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可以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期自公元前1050到前771年(或者照传统的说法从公元前1122到前771年) ;第二期自公元前770到前221年。[1]一般认为，周朝是代表一个落后或是由落后起源而取得中国文化的民族，[2]但是不论周朝的野蛮来源如何，它却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是乘马的战士，周朝贵族用战车作战。真正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国历史范围是周代的事。从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观点看，草原游牧的兴起，是周代最重要的现象。
周人在商朝(或殷商)西部及西北部，即今日的陕西兴起。当商朝社会衰败的时候，他们从外围突入当时中国的中心，沿渭水而下，到黄河中游的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他们夺得中华“帝国”后，首都却仍然留在渭水流域，因此，有好几个世纪中国的文化中心移向了西边，在黄土地带的中心。周朝统治的“帝国”相当有力而且权力集中。不过我们必须记住，有关的记录并不完全，记年也不一定准确。
公元前771年，周朝被“西方蛮族”——周朝过去也是蛮族——所击败。[3]这次战败后，周朝将国都迁到东边。于是河南北部，昔日商朝的京畿地区，又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陕西黄土河谷成为边境地区，由一家世袭的贵族统治。这家贵族曾是掩护周朝自西方蛮族的攻击下退却的小诸侯，[4]它在后来发展成为秦国，最后于公元前3世纪它推翻周朝，建立了一个新的，而且更加集权的帝国。
周朝的第二个阶段，有关记录比较完全，纪年也更见确实。根据传统的记载，虽然在这个时期周朝王室衰微，“封建列国”独立，且互相斗争以谋控制日趋衰弱的周朝天子，同时周室仅剩河南北部的一个不大的范围，在政治及军事上都不如其他主要列国。不过，对周天子的控制还不能说是改朝换代。
与政治统一衰微并行的，是中国文化区以及中国历史事件多发区的地理范围的不断扩展。这一现象在“南方”长江流域尤为突出。事实上，南方长江流域列国的战争，在若干世纪中，是与北方黄河流域的列国战争分离而另成为一个传统。它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楚国，位于汉水入长江的地区，也就是今日汉口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在长江流域就像潼关在黄河中游地带一样。楚国的统治家族源于周朝第二个天子的臣子，但楚国的居民却不同于北方的汉族。[5]沿着长江向海岸发展，楚国终于征服了若干其他国家，如具有南蛮性格的吴国和越国。[6]这个发展的结果，使楚国在某个国家取得北方领导权之先，控制了南方。因此，周朝末年最后的混战，具有两种性质:不但北方的领导权需要决定，中国应集权于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的问题，也须决定。获得最后胜利的秦国之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原因之一是它从陕西攻入了长江上游极为富足的四川盆地，从而占据了楚国所掌握的由北部到长江中游通道的侧翼。
以上是最简短的概述。我们必须记住，文献材料多半是政治性记录，而且零散、模糊。因此，学者们多半从文本批评入手，试图把政治记载拼凑起来，使之能够联贯一气。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但有一点是不能超越的，政治事件只是社会的表面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力量则在深层，也多半来自社会与环境的交互影响。历史的起源，依据于环境对较弱的原始人的影响程度，环境促进或妨碍社会发展的程度，及社会挣脱环境控制时所建立的对环境的控制程度。后面的发展是前期发展的复杂产物。因此，关于周朝这种正式记载永远不能完全知道的时代，一个宏观的历史了解——以别于专家的细节考辨知识——需要时时考虑到环境的一般性质及社会的一般性质。
