来估算，而只能把它看作礼物或变相的补贴，送给中亚小国的君王或贵族。或者把它看作是供少数中间商人牟取高额利润的东西。这就是说，中国与中亚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一定由于边疆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拉拢，而不是中国丝绸生产地区丝绸生产发展的压力。

西方的学者都以为，中国要维持“丝路”的交通，虽然汉族对于中亚辽远地区的知识很少，但他们一定要维持丝绸的输出。一般也都相信，虽然不能从中国记载中找到证据，中国对养蚕制丝的技术是严守秘密的，以保持这种专利。这种想法大概是由于丝绸贸易商并不是中国人的缘故。中国以外的地区需要丝绸，但国内并没有增加出口的必要。因此，贸易多半是在中亚商队商人及中间商人的手里。也许丝绸的输出是由赏赐及补贴开始的，丝绸成了奢侈价值的标准，小国君主接受的这种赏赐、补贴太多，便把它们卖到更远的地方去。当丝绸到了不知其原料和生产方法的中间人手中时，就产生了中国专利秘密的传说。

事实上这种秘密是无法保持的，也许养蚕的技术出现得很早，但很晚才传到中亚。斯坦因在敦煌发现过萨珊风格的丝织品。他提出三个可能的解释:1.把丝运到波斯，织成丝织品，再运回中国边疆地区;2.中国人按照外国的样子织的(就像后来为欧洲市场特制的瓷器一样) ;3.早期输入养蚕技术的和阗，是一个与阿姆河地区及伊朗地区联系密切的手工业中心，所以能织出近于萨珊型风格的丝织品来。^[90]这最后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最大，而前两个解释则可能建立在一种潜在的假定上:认为汉朝，至少是唐朝，中国的经济机制可以在中国内部产生开辟对外贸易通道的要求。但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到了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的要求仍然很少，国家政策是不提倡，有时干脆禁止对外贸易。

第三，国家和皇朝都不需要帝国殖民地。宫廷对于玉一类的奢侈品和名马很有兴趣，^[91]就像中亚及其以外各地的统治者及商人对中国丝绸发生兴趣一样。但是由于上面所说的经济困难，朝廷不可能大规模地在中亚榨取殖民地利益。虽然中国历史记载中的数字不能够用来计算中亚战役的消费，虽然“可见的”军事支出可以由就地征收及以囚徒充军来减少一些消费，但是没有必需品及大宗消费品的贸易，殖民地利益一定远不能补偿军事征服的费用。

最后，我们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汉族不是为征服而征服。史籍所记载的征伐理由中，贸易及奢侈品的索取都是次要的，我也不相信会提到赋税的问题。在政策问题上只有两个，这两个其实是一个政策的两个基本方面:或者是控制中亚的绿洲及部落，以建立对抗草原游牧民族的同盟;或是对绿洲进行防御性占领，以免游牧民族利用它们作根据地。这个政策的两方面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征服”。中国政治家们真正需要的，即其真正的目的，是造成一种情势，使绿洲小国王们认为依附中国要比做游牧民族的附庸更有利。

从上述情况来看，汉族似乎不是自己要进入中亚，而是被拉进绿洲地带，正如他们在同一时期被拉进草原作战一样。在绿洲中，和在草原上一样，地区的过渡性及人口打乱了中国式的平衡发展。汉族在中亚活动最盛的时期，也正是他们侵入草原最深的时期。其原因也是一样: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需要一个闭关的经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和一个绝对的边疆。但是，边疆上的局部利益破坏了这个理想模型的边缘，使其无法将中国的世界与亚洲内陆的世界截然分开。

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历史上的亚洲内陆部分，可以分为绿洲部分和草原部分。认识两者的区别是很有意义的。

