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陆边疆的形成与历史《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中国不是由于征服者侵入大河平原而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因少数民族对具有较高文化的早期中国人的“压迫”而形成的。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起源同在一个上古时期，一切文化都同样原始，只是因各地的自然资源的不同，在文化表现上存在若干差异。我们也不能说汉族和少数民族起源于不同的种族。现在被认为是典型汉人的体格特征可以追溯到很古远的时候。^[112]不过，很可能在出现中国文化之前，就有体格及其他方面各异的不同人种的集团在中国范围内活动。

最初造成文化差异，其后显著地分化为“先进”与“落后”，最终分离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原因，并不是单纯地在于种族、或社会、或地理环境，而是由于群体间各自不同的情况，诸如:环境中的一些因素，使原始居民容易或者难于生活;在利用环境时，是大集团好还是小集团好，是分散居住还是集中居住好;在最原始的水平上正常地利用环境，是促成一个不易变化的固定社会，还是倾向于一个尝试、变化及进化的社会。

变化一经开始，它就一定在不同的地区，受整个环境及社会条件的影响，以不同的发展速度向前推进。而且，变化发展速度的差异，一定会加深人类集团之间的或时代之间的差异。各种差异一定具有互相促进或刺激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建立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民族的侵入或文化的移殖，中国的发展，只要分化及变化的过程一旦开始，就一定会受人们的各种各样活动的影响，受到进入中国范围的技术与文化的刺激及影响。

同样，我们不能说，农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进步到中央集权的帝国，完全是被征服或草原民族压迫的结果。但我们可以断定，从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与草原的游牧生活方式相分离的时期起，一个社会所发生的事件便影响着另一个社会的发展。大体上，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中国的封建时代不是草原乘马游牧战士征服农业居民的结果。很可能，中国人从其赖以立足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落后”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113]

但是，当这些部落不再是落后的、边缘的，而发展成一个独立的草原社会时，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谁应在政治上占得优势？是草原及其机动的社会，还是中国及其定居的社会？不过这个问题仅仅涉及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南方，长江以南，也有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经过若干世纪才能进入那里并使之汉化(事实上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但长江以南没有草原，因此南方的少数民族至多是落后和尚未汉化的状态。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是北方。这里，在分隔河流、运河之乡的中国与内陆流域、沙漠、绿洲和草原之乡的亚洲内陆边界上，游牧民族与农业居民互相接触。他们的相互影响极其重要，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我们如果不考察中国的朝代对长城边疆的控制，就不能判断它的强弱。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可以看出一个显著的“边疆形态”:或者是一个王朝建立在边疆以外或边疆之上，然后向内地推进，建立其对中国的统治;或者是在中国以内建立王朝，然后向外推进，建立其对边疆及边疆以外的统治。

在某种意义上，周人在商朝的边缘上兴起，商朝在黄土高原与大平原之间兴起，都可以说是这种边疆形态的前兆。但是，在较早的时期，其主要过程是推动较进步的、迅速变化的部落的出现，以及这些进步部落与落后部落的相互影响。真正边疆形态是在周朝末年才显著起来。在这个时期，中国农业的专门化与进步，再加上农业向仍然保持旧式混合经济的地区的发展，使一部分余下的混合经济的群体转变为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在中国边缘上诞生的这些游牧民族，他们游牧经济之逐渐专门化，以及他们无法永久地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汉族相融合，是与秦国兴起同时出现的现象。草原游牧民族与秦国汉族势力之同时发展，就形成了真正的边疆形态。

在公元前4—前3世纪，赵国经今日的山西向北发展到内蒙古草原的边缘，赵国的汉族开始采用骑马民族的战争方式。^[114]而他们要想成功，就必须哪怕是部分地采纳游牧民族的经济及游牧生活方式。这样，他们掀开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直到这个时期，汉族依靠农业及水利的技术实施，来发展一个逐渐专门化的社会。因此，在社会学上，“野蛮民族”其实只是指还没有像汉族这样进化，或是比汉族进化得迟缓的少数民族。在北方若干野蛮民族发展成一个明显的游牧社会与经济之前，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并没有什么分别。他们所建立的是与汉族进化方式不同的进化。照中国的说法，草原少数民族和中国境内尚未进化的少数民族一样“野蛮”。但是从草原民族自己的观点看，他们所得到的成绩是从旧式混合经济的少数民族制度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依据于特殊的技术，就如同汉族的农业的情况一样。