采用这个办法的时候，首先要建立若干参考指标。周代无疑表现了历史上地理区域的收缩与扩展的交替。这种特征，商朝就有，但比较模糊，而在夏朝就更模糊。有时，重心似乎在中国历史事件所分布的日渐扩大的地区中，但是这里并没有与它同时发生的政治集中。因此，重心又似乎在各个国家形成。它们最初的疆域并不大，其后互相争斗。但整个领土的扩展并不大，这可以说是周朝的主要现象。事实上，如果周朝的兴起，按照传统的观点，起源于少数民族，而在进入征服中国前接受了一部分汉文化，那么就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地理变化为什么不彻底？从边疆直接征服中心后为什么没有采用新的形式，而仍继续旧日的发展与收缩的交替过程？
研究周朝的“戎狄”战争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第一，这些战争并不集中在周人起源的中国西北边境，它们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的东部，即传统认为的周人所征服的汉族地区。第二，周朝开始时，还没有明确的整个中国和整个草原社会的分化。这种分化要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时间，直到周朝末年才完成。在周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哪些中国的少数民族敌人被描述为草原游牧人。真正的草原游牧民族战争直到周末才出现。而当它出现之后，关于中国本身及中国与草原间的长城分界线的整个历史记载的性质，都迅速地改变。因此，我们的问题变得更明确:周朝的少数民族战争是否是草原民族大规模入侵统一的农业中国的产物？
中国古代及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汉族是抵御侵略的。和他们斗争的部落被广泛地称为戎(华北西部)及狄(华北东部)。这些部落还有许多不同的分化出来的名字。有的音同字不同，有的音、字都不同。
王国维在研究过这许多名字之后，认为秽貉、昆夷、熏鬻、戎和狄都互相有关，他们分布于从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到山西、河北间的山地的范围内，逼迫中国。他们的名称随汉族与他们接触的时代与地点而变化，有的是汉族为这些部落所起的名字(戎和狄) ，有的是那些部落的自称(如昆夷、熏鬻)。匈奴和胡则是这些部落后来的名字。[7]这使我们想到赫尔曼用字源学的方法，将匈(Hun)与匈奴(Hsiungnu)对应为昆夷、熏鬻的尝试。[8]方庭赞同王国维的看法，并补充说，在晋(山西)和秦(陕西)这两个周朝的主要汉族国家中，掺杂着不少狄的部落。但他仍然主张在周朝汉族是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9]
蒙文通根据原始材料，在两篇论文中，依照历史次序，对戎和狄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他们是北部少数民族的主要成分。他记述了许多反复的对陕西戎族的战争，戎族最终被秦的向东发展与晋的向西发展而逐出陕西东北部。有一部分戎逃到河南北部，那些地方的一些低矮的山地，是北方洛河、黄河与南方及东南的长江、淮河流域的分水岭。[10]在那里，他们形成北方的秦与长江流域的楚国之间的缓冲势力。他们与东部的列国战争，例如淮河北部今日山东的鲁和宋。最终他们亡于秦楚战争。陕西西北部的一部分戎族则因秦的发展而被逐至内蒙古地区，成为匈奴。[11]
蒙文通把狄的起源也放在陕西。和戎一样，狄人绕过山西北部，到达南北纵列的太行山区。太行山西有富庶的汾河河谷，东有河北平原。由这个根据地，他们与黄河下游的汉族“封建”列国战争，有时是单独作战，有时和其他的汉族国家同盟。某些戎与狄也有关系。[12]
同样地，哥罗荷也认为山西与河北间的太行山是狄的活动根据地。他的依据是，文献中与狄的战争，多半见于晋(山西)、燕(河北平原北部)、齐(山东)、卫(黄河北岸今河北的南部)、宋(淮河流域)、郑(河南)、邢(晋燕齐之间的小国)及公元前770年以后的周王畿地区(在河北的卫与河南的郑之间)。虽然他承认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狄与蒙古草原民族有接触，但认为他们一定有关系。与戎在一起，他们在北方一定有一个重要的根据地，否则他们很难与汉族作百年的战争。他认为这种战争不是小股人马的劫掠，而定是受到一个企图征服当日中国的主要部落强国的驱使。他并且认为，如果不是公元前7世纪最强的齐国的抗战，也许那时候就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如后世的拓跋、契丹、女真、蒙古及满族一样。[13]
