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长城边疆分区域的地理及历史的联合检讨，转移到对整个边疆历史起源的研究，我们立刻又面临许多困难的问题。长城的主要沿线在政治上为地理的分界，它的南面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北面是游牧社会的草原，西北是中国中亚的绿洲。在长城西端以外是西藏高原，在东端以外是满洲的南部——这个地区由于其地理上的特性，时时有变成“小中国”的趋势——和满洲东部及北部的森林。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分别研究草原、森林、绿洲及西藏社会的原始历史，研究其各自的生成与扩展，直到它们接触到发展扩张的汉族，于是他们必须划分出长城边疆。虽然我们对于在黄河流域、东北、蒙古、中亚也许还有西藏的互相接触的新石器及其更早的文化有确实的知识，但这些都是一般的原始文化，而不是特殊的“汉族”或“草原”文化。[1]
因此，在考察历史时，我们需要先研究原始社会的广泛分布。这种社会的发展可以利用中国的环境、草原的环境及其邻近区域，其间差异很小。所以，所谓特定文化起源的问题就是差异产生的问题。其第一步历史发展是，大体相同的原始民族以何种方式向各自不同的方向进化，我们既要考察他们进化的不同途径，也要考察他们进化的不同速度。中国早期的历史资料(或者似历史资料)比其他社会丰富，我们有必要先研究整个中国历史的起源，然后再分别研究长城边疆各部的历史。因为汉族在中国发展历史的某一时期，在长城沿线，不是接触到了和它不同的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其本身的进化造就了这些对峙的边疆社会。
中国人所持有的生活文化可以不间断地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现在若干日常的器具，如刀、纺锤和陶器等，仍然保持着该地理区域中金属时代以前的样子。[2]不但如此，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初期，如加上更古的材料，其历史则可以和公元前14世纪的甲骨文联系起来。这种文字，由于其形式之复杂，可以推断它已有很久的发展过程。它将中国的历史上溯到一些文化的传承，证明石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铜器及铁器时代。这些文化传承的某些特征与更早的没有遗下任何金属的居民所居住的地方相关联。
这个连续历史的细节还有许多不明之处，关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还知之不多。不过，有绝对必要去了解的事情并不多，基于我们目前所知，已经可以建立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可以适用这些原则的“中国”是在黄河流域的中部。在后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只是逐渐进入古代中国的历史视野的。
在体格上，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与今日的居民有某些相同之处，此外，他们还扩展到了东北、蒙古和从甘肃到中亚的西北走廊中。[3]他们在长江及华南地区的分布有多远，还很难说，但我们有理由假定，在晚些时候出现了变化，变化产生了体格的差异，但仍然存在血缘联系。在远古祖先这一点上，因“北京人”的发现出现了一种可能性，即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该地区的旧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4]
在文化上，根据我们仅知的有限的新石器时代狩猎、捕鱼及农耕的活动，就可以分别出原始的与成熟的不同阶段。在原始阶段，是一种普遍一致的发展形式，这个时候的地区特殊性还不重要。在这个时期，人们是尽力地捕鱼和猎取鸟兽，也去采摘可食的植物及野果。可能也有农业在这个阶段中起源，那是无目的地推广种植已知的野生植物。在这个阶段，首先是狗，然后是猪，已被广泛驯养。[5]
可以说，这个阶段的人类社会仍然很简陋，还没有出现对各种不同环境的特别利用方式。它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但对其所进入的每一个新环境的利用方式却是一样的。一个部落和另一部落的区别，只在偶然的习惯上，例如兽多的地方就多依赖于狩猎，而鱼多的地方就多依赖于捕鱼。
驱赶被驯化的牲畜，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牧场的游牧制度，尚未发生于草原。迁徙移殖是存在的，因为把当地的动物打完，或土地的沃力耗尽时，部落就会搬家。这种迁徙移动自然会增大战争、交易和技术学习的范围。这种迁徙移动的群体大概是小规模的，单独个人在迁徙时所面临的危险是可以想象的，而整个种族的移动又是极为困难的事。文化低下的意义在于缺乏组织能力，不能积蓄或运输大团体移动时所必需的资源。即使在一个比较进步的新石器社会，1000个人移动100英里比100个人移动10英里，其困难程度一定不止扩大10倍，也许要有100倍。
