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河在敦煌新城西边，敦煌十多万人民、二十万亩农田、数十万头牛羊驼马，全靠它来滋养，所以是养育敦煌绿洲的生命之河。两千年前这条河名叫“氐置水”，大约是根据古代羌语“氐置”之音加上汉语之义组成的音义合译词，而古代羌语“氐置”的含义惜已失传。唐宋时期叫作“甘泉水”，是因为此河沃润一方，有如甘泉，完全变成了汉化词语。元朝时，数万蒙古军来此屯垦，为了巧夺汉民良田，乃强迫汉民大批内迁，于是，蒙古军成为敦煌新的主人。“甘泉水”则随之改名“党金郭勒”。“党金”是蒙语对敦煌南境大雪山——党河发源之山的称名，“郭勒”是蒙古语“河流”之谓。“党金郭勒”即蒙语“党金山流下来的河”。清雍正以来，大批汉民迁居于此，取代了蒙古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将“党金”省作“党”，复将蒙语“郭勒”译为“河”，于是有了“党河”一名。两千多年来，党河之名凡四变，生动地反映了敦煌一地主体民族的多次代兴更替。党河名称的变化，可以说是敦煌地区主体民族更代消长的折射及缩影。
两千多年前，汉朝陆续从中原发遣大批移民来此，开始在党河上兴建拦水堤坝、斗门（水闸），引党河水灌溉农田，修筑了大大小小的人工渠道不下一百五十条，总长度约三百公里，建成了敦煌绿洲合理而完善的灌溉网络。但直到唐代（7—10世纪），敦煌绿洲内（不包括今敦煌市阳关镇及阿克塞、肃北两县）的常住居民不超过两万人。可以设想，古代敦煌人民在创修及逐年补修渠道、堰坝的工程中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自古以来，党河夏涨秋减，然而“夏涨大于江，秋涸小若溪；踯躅人没踝，蹴踏马足低；奔湍拔矮树，急流吞高堤；冬涉冰削刃，颠踣非人挤……带水似绝壑，迢遥难攀跻”。于是不得不造桥以利通行。后凉时期（386—403）这里就建有一座“通顺桥”（唐徐坚《初学记》卷七“桥”条），意谓“畅通无阻”，借以表达人们对它的寄望与祝愿。通顺桥尽管不是敦煌党河最初修建的桥梁，却是敦煌党河最早留下名字的一座古桥。敦煌南山每年七八月份都有一次山洪暴发，是时党河流量突然大增，桥梁、堤坝常被冲垮。垮了再修，修了再垮，这座桥不知被冲跨过多少次，被重修过多少次，却艰难地屹立了下来，沟通着东西往来，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名桥。晚唐《敦煌廿咏·望京门咏》：“郭门望京处，楼上起重闉。水北通西域，桥东路入秦。”望京门为敦煌古城东门，东门外甘泉水上的桥，即此桥。明代番族居此，以牧为主，不重农业，桥坏不修，骑马而过。清嘉庆中，邑人名童荣者，誓以家资建桥，而私力终于难办，仅在河上架起长木勉强过人，而车马辎重仍须涉水。至道光十三年（1833），知县许乃谷始建木桥，题名曰“柳桥”。此后，屡坏屡建，其见于载记者有：
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张锡田扩建，题名为“十二联桥”，旋改名“党桥”；
咸丰六年（1856），知县申典常再修；
光绪四年（1878），知县凤赓补修；(www.xing528.com)
光绪二十四年（1898），知县张元潹（晓珊）重建。
民国十六年（1927），知县朱恩荣再修，桥两端各立木柱，外侧各榜“党桥”二字，东柱内侧题“鳌背同登”，西柱内侧题“虹霁乍现”。
以上，皆不过简易木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0年始改建为七孔钢筋水泥桥。1979年7月，此桥被洪水冲坏。1981年重建为六孔钢筋水泥桥，每孔跨径十六米，全长一百米，上置栏杆，坚固壮观，前所未有，至今巍然屹立。
（资料选自李正宇《敦煌文史资料》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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