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也就是东北地区的南部，自从公元前3世纪起，直至20世纪，历经各朝，都是中国的一部分。[103]在那以前，根据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来看，东北地区的居民在体态上与黄河流域居民并无差异，他们的文化也与黄河流域文化有关联，[104]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之一。但是，这只限于东北地区的南部，即辽河下游及沿渤海海岸各地。它的西部平原与蒙古的联系要比与中国的联系深远。[105]东部的山林地带，有若干世纪是属于现在的所谓朝鲜。[106]北部的高山及密林，直到17世纪还不能自别于西伯利亚。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古代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与今日东北地区的政治地理。东北有三类不同的地区:南部辽河下游的耕地、西部的草原和东部及北部的森林。每一个地区都有其特征，但它们的天然界线却不十分明显。它们在边界上是互相渗透的，因此每一地区的边缘特征都不如其本身明显。长春地区是现代东北地区的中心，它不但控制东北的铁路网，而且也是这三个在整个东北历史中相互作用的地区的汇合点。
然而，长春或“新京”是一个近代都市，事实上，满洲的古代都市并不在长春，而在每一个地理区域的中心。因为过去的东北地区各部，从来没有完全互相同化过。政治中心随着草原、森林或南部农业民族的兴衰而转移。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历史文献没有讨论过整个东北地区，所记载的只是一些在不同时代，以东北的不同地区为根据地的民族和国家而已。
另外，东北地区连一个适用于所有时期的中国名字都没有[107]，所谓“满洲”是外来名字，中文没有合适的翻译，它的产生是由于19世纪的后半叶，若干国家在政治上企图侵略中国，首次将东北地区看做一个完整区域而以满洲称之。在东北地区修筑了一些铁路，起初由外国公司投资，其后由中国自行建设。由于这些铁路，东北被结成一个新的统一体。铁路在东北地区发生影响之早、之深，要甚于在中国内地。它们把各个地区及居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起来。在这种变化中，产生了新的东北政治观念。所谓“满洲国”，不用说比“满洲”更为牵强。它是两个中国字的结合，意思是“满洲人的国”。但是这既不是中国人用的名词，也不是从满族所用的名词翻译出来的，它完全是侵略者所用的侮辱性名词，是想回避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满洲”原来是一个地理名词，“满洲国”则是一个政治虚构，它强迫东北民众承认其被征服的地位。
从历史研究来说，是要说明现在东北地区外来的统一性与过去的政治及民众的不同结合方式的连带关系。这些结合方式的基地虽然差异明显，但它们的边缘却常常重叠，到了近代则完全合并起来。这种研究并不难，中国的农业社会和历史及蒙古的草原社会和历史都已讨论过，这里所要讨论的新问题是森林地带及其居民的生活方式。
东北的农业地带集中于辽河两岸，其上游经热河而向东，下游再向南折之后，就成为中国东北农业地区的动脉。[108]在这里，辽河河谷宽而浅，是平原的最低部分。谷类可以从平原船运出海，而从河口到山东半岛或今日的天津一带，海程短而易行。从天津又可以利用内地水道，运到华北平原的都市。东北南部的气候和黄河流域没有区别，作物和农业条件也都一样，环境有利于精耕、储粮和低价的水运。因此，东北南部土地、社会和政治组织都与中国本部相同，为中国本部之延伸。
但相同之中也有小的区域特点，尤其是其半孤立性，使其可能在政治上与中国分离。它与中国的陆上交通虽然有几条军用路线，但在贸易上有利可图的路线只有一条，即沿海边窄狭平原通到山海关的道路，这是一条很容易关闭的走廊。经过热河山地进入东北地区的军运道路太贵而且并不方便。在东部，地形从辽河下游平原升高，成为东北的东部山地。汉族可以进入这些山地，但他们的发展不可能很快。距海道及辽河的水道越远，运回中国的农业剩余生产品的利润就越少，因此直到较晚的时期，这个地区朝鲜化的成分比汉化为高。
向北，沿辽河下游河谷可以进入一个更大的平原，此处是今日东北的中心，但这里雨量较少，河流较小，其环境逐渐有别于黄河流域而像蒙古草原。因此，在这个平原中，除非改变农业的方式，不作精耕，否则汉族不能有什么发展。但经济的改变会进而引起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在东北地区建立一个大的类似中国其他地方的汉人的政治机构是不可能的。
我们承认，在东部险峻的山林及中部具有草原风格并与南部古代“汉边”(Chinese Pale)毗邻的中央平原的周围[109]，有许多有利于中国式的农耕及社会形态的地区。在嫩江河谷、松花江中游及下游河谷，以及稍差一点的图们江、乌苏里江、鸭绿江河谷等，都能实行精耕，而且有价格低廉的水运。但是若干世纪以来，中国内部的情况使其不能有充分的政治力量，越过艰苦地区，到那些有利地带去发展势力。即使其势力可以达到，也还有一个不能克服的经济困难。在东北东部和北部的河流中，只有鸭绿江向南流，它夹在高山之间，除河床外，可耕地很窄小。至于图们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都是背朝中国而北流。嫩江虽向着中国，却汇入松花江。而且，这些河流总合起来也不足以支持一个可以独立地积极发展的农业社会。它们的可耕地散布得很广，而每一片有希望的地区又都在森林居民或草原居民的附近。这些居民尽管时常保护并剥夺农耕地区的人，但从不愿意那里有一个独立的农业国家出现。
汉族也不可能自热河由侧面进入东北，以改善并扩张其在东北的地位。热河南部多山，河谷南向，沟通华北平原。它造成了一个“有麻烦的地区”。若干世纪以来，草原民族由这些河谷南下，平原民族也由之北上，二者交侵。[110]在中国历史的前期，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并且，如果汉族越过了这片山地，他们就进入了在地理及气候上属于内蒙古而不属于中国华北的北热河草原。在这里，和在东北中部平原一样，为适应环境而必须做出改变，否则会摧毁他们的经济和社会。
因此东北南部的“汉边”就变得孤立。它经山海关而通向内地的陆上交通，也可能受到侧面热河山地的威胁。这种情况可以部分地说明东北与山东间的海上交通的密切性，以及东北居民以山东人占多数的事实。[111]同时，因为这一程海运并不十分困难，在东北的汉族也就无须发明长途航海使用的特殊船只。他们的那一小片地区，成为了黄河流域的前沿阵地，他们的主要边疆面对着森林及草原。他们的政治历史，则受到那些基于农耕或草原游牧或森林的居民的特殊经济综合势力的影响。[112]