因此，山西北部所发生的晋国分为韩、赵、魏三国的事件，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解释。从汉族的立场说，赵国的汉族停止了他们的进化，开始退回少数民族制度。而事实上，这并不是退到旧日非专门化的混合经济的少数民族制度，而是转移到一个新的具有专门化经济的少数民族制度。但这一点在汉族看来并没有什么分别。在另一方面，从草原历史的观点看，赵国的部分转变是很重要的，这表明草原上的专门化，在它自己的土地内，可以抗衡汉族的专门化。而且草原的生活方式，在中国过渡地区的某个范围内，也可以胜过汉族的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历史上的边疆形态，是与在草原及农业中国之间的过渡地区有密切关系的。汉族若干世纪以来的对外发展，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水及农业方法的进步，使每一代都能取得上一代所不能取得的土地。在这一时期，“过渡地区”的意思是指仍然还没有转归汉族的土地。同样，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最好是先区分有哪些少数民族部落虽然在汉族面前退却，但仍能维持他们旧的生活方式;又有哪些部落放弃争斗，而变成汉族的。

当这些旧少数民族的一部分残余被逼到草原边缘，不能继续保持其旧的混合经济与生活方式时，他们只有变成一种新的少数民族继续抵抗，而拒绝变成汉族。他们从草原的边缘进入到草原之中，成为真正的游牧民族。其中一个结果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地理环境的重新分隔。关于地理环境，以前只有一套系统:形成早期汉族农业发展的良好土地，当灌溉及其他技术相当发展后也能如良好土地一样有利的次等土地，及汉族农业还没有发展过去的“过渡地区”。现在却又有了一套系统:只能支持游牧业的真正草原，游牧业比粗耕或农牧混合业都占优势的“次草原”，及必须靠实践来确定农业和畜牧孰优孰劣的过渡地区。因此，在这两个地理体系衔接的地方，两种过渡地区就总是发生问题:一个是条件比较有利于汉族，而汉族却倾向于粗放经济;另一个是条件较有利于草原民族，而草原民族在某些方面受汉族的影响，却倾向于发展较精深的经济。

考虑到土地的条件，我们就可以明了位于后来中国长城沿线的秦、赵、燕三国间的差异。

赵国在独立之前，属山西晋国的北部，晋国发展的核心区是汾河河谷，是中国灌溉农业最早的一个中心。在山西的北部有一个分水岭，那是一片高地，最高的山是五台山，高约1万英尺。在这个分水岭之南，汾河的诸源均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分水岭之北是桑干河谷，这条河先流向东北，再折向东南，汇入平津平原的海河。但是，这里以及其他黄河流域北部的河谷地带，灌溉和雨水都不能支持如山西南部那样的农业。

这个北部地区被赵国统治后，又称作代。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这一片高地都有亚洲内陆游牧民族与中国农业民族在此争夺。这里的环境对这两种生活方式都不适宜。对于游牧民族，它不够封闭，在他们进入这里之后，会有一部分人从大团体中分裂出去，寻找最有利的地点从事耕种。而这些地点多半具有军事战略价值，因此游牧社会便丧失了其社会传统与军事安全。另一方面，对于汉族的农业居民，这一片土地多半比较高旱而且贫瘠。农业在这里不能支持像南方那样的坚实的国家机构，农耕的统一性有被畜牧——主要是放养绵羊和山羊——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类地区的畜牧多于一般的汉族经济。绵羊和山羊虽然与草原游牧民族的机动性没有多少关系，但在草原经济上它们比马还要重要。

代这片地区，是属于中国还是属于亚洲内陆，这是个不易确定的问题。所以在山西北部，主要的长城线就有两条，随历史的潮流而变化。一个是沿着内蒙古高原的边缘，一个在山西北部与南部间的分水岭上。当年赵国的战略中心在以后的诸世纪中都被包在了长城的里面。

代地曾数度被突厥人和蒙古人侵入并占领，但是他们不能在此久居。公元618—907年建立唐朝的李氏家族就产生在这里，^[115]他们虽然自认为是汉族，实际上却有突厥血统。他们的王朝是利用突厥及半突厥的骑兵而建立起来，其后则利用包括蒙古、新疆、东北及西藏诸部落的连盟制度以维持其帝国。从唐朝起，才充分利用前代隋朝所开凿的大运河体系，利用南部长江流域的余粮，供给并保护帝国北部的重地。^[116]唐朝开始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在许多方面，它是中国最汉化的朝代。但是它的建立与维持，都依赖于受中国资助的“蛮族”军队，这种中国及亚洲内陆边疆互相交流的一个传统遗存是五台山，这里，信徒们从几千里外的蒙古和西藏来朝拜，就和他们的祖先一样。近年来，管理五台山最重要的寺院的喇嘛是南俄罗斯伏尔加流域土尔扈特部落的人。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重建赵国的历史如下:晋国的强盛时代是从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在此以前，在公元前8—前7世纪时，汾河河谷的晋国汉族逐渐地战胜了汾河东、北及西部群山中的狄和戎。到公元前541年，山西南部最后的一些狄被消灭了。^[117]从这个时候直到公元前457年，晋是中国最强大的国家。在那一年，后来建立赵国的晋国贵族开始了对山西北部的征伐。