沿着面对蒙古草原的边疆，有一个逐渐的，在许多地方又是不确定的变化地带，变化首先是出现一种有利于混合经济，但又融有较多的汉族特征的过渡地区。这里，人们大体上倾向于中国。但有时，中国出现政治混乱，而草原却走向联合，在这个时候，一些汉族边民会脱离中国而投到游牧民族的势力中去。在这个地带的外面，还有另一种过渡地带，这里也有利于混合经济，但融有较多的游牧特征。在这里，人们倾向于草原。但在整个中国力量胜过草原时，他们会乘地方势力低落时脱离草原，投向中国。这两类地区本身，又可以被分成更小的地区，根据不同的土壤特征可以分成不同的地区。土壤的性质在同等情况下又取决于雨量、植被及其他气候条件。在长城主线之北，还可以找出一些外城和边堡，它们与土壤区域的界线非常符合。^[92]

在这些转变地带中，汉族企图以不同的方法，建立一个确定的政治界限，以分隔中国的农业与草原的游牧。在后代的长城边疆历史中所用过的各种方法，汉朝似乎都曾试过。

组织中国农民直接移民的方法，是极端不经济的办法。^[93]这个办法的代价之高以及成果之少，表明其目的是要把农业人口移殖到平常汉族不会到达、不会居住的地方。因为环境的贫乏及运输的困难，正常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在那里存在，那里也不可能与中国内地保持一体的关系。因此，殖民的目标一定是政治的，对可能会被游牧民族占领的地区作防守性占领，并维持那里的完全汉族式的社会。因为一个混合的生活方式，若没有中国方面的干涉和支持，一定会成为游牧民族的附庸，助长他们日后对中国边境的侵犯。直接移民的办法是屡试屡败。其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一种使国家投资及维持经费超过收入的农业经济，是违反中国国家及社会的整体秩序的。

因此，汉族的政策是走向妥协，虽然那些主张妥协的人也承认，真正的问题虽然暂时躲过了，却不是永久性的解决。^[94]其办法是，或者允许边疆的汉族自求生存，政府只给以必要的支持;或者把野蛮民族置于汉族“保护”之下，鼓励他们积极汉化。在国家支持逐渐减弱时，边疆汉族会极力适应环境，设法自存，结果他们自己在性质及权益上成为半少数民族。到了一定程度时，就很难说这个人是汉人或是少数民族人，他到游牧社会去和留在汉族社会中是一样地容易。他的态度可以随中国及草原间平衡的轻微变化而转移。至于那些放弃了一部分游牧特性，而加入过渡地带的汉族边缘的少数民族人，也可以很容易地返回草原，除非他对汉族的忠诚仍有利可图。从接受汉族补贴转变到向汉族勒索是太容易了。

在绝对的中国秩序与绝对的草原秩序之间，有许多转变地区及人口，其转变的程度和混杂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很显然都不是征服的结果。在过渡地区，在草原上，甚至在草原以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汉族稳固地发展。而且，汉族力量的侵入越深，依赖这些力量维持中国权益的可能越小。作长距离的远征并战胜草原民族，汉族的军队必须学会如何在草原上生存。他们因此会养成若干游牧生活所必需的特征，他们的将领也会像草原首领们那样去指挥。这不但在战争期间是如此，即使在战争间隙对边疆地区进行控制管理时——包括补充给养以及监督中国军队及部落友军的关系——也是这样。

在汉族军队中，长期战争造成了军队及其将领的双重地位——他们意识到，是他们自己的力量在维持中国与草原间的平衡。如果他们愿意而且有利可图的话，他们可以选择，或是与过渡地区的草原一方联合，或是与长城一方的汉族联合，从而改变这个均势。相反，和平局面只能出现在战争间隙，那要在直接由汉族占领并统治的土地之外，容许游牧附庸及其首领的存在。对他们必须要有贸易、补贴、爵位，否则那些首领及其部下还是行抢掠之事更为有利。如果能够把他们安排妥当，远方的部落便会来依附，要求同样的待遇，从而深化这个边缘地带。这样，汉族守军及游牧附庸的缓和，便会发展成一个有力的混合社会，并以投入草原独立部落为要挟，要求更多的权益与补贴。