东北地区北部及东部的森林地带，在某些方面其环境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又不同。它们包括一个自西伯利亚直到满洲南部中国边缘及朝鲜的过渡地带，其原始居民所利用的资源的分布并不均衡。这些资源包括鱼、野生动物、可食植物、硬壳果和浆果、驯化动物，还有农耕的可能性。结果，东北森林社会的面貌很早就表现出特殊化的趋势。
其南部是中国边境(俯瞰辽河下游平原的群山) ，东部是朝鲜边境(鸭绿江及图们江河谷)。在新石器时代，农耕也许已成为这个地区最重要的中心活动，尽管不是唯一的活动。气候、地形及其他天然条件，培育了利用河谷平地的原始农业，佐以采摘坚果及浆果。猪是可以驯服的，也的确被驯服了，[113]但是它却被养在家里，不像北欧那样放养在林间空地上，因为东北缺少丛生的橡树，所以不能像北欧那样把猪养在树下，让它们吃橡子。在东北地区，和在中国内地一样，猪不是放养而是圈养的动物，人们用渣滓喂猪。[114]
在这些原始社团里，人们在森林中打猎，在鸭绿江、图们江捕鱼，其活动随着季节而变化。也许男子也帮着砍伐草木，清理耕地，但就世界各地的实例来看，从事耕种、收藏、管理以及农产品加工，以供日常消费的工作，都是女子做的，她们也喂养猪。这些工作和男子的工作不同，它有男子工作所不具备的常年持续性，这使女子成为社会中最稳定的分子，也形成一个以女子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因此，在满族及汉族中发现女性中心社会的遗迹是不足为奇的。[115]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定由女子实行统治，而只是在身份上，男子和儿童要依赖于为他们操劳的女子。在环境有利于农耕的发展，使男子可以持续地在田里工作，土地与男子而不是与女子建立主要的直接的联系时，男子就自然变成社会的中心了。
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上游河谷，即今日的吉林及宁古塔一带，情况相似但不完全相同。这个地区的气候较冷，冬季积雪深，森林较密，开辟耕种比较困难，对农耕的关注也较少。这里粟类的种植和猪的饲养起源很早，[116]但是从女子耕种转变到男子耕种则无疑较迟。这个地方的男子多半继续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活动。松花江上游河宽流缓，可以行小舟，河鱼很多，有的很大。因此，人们除打猎外，捕鱼的技术也很高超。无论冬夏，或是在岸上，或是在独木舟上，人们或是击冰取鱼，或是用钩、叉、网捕捉。这里也是使用狗拖雪橇的区域的南缘。[117]总的说来，这个区域显然是一个过渡地区，在农耕之外的其他经济活动方面，比汉人边地及高丽人边地的森林地区，要丰富和有力得多。
再往北去，其变化更加显著。直到近代，松花江及乌苏里江下游(二者都流入黑龙江)仍是具有特殊的河流及森林文化居民的居住地。在松花江及乌苏里江下游，女子耕种及养猪的工作不及松花江上游和牡丹江流域多。在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和堪察加，则根本没有这种现象，女性中心社会的现象也很微弱。反之，鱼猎技术逐渐发展，利用小舟和雪橇，男子的活动绝对比女子的活动重要。
沿着环绕东北地区“顶部”，并汇集南边的松花江及乌苏里江和两侧许多小河的黑龙江，这种差别进一步加大。少量的河流及森林居民占据着一些流入黑龙江的小河，同时养猪也变成养驯鹿。驯鹿在森林地区的应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离开河流而完全依赖森林资源的趋势。驯鹿的乳可以供少量饮用，但驯鹿的运输是大量的。[118]这形成了比草原游牧还要粗放的近于狩猎的特种游牧经济。
更往北去，西伯利亚的森林变成靠近北冰洋的苔原，森林中利用小队驯鹿运输的方式也变成苔原的利用方式，即着重于大群驯鹿的使用，这是个很不一样的经济方式。狩猎是次要活动，因为在苔原，驯鹿的作用有如草原游牧经济中的羊和马。[119]北冰洋及附近地区，差不多是处在中国历史范畴之外的。但事实上也不尽然，因为雅库特族和通古斯族以一连串逐渐变异的经济与社会，把这个地区与满洲、蒙古及中亚的突厥族联系起来。从苔原放牧驯鹿的居民，转变到森林中使用驯鹿狩猎的居民，然后又转变到用马。[120]这种现象在过去，甚至在今日，都可以在唐努乌梁海的山窝子里及东北地区的西北部草原上找到。[121]这里，嫩江在距黑龙江不远处发源，背之南流，后转流东向，入松花江，又回流到北方。沿着嫩江河谷的草原漫入森林，于是使用马的民族和使用驯鹿的民族互相接触。即使在现代，这两种生活方式仍可以通过达斡尔族以保持联系。在古代，当然存在从使用驯鹿的森林狩猎技术转变为利用马的草原游牧技术的南向移民;也有舍弃马群，而改换驯鹿及狩猎技术的北向移民。[122]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真正重要的历史发展可能发生在从东北地区到西伯利亚及朝鲜，并直达蒙古草原及东北地区南部的“汉边”的森林、河流及山地等地区。这里，一般的共同性被特殊的差异性所抵消，但是差异并非是支离破碎的，其共同性则形成一种不固定的中介，使之从一种特殊形式变到另一种形式，或是使二者混合而成为一个新形式。这种现象可以解释在东北地区东部及朝鲜北部通古斯族和朝鲜民族特性(体态的及社会的)的互相渗透融合[123]，森林地区南缘的通古斯族、满族与汉族特性的渗透融合[124]，以及东北中部及西北部通古斯族与蒙古族特性的渗透融合。[125]
这些发展的过程，可以从满族历史研究及东北早期民族及国家历史的考察中看出。这些早期民族及国家，包括上古的肃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5世纪)、东胡(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东北及高丽间的鸭绿江两岸的高句丽(公元1到7世纪)、鲜卑(公元3、4世纪)、奚(公元4到7世纪)、建立渤海国(公元8及9世纪)的靺鞨(公元6、7世纪)、建立辽朝(公元10到12世纪)的契丹(公元4到9世纪)、建立金朝(公元12、13世纪)的女真(公元7到11世纪)及其他民族。[126]
在名义上，满族的历史起源于16世纪，伴随着辽河下游“汉边”以北及东北的各小国的战争。但是清朝始祖努尔哈赤的先代，却可以追溯到5世纪其祖先在松花江中游的三姓(满语依兰哈拉)地区居住的时候。[127]