现代中国及西方学者都一致支持中国传统的说法，认为戎狄侵入中国，是少数民族企图由北方及西北方草原侵入中国的前锋。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些民族，与东南及南方的少数民族一样，是残留于中国文化发展所及地区的后卫。他们在人种学上也许与汉族差别不大。也许他们就是古代住在整个华北的——包括西部黄土高原、东部大平原，也许还有蒙古及东三省南部的——汉族本源的民族中比较落后的一支。现代中国历史批评家们也受旧传统的影响，以为东亚文化的创始者汉族只有在保卫文化时才从事战争，他们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西方学者们则被他们所相信的中国文化大半是由中亚“输入”、“移殖”及“文化传播”的偏见所影响。
这里所提出的新看法，是依据那些战争本身的记载及当时历史总的形势。
在对戎与狄的材料进行搜集比较(如蒙文通和哥罗荷的工作一样) ，再详细研究其地理及历史顺序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两件事。第一，虽然文献记载的目的是强调汉族在自卫，但对具体的攻击、征伐及扩张的记载中，却表现出汉族主动侵略的时候比他们自卫的时候要多。第二，在这个时期，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均势的时常变迁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
不错，这种趋势并不是完全稳定的。但是汉族的退败，多半是因为他们前进过猛，引发了他们当时所不能克服的抵抗。这个结论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在早期的记载中，多半是汉族及少数民族的直接冲突，而在后期的记载中，“少数民族威胁”多半是汉族国家联合少数民族盟国对那些与少数民族同盟较弱或没有盟国的国家的战争。如果这种混合战争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势力的高涨与汉族势力的低落，我们可以说这是少数民族的侵略。但事实上的结果却正相反。我们只能说是汉族在发展进步，而利用少数民族从事各地区间的混战。
地理上，如果将这些战争都标到地图上，其分布形势颇为重要。汉族以农业发达的河谷及平原为根据地，少数民族则以农业较差，不能灌溉或者需要高度技术才能灌溉的山地为根据地。他们以防御而非进攻的姿态保有这些土地。汉族的发展路线有好几条。他们可沿着黄河向下游发展，伸入大平原地区。在河南的洛河及山西的汾河谷地中，他们溯流而上，从宽阔的灌溉垦殖地区进入上游及支流的河谷里去。他们在人口增加及技术进步后，这种移殖成为有利的行动。在陕西，他们从一个河谷移殖到另一个河谷，起初占据自西部流入黄河的诸支流的河谷，然后又进入到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及宁夏西部。在地理上，这个地区的“半绿洲”具有草原河谷与新疆真正绿洲之间的过渡面貌，[14]散布在鄂尔多斯高原以北的河套地带。
对汉族所征服的社会也应加以检讨。在这一点上，史书的记载并不完全。因为汉族对他们自己文化的优越性非常自负，只当他们的敌人为落后民族而不再加以分析。这一点也可以证明，这个时期的压迫是来自汉族而非少数民族，因为是被征服民族，其特征才并不值得多说。而对可能成为侵略民族者，虽然仇恨极深，却也要详细记述。汉族记载少数民族的有价值的材料，出现在后来中国真正被侵略的时期。
不过，在不经意中，也保留了若干详细的记载。在公元前8世纪郑(河南北部)与戎的战争中，汉族用车而戎族徒步。[15]公元前6世纪晋胜狄的时候，狄也只有步兵。[16]因之，狄与戎都不能像典型的游牧民族那样能在长距离间迅速移动，并乘马掠劫从事战争。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的一位周朝贵族却从戎族取得一千匹马，[17]在公元前5世纪时，山西北部汾河上游以北有一位戎族首领送了一批马给汾河上游流域的赵国。[18]
但是这种大量马匹的记载，并不能证明游牧经济的存在。根据其他证据，这只是一种混合经济。周朝一位较早而比较可信的王(周穆王)征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19]如果它们是贡品，说明他们是狩猎而非游牧民族。如果是战利品，我们就更可以相信戎族的主要财富不是牲畜。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记载，说有一部分戎族被秦国逐出陕西之后，由山西的晋国给予荒地，他们开始从事耕植，成为农夫。[20]看来这个记载视戎族之属于汉族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表述他们的组织不如汉族，或者其他的地位有所不及，却没有讲从游牧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转变。