绿洲不同于草原的地方是，它的位置是确定的，可以被战胜和占领，而没有深浅的问题。新疆的绿洲在这个时期，已经是繁荣的灌溉精耕农业的中心。因此，那里的人们虽然在体态及语言方面与汉族不同，但其经济与社会组织却完全同于汉族，这一点更为重要。为了到达远方的绿洲，这里的汉族军队必须比内地的军队有较大的机动性及独立作战的能力。但是到达一个绿洲之后，他们会发现，在陌生世界的荒野中，竟有一小块熟习的中国式的现成的基地。因此，汉族向中亚的发展，并不像向草原发展那样的徒劳无功。它占得若干固定的据点基地，尽管它们只是距离中国内地很远的前哨阵地，却能维持中国的特征。戍军不需要改变他们的战争方式与生活方式，像在草原作战的军队那样。所以，只要其他条件允许，就可以对绿洲进行稳定的占领。

对这些“其他条件”，我们必须加以检讨。首先，面临蒙古草原的长城过渡地带与面临中亚绿洲的地区，差异很大。在中国内地及蒙古中间，长城把传统中国生活方式比草原游牧方式更占优势的地区都划给了中国。在这些地区中，有些东西会削弱中国农业的特征，但是最成问题的地区都在长城以北。而在中亚地区，长城却包进了大块的很成问题的过渡地区。在那里，在今日宁夏和甘肃范围内有一些半绿洲，^[95]大体是可以灌溉精耕的土地，间以一些可容粗耕，但更有利于畜牧的土地，在这类地方会存在脱离汉族规范的趋势。内蒙古地区，即外蒙古大草原的门户，在长城以外，而“内中亚”却在长城以内。^[96]长城外面是沙漠，沙漠中间是孤立的绿洲。

可以想象，正是甘肃和宁夏那些可灌溉的类似绿洲的土地造成了这种差异。这些地区自然是与中国内地一致的。它们与中国内地的关系，不在于中国经济及文化的质的提高，而依赖于中国规模的扩展。只要中国成为一个庞大而且统一的整体，这些边境地区就自然倾向于中国。由于在半绿洲之间分布有贫瘠的“非汉族”式的土地，交通、交流、贸易都很困难，这固然使西北地区的分裂主义更甚于中国内地的地方主义，但这并不足以摧毁与中国的联系性。由此也就形成了后来甘肃与宁夏的特征，即同中国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矛盾。^[97]在那里，回教没有像印度佛教那样汉化，回教的分裂主义不断转变为政治组织及军事行动，但这种分裂主义又被一种坚持汉化的生活所抵消，其中最要紧的是汉族语言的优势。只有几个偏远地方的回教社区还讲突厥语。大多数说汉话的回教徒，虽然还保持一点回教的分裂主义思想，但他们的思想已经汉化了。

长城以内的甘肃、宁夏与长城外的新疆的分别，可以用距离及规模大小来说明。在较近的地区，中国可以分别控制每一个类似绿洲的地区，尽管它们都比较孤立。在新疆，中国的力量因为距离太远而减弱。结果是，中国影响对任何一个绿洲来说，其历史意义，还不如各绿洲间相互分离的问题重要。所以，绿洲世界的历史模式取决于绿洲内部的发展与绿洲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要区别两类绿洲，即被沙漠隔绝的绿洲和被草原隔绝(其实应该说是联系)的绿洲。^[98]在草原联系的绿洲之间，畜牧及游牧民族的迁徙是可能的。这种绿洲会受游牧部落势力的影响和渗透。在被沙漠隔绝的绿洲之间，旅行是可能的，但移殖却不行。游牧民族在征服这种绿洲时，也和汉族一样要进行远征。少数民族和汉族都不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将绿洲围绕起来。

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中由草原联系的绿洲，很容易从蒙古、俄属土耳其斯坦及西伯利亚草原的方面进入。近旁广大的草原及草原社会对其影响很大，就像甘肃及宁夏地区受近旁汉族的影响一样。由沙漠分隔的绿洲，散布在新疆南部大戈壁的周围，呈一个椭圆形，对于它们，最好是从其与草原及中国的隔绝性来理解。要占领它们，不会是沿草原社会或中国社会的边缘向其推进，而必须派遣军队长途跋涉，然后设兵驻守。