他们起源于金朝( 12世纪到13世纪)的女真的外围部落，女真的特殊地位在13世纪蒙古征服东北地区及中国内地时被摧毁。他们自称为爱新觉罗——黄金部落，这个名字是从女真金朝的“金”字对应来的。[128]努尔哈赤在他征战的早期，自称大金，直到他的后继者建立了全新的朝代，才改称为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清朝”。另外一个贵族宗支叫做依尔根觉罗，意思是“臣部落”或“汉部落”，他们自称是被金朝所掠而囚于东北的宋代徽、钦二宗的后裔。[129]
这些松花江中游的部落并不叫做“满”，“满”这个名称直到清朝建立时才出现。中国称他们为建州人，建州显然是地区名，而不是部落名。[130] 15世纪中，他们自松花江中游沿牡丹江河谷迁移到后来建立宁古塔城的地方(早时也有城邑) ，然后又跨过今日成为东北和朝鲜边界的图们江，这时他们已经到了东北地区东部主峰的长白山以东。有些首领继续统治东北地区及朝鲜边境之地，但有一支却从长白山的东部迁移到南部，在流入“汉边”而形成辽河最大的北方支流的浑河上游住下。
努尔哈赤的事业就发源于这个“汉边”的边缘。他原来的地位是不可想象的卑下，虽然他也是个贵族。据《满洲实录》记载:在1583年，他被人两度夜袭，可见他没有掌握政权，没有卫队，也没有哨兵。有一次他半夜惊醒，听到外边有脚步声，于是拿起武器，把孩子藏好，又叫他的妻子出去，装做要解手的样子，他自己紧跟在后面。刺客没有看见他，他藏在烟囱后面，[131]袭击刺客并将其捉住。第二次他又以相似的方法捉到刺客。有人劝他杀掉刺客，他说
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食，粮食被掠，部属缺食，必致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又恐别部议我杀人，启衅不如释之。[132]
我们承认在早时，努尔哈赤曾率领四五百人作战，但这是若干首领的部下的联军，而不是他一个人的部属。他还是一个小人物，要亲冒矢石以表现其勇武。有一回，在进攻一个村子时，他爬到一个房顶上，跨在房脊上向下射箭，结果自己颈部中箭受伤。不过他的真正本领也许可以从另一个故事中看出。1584年，他率150人袭击某处，其中25人只有自卫武器。袭击失败了，在归途中又被其他部落截击，努尔哈赤杀死两个敌人，并用计策把他的部下都救了出来。他的计策是叫大家把头盔摘下，摆露出来，装做还有其他人埋伏的样子。[133]
和蒙古英雄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起事低微。他青年时多半专力为在边境战争中丧生的父亲复仇，[134]这一点也与成吉思汗类似。对于努尔哈赤或成吉思汗，复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壮举，它是他们政治事业的一个重要阶段。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贵族，却幼年丧父，而面临丧失其地位及部属的危险。如果他们不是通过复仇血斗及部落战争表现其领袖的天才，并逐渐增加其实力，两人也都有沦为普通战士或其他首领的附庸的危险。
在地位得到确保之后，两个人都各自开创了伟大的功绩。这一历史的发展，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已经开始调整整个长城边疆两侧定居的中国帝国与外面“少数民族”部落的权利分配。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帝国的掌权者还是边疆上最有势力的人(在努尔哈赤时期是土默特蒙古) ，都被他们自己的既有利益所累，他们所损失的要比所获得的多。正是那些像13世纪初的成吉思汗与17世纪初的努尔哈赤那样的小首领，才能够自由行动，也知道如何行动。因为做了附庸的附庸，他们熟知各类权力，知道如何在部落世界及皇朝世界中自处。又因为可能获得的利益要比损失的多，从而激励了他们的雄心。[135]
由此检讨16世纪晚期东北地方各小邦的政治，就不感觉复杂了。和他们的传说相比，现在所知的早期满族从松花江中游到东北地区东部及南部的迁徙，反映了一种明显的不稳定性。满族的传说，还有金或赫哲部落的传说，都讲述其在南方的起源和早期的顺河而下的北向迁移。但是赫哲族的传说和满族的历史记载又相反地记载一个溯河而上的南向迁移(如满族自三姓溯牡丹江南至宁古塔)。[136]根据这两种说法，我认为两种方向的迁徙在同时或交替地进行。有的部落从河流及森林地区向东北地区南部及黄河流域皇朝势力圈内迁徙，沿途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方式;有的部落却退回森林地区去，放弃他们与汉族接触所得到的特征，返归森林与河流的部落经济。
满族是12及13世纪建立金朝的女真的后裔，他们中有一些部落是真正的女真后代，但有的则是女真在其主力于12世纪侵入黄河流域时，在东北地区所留下的附庸的后裔。金朝灭亡的时候，其在东北地区的一部分非汉族部属投降了蒙古帝国，其他则退到松花江及乌苏里江。14世纪中叶汉族所建立的明朝，在东北地区的势力不如蒙元时期。因此，有一些北方部落乃再沿松花江及乌苏里江溯河南移，由松花江越过牡丹江河谷到东部的长白山山地，以达到他们所认为的先祖的地区。在那里，蒙古军队撤离了，而汉族军队也没有来。
有一些部落到达汉族贸易及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区，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如其直系及旁系祖先及同族人在过去几个世纪所做的一样。这种转变并不困难，因为他们的部落文化并不限于单一的活动，而具有多方面活动的特点。他们并不是突然地转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偏重于他们原来经济社会组织的某一部分，同时放弃了其他部分。他们原先握权的首领，可以利用这一过程来增加他们的势力。由于在环境上有利，他们向南部“汉边”的发展，比汉族北向的发展容易。对于汉族来说，向草原或森林发展的结果是减小农耕的精深性、社会的聚合性以及政权的集权性。所以，在汉族核心地区的边缘，建立“少数民族”的外围社会比建立汉族的社会容易。
