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土地区：亚洲内陆边疆与社会起源

研究中国上古史，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其地理范围不大。中国历史并不起源于今日中国内散布的各点，再由这些据点发展合并成一个包括多源的共同文化。相反，中国历史的根源只在两个地区:一个是黄河流域中部的主要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中部的次要中心，^[15]后来，由这两个中心发展起来的文化互相接触影响，这样，就出现了是北方文化还是南方文化占优势的问题。最初是北方文化占优势，一部分原因是它在早期发展时有其内在的有利条件;另一部分原因是在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渐趋复杂时，它已经发展到必须在农业中国的历史及亚洲内陆的草原——包括其边缘的绿洲、山地和林区——的历史间求取平衡的地步。

但是，当各种势力的总和决定其发展的方向后，汉族的地理分布就显得并不均衡了。他们对南方的发展颇为积极。古代中国的南部，长江流域的中游、淮河流域及汉水流域下游，变成了中国中部。更南方的原始居民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吸收同化，而形成新的中国的南部。在北方的发展，不但不均衡，而且不稳定地时断时续，时进时退。长城线就是这种变动的表现。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就可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形态以及造成这种形态的历史行为。

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也许很广泛、很分散地分布在今日中国的各个地理及气候区域中。可是，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却是静止的。它的社会组织不健全，知识与日常生活的改进和传播也极为缓慢和吃力。这个弱点，即使在其已经逐渐累积了生活知识，知道如何制造工具，如何学习别人的经验，逐渐提高了创造能力之后，仍然存在。由于这个弱点，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所出现的人类历史的加速进步，从使用木器及石器进入到使用金属器，只有在某种环境下才能实现。

流过中国北部及中部的黄河的下游，时常泛滥而改变河道，造成巨大的沼泽。这些沼泽地的排水、整理及筑堤，需要原始人类所不具备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这个区域内也许有一些新石器时代的沼泽居民，以打猎、捕鱼及采食野生水果与谷类为生，但正如马伯乐所说，^[16]这个地区不能成为原始中国民族的发源地。至于长江中游，不但有大量雨水造成的许多沼泽，还有茂盛的森林。只有很复杂的稻米生产灌溉技术才把长江中、下游开辟成有利的农业地区，容纳大量人口。^[17]若想假定在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最初期就能有这种技术，就像是在第一步刚才迈出就要再迈第二步一样不可能。

所以，中国历史的主要中心是黄土地带。中国旧学者也都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是在黄河，其在今日的山陕地区从北向南流，再折而东，流入华北大平原。现代中国的著名学者如丁文江也有同样的看法。^[18]欧洲学者如李希霍芬^[19]、理雅各^[20]和较近的康拉迪^[21]，都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陕西的渭河流域，或是在山西南部及其附近，位于大平原的边缘，但仍居于黄土地带的一角。

魏特夫提出了很明确的确定上古中国历史的地理区域的标准。典型的中国民族一定是在黄河弯曲地带的黄土地区获得其第一个重要的进步，其原因不是那里的土地最肥沃，而是最容易耕作。黄土上面没有难以砍伐的茂盛森林，其土壤也可以被新石器时代的不健全的人类社会组织用原始的简陋工具所耕作。这些有利方面比起其他一些不利方面，要更加重要。那些不利方面包括黄土地区产的小米和小麦不如大冲积平原上的多，也不如中、南部的稻米收获大。^[22]

在黄河向东转折的前后，有一些支流汇入。人们在这些河谷中可以取水，至少有一部分不受泛滥之害。在这类地区，可以由采集野生谷类的生活方式进步到最原始的耕作，虽然野生谷类还继续被食用。对鹿、野鸡及鹧鸪的捕捉提供食物、衣着和骨器。老虎在今日仍可在陕北找到，^[23]豹、野猪、鹿及无数的野鸡和鹧鸪也生存于陕西及山西。在这两个省的荒原上，生长着灌木及小树(没有厚黄土层覆盖基岩的地点除外) ，但没有大的森林，这是保存下来的一些上古中国的环境特点。

这个地区的土壤与气候特征对于中国文化的起源有着特殊的关系。深厚的黄土层没有石头，可以用最原始的工具来耕作，土壤的垂直节理可以允许在黄土崖边建造冬暖夏凉的窑洞。^[24]地势优越的窑洞至今还用来躲避盗匪，其在原始时代躲避敌人的作用应当更大。