对这些表述虽然不能推论得很远，但它们与赫尔曼对中国古代关于西北及中亚的知识的研究是相符合的。周朝的政治势力虽然起源于陕西，赫尔曼却认为在周朝末年以前，汉族很少了解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地区，更不了解西域。[21]如果戎、狄两族真是从蒙古及中亚已经发展的游牧社会侵入中国的，在如此多的材料中，就不能没有关于汉族与戎狄战争背后的草原地区及游牧社会的记载。但是，事实上，整个记载只提供了肤浅的印象。汉族与戎狄在许多地方接触，但是这些记载从没有提到从敌方内地出来的敌人。关于戎狄地域的深度以及戎狄活动范围的观念，只是后来依据各作战地点及历次攻击顺序而建立起来的。其并没有注意到，“戎狄入侵”的累积结果其实是中国的土地扩张。
既然如此，为什么坚持少数民族入侵的传说呢？我想，答案就在文化进步民族与文化落后民族间战争的特点，以及记述并保留历史材料的是比较进步的民族。一个自命为文明的民族，虽然事实上是在侵略一个落后的民族，但仍说自己不过是“巩固自身的地位”。另外，尽管落后民族实际上是在自卫，但其战争的方式却是突袭，于是常常被看作是攻击者，而成为优越民族的借口。
根据地理的证据及历次战争的政治记录，我想以下关于整个周代的解释是合理的: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一种真正“中国”式的农业建立起来。它起源于过去一种包括农业在内的混合经济。新农业的特点是灌溉，雨量虽不调和，却可以每年有比较可靠的收获。它也使亩产得到提高，财富的积累及集中也在增加。因此，灌溉区的人口就比旧式混合经济地区的人口稠密。旧式经济下的社会比较稳定，而在新的农业地区中，人口比较稠密，财富比较集中，这两种力量合作的结果，推动社会变化。到了一定的程度，便终于形成“中国”与“少数民族”的分化。
最初，社会进化重于地理扩张。这种新社会需要在技术与组织上进步到某个水平，才能从条件较好的地区发展到条件较为困难的地区。因此，第一次扩张是向相同的地区，而把比较难于开发的土地丢开。第二次的扩张也许是向易于发展灌溉的地区，这个地区可以令一个尚未成熟的社会实行规模不太大的排水灌溉。
因此，在商末和周初，这种新的集中的社会如岛屿一般出现在旧的散漫社会的广大区域中。这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的需要与利益推动社会迅速发展，不仅是灌溉农业本身的实施，而且表现在各种有关的技术及文化活动上。例如金属、文字的使用，以及政治组织的建立。
之后是第二次发展。这一次不是在原来区域中建立的新核心，而是灌溉区的扩大。这个时候的人已经进步到能够在原始方法所不能奏效的土地上进行灌溉与排水。新旧社会的对立已经开始，但也许只限于对“中国人”仓库及其他累积财富的偶然掠劫，或从少数民族那里偶然夺取一片易于灌溉的土地。此后，这种对立逐渐尖锐，因为新社会控制下地区日渐扩大，旧社会所剩的地方则日渐缩小。
我想这里有两类冲突。一类是在旧社会以内，许多人开始脱离旧式社会生活，而接受新的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者加入到已经建立的中国社会中去，或者自己建立类似而独立的社会。这些部落被称为“少数民族”，只因为它们改奉中国文化的时间较晚。以上看法很可以说明周人在商朝(中国)的边缘的兴起。在这种征服与改变的混合过程中，第二类冲突开始发生并渐趋重要，这就是坚持原来社会生活方式的“戎狄”对中国的抵抗。(www.xing528.com)
这些部落的抵抗，也许是因为那些旧社会的首领，他们宁愿以退却来保全他们自身的权益，而不愿加入到新社会去做一个臣属。[22]为了维持本身的权益，他们从中国占优势的地区退却到还没有受到中国压迫，并可以支撑旧式混合经济的地区去。黄河流域的范围极大，要把这些反抗的少数民族推到中国地理环境的自然范围以外的地方去，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同时，旧社会的土地日见缩小，斗争则日见激烈。汉族(中国)在扩展其统治的同时，也改良他们的技术。而且，精耕农业在一个地方建立起来之后，人口的增加又造成新的土地要求，包括以前认为不怎么样的土地。可用土地的标准在下降，占据次等土地的必要性与汉族开发它们的能力在同时发展。
终于，这个过程把后退的少数民族以及前进的汉族都带到草原的边缘上来，使他们共同面对着新的地理环境。在华北黄土高原及山地的大部分地区，汉族的发展被阻滞于河流缺乏或河谷深峻的地方。这样，就很难造成一个建立于灌溉精耕农业之上的紧密的社会。但是，这种地区是过渡性的，技术的改进可以使人对它作某种程度的利用。虽然不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实行灌溉，但可以在部分地区实施这种制度，并足以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使不能改进农业技术的社会臣属于能够实施灌溉的社会。