由此也可以解释森林部落社会的改变。在松花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的森林居民，一般为小部落生活方式，这种方式适合于狩猎，并可以利用整个森林地区。因为男子专力于渔猎，农作则多半在女人手里。这些部落在种族及语言上是亲属，但居住的分散使他们只有氏族组织而没有部落组织。虽然他们有一个比氏族更大的种族团伙，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形态。它只影响到职业及土地的选择与利用，因为在河谷中农耕兼渔猎的人、河谷中只渔猎不农耕的人、用驯鹿运输在森林中活动而很少或完全放弃捕鱼的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当这些人接近汉族时，贸易和政治便改变了他们的价值标准，使他们成为汉族与远方森林居民之间的中介。这种倾向对各部落的首领是有利的事，对新兴贸易的控制与整个贸易活动的增加加强了他们的权力。不过，要利用这种发展，他们就得减少其移动性。这又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受汉族的支配，虽然不一定是汉族的直接统治。他们要接受一种附庸地位、确定的土地范围，以及与汉官发生事务关系时的各种官方规则。这些条件限定了首领们的职权，同时也制造出一个新东西——封建组织。这种封建组织有几个特点，第一，它不直接起源于森林部落，而起源于这种部落与中国行政制度的接触;第二，森林居民的贵族虽然从家族首领的地位升为部落王公，并且也拥有确定的土地，但是还不够做中国皇帝个人直属附庸的资格。他们并非建立于个人的关系上——真正封建制度最重要的条件，而只是非个人的、中国疆吏的附庸。
在这种政治变化之下，其他变化也须进一步注意。接近汉族，拥有永久固定的土地，造成了狩猎的减少及对农耕的重视，因而发生了社会秩序的重要变化。过去的社会是泛泛的分工，女子在小块土地上工作，男子在广大森林中狩猎。现在，农业生产在增进并逐渐职业化，而这只有男子在田里工作才办得到。其结果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分工——农人与猎人的分化。因为在任何逐渐变化的社会中，统治者总是既保有旧秩序的利益，又抓住新秩序的好处，结果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狩猎成了贵族的权利。在这个边疆社会中，王公们占有土地，却不工作，他们的职业就是统治，而狩猎成了他们的娱乐活动，在经济上还是食物和财富的来源，另外又是战争的训练。在他们之下是有钱的自由人，拥有自己的农田，用奴隶、雇工或佃农来承担大部分工作;在他们之下是穷苦的自由人、奴隶、有钱的“少数民族”所雇来的汉族佣工或匠人等。[137]
东北地区和蒙古不同的一点是，这种混杂渗透现象不仅仅影响汉族和边疆社会。在东北地区，除“汉边”以北及东北的森林居民外，还有其北部及西北的草原居民。森林居民和草原居民不但分别与汉族渗透，他们之间也在互相渗透，[138]而产生出像距今日长春不远的叶赫那样的小邦来。我们曾说过，长春地区是东北三种主要环境及社会的会合中心。叶赫族的贵族有蒙古血统，[139]其人民为通古斯满族，其文化则为边疆汉族文化，有城池和很发达的农田，但也从事畜牧狩猎活动。
政治关系的稳定性，不一定会因这种历史的变化与发展而受到威胁。征服汉族是那种小边疆首领如努尔哈赤的祖先们所不敢想象的。他们最大的志愿是能受北京中国皇室的招待。这种光荣可以使他们感觉是皇帝个人的附庸，比做疆吏的行政属员更高。[140]这种荣誉不会引起对边境的侵扰。他们的活动范围使这些王公们的大志只在做一个重要的寄生虫。在税收方面，他们多半依赖发展中国贸易及类似中国式的农耕，这比直接被中国征服及统治要略胜一筹。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却依赖于将势力伸回原来的野莽之地，向与他们有亲属关系而比较“野蛮”，在政治上又没有组织的部落，索取真皮及其他可出售的猎获品。[141]
因此，稳定性在大体上是受中国内地(包括东北地区南部的“汉边”)的皇朝及其统治能力强弱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中国皇朝在边疆的影响并不弱，除非其内部先行腐败。国家收入的减少与中央权力的减弱成正比。各省会因士大夫阶级即充任各种行政官吏的地主家族的过分发展，而导致中央权力的减弱。当那些家族势力将其私利放在公职责任之先时，他们便互相纵容私有田地的逃税，国家收入则迅速减少。为使国家收入减少得不致太快，就得向没有政治势力的小地主和农民另征租税。这又增加了土地的抵押和转卖，会进一步造成国家收入的减少。中央政府权力低落的同时会发生农民暴动，而士大夫官僚阶级仍继续发展其私利特权，遂越来越超出法律的管束。[142]
政府与法律的衰微与私有财富的增加，使财富的风险与其增加成正比例。内部反叛及边疆不安与“少数”民族侵入的环境已备。但直到这时，最威胁汉族的还不一定是边疆的人物。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可以用“忠诚”来敲诈，他虽然不与明朝合作，只是利用它来加强自己的内蒙古边疆。但他还只限于在一种有限制的权力下建立其本身的特殊利益，他没有以其权力作征服整个中国的企图，除非他想用他宝贵的特殊利益为赌注，来博取征服中国以及在征服过程中同时战胜边疆及边疆以外所有竞争者的可能。俺答汗末年，察哈尔部兴起，取代了俺答汗所领导的土默特部。这可以证明那种企图之不易。[143]
事实上，非汉族的边疆人物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内地的人物一样，保护他既得利益的本能限制了他的政治眼光及活动的范围。以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新的朝代以及边疆各朝的兴起，多半基于中层阶级。他们丧失甚少，但其地位又高到足以使他们熟知统治的方法，低到足以使他们了解并领导不满现状的民众。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边疆的区别是，边疆民族有两类:一类接近中国，受汉族影响;另一类是远离汉族，而不受其影响。[144]这两类中的普通平民不见得会了解另一方的社会及政治机构。同时，“内边疆”与“外边疆”的领袖人物，却要设法保持平衡及原有的秩序，因为这样有利于其特殊地位。只有一种人可以自由利用新兴的不平衡势力，他们的所获多于所失，对“内”、“外”边疆又相当了解，这就是小的贵族阶层。[145]
像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是属于这种阶层的人，他的家族地位并不很高。明代末年法律及秩序的腐败，使他父亲的权益受到较高的豪强贵族的侵害，这些豪强贵族受着腐化的中国边官的“善意中立”的纵容。[146]父亲的死亡，使他在同阶层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他被迫发展自己的组织，领导并庇护比他还低下的人们，满足他们的愿望，而使自己出人头地，恢复其原有的地位，并继续向前发展。像成吉思汗一样，他首次受到尊敬，是通过给他的部属以权力和报酬的办法，他甚至善待并赏赐原来敌人的部属。这样，他造成了一批新贵族。为了保卫得到的权益，这些新贵族要与旧贵族对抗，而且不能中途而废，必须持续战斗，直到建立一个受他们控制的新秩序。