黄土的大量孔隙使它能够迅速地吸收水分，然后又从地下吸升到表土来供养植物的根。黄土地区的天然植被是草，河谷中有一些灌木和小树。黄土的堆积也很慢，在增加厚度时，野草能在一层一层的表土上生长。旧表土被覆盖的时候，旧有的草根也随之腐烂，这可以增加土壤的孔隙并由化学作用转变成肥料。当雨水或河水浸到黄土层中又回升到表面上来时，它带来溶解的天然肥料。因此，只要有充分的水分，黄土地的肥沃性不必施肥就可以保存。^[25]

这个特征在讨论到气候问题时尤为重要。在整个农业中国，黄土地区的雨量变动最大。这个地区的旱季，不至于旱得使一切植物都枯死。因此，在刚开始农作的时候，大半还是依赖狩猎及采集野生果蔬为生的原始民族，不至于被迫他迁。相反，他们可以在有河水的地方把水引到其粗耕的狭小田亩中去。黄土的疏松土质是很容易耕作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小规模的灌溉事业，从河流某一点开渠引水到几百公尺以外的田地上去的工作，可以在新石器时代实现，尽管这种假定还没有办法证实。现在陕西及山西的许多小渠道虽然都是用铁制工具开挖的，但如果用骨、木或石器来开挖，也并不困难。

第一个从事这种工作的社会，不论其如何原始，总带有进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形成了与同一地区中其他原始社会的差异，并影响到后来整个社会发展的途径——避免什么趋势，选择什么趋势，最后形成成熟的形态。这个最初的差异非常重要。早期汉族和他们所接触的其他民族在人种学上的问题这里先不作讨论。如果能够确知汉民族是由两个或三个，或更多的民族融合起来的，这固然是件有意思的事。但这个问题却不是绝对重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主要的问题不是血管中的血液，而是生活的方式及其变异性——它在原地域中的发展和在较大地域中的适应能力。

从地质、地理及气候各方所得的结论都集中在一点，如果不能控制水，农业就不能稳固，就不能供养众多人口，也不能使他们摆脱靠狩猎及采集来补助生活的状况。最初简陋的取水灌田工作，可以由一个人和他的妻子完成。而较大规模的控制土壤和水的工作，就只有群力才能完成。人们协力挖掘更大的渠道，修筑约束洪水的堤坝，这种原始时代的共同劳动大概是基于公有制度。

原始土地所有权不论是什么形式——家庭、氏族或是公有——土地利用的进步使共同劳动不可避免。因此，在原有地域范围内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不论其为酋长、氏族会议、王或是国家，都可以通过共同劳动来更直接、更有效地实现其权力，这比通过土地所有权的控制还要有效。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能够决定要多少人到一个地点去取得新的土地和水，那么，这个人或团体就掌握了统治这个社会的实权。

向外发展多半不是由陆路而是沿河道的。修筑堤坝的技术与挖渠的技术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因此，能够集中大量人力并指挥其行动，就可以向华北大平原移殖。这是在研究半神话的夏代(约前2000)始祖，也是第一位大规模从事水利工作的君主大禹的传说时所须注意的一点。关于大禹的一切传说我们已作过研究，以确定其地点、人物和时代，我们也关注他的传说关系到中国的什么地方，是否还包含许多其他传说，以及其是否代表一个真正的历史时代。不过，讨论的最重要之点是:这个传说表明，中国人在从原始的农业技术进入较为广大地域的农业发展的时代时，必须有一个“历史”，因而一个英雄就出现了，许多传说也都附在他的名下。^[26]

当他们向大平原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发现黄河的下游是一个可怕对手。黄河在陕西高原及山西山地之间由北向南直流之后，转而向平原倾吐大量的河水。在经过黄土地区的时候，它挟着大量泥沙，在河身突然东转之后，水流在平原上变缓，泥沙逐渐沉淀，河床亦渐增高。上游不平衡雨量的结果，使有些年头的水流远远超过其平时或平均流量，在逐年沉淀淤积之后发生这种现象，河水便很容易冲决两岸，泛滥于四周的大平原，造成广大的沼泽，并且时常改变河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中国的原始社会已经成熟到能够大规模地从事筑堤及排水工程后，才能在此建立永久性的农业。

当这件事成功之后，便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大平原成为“中国”之一部。在人种学上，原来住在大平原上的湖沼民族，也许和山西、陕西的早期民族相同，或者相异。^[27]由于环境的不同，最初他们还不能接受中国人的早期农业方式，但是到中国的方式能够大面积推行的时候，湖沼民族和他们的土地，就逐渐归并到日见发展的中国文化中，而成为中华民族之一部。