要估计一个漫长而迟缓的进化过程中重要的演化阶段，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概念，即个人及家庭的经验会逐渐累积而成为社会的资源，并将能量积蓄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想象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没有人知道如何炼制金属，其一切文化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有一部分石器使用者极为先进，而另一部分则十分落后，二者间的差距很可能造成一种实质性的差别。在低水平的一方，社会经验的积累是可能的，人们之间可以传习知识，但不一定会迅速导致有意义的社会变化。而在高水平的一方，这种社会资源的积累却被利用。整个社会是向前进的，他们会在某个阶段的发展中尽其所能，随后，突然进入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从现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材料，我们至少可以勾画出一个大概面貌来。中国新石器文化可以分作两个主要区域。在黄河流域的西部有一个比较简朴的“彩陶”文化区，城堡与坚固的房屋很少，不过吴金鼎( G. D.W u)最近描述了这个文化区中的一个“大”城，位置在一个“从这个时期直到商代都有人居住”的地方。[6]在黄河流域东部有一个“黑陶”文化区，它比较进步一些。有城墙的城堡已经建立起来，其中已经发掘的一个城堡有450米长， 390米宽。[7]这两个文化区在黄河河曲地带相遇。在安阳(商代铜器文化的中心)附近的后冈有一个铜器时代以前的“彩陶”地层，上面压着一个“黑陶”地层，也属于铜器时代以前。只是这两个地层没有联系，显然这里有一个时期是没有人居住的。[8]
在比较这两个新石器文化时，我们可以说“彩陶”较早，因为它进化较低，而“黑陶”则较晚，进化亦较高。这是否意味着:由“彩陶”进化到“黑陶”，其进化过程又是由“彩陶”区的东部边缘向外移民和扩张的呢？
还是说这两种文化完全独立，并肩生存，最后进化较高的“黑陶”居民西向侵入到“彩陶”居民呢？吴氏认为，从简朴的“彩陶”到比较进步的“黑陶”，确实有时间上的——也就是进化的——前后发展。这就可以假定，当一个“黑陶”遗址被发现而下面没有“彩陶”地层时，这个地方一定是在“彩陶”时代以后才有人居住，至少在这个地区是这样。[9]
吴氏的意见也许是对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在“黑陶”文化以进化的姿态起源于“彩陶”地区的东部，然后向东发展，而落后的“彩陶”文化还可能在西部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不论其假定是两个文化区域各自独立的，或是其中一个是从另一个区域发展并分离出来，我们必须承认一个较高的文化中心及一个较低的文化中心同时并存的可能。
这里，我们也要考虑到作为社会进化发生背景的地理环境。对一个石器时代的居民，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潜在资源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那些可以被这种组织及发展均感脆弱的居民所能利用的东西。如果这种资源有限，这些居民就可能永远没有变化，例如爱斯基摩人及原始的澳洲土人。就是在潜在资源雄厚的环境中，石器时代的居民也会因进化第一步之难于完成而长时间地停滞。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比技术原因更为重要。例如，一个居住分散、组织散漫的森林社会，虽然可以用贸易的方式取得金属用具，却不能迅速地转变成一个新的社会。仅仅学会使用金属工具，把他们从前没有办法应付或只会用火烧掉树木的办法，改为利用金属工具来砍伐树木、清理土地，这是不够的。他们只能缓慢地改变着他们的方法，除非他们改变其思想习惯，利用金属工具的优势，满足其过去生活方式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欲望。这些问题在考察开阔的黄河流域与江南丛莽地区的差别时，特别重要。
另一方面，一个丝毫不知金属的居民，假如环境使他们进化的第一步的各个方面来得很容易，他们也可以进步到文化成熟、社会组织复杂的阶段。在黄河流域，特别在黄河河曲地区，就是这种情况。这儿野兽很多，有很多带种子的草类，也许是粟类，麻供给其所需要的纺织纤维。[10]松软的黄土，[11]可以用石器耕种，促成了从采摘野生植物到早期农耕的转变。在东部，黄河下游毫无疑义地时常改道，形成许多湖沼，必须排水方能耕作。[12]不过山东群山附近是个例外，[13]所以山东山地也是中国的一个主要的新石器文化中心。在西部，气候类似草原气候，虽然它还在草原的这一边，当时的雨量也许和现在一样不如东部那样稳定，所以农业收益也不稳定。
在黄河中游河曲地区及山东地区，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农业占着优势，人口集中，并走向聚居性甚至城市性的政治组织，由军人阶级(封建贵族的前身)统治，由个体或群体的农奴(受压迫的封建农奴的祖先)种田供养。这就是整个华北的情况，那儿的人已经准备如何使用金属品了。只要有了使用的准备，那么，是他们自己来发现金属或是从别处学来，就只是个小问题了。
