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及其周边领土

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有的时期，中国的大陆边界有着很清晰的分界线。若干世纪以来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标志的长城，就是中国历史的这种象征。但是，在其他时期，中国的大陆边疆并没有像长城那样清晰的界线，而只有一些边疆地带，其南北的深度不同(在西藏是东西的阔度) ，深度不等地伸展到西伯利亚的原野及山林、中亚的深处以及西藏的荒凉高原。

虽然在这一片地区曾发生过若干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征战与移民，但一般说来，它只是一个阻隔地带，时断时续地维持着中国与中东、近东和欧洲仅有的交通。虽然在中国的南海、印度洋、地中海、欧洲的大西洋及北冰洋之间有世界最大的一片陆地，其东部和西部的历史进步过程却不一样。直到我们今天，产生一个新时代的可能性才表现出来。现代历史中，中国或其他国家不再由于大陆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兴势力对旧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它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与其大陆边疆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地关系的新表现，可以由世界史上交替出现的大陆及海洋时代来解释。从上古直到公元4世纪前，造就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中国内陆。地处偏远的海上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很早便已出现，它们的重要性虽不能轻视，但很明显居于次要地位。这个特征的真实性不但表现在其人民的迁徙流动，而且还表现在早期邦国的发展及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进化，造成号称“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

在欧洲旧世界及近东与中东，历史的大陆模式占有决定地位。在大西洋沿岸、红海及印度洋，特别是地中海，其海洋活动比中国的沿海活动要多，对其人民及文化的影响也较深。但不论在东方或西方，人类社会中所产生的力量，其陆上的活动范围比海上要广，不过在陆地上并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形态。

哥伦布时代对欧洲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对非洲和美洲也是一样。但是，仅仅认为16世纪之初，继大陆时代之后出现的海权时代使欧洲扩展到东方和西方，还是不够的。这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有更深的渊源:以往的社会发展使它们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种发展的一个表现就是其活动范围与力量的增加，揭开地理新页的是一个新的社会变革。新海权时代产生于西欧的原因，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胜利有连带关系的。西欧的社会进步造成了封建时代所未知的新潜力，达到这个阶段时，它产生了商业资本主义，产生了工业及金融资本主义的物质资源，而这些都可以在西欧本身的地理环境中取得。^[1]

新的社会力量很快与海权的发展建立了联系，原因之一是与它们相冲突的旧社会结构仍拥有旧陆权时代的权益。这种情况以及英国由海权产生的政治势力，掩盖了新海权与新的商业、工业及金融权益本无关系的事实。从政治上来看，这些新的权益以对陆上交通的控制为基础同以海上交通为基础是一样的。启动较早以及资源的累积使西欧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中心，而英国为其控制，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北美的成熟，以及原本落后的南美、非洲、俄国和亚洲也在迅速发展，它们甩开并取代西欧的中心地位，形成一个更广泛的世界平衡。

把这个看法运用到中国历史上并不是难事，西方势力真正对中国发生影响是在哥伦布时代的初期。在那之前，中国的“外务”多半只限于其长城边境，海外的“外务”并不重要。直到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明代( 1368—1644)时，天主教神父和葡萄牙及其他外国商人才开始进入中国。欧洲的火炮和炮术传入中国后，也曾短暂地阻止满人的侵入。^[2]海上势力首次向陆上势力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时，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此时的欧洲贸易已经比马可·波罗与佩戈雷蒂的时代重要得多了。13世纪的马可·波罗被看作说谎者，佩戈雷蒂曾在14世纪讲述过中亚商路及其贸易种类。^[3]

17世纪满人入关，逐步统一全国，是长城边疆上起伏不定的、自上古以来即对中国历史发生决定作用的潮流的最后一浪。到了19世纪，从海上涌进中国的势力已不可抗拒。过去满、蒙古、回各族作为根据地的长城线以外的势力，似已消沉。长城外面大陆上的帝俄势力，在初期的波动——征服一个毫无生气的中亚，在外蒙古获取一个并不十分积极的权益，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获取渺无人烟的俄属远东州和在满洲惨败后，也偃旗息鼓。在整个远东地区，西欧及美洲的主要海权国家按照它们的意志发展其势力。

这个时期在1914—1918年的大战中达到最高峰，随后转入低落。英、美、日三国在一个不很轻松的海军均势中，不相上下。有如在欧美及日本脚下来了一个地震，苏联从帝俄的废墟中复兴而起，由于这一变化，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的大陆的重心，从莱茵河畔转移到了乌拉尔山麓。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残酷地在多瑙河上强行发展，企图阻止这个转移的永久化。英国的政策，在惧怕意大利和日本危害其海上霸权和远东权益与不愿让德国取得欧洲均势的控制权之间动摇不定。但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欧洲和亚洲间新的势力分配开始形成。

日本侵略中国满洲及征服整个中国的企图，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的直接冲突。毫无疑义，那是一个使中国亚洲内陆边疆受海上势力支配的企图。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 19世纪中这一局面的出现，海约翰的朋友亨利·亚当斯所说的阻止帝俄活动，保护海上进入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4]