新环境的起点是隆起的草原边缘地带。在这个地带以外，河流稀少而短小，不再流向中国及黄河流域，而注入一片广大的内陆区域。草原南部的一大片土地可以用粗耕的方式耕植，因此仍可以说是汉族精耕农业地带的过渡地区。但是，有一个不同点是，这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从事于真正的游牧经济。就历史方面说，这个差异是:里面靠近汉族的族群会自然地倾向于中国，倾向于农业，有密集的聚落，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精耕经济规范的影响，虽然比中国差一些。在外部靠近草原的族群则自然脱离中国而倾向于草原，脱离农业而倾向于游牧，他们人口比较分散，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干旱草原的粗放经济的规范影响，却不是那种典型的干旱草原经济。[23]
如果考虑到这两种过渡地区的分界，后来成为主要的长城沿线地区，又考虑到在后来的历史中所记载的中国与真正草原游牧民族间的战争，我们便有必要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冲突仔细地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有一种专门化的文化，基于灌溉和排水的精耕农业，在一片广泛分布的、原始的、尚未分工的文化中建立起来。原来的原始文化包括采集、狩猎、捕鱼和原始农业。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当然有所不同。精耕农业所造成的社会团结使这个部落能够向外发展，这个部落就成了“汉族”，而那些拒绝或逃避新生活的就成了“蛮族”。
后来，少数民族中南、北两大部分的差异日渐显著。南方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前汉族”的少数民族的长期存在。在北方，汉族的发展把保留的少数民族推到一个新环境中。在那儿，他们不是“前汉族”而成了“非汉族”。这就开始了中国农业与草原游牧间的第二期斗争。
这种解释并不是说中亚及蒙古的游牧经济完全是原始民族自黄河流域后退到草原的结果。亚洲内部游牧经济的起源地至少有三处:西伯利亚森林的边缘、[24]中亚绿洲的边缘、[25]中国北部草原的边缘。[26]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高度文化在最初并不需要与时起时落的草原游牧社会斗争，在其成熟以后，也没有被其本身历史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的草原游牧民族偶然或无意义地攻击。相反，中国长城边疆历史上的“边患”，至少有一部分是汉族文化的质的进步与其统治地区的量的发展的结果。[27]
从第一期转入第二期的过程非常重要，需要另作讨论。而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又须检讨汉族发展其经济、社会与国家政治结构的方法。
如果中国历史的创立不能被认为是入侵的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中国斗争的结果，那么，征服商朝的周民族就不能被认为是来自草原的征服者。他们并不是一个在中国边缘上取得根据地，有一定程度的汉化，然后以他们残余的少数民族精力并结合汉化的特性，向内推进并建立统治当日中国的王朝的侵略者。相反，他们产生于黄土高原东方的商朝汉族与西方缺水而贫瘠的少数社会之间的地方。这就是说，他们是中国文化扩展后的信从者，而不是侵略汉族的侵略者。这个主张也许很简单，但我认为极重要。重要之点不在于它改变了一般所承认的周人是落后或半落后民族的看法，而在于它提出了对这个历史时代动力的新认识，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新方向。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到，最传统的记载也说周朝是由商朝“封建”的边疆诸侯发展而成的。[28]同样，建立秦朝的嬴秦，其历史与周朝历史平行发展数个世纪。开始它是附庸的贵族，其后发展成诸侯，日渐独立。待周朝被少数民族打败，从陕西退到大平原，于陕西、山西、河南交会之地建都，秦“掩护”了这次退却，并继续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29]周朝的退却并没有使土地长久沦陷于少数民族，相反，秦逐渐夺取了少数民族土地。