在中国，铜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与商代之间的一环。但这一环是如何连接成进化的链子的，却需要用历史方法来证明。极精美的铜器被认为与河南安阳的商朝文化有关，时期大约是公元前14世纪。[14]这是一个很进步的文化，有很优美的文字(中文的一种古代形式，多半可以认识)。这里有两个历史问题:青铜文化从新石器文化进化的问题，以及铜器本身的问题。这种技术是从以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发展出来的，还是自中国新石器文化范围以外输入进来的？
无可怀疑地，商朝文化有一个强有力的根源，即“黑陶”新石器文化，[15]它另外还有一个较弱的根源，即“彩陶”文化。[16]顾立雅提到一个“黑陶”文化地层，它“无疑是商朝文化的遗迹”，[17]但其中并没有铜器。在安阳及其附近各县，已经发现30处“黑陶”遗迹。[18]顾立雅的结论是:“根据现有的材料，商朝文化很显然是黑陶文化之一支，其上又添加了制铜技术及其他文化特征”。[19]此外，他又提到在两个“黑陶”文化层下面的“彩陶”文化层。[20]这里表现出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相当完整的时间序列，但其中却没有补足进化的阶段，“彩陶”及“黑陶”层之间，有一个空白，两个文化层相叠却不相连。而且，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没有铜器的商文化遗迹”的“黑陶”遗址，[21]与有铜器的商朝遗址也不相连。
商朝文化与“彩陶”新石器文化的联系虽然微弱，却仍可以追溯出来。顾立雅说:“就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可以找到在商代文化中也存在，而在欧洲或近东却不能发现的制品。”[22]
尽管对其进化过程还不能完全了解，但我们可以说商文化在某些方面是由黄河流域主要新石器文化进化而来的。下面我们要考虑铜器的问题。中国使用铜器的知识是否是输入的？如果是的，那么，是交换学习而得的呢，还是一些用铜制武器征服中国新石器居民的侵略者所带入的优良工具？或者这个技术是独立地产生于中国？这些都是问题的要点。
回答这每一个要点都是困难的。商朝铜器的质地不但高，而且一般都公认中国铜器的年代愈古老，其制作与艺术愈精。[23]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中国铜器的使用是突发的，铜器技术是以很发达的形式输入中国，也许是由入侵者带进来的。入侵的路线，则是由中亚的绿洲到中国的西北。[24]但在商朝文化中心的安阳及中国的西北部，或是在安阳及中国其他各地之间，没有新石器时代遗址能够提供一个侵略，或逐渐征服，甚至文化输入的证据。只是在这一条文化传播线上的甘肃，安特生曾发现过极粗糙的铜器。[25]
对于中国独立产生铜器的使用技术的说法，有一个很简单而且有力的反面理由:我们还找不出进化的证据来。[26]
一般来说，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到此为止，但我想还可以向前推进一步。反对铜器以很发达的形式自西北传入的看法的主要理由是，这个入侵者或输入者应有很高的文化，如果这些假定的入侵者或输入者可以迅速地自近东或中亚进入中国西北却不留任何痕迹，则其文化必极优良。如果他们不能如此迅速移动，而在他们居住中国的地点找不到痕迹，也找不到他们以征服或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国西北部时在新石器文化上的影响，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在“黑陶”文化及商文化的遗址中，我们也找不到可以与铜器突然出现相对应的突然征服事件的证据。
因此，我认为应该从一个折中的假设来入手研究。铜器输入中国时，其技术的发展还很低，其输入的原因不是由于高水平文化的征服，而是经由一个文化传播、文化学习的过程。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假定:制作铜器的知识在经过黄河流域西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地区时，由于极低落的文化水平，他们无法对其进行利用。而到黄河中游地带时，那儿的新石器文化进化得很高，[27]这些高文化的居民不但在他们得到铜器的知识时即能利用，而且其文化之进步使他们在短时期内就对这个粗陋的输入技术进行了改良，致使今天的考古学家凭据现存的材料，以为这个技术在输入中国时就已经很发达了。
这虽然只是推测，但我相信这个看法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黄河流域西部的新石器文化较东部为低的事实，加上我们所知道的新石器时代的一般知识，使我们可以假定那个时期存在着大范围的贸易与文化学习，时常发生少数人群的广泛的迁徙。根据这种推断，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发展的性质可以不同。如果铜器是“黑陶”居民独立发现的，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早期的实验阶段。由于这些人在没有任何金属知识时就能够建筑城市，我们可以假定，他们能够接受一个简单的新技术，并迅速地将其提高，使之适合他们已经很高的新石器文化。正是这个高水平的文化，可以迅速推进到我们在安阳看到的那种商文化。(www.xing528.com)