这种转化同样可以由一条通路从陕西到达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也可以从另一条通路到达长江中游的平原、长江下游及江南少数民族所居的野莽。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中部(当时的南部，现在的华南，在当时只是辽远的、野蛮的林莽)稻米种植的起源是有别于北部的小米及小麦的种植的。北部环境上的优良条件显然能使人们优先进步到较大规模的经济经营、社会组织及政治统一。一些北部的方法——长江流域的人可以学习却不能发明的方法——也许在汉族把长江流域在政治上与北部联合在一起之前就到了南部。这种传播也许是由小股好胜的北方人到南方自立为王而带过去的，^[28]他们带去了较高的技术能力，却在社会与政治上与老家隔绝。

显然，南部长时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中心。在一个时期内，北方、南方的社会与政治发展能力都可以组建大的社会并长时期发展，这时还说不清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我相信，是北部草原边疆所形成的若干特征最终决定着这个问题。^[29]这一段中国历史将在后面讨论。

无论如何，中国历史的北流与南流终于汇合，其结果是一个包括多种活动的农业社会，在众多地域差异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各地都有相当进步的农业。魏特夫在研究了相当材料之后，指出了一般欧洲学者的错误认识。他们以为南部的农业是精耕，而北部是粗放农业。在精耕的程度上，南方的稻田和北方的小米、豆、麦田当然不一样，然而在大体上它们还是相同的。北部的农业经济的细作，是尽社会组织之所能。在不能用渠道引水灌田的北方，有很多水井，所有的井水汇总起来，支持着广泛的农业活动，而其精耕的程度有如园田农业。^[30]

即使在北方的山地和不能灌溉的黄土高原上，“旱田”也属于那些构成经济中心、影响社会结构、决定土地权的精耕农业的外围部分。同时它又是一切有组织行为的目标，如同一种对其他社会及经济的发展的拖累。北方和南方一样，问题的中心是耕最好的土地，把多数的人集中在生产力最高的土地上，种植多种作物以便充分利用土地与人力。

这样在南、北两方都形成了农业景观，其标志是大型的、筑有围墙的城市。离这些集中地点越远，人口和耕地也就越急剧地减少。^[31]精耕土地的边缘是粗耕区，过了粗耕地区后就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农业活动了。用农业之外的方法去利用山地的努力，较之中心地区精耕农业的成熟发展，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中国北方的草原边缘，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长城线以北的亚洲，地理的变化比气候的变化还要迅速，那儿没有足供灌溉的河流。虽然在内蒙古的大部地区可以农耕，但是耕作必须从精耕改为粗耕，并更倾向于“混合农业”，即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牲畜。在现代，这种形式正在大规模地推行，移民运动也正在推进，但这是因为铁路完全改变了古代那种社会与经济条件的均衡。从中国历史的起源开始，直到19世纪末，无论是移民或是对草原民族之同化，都没有这样具有决定作用的发展。中国人曾经屡次越过长城，却是时行时止地犹豫不决。同样，草原民族也屡次侵入中国，然而他们也不可能在长城以南永久地建立草原经济和游牧社会。

比较这种北方的差异及限制与南方的不限定的发展，^[32]可以看出在中国本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究竟谁最重要。简而言之，关键似乎是:中国的每一个主要地区都可以支持一个进步的文明。我们知道，第一个主要发展的地区并不是最肥沃的，而是对文明初期发展阻力最小，并对最简陋的灌溉制度也能给以丰厚回报的地区。最初即出现的精耕倾向在持续发展。中国人所扩张的各种地区，虽然地理与气候各不相同，其中有些地区比原来的黄河河曲地带还要肥沃，但对建立在灌溉基础上的精耕制度的反响却很好，有些也许在不同的社会及经济制度下也能同样发展。这个特殊的中国方式是第一个获得充分发展的趋势，因此，它在此后的历史中也容易趋于一致化，而不是多元化。

只有在北方，显著的差异取代了一致化的趋向。因为原始的汉族已从事农耕，他们不可能一面向日趋复杂的精耕农业前进，而又同时接受粗放农业及混合经济制度。^[33]事实上，北方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即草原的游牧经济。由此产生了一个永恒的矛盾，使在历史上掌握长城边疆的民族和国家——无论是汉族或其他民族——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是选择精耕的农业经济，还是选择粗放的游牧经济。历史上屡次出现试图调和二者的社会或国家，但没有一次能够成功。