这就是说，晋国的发展是汉族对汾河两岸统治的扩展。从野蛮民族那里获取的山地，对于重视灌溉的汉族农业，并非理想。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控制汾河的四周，他们就不能安全地开发汾河流域。所以，夺取过渡地区是有利于汉族的，它加强了他们的军事地位，而肥沃的汾河河谷是他们的经济中心。虽然晋国其他地方的农业不能获得同样的发展，但汾河河谷的精耕灌溉农业却可以成为全国的典范。

当军事发展越过了北部分水岭之后，就出现了一批新的条件。这里的地势较高，土地零碎，不利于灌溉。这里很可能是旧的少数民族在被汉族从肥沃的河谷地区赶出来，开始转变成新的少数民族——后世的真正游牧民族——的地点。而且，驱逐他们到这一片地区的汉族也受同样条件的影响:当旧的少数民族开始进化成草原游牧民族时，和他们接触的汉族也开始从汉族生活方式的高水准退化到较低的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完全是退化，而是转移到历史的另一个范畴。在这个范畴之中，“进化”是朝向粗放的草原游牧经济的一端，而不是精耕的灌溉农业的一端。而“退化”的意义却是指退向旧的、混合的、没有分化的经济，这种经济曾是专门的草原游牧制度及专门的灌溉农业制度的前身。

同时，在政治方面，汉族取得新的土地及同化其居民的累积过程，也就是使边地汉族与河谷中心相分离的趋势。汾河上游以北的新得地区并不倾向于晋国，反而要和它分离，形成新的赵国。赵国并不只是在晋国原来的边缘上分离出来的。相反，赵国也带走了一部分晋国最好的土地，边疆势力超过了中央。晋国的其他土地也分裂为韩国和魏国，它们的势力，在比例上，远不如当年的晋国。

这种从晋到赵的转变的最好解释是:汾河河谷的汉族从他们的农业根据地向外扩张时，在达到某一程度之前，是有利可获的。其统治地区政治力量的累积，大于经济利益的增加，因为边疆土地不像控制着整个社会的中心地区那样适宜于精耕农业。但是进一步的扩张，会使收获减少。中心的经济力量不能控制边疆的政治力量，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新的由主要地区与次级地区所构成的地域群体。

在这个时期，整个中国是向心发展的趋势。历史的主要潮流有利于更大、更集权的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群体都集中在有大量收入的精耕灌溉农业的土地上。晋赵结构的转变是这种趋势的反动，它代表开始“减少汉化”的边疆居民对于倾向“更汉化”的中心地区的逼迫。一场内部冲突由此发生，起初在晋国，然后在赵国。这是农业经济的进化趋势与边疆军事根据地的经济退化趋势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削弱了国家的机构。虽然赵国军队在赵武灵王及李牧的领导下获得许多胜利，^[118]但赵国终于被秦国所灭。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燕国。我们对燕国的边疆战争不知其详，因为它不像晋及其后的韩、赵、魏那样地与黄河流域的发展有关联。在地理上，燕的中心是平津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挟在山和海之间，连接着这个平原及东三省南部的辽河流域。由于地理的原因，华北与满洲南部的农业国家曾有过密切的关系，并且一有可能，便在政治上互相合并。因为同样的原因，热河高原虽然不是农业或游牧的理想地区，却是控制这个地带的政治及军事的要津，因为它俯临平津平原、辽河下游，以及联系二者的山海关走廊。

今日的热河省包括两个主要地理单元:南部的山地及北部的草原。^[119]南部的山地是一片过渡地带，可以与山西北部的代地相比，它对农业比对游牧更适宜。但是其面积极大，即便汉族的农业能在那儿占得优势，也会因北方草原势力的侵入而使汉族的水平退化。中国的向心趋势被自中国分离的趋势所修正，所以整个历史的政治支配优势就必须取决于第三个条件——活动范围与远程控制的力量，^[120]这种远程控制力是中国社会与草原社会在特定的时期所建立起来的。附带地说，热河群山在有的时期森林很密，特别在西部。一些森林狩猎部落也许对内蒙古东部草原上的游牧制度之兴起，有相当贡献。^[121]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汉族封建国家的燕国的历史大体上与晋、赵的历史相同。从封建组织水平上说，燕的活动范围还不足以牢固地控制热河群山，结果，它的边疆军人就有把燕国从当时中国历史的主要轨道拉开的趋势。当秦国征服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时，燕也随着三晋国家的覆亡而覆亡。