对这个时期的社会情形也应该加以关注。铜器的发明——不论是自己发现的，还是得之于贸易及学习，或是由征服者带入——对新石器社会有什么影响？获得这种技术以后，什么条件可以造成其进一步的发展提高？
在原始社会中，金属品制造的知识在各处的发展程度并不相同。如果它是在当地发现的，铜矿资源的获取可以使一部分团体占得有利地位。而如果这个知识是由贸易及学习得到的，那么在靠近贸易或迁徙路线上的居民则占得利益。好战的部落若有了金属武器，这些侵略者便在所有手拿石器的人们面前占得便宜。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会形成一个大体类似的社会优势:像在两个财富、实力、地位及文化大致相同的原始居民部落之间，哪一个部落先能制造或保有金属品，可能是偶然的事。但只要取得了金属品，不管他是如何取得的，他就占有比另一个部落更大的优势。
若是另一种情况，这两部分居民的发展程度自始便不相等，那么比较进步的一方就能先取得金属品。因此，不论某一个原始社会中是否在取得金属知识之前即产生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样的阶级分化，由于金属器的出现，足以使已有的阶级分化更为确定，或在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中造成阶级分化。无论是一个使用金属的居民征服了使用石器的居民，还是一个用金属器的部落从一个用石器的社会中兴起，其结果都是一样，会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它包括一个被统治而且仍然使用石器的社会底层，以及一个使用金属器的作为统治者的上层。也许，这个社会中已经形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别，那么新的金属知识必然归统治者所掌握，他们可以因此迅速进步，强化其已占据优势的地位。
在中国，新石器历史社会的结构中包括一个较低和一个较高的社会群体。最早的铜器使用应该追溯到较高的社会群体中间。因此，在发现晚期高水平铜器技术的地区却缺少早期粗陋技术的现象，是很可怀疑的一点。
在这个问题上，顾立雅发现了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周朝镌有年份的铜器，比商朝文化要晚好几个世纪，但其精美的程度反不如商代铜器。汉代铜器又次于较早的周代铜器。从艺术制品到工具制品，铜器制作技术无疑是在退步。这个过程恰与经济水平较高、较为发达的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相并行。从粗陋的铜器技术到商文化的较高技术间的进步过程，还是一个谜。但是，对于一般所认为的最早的铜器在技术上最精美的问题，顾立雅的意见如下:
认为在中国没有找到可以表现早期粗陋铜器铸造技术的看法，不一定可靠。在中国，铜器被正式作为有系统的科学发掘的地方还很少。……如果我们能找到比安阳遗存还要早的铜器，我们可以相信那上面不会有文字。……较原始的铜器大概不会有修饰，就连商朝居民也制造了一些没有文字的器具。如果早期的粗陋而且没有文字的铜器被农夫无意中挖到，卖给古玩商人，它们也许会被认为是晚期——也许是汉朝——的东西。……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就在一个商朝古墓里发掘到这样的一件，与其他许多商朝铜器及制品同在一处。
事实上，我看到许多商朝铜器，要比商朝工匠的最好作品粗陋得多。从最粗陋的技术发展到我们所知道的商朝铜器的最精美的制作技术，其转变也许要好几个世纪。但我们也有理由假定:安阳的最粗陋铜器与最精美的铜器同时被生产出来，是要供给文化或经济地位不同的人。[28]
顾立雅的结论是:“铜器制造者的艺术及铸造的进步，是输入铜器技术至中国东北部的人所不能知道的。”[29]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那么造成初期进化及其后的铜器制作技术退化的条件是什么呢？
也许，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原因是:铜器只用作武器及祭祀用具。一柄铜刀可以同时被看作武器和工具。但除此以外，直到公元前5世纪之后，我们没有中国人使用金属工具的证据。中国农民(有别于封建贵族)似乎一直没有铜器时代，而径直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就像许多其他民族一样。[30]商文化中的铜制兵器、车辆零件、祭祀用品都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他们所统治下的农民及其他劳力所使用的是骨器、石器和木器。农耕可能主要是木器，今天已经见不到了。[31]牛耕还没有使用，而主要是人工拉犁。[32]
所以，在考虑上述各种问题后，我们可以说，在商文化范围中，铜器制作技术是在很粗陋的水平下，被传入到较高文化的居民中。经济上促成这种较高文化的是农业——已经专门化的精深农业，已可以供养集中在一些小城市中的人口。这种城市是某些地区的统治与自卫中心。这些地区各有不同。它们的农业较黄河流域其他地区发达。它们的社会分工，比那种只有简陋的狩猎、捕鱼、采集并伴有一些农业的新石器社会，要专门化得多。居住在城墙保护内的多数居民耕种其附近的土地，所以他们职业是农业，只是住在城里面。但是，这种城市的建设产生了新的社会作用，造成了种田者与负有保卫城市及其附近耕地的责任者的社会差异。我们可以假定，后者或许是土地及农民的主人，或者即将成为他们的主人。