这里，我们可以大略谈谈中国历史的形式，不过我们所谈暂不包括早期的母系社会制度、封建制度，或是成熟期的统一帝国的组织及活动。

在中国的景观中，最好的土地是灌溉的田地。而建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需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无论他是怎样一个富有的地主，^[34]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国家经营。这样，国家从事这类活动的能力，就比土地所有权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力量的基础。国家也要有大量的存粮，因为田赋的一部分是征收实物。这种存粮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一个便于保护的中心——城池。这就造成了每一区域的结构单元，即都有一个城池和足够的土地，构成贸易与行政的单位。每一区域存粮的一部分，又集中在某些重要地方的仓库里，由政府支配，充作各地方的代表中央政权的驻军的粮饷。^[35](www.xing528.com)

粮食积累的意义大于财富，因为战时可以提供军粮。灌溉地区比粗耕地区更有利于对设防城市的围城与守城的阵地战。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及人民的日常活动中，积粟可以集合大量的人从事于其他工作，包括修缮现存渠道及新兴工程。充裕的食粮和充裕的人力是互为因果的。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精耕需要专注的劳力。地主也许有很大的田地，但佃农或雇农的耕作单位却很小。为了增加地租而减少工资，社会制度需要大量人口，这个要求可以得到满足，因为家庭与社会都赞成人口生殖。这一现象又由于中国机械事业不发达而加剧，那些权益建立在人力上的阶级，自然反对人力以外力量的发展。因为他们的权益建立在农业之上，他们同时也反对矿业、工业(手工业除外)及其他一切足以威胁他们利益的活动，他们就是掌握灌溉土地及人力的中国历代真正的统治阶级。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除去很短的时期及有限的地区外，不能永久性地伸展到长城线之外。精耕制度的转变，就意味着人口分散，意味着放弃已经成为规范的行政方法。另外，没有了灌溉制度，就是放弃了长期形成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体制的基本的一环。

汉族散布在中国，是由许多单位合并而形成的。虽然各有差异，但大体上是一体的。每一个单位有一个农业地区，被一个城池控制，城与城的距离在较肥沃的地区内也只有一天的路程。不过，他们虽然一体，在事实上中国却很少有共同的活动，因为每一个区域都是自给自足的。这些区域的结合过程是，最初有许多独立的王国，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这种政治结合对农业没有多大影响，可是它却增大了国营水利事业的范围。每个地区单位的存粮都要拿出一部分集中到几个重要据点去，^[36]这种工作是利用河流及运河而完成的。这些河流及运河一方面是交通要道，一方面也是灌溉系统中的命脉。

各种社会力量集中在这种发展上的特殊方式，可以很显著地从自北向南与海岸平行的运河上看出来。一个朝代若能有力量维持并保护这条运河(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与河流是交叉的) ，则其货物运输量会远远超过一切海道运输。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欢迎在运河上用人力拖拽的船运，而不喜欢海上贸易的离心趋势。而且运河所经过的都是开垦地区，它的组织可以与农村行政相协调。海运却是一件独立的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竞争行为。也许航运也受季风的影响，据竺可桢的意见，季风在北方都是平行于海岸移动的。^[37]

运河犹如一个人为的尼罗河，^[38]对它的控制造成了主要经济地区与主要政治地区的均衡的最成熟形态。冀朝鼎对这一点有正确的说明。一个朝代统治中国，必须在北方建立政治及军事首都，监视不能同化的边疆，控制一个可以供给首都丰富农产品的地区。首都及主要经济地区的地点，因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39]

中国在19世纪中被海上势力侵入以前，多数人口及贸易只是在城市市场与乡村市场间移动，只有特种商品及特殊商人的流通较广。盐、铁、茶和丝虽不是到处生产，却流通很广。茶和丝是农业活动的特产，可以由一个本地商人转到另一个商人手里。盐与各种金属，特别是铁，则需要特别条例来管理，因为中国的农业社会需要它们，同时又不能通过普通农业活动生产它们。因此，从很早的时期起，由国家转让专商经营盐的精制与贩卖和铁的采冶，就成为可获大利的事情。