了解赵国和燕国的情况，就可以启发我们对秦国兴起的了解。在地理上，亚洲内陆边疆上秦国的一段，与赵国和燕国都不同。秦的中心是陕西的渭水流域，和晋及其以后的赵的中心是汾河流域一样。渭水以北，大体和它平行的还有两条河——泾水和洛河。泾水流入渭水下游。渭水及洛河则同在黄河河曲地带流入黄河。

因为这种地形，秦国的扩张就可以不削弱其农业的进步，同时也改进政治方法，在封建制度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合各个农业地区。当渭水、泾水及洛河下游均被开发后，秦在陕西便统治了一片很大的地区，这个地区与黄河下游的农业中国连为一体，但在政治上却和它们分离。

另外，渭水、泾水及洛河全都流入黄河由北到南的一段，它们的源头又都直达鄂尔多斯河套以西的黄河上游。在这里，黄河流经于南部的农业中国与北部的内蒙古草原之间，而这两类土地的分界并不明显。在兰州及宁夏之间，有若干河流自南部流入黄河，这些河流的源头直达六盘山的黄土高原。由这同一个高原，渭水和泾水流向东南。若干向北流的河和向东南流的河交错地流着。沿着从兰州到宁夏的黄河及自南部流来的支流，散布着许多可以灌溉的土地，它们不能叫作绿洲，因为它们并不很孤立，但它们又很像绿洲，所以最好叫作“半绿洲”。^[122]

秦国的汉族向渭水、泾水及洛河上游扩展，征服少数民族，使他们一部分人被同化，其他人则退到草原，转变成游牧民族。秦国的这种扩张，没有接触到一个像代地或热河山地那样的存在与其中心基地相脱离的危险的土地。甚至在他们到达草原时，他们仍能占领甘肃及宁夏的半绿洲。这里，其规模不足以形成独立的国家，但可以造成过渡地区的经济平衡，其灌溉农业的富足，可以继续并增进倾向中心的发展，而不会出现一个相反的与中心分离的动向。

这种领土累积的一个结果是迅速地增加新的少数民族臣属。汉族的传统观念认为，秦国的蛮族成分大于汉族成分，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同时存在两种变化是比较可能的。第一，在大规模发展灌溉及精耕农业上，秦国在中国其他各部之前。这就可以反驳秦国的兴起是蛮族自西北侵入之说。第二，秦国由于向西北的扩张，使大量少数民族进入到中国的一部分地域，这里是中国进化最快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不用停下来被代表旧封建中国的那一些人所接纳，而可以直接参加新的帝国的建立。他们的“野蛮性”增加了这种历史转变的速度与确定性，并且阻止了具有牢固地位的特权阶级的形成。

简言之，中国传统主张所坚持的秦国的“野蛮性”，事实上不是秦国汉族野蛮化的结果，而是由于大量收容氏族部落的结果。这些部落一方面在转变为新的汉族，一方面又被用来摧毁封建制度。^[123]我们知道秦国的骑兵中少数民族很多，这是造成中原人不喜欢秦国(一个顽固的历史传统)的原因之一。少数民族骑兵是一件“非中国”的东西，他们把封建的、保守的及文化的社会摧毁了。他们在边疆战争中训练有素，其运动之迅速与攻击力之强，为秦国造就了一支帝国骑兵。秦国骑兵与赵国的边疆骑兵有一个很小却很重要的区别。

秦国骑兵是一种工具，用以完成中央集权及从封建制度转变到统一帝国的过程，这是中国历史的内在过程。他们具有这种作用，因为他们是在广大的过渡地区中遵行中国生活方式的附产品。相反，赵国的骑兵是起源于边疆那些部分采取游牧生活方式的汉族，用这种军队攻击铁拳的社会，不能促进中国社会及国家内在的进步，因为它建立在一个倾向于与中国中心脱离的边疆上。在封建制度被摧毁，新帝国被建立的战争中，边疆的作用对于秦、赵两国大不相同。赵国的边疆脱离中国，它的边疆居民是离心的。而秦国，边疆是向心调整过程的一部分，它对于秦国向中国其他各地的征伐，也有贡献。

中国历史的“边疆形态”，包括两件事:汉族扩张性质的改变，以及可以促进集中化或分裂化的新的政治因素的活动。在此以前，汉族的扩张是占领可以用封建标准组织的土地单位。这种组织结构的细胞单位是城池及其四周的农村。最大的封建单位是一个大的河谷或平原，有一条河流，与其他相似的地区以自然边界(如分水岭等)相隔，政治相当稳定。而在此之后，同样的发展可以无限制地在南方继续，城乡细胞单位也占有优势。但是在北方，汉族到达了一个不同的土地的边缘，它不是一块块地改从汉族的方法，反而要修正汉族的生活方式。