但是，有一点，进入这些沙漠分隔绿洲的汉族势力，比游牧民族势力要占优势。汉族势力必须远离本土，作为独立的前哨，但仍然可以维持驻军的中国特点。除了土地大小、人口多少以及孤立的情况外，每一个绿洲像是中国的一个行政单位或据点。驻军对居民的职业很熟悉，绿洲中的城池与周围农业地区的关系也是一样。这种生产及习俗的相同，比语言及服装的不相同更重要。即使当地驻军及其首领与本地居民联合，形成小朝廷，不大服从远方中国帝国的指令，建立本地利益，并取得相当程度的自治，但其结果亦不过相当于中国自身地方主义的极端表现而已。当地的经济性质还是照旧。当地社会的价值与法令，虽然有政治统属上的变化，但并无实质内容的改变。

另一方面，先进入草原绿洲，然后又发展到沙漠绿洲的游牧民族，却要经历一个逐渐“非游牧化”的转变。在草原边境北部绿洲中，游牧民族的移殖与征服当然会常常压倒绿洲的农业及社会，也许或早或迟将它们推翻。^[99]但是，农业在适宜地区内的恢复，却是不可抗拒的趋势。^[100]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从游牧社会的某些方面(特别是机动性上)获得力量。他们凭借这种力量自立为绿洲的统治者，绿洲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但这样会限制他们的机动性，破坏其力量所依赖的机制。于是，游牧社会内部就出现了一个摆脱不掉的矛盾。^[101]

当游牧民族自草原绿洲推进到沙漠绿洲时，这种矛盾更形尖锐。因为这超越了有利于他们的那种社会的环境，少数民族自己造成了和汉族深入草原过远时所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前面的少数民族被迫在生活方式上(如最基本的食物与获取食物的方法等) ，脱离游牧制度的规范。他们的首领受的影响尤其大。在草原绿洲，首领们可以用新的方法来保有因充分的移动性所带来的力量。但到了沙漠绿洲，会很快完全脱离草原，而不得不依赖另一种力量。

对整个草原游牧社会来说，在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之间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回报减弱的界线或者区域。在这个区域的这一面的边缘，存在一个有所改变的草原生活方式;在那一面，由于回报减弱，使这个社会向与草原生活不同的方向转变，最后完全与之断绝。它形成一个范围，在它以外，游牧社会就无法永久维持。

绿洲社会的本身是一种“原子”社会，绿洲环境的性质造成了比较狭小地区内的大量人口，而周围或者是毫无人烟的沙漠，或者是只有少数游牧民的草原。同一区域内的绿洲居民倾向于雷同，但不可能合并起来。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给自足的特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发展的范围不容许他们向外伸展。在他们的同一性上很难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政治统一体。^[102]

因此，新疆绿洲总的历史，要受到外来势力侵入整个绿洲地区深浅程度的左右，受到统治势力联合各个绿洲程度以及将各个绿洲之间进行联合的程度的支配。由于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孤立的程度不同，每一个绿洲自有其本身的历史。但总的说来，它们徘徊于草原特性与中国特性之间。它也受到由印度、伊朗和西藏经艰苦山地侵入的次要势力的影响^[103]。

在政治上，汉朝的中国人认为，他们第一次进入中亚(后来的后汉、唐朝、清朝都做过) ，是要“断匈奴之右臂”^[104]。一方面是怕大草原的游牧民族经宁夏、甘肃而与西藏高原的游牧民族联络，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争取与草原绿洲有关系的游牧民族，让他们对抗大草原的游牧民族。

除去这些当时的理由之外，通过对中国、草原及绿洲社会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补充其他理由。在某种程度上，汉族及游牧民族的边境部落，都倾向于绿洲地区及草原地区。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时期的积极发展，又会使中国或草原社会的主体企图侵入靠近边疆某处的绿洲地区，或是侵入大草原及边疆其余部分之间的过渡地区。在这个时期，从本部向外发展的力量加强了原有的边境外倾趋势，但是在其他时期，边境与本部是互相保持均衡的。