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当时秦在周的边境上建立起来，处在周朝与旧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之间。它产生压力，一方面是向少数民族夺取土地，另一方面使周向东退却。显然，这种现象是周人在商朝与旧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间兴起的重演。只是其形式随着几个世纪来新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趋复杂。
这又使我们注意到周代中国地理重心的几次转移。从公元前1100年或1000年到征战不已的公元前第5、第4和第3世纪，周朝社会衰败而又重建为秦的过渡社会，之后是汉朝社会，一个新秩序的中国。
第一个重心点是在西部。周朝由此兴起，其优势超越了在黄土高原及大平原交界处的商朝文化中心，周人在陕西最大的渭水河谷中建立了自己的新中心。这个重心一直维持到周朝自陕西东迁河南的时候。然而这一次东迁并不是重心的转移，因为与东边周朝平行的有秦的兴起。这一个时期大体上表现为对陕西北部的戎和狄的战争。[30]在汉族中，没有一个政治中心能够发展到与周天子争权，但要承认，这个时代末期的周室东迁，其原因除了少数民族的压迫，还有秦的兴起。
继之而起的第二个时期是公元前770年到前636年。这时的重心移到齐国。它的土地多半在山东，从黄河下游之北达到淮河流域。在这个时期中，对戎和狄的战争仍然在山西、陕西，不过新的战争又在河北、山东和河南发生，这多半是对狄的战争。[31]各地的列国也明显地逐渐强盛起来。周室则困于“王畿”之内，东面是齐，北面是山西的晋，西面是陕西的秦。到了公元前636年，战争已不限于汉族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各少数民族已经分别成为汉族国家的盟国或附庸而作战。在这一年，周天子娶了狄族酋长的女儿，情势更见混乱，直到山西的晋和陕西的秦联盟之后，才把这种混乱的情势清除。[32]
这就造成第三个重心，它从东部的齐移到了北部的晋，这个情形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53年。周室继续衰落，列国间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不过，与少数民族的重要战争多半发生于山西和陕西的北部。[33]秦国与晋国继续北进，占领了整个中国土地，直达草原边缘。这个结果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晋国后来分裂成三个国家——北部为赵，西南部为韩，东南部为魏。[34]
赵国所产生的变化是这一分裂的关键。在山西北部，汉族虽然能够打败少数民族并扩展他们的土地，他们却不能使被征服的人改从汉族的农业与社会。反之，他们自己却转变为少数民族。由于这种性质的社会变化，以及赵国直达内蒙古边缘的扩张，显然一个很重要的新的边疆形成了。以前晋国的发展是合并并同化每一次新征服的民族。而一旦达到并越过这个边疆之后，经由赵国向外发展的汉族文化就越过了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在新到达的土地上，汉族不再能同化当地的居民，反而要被他们拉走而离开中国，虽然整个形势依旧，构成中国生活方式的农业技术、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在随着其他主要汉族国家的发展扩张而强力地增长着。赵国掌握着山西汾河上游河谷——一个老的典型的汉族环境，和汾河以北、蒙古草原以南的山地。在地理特征上，山西北部是典型的中国式土地与草原的过渡地区。赵国少数民族化的意义是:首次出现了过渡地区不被汉化，而典型的汉族反要受它影响的情况。[35]
在秦国，虽然它也发展到过渡性的草原地区，但情势却不相同。这儿，最重要的地理条件是黄河的河套，河套包围着秦国所征服的鄂尔多斯草原。但是在鄂尔多斯草原的西部及西北部，黄河链接着许多类似绿洲的地区，它们比较接近甘肃的半绿洲，而不大像新疆的绿洲。它们易于灌溉并极其肥沃。我相信这就是秦国没有像晋国那样因边疆的占领而分裂的原因。虽然它也深入到过渡地区，但其总的形势仍然倾向于中国，限制脱离中国的趋势，虽然事实上秦国也要受它所征服的地区的影响。[36]