在中国式的农业完全不能存在的真正草原与游牧显然不如农耕的多水的中国土地之间，有一个过渡地区。汉族逐渐占领这类地区，加速造成北面真正草原上专门化的游牧社会。但游牧民族在有利于他们的地区中强盛起来之后，便与汉族争夺中国与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区的统治权。所以，显然有一些过渡地区是有利于中国的，而其他地区则对草原民族更有利。

在政治上，处在这种争夺中的边疆地区开始获得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可以影响农业世界及草原世界的历史进程。它们不完全与中国或草原同类，所以它们也不完全具有中国的特点(城池及附属的农村)或草原的特点(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区域内要求牧场的权利)。因此，他们倾向于中国，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反对分离而有利于政治统一。同样地，他们倾向于草原，是因为部落统一运动压倒了地方家族的移动自由。

因此，边疆形态的公理是，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说明。当边疆或边疆的任何一部分在脱离中国时，它企图使中国分裂，阻止统一，但它同时却投入于草原的某种统一活动。另一方面，当边疆倾向于中国时，它大概会对中国的统一有所贡献，并使草原部落或部落的一部分脱离草原范畴，加入中国。

秦国的征服有一个特点，它造成许多可以逐一解决而不能同时解决的问题。统一帝国的理想也可以推论为就是稳定与永恒的理想。但是推动统一的势力却不是一种受任何稳定习惯控制的力量。同样，包括所有汉族特征的帝国理想，也可推论为就是一个与中国完全无关的草原世界的理想。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草原世界向中国世界的侵入。

由于这些原因，秦朝在它的开国君王儿子的统治下，即告覆灭。它所留下来的东西有:一个统一帝国的信念，不是要争取，而是要恢复的帝国;统一的边疆等同于统一的帝国的观念;不以边疆为一条固定的界线，而以它为中国重要的部分之一，于是出现了不与中国相混的地区的实际统治问题;关于“边疆形态”的本身，以不完全是中国的办法来处理对中国极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秦朝留下的遗产，是造成汉朝(前206— 220)历史性质的主要原因。

【注释】

[1] 关于年代，参考毕士博:《古代中国年谱》， 1932年;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 1937年，第ⅩⅥ-ⅩⅩⅠⅠ页。

[2] 丁山:《开国前周人文化与西域关系》， 1937年(中文) ，认为周族虽然起源于中国西部，但他们与中亚及近东并没有联系。商代是以十天为一周，周人则是每周7天制。丁山将此与闪族人的算法作了比较。周人在其文献中根据重大事件纪年，而商人则用世系纪年。这里他将周人的系统与巴比伦系统作了比较。周人在文献开头记录日期，而商人则在末尾记日期。顾立雅(前引书，第18页，注2)指出，商周之间一个“显著区别”是周人坟墓用封土作标记，但商人没有。他还指出，T’i e n一词，即“天”，源自周人，但对商人来说是陌生的，商人的神是帝(第56页)。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第312页及脚注)相信，早期周人是“与远方中亚的一些地区有联系的”，但是这种联系在公元前10世纪中叶中断。

[3] 《史记》卷二八;沙畹:《司马迁<史记>》，第Ⅲ卷，第2部分，第419页。这些蛮人是戎，在《史记》卷一一〇，戎被认为是匈奴的祖先。

[4] 《史记》卷五;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14页。

[5] 毕士博前引书，第318页。

[6] 同上，第322—324页。

[7]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3卷。这本书我没有看过，我是转引自董贵庭(音)先生几年前为我作的注解中，见《中国长城的起源》，第529页注1。另参考伯希和《王国维作品集的编订》， 1929年，第114页及以下。

[8] 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等，见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第134页。

[9] 方庭(FangT’ing) :《论狄》(OntheTi) ， 1934年。

[10] 注意“狄”是向南“逃”，这里所说的洛水是河南的，而不是陕西的。

[11]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 1936年，第7页;引用了《左传》，第16页;引用了《史记》卷一一〇及《后汉书》卷一一七，将晚期的西羌与戎、狄联系起来。