假定这是个可能的而且有理由的分化，或是分化的开始，社会分化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化出占据城市者与耕种土地者，那么，我认为可以很容易地推想出原始的制铜器技术是如何迅速发展到极高精的水平的。在一个仍然完全属于新石器的文化中，城市的修建表明一个较狩猎掠劫更为重要的农业的出现，这种农业不是无计划地临时在几片土地上耕种一两年，而是有计划地在永久性的田地上耕作。它又表明出现了较高的亩产量，可以有余粟囤积在城市里。虽然在这样早的历史时代是否会出现灌溉的问题，仍存疑问，但在华北那种气候及土地条件下，[33]用石器开掘小规模的水沟引水灌田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也许是先出现试验，后来继续施行，因为它可以造成较好的收成。
铜器传到这种社会中的主要影响是社会的，还是经济的？当时铜器的利用方式似乎表现其影响是社会的，它并没有被制成工具以增加农业的产量，或减轻人的劳动，而只制成武器使统治者增加其统治的范围及效率。有了更好的武器，他们可以统治更多的土地与人民，并组织更多的军队。所以金属的主要功用是武器制造，其次是制作奢侈的装饰品及祭祀用品。这又反映了金属的贮藏积累功能，在不必立即制成兵器时，可以做成宝物。这种宝物等于是贵族所储藏的一种货币，作为武力与贵族价值的象征。
因此，金属制品，虽然它在征收与保存赋税上有其实用经济价值，却被非经济的社会等级所控制。因为不是有效利用，所以，开掘和运输矿石的代价，以及制作的时间和人力，都不是由一般的市场供求原则来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水平，发展水平低，每个人都要做一般人所做的一切工作，其技术自然难以进步。但是在发展水平高的社会，社会已经分化为统治者及被统治者，统治者住在安全的城市里，并有余粮供养他的辅佐人员。这时，统治者便可以指定一些部属或奴隶利用新学得的技术制作金属品。制作的时间和劳动都不必依价格和利润来计算，他们唯一要达到的标准就是武器杀伤的效力，装饰品可供观赏的满意程度。他们在技术上可以自由地发展，工作已经专门化，其技术进步可以是逐渐累积的，也可以是突发前进的。
在区别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之后，我们就可以解释初期的技术进步和后来的技术退步现象。首先是经济因素，农业经济的特别发达，造成了社会的阶层分化。第二，这个分化的社会虽然不能独立地发现金属品的使用，却可能从别处学到简单的技术，并迅速地将其改良提高。因为它可以令一部分人专门地，在社会的而非经济的驱动下，从事金属制作。而同样简单的技术，在到达先进的新石器居民之前所经过的落后的新石器居民手里，却仍然保存其简单的形式。
第三，发展金属制作技术的核心人员——他们多半集中在出现早期农业专门化地区的中心区——反过来又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政治力量所影响。受武士保护的工匠造出较好的武器，这种较好的武器又使武士更勇猛。武士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提高，而逐渐变成贵族。这种发展在纵的方面可能分化出君王、贵族、自由战士，等等。在横的方面可能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建立金属居民对石器居民的统治。这两个方面发展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清楚。
第四，在军事贵族保护下的技术改良，逐渐变成产量的增加，以及武器及奢侈品以外的物品的生产。最后，当铁器时代在中国取代铜器时代的时候，[34]就连被统治阶级也从石器时代脱出而取得金属用具。这也许是因为铁矿比铜矿及其他制作铜器所需的合金更容易大量地获取。它也许还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社会构造是金字塔形的，统治者和贵族高居于广大农民之上，极为稳固，不再受金属制作知识普及化的威胁。
第五，随着技术知识普及化而来的是艺术精工及技巧的丧失。周、汉两朝最好的铜器不如商朝最好的铜器，这是因为其重点从社会转到了经济。商朝制作铜器的人是艺术家，不是工匠，他们可以维持极高的艺术标准，因为他们是在保护下工作，并不依赖于制成品在市场上的销售。[35]等到技术普及化以后，新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是对整个社会组织的控制而不是对武器的独占，这时，艺术家就丧失了他们的经济护佑，变成工匠，为开放的市场生产，因此就必须计算时间和价格、供给和需求。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在贵族保护下的金属工艺者可以熟练地制作精美的产品。到欧洲商业经济发达后，他们的地位从艺术家降到工匠，产品的质地也随之衰落。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假定一些较广泛的原则。一方面不必否认迁徙、侵入、贸易交换和其他文化传播因素在即使是比较落后的新石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这一类活动都能够推动社会的逐渐进化。在另一方面，却不必假定其中某个因素，或者其他什么因素，是造成中国历史起源的动因。我们不必“证明”已知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每个单独方面的确定意义及它们之间确定的历史顺序，历史的发展很可能是一种复合过程。