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朝代，不可能获得大规模的胜利，除非在他们兴起的时期，旧朝代已经病入膏肓。契丹的辽朝(第11、12世纪) ，女真的金朝(第12、13世纪) ，以及满族的清朝( 1644—1911) ，都是这样。在他们能够大举侵入长城以南之前，由于草原地区、森林地区及农耕的“汉边”的邻近，使他们必须首先选择其边疆中心在草原或森林地区，然后再发动联合的边疆势力控制“汉边”。“汉边”虽然与黄河流域一体，但相距过远，地方特性很强。(www.xing528.com)
到了16世纪初年，明朝腐化，蒙古族也已不能沿长城边疆侵入中国，这让满族有时间去熟悉如何使用自己的力量。威胁性最大的蒙古人的活动是在南部(察哈尔部)和西部(厄鲁恃部) ，他们阻止了北方喀尔喀部的发展，同时又压迫东北地区的东蒙古。有记录说，满族并没有完全占领东蒙古，东蒙古最重要的几个部落都与满族结盟，以防察哈尔部的侵略。
在此前不久，努尔哈赤以血斗为父报仇，并恢复本部落以建立他自己的地位。他占领了“汉边”边缘上的一个军事战略地区，其北部及东北部为森林居民，西部及西北部为草原居民。这种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可以由一件事实来说明:草原部落首领企图与东部森林居民联合，攻击努尔哈赤。[147]他们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努尔哈赤的位置使他可以交替地攻击草原及森林部落。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包括努尔哈赤的满族的森林出身，这使他了解森林居民的情况，而在东北地区的汉族的影响下，他又知道同样受汉族影响的草原民族在种族上、社会上及政治上的特征。当时，在处理中国、森林及草原问题的准备上，他比任何人都充分。
控制了“汉边”，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控制了临近的森林居民，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政治上将远方的森林及河谷居民并入满族。他们的语言本来就接近满语而不是蒙古语。控制了草原边缘的部分蒙古族、通古斯族和汉族，如呼伦部的乌拉、叶赫、辉发和哈达，他们集中于今日长春的东北、东部及南部，[148]就可以进入草原深处。这样，由边疆侵入中国内地的必要力量已经汇集，可以准备行动了。
努尔哈赤发展为侵犯者及东北边疆最大领袖的功业，始于1616年他自称为金汗的时候。[149]这个女真旧国号的应用，表示着一种部族的领导权。1618年，他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讨明檄文，宣告了自己的独立，并表示将争夺明朝的天下。[150]努尔哈赤逝世于1626年，终年68岁，这时他已经征服了“汉边”的大部分。但是满族越过长城而侵掠中国内地，是此后十年的事。163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改国号为“清”，[151]这个新国号已没有部落的意义，第一次表示出企图统治全中国及长城边疆的野心。这个野心直到1644年才实现。这一年也就是一般所认为的清朝的开始，但在清朝官修文献中却以1636年为立国之年。
从边疆争雄到大规模征战，其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汉人的利用。仅仅占领了“汉边”这块地方还不够，必须要将它的农业经济及政治组织结合到满族势力中去，这就需要满族社会及东北汉族社会的重大改变。这个问题为西方学者所忽略，而中国历史学家，又因为民族及文化的自尊，也回避讨论。这个问题的要点是:在外族压力增加，同时又不能从中国取得援助时，边疆汉族社会的地方势力就会脱离中国，而投入非汉族的入侵者的政治力量中去。
努尔哈赤深知边疆汉人的这种情况。小型的满族“国家”，代表着以个人领导为主体的旧森林居民的家族团体与新的地缘结合体的逐渐妥协。在新的地缘结合体中，领袖不再是部落的领袖，他要保有设防城市并控制其周围的土地。那么下一步的发展就是如何对待部落的问题，是团结各部落结成一个有力的联盟呢？还是发展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的领土国家呢？
针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发明了满族的旗制，在这种制度下，小国的募兵和远地首领的部属都变成职业的常备兵。他用满族原有的“牛录”——一种封建性的征募制——作为核心。这个兵役差不多一半是世袭的(同家族或同部落的人) ，一半是以握有土地为条件的(对各个“邦国”的满人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1606年，又将其改编为四个旗。由于没有一个旗有明确的地域，这就把许多散漫的、封建征募制的小邦改造成了一个有职业军队的国家。每一个旗自世世相属的家庭中征兵来补充，但是一个旗内的家庭不一定来自同一氏族，兵伍也不一定按照从前的邦国编制。
1615年，四个旗增加到了八个旗。下一步是用旗来编制汉人和蒙古人，结果建立了独立的蒙旗与汉旗(这个蒙旗与蒙古部落土地组织中的旗不同。参加蒙旗的蒙古人，就脱离了其部落及其世袭首领的管辖，而成为国家军队中世袭的职业军人)。汉旗的地位也是一样。最终，若干整齐的八旗部队组建成功，他们分布在满洲、北京和各省。八旗部队的地方性并不是“封建”的，不会造成一些半独立的军阀，因为所有的旗丁服役都是全国性的。[152]
这样，对“汉边”的占领，就变成经过选择的汉人加入满族的征战以分享其利益了。这就造成满族以征募的方法，而不是像诺曼人在撒克逊英国所用的封建征服方法去统治“汉边”，满人在这里得到了所有的经济及政治资源。吴三桂于1643年引清兵入山海关开通北京之路的故事，[153]反映了满洲的这种历史。一般所传吴三桂这种行动的理由，完全是传奇式的。一般认为，他投降清朝是因他的爱妾被由西边攻入北京的叛贼掠走，他想利用清兵抗击叛贼(他们攻破了北京城，迫使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缢) ，以恢复明室。
这些说法忽略了吴三桂本人乃是东北“汉边”人的事实。作为一个高级军官，他在那里一定有重要的产业及家庭关系，也还会有许多已经降清的旧友。因此，在北京已告沦陷的极端纷扰中，投降清朝显然是他的一条出路。清朝也早就为这种叛变涂上了好看的色彩，待他们如招募的军人，而不是俘虏。这个解释与后来吴三桂的反清并不冲突，因为他降清的目的，是要从满族手中夺取那个满汉集团，使汉人控制在满洲颇为重要的“汉边”地区。