[12] 蒙文通:《赤狄白狄东侵考》， 1937年。

[13] 哥罗荷:《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13、28页。

[14] 关于这一名词的使用，参考本书第四章。

[15] 蒙文通和哥罗荷都没有列出这一段。维格(《历史文献》， 1929年，第Ⅰ卷，第109页)提到，郑伯很害怕戎的步卒包围郑的战车，他的儿子告诉他如何将戎人引入埋伏区。但维格没有列出《左传》的原始资料。参考理雅各《中国经典》第Ⅴ卷，第Ⅰ部分，《春秋》和《左传》，第28页。

[16] 哥罗荷前引书，第30—31页，引《左传》。

[17] 维格前引书，第Ⅰ卷，第95页，未引原始资料。

[18] 蒙文通前引书，第76页，引《吕氏春秋》。

[19]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第1页，引《国语·周语》。另见赫尔曼前引书，第178—188页，此传说没有证明早期中国对中亚的了解。参考沙畹前引书，第Ⅰ卷，第259页。

[20] 蒙文通前引书，第7页，引《左传》。资料提到清除野生动物的土地，而没有提到放牧。

[21] 这是赫尔曼在《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见赫定前引书)中的主要论点。

[22] 参考本书第七章;参见史蒂文森《汉藏边境人文地理研究》(1932年)关于边缘族群的孤立态度的评论。

[23] 关于中国边缘地带向草原边缘地带的过渡，参考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24] 伏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结构》， 1934年，第33—46页(俄文) ，对早期草原和森林生活的重合地带进行了很好的描述。

[25] 参考本书第六章。

[26] 关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几种不同起源的汇合问题，参考拉铁摩尔《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 1938年。

[27] 魏特夫对我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早期想法做有评论，他比我认识得更好，而且比我先得出某些结论。参考他的《东方社会理论》， 1938年，第111页及注4。

[28] 《史记》卷四;沙畹前引书，第Ⅰ卷，第209页及以下。

[29] 《史记》卷五《秦本纪》。关于秦人几分为“汉人”几分为“蛮族”的问题，或如我所说为“古老社会”，参考蒙文通《秦为戎族考》， 1936年(中文)。

[30]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 1936年，及《赤狄白狄东侵考》， 1937年;哥罗荷前引书。

[31]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

[32]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第14—19页，引《左传》、《史记》卷四、卷三二等。

[33]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

[34] 哥罗荷前引书，第32页。

[35] 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36] 同上。

[37]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38] 蒙文通前引书，第7页，引《国语·郑语》及《左传》，参考本章注40。

[39] 蒙文通前引书，第1—6页。

[40] 钱穆:《西周戎祸考》， 1934—1935年。讨论至此已到极点，但是它的价值，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的反叛，却进一步证明了在中原有小股蛮人的存在。事实上，比较钱穆与蒙文通的观点，可以认为，前面提到的从陕西向河南的“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假设:由于汉人占据了好地，山里人就变得更加特别、更加艰难了。

[41] 关于楚的简要说明，见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18—322页。

[42] 同上，第324页。

[43] 参考王毓铨在《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进展》(1938)中所列中国著名学者的各家理论观点。(www.xing528.com)

[44] 关于欧洲封建制中的诸多不同因素，参考布洛赫(Bloch，M.)《欧洲的封建主义》， 1931年;福兰阁在同书发表的关于中国封建制的文章，仍然是传统观点，而没有考虑到近来中国人自己的热烈讨论。朝川(Asakawa）关于日本封建制的文章，可作对比。

[45] 参考他的《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

[4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书中多处可见。

[47] 参考本书第三章。

[48] 他们在周代已经存在。见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13页。魏特夫(前引书，第55页及注2)引用大量原始资料并指出，宦官最初是闺房和宫中的佣人，后来才成为“朝臣”。李济(《历史上的满洲》， 1932年，第32页)谈到，在1411年是宦官将明朝在东北的统治扩大到最北端，直至西伯利亚境内。这补充了魏特夫的资料。

[49] 佛教遭受几次重创，在宋代以后就不再是官僚们的对手了。关于中国的佛教的一般情况，可参考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第Ⅱ卷， 1936年(文献索引见第Ⅲ卷， 1937年)。

[50] 参考本书第三章。

[51] 关于欧洲放养猪与亚洲圈养猪的区别，见本书第五章。

[52] 布赖斯(Bryce，J.) :《神圣罗马帝国》，第122—124页( 10世纪)、第299页( 12—14世纪)。

[53] 关于一些边疆“封地”，约瑟夫·洛克博士即将有关这些地区的著作出版，可参考。

[54] ②狩猎在草原经济中是重要而有意义的，但它仅仅是游牧生活的一种补充，而没有大到成为另一种经济形态。

[55] 拉铁摩尔:《评格勒纳尔<成吉思汗>》。

[56] 参考本书第十三章。

[57] 蒙文通:《犬戎东侵考》， 1936年，第12页;哥罗荷:《公元前的匈奴》， 1921年，第33页;均引《史记》卷五。见沙畹:《司马迁<史记>》第Ⅱ卷，第55页及注1。