其结果是很特别的，在产盐地附近卖的是最坏而且又贵的盐，因为盐是专卖的，好一点的盐可以担得起运费，运到较远的市场去，不过临出售之前，会掺上杂质以增加盈利。民众必须买盐，因为作为其主要消费者的农民阶级差不多完全以谷类和蔬菜为生，盐是这些食物的不可缺少的化学成分。盐的重要性可以从一个现在的实例中看出来，盐的禁运和中央政府的军事行动，同样成为1936年将共产党从其1928年起即占据的长江以南的地区逼走的主要办法。^[40]

矿冶则被一种近乎勒索的税收制度所摧毁。中国行政的主要的基础社会是密集发展的农耕区，而矿冶则远离这个基础社会，躲在山里面活动。^[41]掌握国家主要政务并追求仕途发达的官僚对于矿业并不注意，而视采矿只是一种财源，如果一个矿发了财，对那个矿主所征的税额便立刻提高，使采矿技术的改良无法施行。为改良矿山设备而增加资本表示矿主发了财，官府即刻就要征收特别税款，或派视察员或派管理委员来监查。不开发矿产没有罪，因为金属的缺乏被认为是正常的事。这些情况可以解释在中国的国家及大众文化方面，有些东西可以发展到极成熟，而对近区矿物资源的少量开发，只够手工生产的需要，在煤矿附近几里地的人却仍在烧草根。

在各种事业上代表国家利益的是一个特殊的阶级，称做官僚，他们不像农民、城市居民及商人那样久居于一个区域中，而是随时移动的。

他们一方面管理一个区域的政事，有时也从地方行政升到国家行政。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个个和谐而多半孤立的单位的生活与整个国家生活之间的重要联系。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地位是专利的，因而他们很自然地要保存成规，反对改革，以保全他们的专利。

中国历史事件的过程每多重复，除去已有的显著特征变得更加专门化而外，一般的进化都被阻碍，王朝的兴亡也只是朝代的重复。最开始，是在适宜的地区集中人工，组织进行大规模水利工程及农耕，利润于是随之增加。然后，由于这些活动，生产达到高峰，一切平稳，统治者便集中力量来维持这种秩序，取缔一切另作别图的努力。到第三个阶段，利润逐渐减少，因为这种社会制度着重于大家族，而经济制度却阻止一切可以雇用多余人工的新活动，人力过剩是那些掌握法律、秩序和传统的人的兴盛的条件，但因此也造成农村生活的衰落和崩溃。少数有知识、有资产的统治阶级，与多数无知识的、依赖劳力为生的、在劳力过剩时就没有工作而不能生活的人们之间的矛盾极深。最后，农民暴动，推翻政府，但他们并不能建立一个新型政府。^[42]

这时候，局势和人民都需要胜利者设立一个新朝代。秩序可以用武力恢复，税收却不能。因此，这位战胜者在他的权力被公认之后，便开始保护修缮水利工程的人，并召集残余士大夫阶级来组织并管理这些工作，登记漕运及贡粟的数字。在与这种起义与战争俱来的饥馑及人口缩减之后，新的朝代依据新的利益，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的发展。但是摧毁旧机构与建立新机构都没有动摇底层的基础，社会大体上仍是向心发展的，旧的生活方式是民众所能了解的唯一方式。没有大批的人口愿意到与中国毗连而不被认为是中国的草原上去建立一个新秩序。

根据这几点，我们可以找到解释中国历史循环的线索。例如在19世纪初，由少数民族建立而用汉族方法来统治的满清王朝已经跨过了它的极盛时代，整个社会已经成熟，并且开始溃烂。太平军之乱(1851—1864)虽尚未爆发，却已显出征兆。对一个由海上到中国来的人，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典型的中国人是哪些？

沿海口岸的贸易很繁盛，对外贸易也在发展，但大半都是由外商在经营。虽然有一些新式中国商人随之兴起，依赖对外贸易而发展，但是维系中国生活方式的贸易却并不依赖于对外贸易。中国口岸的中国贸易是以中国其他地区为对象的，沿海贸易如同陆路、水路(河流或运河)一样地为对内贸易，每一个口岸有它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腹地，它与这个腹地的近程贸易及较远的其他地区贸易，并无异于内地城市如陕西西安与四川成都之间的近、远程贸易。

在内地，中国生活机制的地理背景是很明显的，精耕土地都因城池的存在而分割成若干小单位，在贫瘠的土地或山地，农业及人口都迅速减缩，虽然这些地方可以用开发矿产，发展工业，或以耕牧并重来补偿，但都没有得以实行。在南方的云南、贵州、广西诸省，固然有农牧经济的存在，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整个的趋势。汉族是在最近几个世纪才发展到这个地区的^[43]，他们现在还在从事对当地少数民族及其风俗的同化工作。