东北地区在满族统治下的最初150年，与明朝统治下的东北有显著的差异。[154]在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明朝统治下，汉族可以很迅速地发展到“汉边”。而国家为着本身的利益，要限制他们向这个边界以外发展，因为在这个边界以内，环境对汉人及中国都有利，但是超越这个界限后，农业制度的改变将产生社会变化以及在政治上脱离明朝而独立的趋势。
而以中国为主的谷类买卖、征集和运输体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与其政治利益相符合的。
当政治及军事中心改在东北时，这些因素就不再发生影响。移入中国的满、汉、蒙古各族领袖、将军和行政长官，都得到极大的财富及权力。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前往中国，因为满族在征服中国之后，要确保整个长城边疆的稳定，所以一定要留下可靠的人员来维持边疆势力的平衡，特别要注意的是早期满族部落与满洲西部草原蒙古族建立的联合传统。对这些人，不能不让他们在本地仿效北京都会的繁华。
因此，满族兴起的第一个结果，是把汉族的农耕、城池和工艺吸引到满洲内部，这比明朝的发展还要深入。[155]满洲贵族及蒙古王公使用汉族佃农耕种，开发他们的地产，余谷可以卖到森林及草原上去，这也扩张了汉族贸易活动的范围。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像汉族统治下那样发生社会及政治上与中国分离的倾向，因为当事者的政治目的不是要独立，而是要升迁到中国内地去做官。
在汉族及中国的影响深入满洲时，草原及森林居民也在向满洲南部的“汉边”接近。满族特别要增加自己的兵员，从与满族有关系的讲通古斯语的森林与河谷部落中征兵，可以避免被在“汉边”征募的汉人力量所压倒。其方法是给那些边远部落以“新满”的名号，以类似于旗但比较松散的制度去组织他们。[156]满洲东部及西部的满、蒙两种利益的平衡，则以另一种方式维持，即利用联姻的办法，使蒙古王公——不是蒙古民众——成为清朝皇室的盟友。[157]
从满族历史中，可以找出从“汉边”到西伯利亚旷野的连续性的一些环节。资料显示，满族最早生活在松花江中游和满洲与朝鲜边境的北部，随着他们从森林部落社会到在“汉边”附近成为附庸的发展，他们历史记载的范围缩小到吉林南部的一小块地方，包含一些简略的在北部的部落背景，以及西部通向嫩江及辽河上游的蒙古草原，南部通向“汉边”，东部通向朝鲜的孔道。这种缩小是很明显的，而其记载也都集中在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上。当一个发展的方略决定以后，其中心地区即迅速扩展，开始略取周边地带。[158]
征服和稳定表明，在满族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族之间，有一条连续的通道。但是在这条通道上，森林和河流附近的通古斯族向满族地区的移动，比满族向森林的移动，要自由得多。这里我们注意到通常使用的几个名词，少数民族在进攻时是“内侵”，败退时是“回撤”。而满族兴起时是征集边人从军，在清朝灭亡时并不是回撤到北方故地，而是解散这个朝代的边远部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12世纪初，当时的女真以他们的部落组织建立了一个统治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金朝，但在其灭亡时，其边远的附属部落却分裂成为若干没有政治联系的小族群。
这种从森林落后社会向农业帝国移动的重要性，可与现代的情况作比较。骑驯鹿或赶狗拖雪橇的现代通古斯族，与17世纪初年或12世纪的通古斯族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有的只是相对的差异。大部分西伯利亚通古斯族的主要制度已被摧毁，他们现在只是一个活古董，在其有限的社会及经济之外，再没有什么功能。他们保有一个传统制度，但与任何事情都不再发生关系。不过，在建立金朝的阿骨打时代以及建立清朝的努尔哈赤时代，通古斯族却有一个组织完善、功能良好的制度，与东北森林边界上的发展息息相关。他可以到南方，在一个比较开化、语言相似、社会形态容易学习的部落中服役。他可以升为将军，并且看到自己的儿子到北京做官。从骑驯鹿、划小舟、赶狗橇，转而进入一个大帝国的宫廷，不过是50来年的事情。
这种转变程度之大，有如今日的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学习驾驶拖拉机。而这种转变并没有间断，整个转变发生在一连串差异不大而为人了解的社会形态中，其转变也有先例。但是今日西伯利亚通古斯族的情况则不然。今日有一个间断，而且是非常突然的间断。驯鹿与拖拉机之间没有联系。在今日世界中，这种部落面对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革命，由一个世界突然跳到——不是转变到——另一个全无联系的世界;要么牺牲掉，像美洲印地安民族一样地受到一个历史不能与他们原有社会协调的文化的压迫而牺牲。
如果忽略满洲的复杂背景，对它的现代发展就不能做正确的估价。19世纪初年，清朝已经从一个入主中国的边疆朝代变成一个中国的朝代，它在边疆的主要政务是保持东北的满族及蒙古族附庸的稳定。它已经发展到纯粹中国式的限制在东北的发展的阶段，有许多条例禁止汉人向“汉边”以外迁移，也有许多上谕叫满族不要学习汉人的城市化，而要练习其历代相传的骑射之术。[159]这个政策是失败的，因为上层满人及蒙古人需要汉族移民和佃户，他们也有办法逃避法律的管辖。
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发展，政治上有利用汉族移殖东北来阻止俄国侵入的必要。满族与俄国人的关系也有重要变化。在满族征服中国内地的时候，小队的哥萨克民族正在开发黑龙江地区。在满族看来，这些哥萨克人不过是半蒙古的部落，所不同者，是他们用火器而有较强的攻击力量而已。这时的满族和蒙古族，仍偏重于弓矢的使用。
19世纪中，俄国人的半部落式的艰难状况有所改变。随着俄国本部的西方化，俄国资本及工业达到了新的贸易水平并需要外销市场。西伯利亚具有殖民地性质，向西伯利亚部落征收皮贡(毛皮的高贵价格和轻小的重量与体积使它可以一直运到俄国和欧洲仍有利可图)的哥萨克人，现在受到了殖民地发展的压力。西方化的俄国需要一个商品的殖民地市场与农业移民，于是俄国人的压力跨越大陆，达到了蒙古和满洲。这一情形大约与由西欧及美洲到达中国沿海地区差不多。[160]