但是，这种陆权和海权的概念最多只能用来分析强权政治，历史的真正根源还需要深入探讨。哥伦布的新时代已嫌陈旧，一个更新的时代正在开始。这个新时代是由前面的时代演化而成，而并非孤立地产生出来。演化的一半是摧毁，一半是改造其所要代替的东西，需要打倒旧的既得权益，以建立新的权益。哥伦布时代的特征并不完全是海洋的，它一开始采取海洋形式，是对原有以大陆分布为基础的利益分配和权力结构的反动。同样，我们今天这个新时代之采取大陆形式，也是对由19世纪依赖海权建立的帝国的承袭下来的特权的反动。不过，这里最基本的条件不单是政治，而是这个新时代一切复杂潜力的综合作用。生硬的单纯的政治解释是站不住的。中国历史的下一章，将不限于苏联共产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地理发展的竞争，事实上，最重要的还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西化。对一个能从苏联革命经验中取益的中国，其西方化，是日本的侵略方式还是欧美的放款政策比较有效呢？中国古代文明有多少将被破坏？在这个古代的基础上建立的近代结构又有多大的稳固性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得检讨这整个历史的地理条件，考察各个区域的差异。在这些区域中，原始社会对地理环境的关系也须加以考虑，由此认识各个区域中社会及政治发展过程的区别。这样，才能对中国及其长城边疆历史的各种势力的演进，做出正确的估价。

在估计中国长城以内及东北、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的面积与人口的地理分配时，头一个问题是数字的不准确与不完全，可是我们仍可以从下表做一个比较的研究。

区域面积(单位:平方英里)

中国长城内各地( a) 1532795

满洲( b) 548198

东北三省 348038

热河 52126

东内蒙古 148034

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c) 580000

唐努乌梁海( d) 58000

内蒙古(察哈尔、绥远、宁夏) ( e) 334100

新疆( f) 600000

西藏(g) 349419

汉藏边界省(青海、西康) ( h) 463666

人口统计

中国长城内各地( i) 450000000

满洲(j) 32709649(www.xing528.com)

东北三省 29025049

(主要是汉人，但包括657430朝鲜族人，未包括一些数目

不清楚的蒙古人、日本人、俄罗斯人等外国人口)

热河 2606472

(主要是汉人，也包括一些蒙古人)

东内蒙古 1078128

(主要是蒙古人，也包括一些汉人)

外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 k) 1000000

唐努乌梁海( l)60000 (不包括俄罗斯人)

内蒙古(察哈尔、绥远、宁夏) ( m) 5000000 (蒙古人与汉人)

新疆( n) 3500000

(包括定居和游牧的中亚土耳其人、穆斯林汉人、汉人、蒙古人、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西藏( o) 1500000

汉藏边界省(青海、西康) (p) 3000000

根据上述数字，长城内各地即所谓“中国本部”，包括清末时代之18省，^[5]其面积约为150万平方英里，人口4亿—5亿之间，而长城以外各地及西藏，其面积为300万平方英里，人口约4500万。换言之，其面积较长城内各地大1倍而人口只占其1/10，并且长城外各地人口的2/3仍为汉人(东三省一地约有3000万人)。在这一广大地区内居住的不讲汉语、风俗各异的少数民族，其人口总数不过五六百万，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略多一点。

这些数字所引起的历史问题很多。2000—2500年前的中国人口一定比较少，其后逐渐在黄河及长江流域繁衍，达到每平方英里30人的平均数(以150万平方英里及4亿5千万人计算)。实际情形，则可由一个长江下游稻作省区(浙江)的每平方英里554人，^[6]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小米、高粱及棉花省区(山西)的每平方英里183人的比较中看出来。^[7]虽然这么多的人挤在一片和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面积相似的地区中，虽然他们可以由陆地直接到达一片比密西西比河以西还要大的地区，汉族却没有永久性地成功地移民于长城之外，这是为什么？

就我们所知，汉族向蒙古及满洲的大规模移民颇有几次。东三省人口，自1910年的1500万人，^[8]激增至日本侵占东北的1931年的3000万人。移民最盛的时候是在1927、1928、1929三年，每年到东三省去的人约逾100万。除去季节性移民(收获劳工及其他人)外，每年留居者逾60万。^[9]在这个数字中要注意的是，其移民方式不完全是中国历史的老方式，许多是近代修建铁路所促成的移民。

这儿我们可以用美国历史来做比较。在美国独立以前，向西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独立以后，用以促进发展的放垦政策成为联邦及各州当局的要策。私人企业也参加到西进运动中去。欧洲的大量移民，对太平洋沿岸的迅速移民以及建立与大西洋的有机联系，也有相当影响。不过，即使没有这批移民，美国向西移民的运动也还是要进行，只是完成的速度较慢而已，其形成的社会也将与现在的一样。大西洋沿岸各殖民地在19世纪前已有工业革命的基础。19世纪中美国移民运动实际上是工业革命的成绩，而不是某一个移民风潮的结果。