其中的一个过程是中国地理范围内逐渐加速的人类群体的“前进”与“落后”的分化。这种分化多半集中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存在地方差异的范围内。从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起初模糊，但后来变得清晰的趋向: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一个进化迟缓的原始集团，而活跃地区的社会组织则与之分离，自行成为一个迅速进化的集团。到了后来，一个就成了“蛮夷”，一个就是“中国”。
我并不是说少数民族人完全没有进化。绝非如此。问题只是两个集团进化的程度不同。早期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又重行分化组合。少数民族可以分作好几种，汉族的地理中心以及文化、社会或政治的中心，也因为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而从一个地区及一种过程转变到另一个地区和另一种过程。
应当肯定地说，这两个集团并没有持续地分离。汉族在比较活跃的历史时期，很自然地对外发展。结果，一个一个的少数民族部落又合并到逐渐扩大的汉族中来。在某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自身没有积极进化动力的社会，从汉族获得了推动力，并变成汉族的成员。在另一种情况下，自始即为“反汉族”(而不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虽然不会变成汉族，却在汉族的影响下变成一种新型少数民族。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最终也有变成汉族的，但也有些人从“反汉族”转变到“非汉族”。
此外要看到，地理环境具有长期的影响力。典型的汉族发展趋向及特性日见明确。和一切强大文化一样，汉族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共同的亲缘关系以形成最佳的环境。因此，当汉族成为独立的历史势力时，就继续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大的“汉族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找到了这种等待他们发展的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可以改造环境，利用中国精耕农业的灌溉及排水方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36]有一些地区只能勉强达到他们的环境标准，而另有些地区，则完全不容许汉族生活方式进入。
只要了解地理位置各种因素的总和，以及任何历史时代最典型的中国文化所赖以发展的条件的总和及比例，了解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可以，至少在广义上，指出中国历史在任何发展水平上的重心及边缘。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典型”的中国发展都集中在一个历史的重心(不一定与地理中心相合)。环绕其边缘的是一个个不全是汉族但受中国势力支配的民族团体，在他们的外面，就是拒绝向中国靠拢，而趋向于汉族生活方式不能立足的地带的民族。但是，这种抵抗的力量并不能完全避免中国势力的影响，其抵抗的过程会促成一种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与这个社会原有的“自然”进化不同。
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与草原相似的还有亚洲内陆边疆的其他地区，它们更易于接受来自草原而不是来自中国的影响。真正的草原社会和历史比较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其起源及进化都要迟缓。它们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
并不是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族都邻近中国，但是汉族所面对的第一个真正的游牧民族——开始于公元前5世纪——却是因汉族的发展而被迫自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贫瘠地区，退到草原上去的少数民族的后裔。因此，后来汉族所面对的草原游牧民族，其古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中国黄河流域附近的一个环境中的变化，这是个有限却还满意的环境。在那里，一些进步的新石器居民学会了制作铜器，并利用它征伐较落后的新石器居民，以壮大自己。这样，他们便开启了一个宽广的历史范畴:创造了“汉族”，也创造了“蛮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