但是，俄国的发展有一点与西方不同，它代表了一个旧有关系的转变。西方各国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从条约口岸时代( 1842年的《南京条约》)起，具有突然接触的性质。我们承认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活动之前，有一种旧式的贸易关系，但陆上渐行的接触与海上不速之客的突然来临不同。海上各国的活动对中国产生的不安影响，远甚于俄国的压力。东北地区相当重要，因为在这一角，俄国的陆上发展与各国的海上发展相遇，在这方面，日本的地位最为重要。
这时国际上已习惯于同“中华帝国”而不是“满人”打交道。为中华帝国计，对付西伯利亚殖民地变化的最好方法，是向东北地区和蒙古移民，以防止俄国人的侵入。这个政策失败了，因为汉人没有把他们的经济制度带到汉化区域以外去发展，其结果是，汉族只在东北的南部及中部大量发展，超过了这里原有的满人及东蒙古人。他们吸收了东北汉旗的大部分，使他们脱离满人，而与一般汉人融为一体，致使东北南部的“汉边”不再像一个特殊的边疆地区，而像是中国内地的一部分。移民的结果仅仅如此。汉族经济及社会的力量，不能够充分占据东北地区的北部[161]，而北蒙古的汉人，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联系，使他们与中国内地分离，成为蒙古游牧经济的附庸。
随着20世纪的到来，铁路出现了。[162]这是整个中国体制中所没有过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新产物。而且，它反映了西方影响的进一步深入，即从商品贸易发展到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铁路不但带来了经济上的干涉，而且还有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干涉。这一点在东北地区尤其特别，因为它的平均铁道里数从一开始就比中国其他地区高。
这种发展虽然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在东北的利益，却没有相应地加强中国的统治。这时的殖民经济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性质。第一，它形成了大量的，而且每年增加的东北农产品及其他原材料的输出，它们通过由外国投资与外国管理的贸易，换成货币，然后供外国铁路投资以盈利。汉人在东北的增加，虽然在若干方面使中国内地与东北的联系较以前密切，但是另一方面，东北又开始与中国内地分离。这种分离却不像过去汉人之与中国内地分离那样，投入游牧或森林民族的政治范围。中国现在要和其旧地理范围以外的政治力量作斗争，那些外来政治力量建立在资本主义及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上，是旧日边疆的传统方式不能与之争衡的。
因此，从清朝灭亡到民国内战开始，一种新的地域分裂主义使中国深感不安。这种分裂主义有一部分相似，又有一部分却相反于旧日中国社会的细胞组织(若干自给自足的小单位之联合)的地域主义。每一条铁路，特别在它与外国资本支持的工业及商业活动有关时，就形成为中国旧地理区域内的另一个势力范围，而且在改变着这个区域内的土地经济单位及行政单位。整个中国社会因此受到外来势力的控制。但是，在普遍的屈从中，有一些集团却自行分出，一个作为中间人的买办阶级，在外国的商业、工业及金融业中服务的中国人群体，确实形成起来。他们利用所获得的利润，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除了受外国人的雇用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外，他们还经营自己的事业。
由此产生了“亚帝国主义”的现象，即一部分中国人剥削其他中国人和边疆民族。[163]在旧中国，曾努力抵抗外国入侵，这种抵抗自然是由士大夫阶级领导。这些士大夫来自控制中国农业经济的地主阶级，他们又支持着掌握行政及政治权力的官僚。现在，他们发现除去受外国势力的压迫外，还受到内部的因与外国人勾结而发财的新兴阶级的压力。即使士大夫阶级的家庭成员参加到这种新的事业中，或是新兴的家庭参加到地主士大夫阶级中来，这种广泛的对立只可能减轻，却不会完全消除。
这种情况构成了内战时期的背景，特别是1916年袁世凯逝世到1925年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虽然“门户开放”政策在大体上阻止了列强势力对中国的瓜分，但它并没有完全成功，内战反映了若干军阀与列强的关系。在这些斗争中，有的属于中国新旧阶级之争，有的属于新经济势力向旧经济区域的侵入。后者在内战中的表现多半为对铁路的争夺。中国内地所有的铁路，原则上完全是国有的，就连那些以借款方式用外国资本修建的路线也是如此。但在事实上，控制一条铁路线及其经济补给区的军阀，却可以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辖。
在满洲，这种新旧制度的混合包括着新的与旧的边疆发展方式的调和及斗争。铁路政治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它们给了中国人以极大的向外发展范围。但是满洲的一南一北两条主要铁路，不但由外国人投资，而且直接归俄国及日本所有，由他们直接管理。从1911年的革命到1925—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东北的军事首领是张作霖，他是绿林出身，所以属于边疆历史中的旧阶层。但是，尽管他具有半独立的能力，却不能照旧的方式去做，因为他的活动范围已经不是中国、森林和草原，而是在俄国和日本的包围中。这些外国人不但与他在边界之外发生交往，而且利用他们的铁路及其他工业、金融及商业活动，侵入到他的领域内部。
遏制外国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中国的，是列强内部的倾轧。阻止日俄两国夺取东北进而侵入中国的，也是这种倾轧。直到俄国革命和苏联建国之后，日本才开始放手自为。英国在北宁铁路及东北其他事业的利益，不足以抗衡日本占有的规模及其直接控制的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地区，从来没有像在中国内地那样地实行过。因为所有的海上列强都容忍日本在这一“角”的作为，以便维持他们从海上进入中国的一般利益，并与由陆路进入中国的俄国势力对抗。[164]因此，当俄国在帝国主义竞争中被淘汰时[165]，日本在控制东北的专利上，便获得很大的进展。东北在战略上为中国及蒙古门户的重要地位虽未丧失，但它已经陷入了比中国其他各地更殖民地化的地位。中国的其他地方是受着许多而不是一个外国的监管，这种控制虽不能使中国接受列强所要求的一切，却很可以遏制他们所不欢迎的一切。