从公元前453年又开始了一个时期，这可以算是第四次重心的转移，重心又转移到周朝所兴起的西部或西北部。这可以说是另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与秦国同时兴起并和它不断冲突的边疆少数民族成为了毫无问题的游牧民族，与秦国本身发展成新的汉族国家一样地迅速。同时，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也开始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已经成熟并进化到一个新的形式。[37]
上面所说的每一次重心的转移，都是综合若干方面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单从与少数民族战争的历史看，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一个“边患”的时期，先是渐渐激烈，然后又是渐渐消退。少数民族的攻击最初在西北，其后从北部转到东北，再深入中国内部，最后终于被汉族逐渐增强的抵抗力所击退。但是，这种解释却不如将少数民族战争与中国列国发展结合起来的解释有力。与少数民族战争的重心的变化，正是反映了北部中国的列国的领土扩张与交替在西部、东部、北部、又回到西部的政治称霸。因此，真正的主要现象是中国新社会秩序的成熟，它的基础是一个逐渐熟练、逐渐专门化、并广泛实施的农业。一种产生于旧的散漫社会地区中的组织严密的新群体的压力，施加到散漫的旧社会上。而旧社会的抵抗，表现为一些具有破坏性的突击和偶然性的自汉族扩展地区边界上一些地点的可怕的突入。这使人感觉是少数民族的时起时伏的进攻，好像他们要侵入并征服汉族的有秩序的疆域。
另外，这种解释也应包括少数民族的移殖，以及少数民族进化成汉族后，又创造出新的敌人的历史。这个新敌人是真正游牧民族的社会。他们至少有一部分是从旧社会的“前汉族”少数民族演化而成的，虽然他们也有另外的来源。少数民族的移殖，是因为汉族所建立的一些政治国家并不是同时开始的，更不是以相同的速度发展的。因此汉族发展的最快速的形势，会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点，每一个不同的形势会造成少数民族激烈抵抗的不同的重心，其结果就像是游牧民族大范围地压向中国。当然这种压迫也不完全是想象的，因为汉族的发展，显然会使那些不愿被同化的少数民族进行可观的移殖迁徙。
虽然这种移殖是退却，而不是一般想象的那种进攻，但任何自北向南的移殖都会被认为是侵略。这里，正确的看法不但要注意其移动的方向，而且还要看到地区的形势。例如，蒙文通指出，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以前，伊水(河南北部洛河的支流)上游河谷中没有戎族。到了春秋时代，在公元前第5及第4世纪，这些地区成了少数民族的主要据点。[38]这说明，周室东迁，随之以戎族的向南及东南的移动，汉族自然就是在少数民族前退却。但是，蒙文通又很明白地说过，这一部分戎族原住在山西东部，因为陕西的秦与山西的晋的同时发展，而被挤出原来的河谷。[39]
显然，这件事要重新考察一下。秦、晋两国对戎族的压迫，比周室对戎族的抵抗力强。因此，戎族之侵略周室，是因为他们被迫从秦、晋之间退出来，而并非因为他们是单纯的侵略性游牧民族。并且，由于这种退却的侵略，戎族所获得的新土地不是有利于汉族经济迅速发展的开阔的河谷与平原，而是河南的山地，那是最难以实行灌溉农业作大规模发展的地方。所以，戎族的整个“侵略”，事实上是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给一部分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
这一个移殖的过程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它证明前面所指出的，公元前770年周室东迁主要是由于新汉族国家的兴起，而非少数民族的压迫。第二，它证明了少数民族被逐入比较贫瘠地区的看法。这又提出了游牧经济是从混合经济中演化出来的可能途径。汉族农业这时已经由另一条途径演化出来了。少数民族既然被从有利于精耕农业的地区中逐出，他们就被迫依赖狩猎及畜牧。汉族更进一步的发展，又把他们从汉族所要的山地及河源逐出，他们又丧失了森林里的猎物，而退到草原边缘。靠近真正草原的民族因而必须发展管理大群牲畜的技术。这种技术发展之后，便铺平了通往真正草原游牧经济的道路。
我相信，这是将汉族社会和国家的兴起与中国草原边缘真正游牧经济起源相结合的新的解释。在现代中国著作中，也有类似的思路。钱穆特别强调，周代的中国不是一片完整的土地，并没有划出与戎、狄两族的边界，因为戎和狄都很坚强地立足于中国的内部。从这点出发，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味的理论:公元前770年的周室东迁不完全是由于西方少数民族的攻击，而是由于东部一个封建国家的影响。公元前771年周天子被弑之后，这个国家在战后就把继任的周天子拉到它的势力范围内加以保护。而这个封建国家也有少数民族的盟国。[40]这个看法只是基于对文献的解读，没有提到社会秩序发展的差异。但它不自觉地接近了我所提出来的解释。在中国历史考辨家的著作中广泛检索一下，我们很可能找出与这种解释相似的新的开阔思路，即把汉族及少数民族的早期历史联系起来，而不是维持二者绝对分离的旧理论。