侵入的深浅，由社会本部与边疆是对立还是合作的情况来决定。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发展或侵入的事实会造成其自身的后果。主要的后果是脱离发展的社会规范，这对汉族或草原民族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社会迟早要遇见一个回报减弱的地区。如果这两种社会的回报减弱界线是一样的，就会出现稳定局面，一些边境地区稳定在草原范围内，其他则在中国势力范围内。但是这条界线的情况却要依时间及地点而变化，因此，我们不说“界线”而说“地区”，这样更加清楚，并且能够表现其历史意义。即使在绝对有利于游牧民族或汉族的地区，其占据的前沿位置及进退的范围也都有区别。一个时期的优势，可以使一个社会的前哨进入平时对它没有利益的地区中。一个时期的劣势，也可以使它们从原来容易统治的地区退却。而且，这种消长是与边疆社会的构成及局势的变化——游牧民族依附汉族或汉族依附游牧民族的程度的变化——同时的。这种变化可以在前，造成侵入深浅的差异;也可以在后，作为前进或后退的结果。最后，均势的变化，可以开始于边境对内地力量吸收，或内地实力的增进，使它能够加强并推进它的前哨。

因此，研究长城或亚洲内陆边疆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必须先检讨其结构的不同成分的比例及意义。第一，是中国及草原社会发展的指标及阶段。第二，是每个主要社会的中心与边缘间平衡或不平衡的程度。第三，是中国及草原社会所附属的混合社会的复杂构造——地区间的比例差异及其倾向于任何一方的程度。其重点分配在正面或侧翼的问题包括在第三项中。所谓正面是草原与农业中国之间的内蒙古地区，侧翼是新疆的草原绿洲与沙漠绿洲。中国对抗游牧民族的有效行动范围，或是游牧民族对抗中国的有效行动范围，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是这些条件间的均势的结果。

在汉代，匈奴游牧民族深入中国内地，汉族也更远地深入草原。这些都可以叫作正面战争或长城战争。有时与它们同时，有时与之交替发生的，是新疆绿洲地区的侧翼战争。这里，优势徘徊于游牧民族容易接近的草原绿洲与汉族易于接近的沙漠绿洲之间。当汉族占得优势，将影响施之于那些部分依附于草原绿洲、部分依附于大草原的部落时，会造成这些部落间关系的混乱及战争。在公元1世纪的一个类似期间，有一部分匈奴部落脱离了匈奴本部，向西迁徙。一般都认为，这件事说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与后期罗马历史上的匈奴间的联系性。这种看法虽然不能证实，却可以有一个更明确而且更重要的推论:大草原上的迁徙与征服，可以起因于部落均衡的改变，而这些部落不属于规范草原部落，却属于边缘部落。

相反，汉族进入中亚，切断西藏高原部落与蒙古草原部落间的交通后，又为自己造出一个西藏边疆的问题。也许这种情势促成了西藏边境部落的形成，因为柴达木和青海高原没有一个足够富庶的牧场来支持一个大型独立的游牧社会。这些边境西藏人，一方面可以进入甘肃边疆的类似绿洲的地区，另一方面可以到达新疆南部的沙漠绿洲。对这些边境西藏人的管理极其困难。他们可以成为附庸，也可以劫掠中国与中亚交通的走廊，也有与蒙古地区的匈奴建立联盟的危险。要征服他们很困难，因为西藏高原的山地险峻。另外代价也太高，因为那一片土地不值得汉族去占领。

简言之，征服和扩张都是一种想象。游牧民族和汉族所取得的成功，没有一个不产生对自己的反动。当一个宽阔的边缘地带的混合社会受汉族统治时，长城边疆的严格性并没有更显明确。相反，因此而得到的非汉族人口，却在边疆汉族间产生不良影响。同时，游牧民族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因为住在最典型的草原上的最典型的游牧人，都被驱赶到游牧生活的根本地带，压缩成较小却更有力量的核心团体，占据着最容易抗拒汉族势力的土地。游牧民族在过于深入中国或中亚绿洲时，会使他们的社会“非游牧化”，于是发生相似的问题。因此，不停的势力消长说明，在最典型的草原与标准的中国农业的城池及水田之间，隐藏着亚洲内陆边疆上迁徙及征服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