在东北地区的防卫上，中国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他们不能利用列强来和日本对抗。在苏联放弃了一部分帝俄时代对中国东部铁路的管理专利权后，中国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设一个中国的铁路网，以防止日本侵略的深入，并且加强东北地区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中国人加强了对东北地区西部的蒙古草原的统治，并且以没收土地的方式加强对蒙古人的压迫，这是一种“亚”帝国主义的做法。它也给了中国新兴的、富足的、操纵铁路势力的阶级以剥削贫苦而没有特权的中国移民的机会。[166]同时，从广义的中国抵抗日本独占满洲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件对抗帝国主义的防卫措施。
一般认为，中日两国的冲突是内在的、必然的。但是更准确地说，日本内部的发展，使其在满洲所推行的帝国主义压迫为不可避免。对这一点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因为由此可以决定日本是否可以在东北和内蒙古承继长城地带式的历史过程，就像清朝那样，利用东北的中国人及蒙古人来征服中国。
日本的对外发展起因于日本的本身，而不是在东北的竞争。当1842年条约口岸时代开始时，中国正在由一个腐败的异族王朝和同样腐败的士大夫阶级统治着。国内没有一个人可以有效地对付外来压力。因此，外国人乃得控制并主持其所携入的各种变革。但是在1853年培理( Per-ry)打开日本的门户时，日本正在其贵族的混乱却有力的统治之下。这个贵族阶级知道，他们必须与那些只能利用、不能抵抗的新力量建立联系，所以要设法掌握它们。他们改革了政府，废除了幕府，给天皇新的地位，但并不是由天皇直接统治，政权仍然在贵族手中，他们以操纵天皇的办法来集中已有的权力。[167]
日本的“西方化”，其实是其统治阶级要集中所有可以阻止外国侵略的一切必要力量，使日本自身成为一个强国。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们获得了新的工业及财政力量，同时并不放弃或改变统治日本农业经济的旧势力。[168]农村生活程度之低下，给了新兴工业以极低廉的劳工。结果，日本可以用与其生产量增加的同样速度，向国外推销产品。不过，日本不可能开发出内销市场，因为其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变化，无法像英国那样配合资本主义及输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这种变革被贵族阶级所阻止，他们利用政府的统治力量发展资本主义，同时他们自己又统治政府，他们是封建的同时又拥有资本的贵族，而没有像在英国那样被新的资本主义贵族阶级所打倒。
贵族阶级既然控制着政府、金融和工业，又控制陆军和海军，日本的军队因此成为政府的一部分，而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政府之外的一个工具。这一点对认识日本的另一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即日本是一个工业原料缺乏的国家。陆军与海军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对原料的控制要求，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原料的购买。因此，日本之对外扩张紧跟着日本贸易的发展而来。日本抱怨自己是一个“无有”的国家(像德国和意大利一样) ，并不是强调其不能购买原料，而是要坚持在战略上对原料的控制。这种控制，对一个以和平方法向外发展的国家，并不必要。但对侵略占领者来说，是必要的。
因此，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正如其在朝鲜及台湾一样，使日本与中国长城历史的传统不同，日本也不能接受这个传统。日本在满洲只是在地理上而不是历史上承继了满族。日本不能像满族那样利用满洲的中国人及蒙古人去征服中国，其原因全在日本，而不在满洲。统治满洲后，日本增加了原料资源，扩大了出口贸易，但没有能为产业家们开发一个满意的满洲市场，其原因和日本不能开发满意的国内市场一样。满洲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其生活水平，而日本必须要把满洲的生活水准压得比日本更低，因为如果提高被征服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不提高日本的农村生活水准，则会造成日本军队主要来源的农民严重而无法控制的不满，同时也使日本社会组织所允许的唯一剥削满洲资源的方法变成不可能。
固执地拒绝把自己的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日本就不得不从一次征战进入又一次征战。日本不能取得被征服民族如朝鲜人及在满洲的中国人的自动服役，因为日本不愿他们分享其侵略所得，反要他们替日本支付代价。而满族的征服方式有如造梯子，使东北西部的蒙古部落、南部的汉人、北部的森林居民，先后加入后来征服中国的军队。但是日本由于其在国内及后来在东北的政策关系，不能使用这种方法。日本的侵略方法是硬干，而且越干越难，他们不是步步积累，越做越容易。
只要东北地区受海外侵略者的统治，长城边疆就不得安宁。中国一定可以收复东北，因为日本的侵略方法比旧日满族的方法，会更早地达到其利润消耗的失败点。那时，长城边疆可以出现一个新的稳定局势，因为日本在侵略中国时，把其他各国(特别是英美)都推到了一边。各国因不能阻止日本，便放弃了列强联合监督中国的制度，后来想恢复也不可能了。对日本的胜利，可以获得从这些间接的外国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新自由，中国可以开始放弃其内部的“亚帝国主义”做法，调整其农业、铁路、工业的关系，而不致像内战时期那样，使农业及其所支撑的民众附属于工业、金融以及新的统治阶级。这个过程的扩展，可以用过去所缺少的工业技术来联系整合农田、草原和森林。这样就可以在亚洲历史上第一次取消那种不同环境造成不同经济的情况，消除社会间的互相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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