[58] 蒙文通前引书，第13页;哥罗荷前引;沙畹前引书，第55页及56页注1。

[59] 蒙文通前引书;哥罗荷前引;沙畹前引书，第56页。

[60] 当秦人向北和西北扩大新的领土时，蛮人仍然有能力与汉人争夺已经争了几个世纪的土地。

[61] 参考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 ，比较晋国扩张与秦国扩张之不同，晋人扩张是离开适宜汉人的地区，而秦人扩张是增加了汉人的力量。

[62] 哥罗荷前引书，第28页。

[63] 维格:《历史文献》第Ⅰ卷， 1929年，第155页(没有引用原始资料)。蒙文通(前引书，引证《左传》)清楚地指出，经过一系列战争，河南戎人残部被挤到楚国北疆与魏、韩国之间的地方。魏、韩两国原为晋国。

[64] 维格上述引文中(没有原始资料)。参考《史记》卷一二六。

[65] 在内蒙古西部，我听到很多流传于民间的关于成吉思汗死因( 1227)的不同说法。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后去世。西夏都城在宁夏。(夏是唐古特的汉语名称)据传说，成吉思汗获得了西夏王的一位妃子，这位妃子暗藏匕首，刺了他一刀，他却没有死，伤口痊愈，继续领导蒙古民众。妃子逃到黄河边，投河自杀。因此，蒙古人叫黄河为“公主河”。她跳河地点的上游，水是清的，下游水是浊的。我相信这个传说是来自古代以女子投入黄河祭河神的习俗。参考萨囊彻辰书，蒙古文，第100页及102页;施密特的翻译本，第101页及103页。

[66] 维格前引书，第159页(无原始资料)。蒙文通(《赤狄白狄东侵考》， 1937年，第85页)引大量原始资料，特别是《史记》卷四四，将狄蛮与30年前被灭掉的小国中山联系在一起。另参考沙畹前引书，第Ⅴ卷，第148页。

[67] 哥罗荷前引书，第33页;引《史记》卷五;见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63页。

[68] 《史记》卷四三、一一〇;参考哥罗荷前引书，第34—36页;另见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沙畹前引书，第Ⅴ卷，第70—88页。

[69] 《史记》卷八一;哥罗荷前引书，第37页。

[70] 拉铁摩尔前引书。

[71] 《史记》卷一一〇;哥罗荷前引书，第37页。

[72] 赫尔曼:《公元前中国的西域诸国》(见赫定《南部西藏》，第Ⅷ卷， 1922年) ，第268页注一类在不大可能的时期即公元前1169年的“原始长城”。有很多关于“修筑”的很早记载，其一被赫尔曼和蒙文通(《犬戎东侵考》，第1页)引用，尽管没有作为边疆长城实例。关于这一问题的常识是，只有能用特殊的方式集中必需的劳动力的社会，才能城。所以，早期文献说的应是聚落与防御工事的修建。

[73] 赫尔曼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第34页;《史记》卷一一〇。

[74] 赫尔曼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史记》前引卷。据《史记》卷四三(沙畹前引书，第Ⅴ卷，第64页) ，这一城墙是赵武灵王的父亲修筑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建设者年龄的记录。另见《汉书》卷六四，第一部分。

[75] 赫尔曼前引书;哥罗荷前引书，第36页;《史记》卷一一〇。

[76] 拉铁摩尔前引书，见本书第十三章。

[77] 所引权威学者关于封建主义的讨论，多强调封建领主的宗主地位。但可以说这只是理想状况，在实际上，包括课税、法规及兵役等方面的主权，是在一块块分隔的封地上实现的。

[78] 《史记》卷五;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14页。

[79] 粪便是中国最重要的肥料，而从城里才能得到最多的粪肥，最集中和最发达的农业就是在城墙之外。因此“最乡村的”和“最城市的”，乃是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参考桑普:《中国土壤地理》， 1936年，第430—432页。

[80] 但是，茶叶在唐朝( 7世纪、8世纪)以前并没有在中国普遍流行。参考《中国百科全书》， 1917年，“茶”条。

[81] 参考本书第三章。

[82] 魏特夫:《东方社会理论》， 1938年。

[83] 福兰阁:《中华帝国史》，第Ⅰ卷， 1930年，第159页。

[84] 同上，第160—161页。福兰阁强调盐业与冶铁对于齐国经济和实力强大的重要性。铁，很明显在这一时期迅速普及，但此前没有被认识和经营。参考高本汉:《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1929年，第173页。