在回到以前所提到过的汉族列国的一般发展时，我们首先要注意到，各个国家国运的不同，可以用在黄土高原及大平原上的重心的变化来说明。周朝自陕西一个最大的黄土河谷中兴起，取代了建立于河南黄土高原及平原交界地带的商朝。周朝的优势地位从公元前1100年(或1000年)保持到公元前771年。他们不是突然被推翻的。因为这个时期，秦室在他们身边兴起。所以公元前771年周室东迁虽似突然，且十分危机，但事实上却并不是整个汉族自西部的退却。相反，周朝的退出只给秦以更大的活动范围。从公元前770年到前636年，政治重心在齐国，这是一个大平原的国家，但这也不是表示汉族势力在西部的减退。事实上，秦国仍然在继续发展。齐国为重心的意义是，在这个时期内，大平原的发展速率高于黄土高原。其后重心移到山西的晋国，最后又回到陕西的秦国。重心移动的原因，是由于某个地区发展的加速。一个地区的发展不一定是由于其他地区的衰落。
这个看法可以由长江流域各国的历史来证明。那里，原建立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发展出比黄河流域任何国家都要伟大的政治组织。它自长江以南今日湖南洞庭湖的水田地带，及长江以北今日湖北的汉水流域，取得了极大的财富。在公元前5世纪，它开始吞并汉水及淮河间的土地，以及淮河流域的本身。[41]在公元前4世纪，它扩展到长江下游，吞并了征服吴国的越国。[42]从这个时期起，楚不但统治长江三角洲，还统治沿海及自江南直达淮河的地区。在中国历史中，整个长江流域或南部形成一个第二位的地区，黄河流域是首要的地区。在南方，汉族文化的发展较北方为晚，而且多半是少数民族的同化。可是，虽说这个地区，在大体上，其政治重要性的发展次于主要的北部地区，但楚国政治发展上的成熟却早于北部各国。显然，它统治着一片较广阔的土地，在它自己的区域中维持了一个长期不断的优势。
将整个长江流域的历史与整个黄河流域的历史以及黄河流域各个地理区域及政治国家的交替兴起相比较，就可以证明，公元前最后的1000年的历史，不能仅以一条假定的发展路线来说明，而要有若干平行的发展路线。其中有一些是主要的，有一些是次要的，有一些起源较晚。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突然摧毁或取代另一条的。虽然周朝推翻并取代了商朝，但商朝衰落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周朝渐趋强盛的时期。更明确一点，东部齐国的兴起和其后北部晋国的兴起，并不说明西部秦国的衰落，而只是重心的转移，表示一个地区的重要性的暂时增进，及其历史发展速率的增加，而不一定是取代其他地区的发展。长江流域和楚国重要性的增高，更不能表示黄河流域诸国的衰败。
换句话说，这整个时期是属于一个共同文化的列国的发展时期，不过它们的文化、政治以及其他机构的发展速度并不一定是一样的。发展速度的不同及重心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可以用地理及社会条件来详细说明。黄土地带河谷的较小范围，有利于精耕的高度发展、社会的高度团结，以及建立在这些条件上的机构的早期出现。大平原的较大地理范围以及更大规模的灌溉排水事业，心须要由大的经济与社会组织来从事，这促进了以前在黄土地带社会中完成的方法与机构的进一步发展。长江流域的水运比北方容易，这一点，再加上稻米收获比北方小麦及粟类富足，使其发展特别迅速，虽然其所建立的政治机构终究未能在对北方的战争中保存下来。
显然，周朝不曾建立一个集权帝国以统治这许多不同区域和许多不同程度发展的社会。这个“帝国”是封建的，它的帝王起初有很大的权力，其后却衰微到没有什么意义。而各个强有力的封建贵族的后裔，却逐渐地发展成独立国家的君王。有的时候，这些国家可以在封建制度下相安无事，由最强的一国控制没有实权的王室。但是，到了后来，因为政治及军事机构在对少数民族及各国互相战争中的发展，因为共同文化的统一逐渐需要各地区经济生活与政治统治的合并，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代替这种封建的、名义上的帝国。就是说要把旧的、独立的、平行的历史发展路线，强迫合并成一条主线，一条只允许有微小变化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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