牟利的贸易活动，特别是短距离贸易，和城市中手工业产品的销售，是一种中间商人的职业。将资本单独投资于生产及销售是很难的事。一般的原则是，贸易距离越远，其商品就越局限于奢侈品而非生活必需品。日用品的交易是短距离的，所以不在意速度、便利性及运输距离。唯一的例外是粮食，在这一点上，大运河的重要性远过于驿道。

存储粮食无疑是真正财富的标准，而便于运用、转移、流通的货币财富，却发展很慢。在中国，货币没有脱离收积金锭及珍宝的简陋形式。因此，无论如何富足的商人，都不能超越其经纪人的地位，地主阶级是他服务的对象，所以地主阶级对国家政事要比商人更有力量。即使在借贷关系上，农民向地主借钱也比向商人借钱容易，并且担保也比较可靠，因为地主能够直接控制农业，商人却不能。

官僚，即所谓士大夫阶级的特殊分子^[44]，就是地主阶级，不过，成为官僚的地主又成了他们自己的敌人，因为政府行政和统治阶级之间永远有矛盾。由于在职官员必须回避其家族势力深厚的本籍的规定，政府占得上风而推行统治。而士大夫们，则因政府公事来往的都是其“本阶级人士”，因之亦占优势。赋税对士大夫并不从严，其不足额均自农民及商人身上征收。富商也可以利用财富使自己成为地主商人，居于特殊阶级，不过他的贸易经营则必须服从于他的土地利益。

文学教育将士大夫与官僚连接为孪生的统治阶级。这种文学相当深奥难习，而且拒绝一切简单化及走入民间的倾向。它“分隔社会的阶级却连系着各个地区”^[45]。它需要长期学习，所以只有有闲阶级才能学习，而名义上在考场内人人平等，也只是已经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机会平等而已。只有通过考试的人才能管理赋税，收集贡粮，分配渠水，征集并组织修渠的劳力。他们可以很容易地确保其家庭对优良土地及用水的优先权。他们并不需要形成一种军阀阶级，因为无论如何英勇的军人，必须熟知颇为高深的文学并有一群文书幕僚协助，方能控制一个生产及税收的系统。就连外来的征服者也不能摧毁中国的文人，因为无论是谁担任统治的名义，统治的实权都在他们手里。

由此，“典型”的中国人有两种，一种是地位略高于牲畜的农夫，另一种是因不服劳役而修着长指甲的文人。“文化”成为一种最腐败(尤以贪污舞弊为盛)同时又最雍容多礼、知识高深(在某些方面)的特殊阶级的专利品。农民也有自己的传统，他们的世界虽然不广，但是千百年相传的高深农业技术和群力的合作精神，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传统的社会特性。他们能把理论付诸实施，在没有明显的领袖的情况下合作，并利用各种资源，在上面没有压力时迅速升为较高级的组织。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门户，特别经过太平军之乱，中国统治力量转弱之后，一个足以摧毁而改变中国旧生活方式的发展随之开始。西方列强引入了许多新的财富和力量，但旧秩序中有钱有势的人对此并不欢迎，所以官僚阶级要竭力反对外来势力之侵入。最初的转变不是由于他们，而是由于中间商人，他们可以代外国人做经纪人，只要其所得的利益比为士大夫阶级服务所得的丰厚。

因为这些商人中有一部分人也来自士大夫阶级，这种转变亦随之侵入到千百年来产生士大夫的家族里去。旧秩序的基础已被破坏，有一些家庭及个人随着他们所把握的新方法兴旺起来，而有的则紧紧抓着旧办法而日趋没落。

在现代，中国被各自活跃的家族所控制。他们仍然保有大量土地，但同时也从事贸易、工业和金融活动。^[46]技工很迅速地形成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从农村及农家的规范中分离。最后感受这种影响的是农民，因此农民的命运能决定国家的前途。如果全国都有转变，而农民仍限于旧的生活方式中，则中国将变成一个大的日本，拥有一个若干部门很发达而整体却并不协调的工业，并像日本一样地在工厂的机械进步与农村的人工劳动间存在一个鸿沟。^[47]除非农民被解放出来与各阶级同样有进步的权利，否则农村人工过剩的佃农将使工厂工人的工资降低，素质下降，从而危及整个国民经济，这也和日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