[85] 福兰阁前引书，第165页。福兰阁认为这时期主要现象是黄河流域的中国防范长江流域还远没有中国化的楚国的迅速扩张。

[86]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203页及以下，另有很多其他参考文献，见第Ⅰ卷。

[87] 关于其他儒家思想与哲学的文献，参考理雅各《中国经典》。

[88] 在孔子的理论中，子女要对自己和父母负责，而父母只是对自己的而不对子女的罪行或债务负责。

[89] 除了福兰阁前引书外，关于那一时期孔子对社会变化的看法，参考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的基础与舞台》， 1935年，第48—50页及脚注。

[90] 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167页及以下，有很好的介绍。

[91]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对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河流域的控制。

[92] 秦人兴起是与晋解体(前453)有关联。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180、182页。

[93] 越于公元前473年打败了吴(福兰阁前引书，第177页) ;楚于公元前333年打败了越(第188—189页)。

[94] 《史记》卷五;沙畹前引书，第Ⅱ卷，第59页。

[95] 比较分裂晋国的贵族之间的“无义”战争，与齐国的篡位。见福兰阁前引书，第180—182页。

[96] 在上面谈到的公元前364年的胜利战争中，秦获首级6万;公元前318年，获首级8 . 2万，等等。关于斩获首级的奖赏，见戴闻达(Duyvendak，J.J.L):《商君书》， 1928年，第297—302页。

[97] 关于传统中国历史学家对秦的指责(尤其是对秦始皇的) ，参考福兰阁前引书，第225页。

[98] 戴闻达前引书。

[99] 商鞅确立法律，改变风俗习惯，鼓励人们日夜从事农业生产(同上，第235页) ;谷物受到重视，非农人口需交纳重税(以提高农业的利润) (第313页) ;为了开垦秦国更多的土地，鼓励外来人口迁入(第266页及以下)。关于水利灌溉促使秦强大的重要作用，参考《史记》卷二九;沙畹前引书，第Ⅲ卷，第Ⅱ部分，第524—525页。

[100] 依谷物收成(而非土地)纳税，戴闻达前引书，第176页;除官员外没有等级(第185页) ;等级要与谷物的生产相符(第205、253页)。

[101] 赫尔曼上述引文;哥罗荷前引书，第33页。

[102] 福兰格前引书，第181—182、184页。

[103] 另一道城墙是中山国的，中山是个小国，位于今山西与河北之间的山区。参考哥罗荷前引书，第46页;福兰阁前引书，第188页。有两篇中文论文，可惜我无法参考:徐琚清(HsuChu—ch’ing《北边长城考》）， 1929年;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 1928年。

[104] 哥罗荷前引书，第45页;福兰阁前引书，第187—188页。

[105] 哥罗荷前引书，第46页;福兰阁前引书，第188页。这很可能是一组防御据点，而不是一道城墙。

[106] 福兰阁前引书，第193页。

[107] 毕士博:《中国南北方的开端》， 1934年，第325页。

[108] 同上，第320页;另第324页(越国) ;及其《长屋与龙船》， 1938年。

[109] 福兰阁前引书，第186—187页。

[110] 福兰阁，第198—199页。

[111] 同上。

[112] 参考顾立雅:《中国早期文化研究》中的讨论， 1937年，第153页等。

[113] 参考本书第十一章。

[114]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

[115] 参考翟理思:《中国传记辞典》，编号1239、1196，关于李渊(唐朝的始建者)及其子李世民的介绍。关于与突厥人的往来关系，参考帕凯尔(Parker，E.H.) :《鞑靼千年史》， 1895年，第194页。

[116]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 1936年，第112— 121页。

[117]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

[118] 参考本书第十二章;拉铁摩尔:《中国长城的起源》， 1937年。

[119] 书绪九(FumioTada)：《热河地理》， 1937年; (日文版，德文提要)分出第三个地区，即满洲边缘。

[120] 参考本书第十五章。

[121] 参考这一地区的“林胡”(始见于汉代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另外，就像很远的唐努地区，在这一地区长期保留下来的部落乌梁海(或称Oriyangghan、Oriyangkit） ，也反映着森林地区起源的特点。

[122] 参考本书第六章及第十五章。

[123] 大概牛耕方式的传入对于秦地有很重要的意义。半绿洲地区以前不能开发农业，现在则也可以耕种。除农作面积的扩展，人口有了较均匀的增长。牛耕在中原很晚才使用的。丁文江《中国如何形成自己的文明》( 1931)引徐中舒文章《耒耜考》，认为年代应在公元前3世纪。毕士博(《拉犁的起源与早期传播》， 1936年)认为年代应是“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