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一方：大显身手-今古宁德

就在李拔欲在楚北大展身手之际，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春，清庭一纸飞书，将已在湖北牛刀小试的李拔，调福宁任知府。时福宁刚由州升府，百废待兴，人民生计微薄，摆在李拔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这一年李拔46岁，已在湖北几个基层得到历练，积累十当丰富的执政经验。

李拔到任之后，即批阅旧志，熟悉地情，亲临属县调研考察，经常深入基层一线。很快李拔就找出制约福宁发展的症结，不久就提出兴修水利，开展多种经营的主张。经他督促整修的有霞浦、福鼎、福安、宁德等4县的塘堰99处，桥涵6座。他亲自参加霞浦长溪河三坝的修理，并撰写《请修长溪河源议》和《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整治后“既可以杀水之势，又可以收水之用”，能够“蓄泄有方，旱潦无忧”。

鉴于福宁人多粮缺，多山地少水田，耕种传统粮食作物收效甚微。到任不久，李拔因地制宜，提出试种玉米，取得成效后写下《请种包谷议》，并发动各县种植，群众称之为“李公麦”。福宁境内荒山多，滥伐森林严重，为此他先后写《请教民开山种树议》和《种树说》。提出“非时之斧斤宜禁，而荒山之地利宜开”和“官山许民认垦”，“有主之山，谕令广行种植，无许擅行砍伐”。李拔在福宁广种树，利于当代，功在千秋，为今天宁德，乃至福建全省建设生态省，打下坚实的基础。鉴于本地农民不知养蚕、种棉，他特地从外地引进棉、桑种苗和蚕卵，亲自在府署后园和马王庙分别试种、试养，获得成功后写成《蚕桑说》《种棉说》加以推广。

任职期间，为兴教化，李拔一面警游惰、尚节俭、禁停棺、惩赌博、肃吏治，一面把重点放在办学上。他为府属近圣书院提供经费设备，修建寻乐亭，把自撰的《寻孔颜乐趣说》和《辨志论》刻于壁上，公余与诸生讲论。对属县的教育事业也很重视，曾亲撰《宁郡五县书院延师课士议》和福鼎、福安、宁德3县的《修学记》，还先后为诸生撰写《劝学箴》《俭箴》《檄召郡县诸生会文序》等文章及《寻乐亭讲学示诸生》等诗、赋。

在赋税征收上，李拔主张“薄赋便民”，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民国版《霞浦县志》所附《李拔禁碑文》，就是他接到调令后“恐各县故态复萌”，为维护其改革成果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同时，李拔以“福宁为闽浙门户，东南奥区”，十分重视城池的修建工作，宁德、福鼎、福安、霞浦等4个县的城池修建，他都直接过问。修葺需银820余两，他带头先捐200两，发动部属捐600余两，终在6个月内重修所有城堞、窝铺、敌楼、炮台，还新建兴文楼，更新4个城门。修城期间，他撰写《保固城垣议》，率领僚属沿护城壕全面栽种松、柳。此外经他倡建的建筑不下10余处。(www.xing528.com)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月，李拔在任福宁知府2年3个月后，调任福州知府兼理海防。据说他在调任福州知府时，福宁百姓不让他走，而福州人民争着抢官，一时出现“两郡争守”的佳话。福宁人民还专门立了“去思碑”来记其功德。

当赞誉之声如潮水淹没李拔时，他常常会静静地走向大海边，远眺波澜壮阔的大海。但故乡在他的心中，是遥远的牵挂，是一个少年成长历程中苦涩的音符。故乡，让他经常陷入矛盾之中，不可自拔。多少年来，他一直在说服自己忘记过去，但都无济于事。所以，李拔在福建、湖北等地的石刻上，常常落款 “西蜀李拔”或 “剑南李拔”，却从不提及自己是犍为人。

除了故乡，李拔的心中还有更深的矛盾，这种矛盾，来自波诡云谲的宦海生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李拔在登鼓山时留下的几处石刻无意中成为他宦海生涯的一次深刻总结。从登山古道的进口到山顶，李拔分别留下“声满天地”“云程发轫”“卓尔”“欲罢不能”“毋息半涂”“登峰造极”几处石刻。如今的李拔，再不是当年在黄旗坝上茫然站立的少年，他已声满天下。从故乡出来后，他就一路擢升，深得百姓爱戴，这让他倍感欣慰。但是，他的一生，又充满了遗憾。按他的政绩，入阁都无可厚非，而官场又是如此险恶，他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想就此辞官，回到故乡，过着少年时代向往的神仙日子。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就回不去，因为福宁的百姓需要他，天下的百姓需要他。“不观沧海，不知丘壑之微也；不登大山，不知天下之小也。”李拔时时勉励自己“毋息半涂”，最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在李拔满怀激情地勉励自己“登峰造极”时，一个噩耗飞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犍为传来。李拔的父亲李汝璋在犍为的翠微亭砍柴时，不幸摔伤，失治而亡。李拔只好暂时告别宦海，返乡丁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