根据这个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所应该研究的特殊问题。在西方工业化及其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在中国产生作用以前，在早期中国历史中，移民与征服(是政治势力而不一定是整个人口的移动)的方向显然是由北到南，由西到东。中国人口的繁殖，并没有造成人口压力使之向外发展，而永久占据东三省的森林、蒙古的草原和中亚的绿洲，则与19世纪美洲的森林及草原移民一样。

中国近代的移民运动与旧日人口及政治力量的移动路线，已显然不同。这种变化的最大原因是由海上侵入中国，并在沿海发展的欧美及日本的工业、贸易、金融、政治及军事活动，和外来工业化的影响。不过当这种势力达到中国内地旧时的边疆(一半是由于其本身的推进力，一半是由于中国自身的接纳)时，它们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某种情况下，它们会摧毁或打击旧的中国组织及活动方式。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本身也受到当地中国及边疆环境的影响而变化。因此，边疆的西方势力与其他沿海各地的初始西方势力相比，只能称为次级势力。^[10]

因此，如果我们不区分新势力与旧势力，就不能看到中国移民地区——从东三省到西藏——近代史的特征。新势力中最重要的是铁路及近代军备。每一条铁路对开发一个移民地区的重要性，随着经由该路而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外来压力而有所不同。在1931年以前的东三省，日本势力以其直接统辖的“关东州”及南满铁路为根据地，以间接控制的方式，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势力范围中。此外还有一个过渡地带，其中近代的中国势力(铁路及银行等)与旧式的农垦活动并存。旧式的移民运动，在事实上，却因新铁路及新势力的进入而更见扩张。中国的新旧势力同时助长了日本势力的活动范围，但同时又与日本利益相竞争。日本在1931年侵占东三省，企图扩大其控制区域而加强各方面的活动，但是，它不能超越已经融合在中国社会中的新势力与未经西方改变的旧社会所产生的抵抗力。

再看日本侵略东三省以前的几年。当中国人大举向长城以北移民之时，新旧势力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在某些方面，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事实上仍是过去若干世纪中国与其东北关系中隐伏或显现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力量活动的结果。但是，这种不可避免的力量的活动范围，却显然因为新力量的加入而扩大。因为在过去若干世纪，中国与东北发生相互作用时，中国的人口压力，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都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东北地区，使它在其南端以外的地方也中国化。近代，汉人从辽河流域大量移民到北部的通古斯森林和西部的蒙古草原，则完全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铁路、新式军械、金融、工业及贸易活动的结果。

更往西去，多少世纪以来长城成为内蒙古的边界。在这个地区，近代历史的发展也反映着与东北地区相同的过程，不过不像东北那样明显，程度也没有那样深刻。原因是，在这个边疆上，铁路建设不如东北地区发达，而且其唯一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没有直接的外国投资，外来势力及原有势力之间也较为和缓。再往西则完全没有铁路，显得更加陈旧。不过，这个地区的金融和工业发展虽慢，却也有若干公路、邮政、电信、新式教育和新式贸易势力进入。但就一般而言，在回教徒聚居的西北(宁夏及甘肃的一部分)、在西藏，可以说中国的边疆关系仍近于唐代( 618—907)的形势，而较远于20世纪的形势。

要想了解现在长城边疆所出现的各种显著的或潜在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回溯中国及其边地民族的古代史。在中国社会及边疆社会中，什么特征是主要的？什么特征是次要的？近代新的力量因素进入后，哪些特征被摧毁？哪些特征仍然存在？这些仍然存在的东西又必然经受什么样的改革与修正？还有，我们所谓的近代文明中，有什么特征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什么是次要或不必要的？在20世纪文明进入中国传统文明的时候，它的哪些内容被放弃了？现代文明通过什么东西树立了自己的优势？而即使在占得优势之后，又有什么东西仍需修正和改革？

我们必须解答这些问题，以便使我们对亚洲大陆形势现状的观察能够深入内部，抓住历史的真实过程。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这些历史过程的源头，如果不能寻到其根源，分析它们的发展过程，就不能正确地说明现代史中成熟的中国及亚洲内陆社会的行为。在检讨这种行为中，我们会立即看到许多重叠的情况。因而，必须建立一个标准来衡量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这一研究的目的，只是检讨历史的某些方面及较早的时代，来建立此后工作可以遵循和发展的原则。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长城以内中国各地所能见到的早期社会形态及历史过程是什么样子？它们在起源与发展时所经历的环境如何？同样，长城之外各地如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景观与环境特征是什么？它们的起源及后来社会的发展过程如何？中国与边疆各部及整个边疆在历史中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是什么？

在这里，我不准备把对古代史的研究及其地域现象的分析扩展到公元220年(汉末)以后，虽然在必须交代其发展过程或从成熟的后期来解释原始的初期时，也要时常谈到晚期的历史。在公元220年的时候，中国及其长城边疆历史的特征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影响的确定模式，其后这个模式的发展逐渐丰富并典型化。但是准确地把握公元220年所形成的特征，就可以认识其后以及现在中国及边疆社会的历史根源和以后的发展。因此，我采取的研究方式和态度是，不把古代和今天分割开，从而既探寻历史的根源，也了解现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