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实验室风险防范与管理

一、化学实验室风险的形成机制

在风险社会中影响未来发展的因素众多，单一变量会对事件造成一定程度影响，但是事件发展的最终趋势是受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化学实验风险具有属人性主要是指其影响和作用对象，风险的本质来源是化学实验认知和实践的不确定，但是经过社会影响放大以后破坏力剧增，就与人类社会的作用分不开了。由于化学实验风险具有系统性特征，其形成机制有内在和外在两部分组成。

（一）化学实验风险形成的内部机制

当代科学发展下的化学实验往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部是由诸多组分共同构成的，即化学实验中的实验者、指导者、实验试剂和仪器设备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影响整体发展。在化学实验这一系统中，如果各组分相互合作，协同行动，必然会形成一个有序的整体结构，表现其整体性质的优良。反之，各行其是的各组分之间互补合作，这样极易在内部消耗资源和精力，从而导致结构整体上无序，整体性能无法表现出来。在化学实验的系统内，内部的各组分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发挥最大的性能，化学实验最终将完全实现甚至超额实现实验预设目的，比如实现原子利用率100%的绿色化学，降低不必要副产物出现的可能。反之，相互矛盾的各组分既影响实验进程也终将影响实验结果，各组分相互斗争阻碍发展，最后会产生化学实验风险。

化学实验是一个包含认知主体、客体和中介等各个不同部分的复杂过程。化学实验风险的形成因素中包含着主观认识得不全面、客观实践不规范和中介不充分等。化学实验作为化学科学发展和化学教学中的重要实践手段，其实践过程常常根据实验目的进行调整。

现代技术系统越来越复杂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程度的加深。当前化学实验系统愈发复杂，这同样也加剧了化学实验风险的形成过程。化学实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伴随着化学实验风险的一种实践活动。由于事件本身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必然性结果，因此化学实验风险的发生不是某次偶然事件，每一个偶然发生的化学实验危险事件的背后，都存在着化学实验风险的必然原因，化学实验过程越复杂，实验目标设定越高，其背后风险的概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查尔斯·佩罗认为，技术所具有的“紧密结合性”与“复杂相关性”带来了技术系统的风险。如果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环节之间的紧密结合程度越高，用来排除故障的时间往往就越少，而且系统中的故障往往都是复杂而连续的，不单单局限在某一部分中，所以常常被破坏的是整个系统。换言之，系统保持复杂又紧密结合发生事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系统不可能是松散又简单的，所以系统中发生事故是正常的。现代的化学实验往往是一个严谨又复杂的系统，各个实验步骤之间有严密的配合和要求，因而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性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存在的风险也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整个化学实验系统的复杂性和关联性，每一个实验设计和实验操作都极为重要，一个细小的设计缺陷或一个不起眼的漏洞都可能会导致最终实验的失败或者是实验过程中的危害事件发生，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伤害。

现代实验的发展是自主推进的，在推进的过程中风险也逐渐发展。而化学实验成为人们了解和发现新世界、新物质的更合适工具手段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后早期人文主义本质的实验目的已经逐渐被遗忘了，经济效益的目的变得更为重要。而如今，现在社会中更追求科学技术的先进和完善，人们的思想意识深处潜藏着追求科技进步的强烈倾向，技术手段将是人们为了方便依赖于某个技术的目的，即现代技术创造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复杂的高度专业化技术系统，该系统自身的规律属性也持续存在，人类在应用过程中应该服从其自身的规律。但要注意的是系统如果彻底摆脱了人类的控制，最后的技术会脱离预先设计的轨道和最初的设计目的，那么也将带来技术风险的增加。

在科学研究和科学传播的过程中，科学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既包含对个人地位的尊重也倡导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是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理性统一的过程。但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给予理性最高的社会地位时，新的社会问题也出现了。由于技术理性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未来；而社会理性强调科学家的无上权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认知决策关于风险的相关政策问题，不考虑其他相关社会群体的价值与利益。因此，在技术理性与社会理想断裂的情况下，化学实验发展过程中在实验设计、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应用和实验副产物处理等方面都缺乏社会理性的支撑，化学实验风险自然产生、爆发。

1.认知——环境变化导致模因失效

道金斯提出，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存在的行为方式和文化等传承为模因，即在人类社会的传承中不仅仅有遗传物质的传递，还有经验的传承，这些非遗传物质的作用促进了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得以传承，即在面对各种自然风险时人类的祖先根据自己的生存和实践总结出切实可行的操作经验，并将他们如何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信息经过模因传承下来。当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工环境和人造物大量出现，人们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导致模因的作用难以得到较好实现，人类祖先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经验难以快速帮助人们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对事物的认知存在不确定性，风险也逐渐形成。虽然人们对于化学实验风险的认知情况在不断改变和更替，但是认知程度的变化与化学实验风险本身的变化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甚至彼此更替的不一致引发了人们对化学实验风险认知情况的差距与矛盾，从而影响我们对化学实验风险的判断。

曾经很多对人们有强攻击性、强危害性的事物由于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防范技能的增强，风险已经规避或者转化了，现对人们已不构成太大的危害。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技术的快速发展，新事物新技术已经出现，但是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还不足，对新事物的判断机制还未健全，对危险事物判断的失效，对事物认识的不确定，从而加大风险的出现。在现在的化学实验室中，新物质不断被发现和分析，但由于在化学实验中产生的各种新物质是没有被认知，人们对于其判断的模因也并不能完全适用，因而新的化学实验风险产生了。

随着当前社会的变化，人们生活的环境也在发生很大的改变，早期人们往往更多的担心包括洪水、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忽视很多新事物的出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自然灾害导致的风险已经被尽可能地预测和适当规避，而那些在新技术作用下产生的越来越多新物质的不确定伤害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危害和风险的出现及发展速度超过了人们对危险事件的判断，对化学实验来说现在每天进行新化学实验、合成新事物的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人们的认知程度，而人类社会行为模因的更替速度却难以达到这样的高速。就是因为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高于人们规避风险的模因的改变，人们面临的风险进一步放大。

2.实践——实验分工增加领域缝隙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出现了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提升了工人的劳动效率，带来丰富的社会财富，最终出现了私有制的身影。当人们因为社会分工加速，生产力提升而进入商品经济时代时，带给人们的弊处也随之开始出现，分工局限人们的行为从而阻塞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进行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基于实验性质和实验者的能力等因素不同的实验者会承担不同的子实验任务，接受分工之后的实验者大多限制在自己的子实验中。

社会分工使得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认识程度片面化。当前社会的工作者大多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任务，以期熟练掌握自己工作的所需技能，关注自己的工作内容和相关成果。这样阶段性的关注会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单一，从而导致当人们试图加强对其他领域的认识时，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渠道，如其他相关工作者的介绍。但是由于其他工作者对于自己本领域的理解和认知的片面化的认识并不一定准确，或许因其利己等目的，对本行业的内容部分保密，这样的信息交流使得公众对社会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性。例如，西方早期出现的炼金术士都用自己的语言系统来描述自己的实验过程，其他的同行或外行都难以发现自己的操作目的和结论。现在化学实验的数据和资料往往都是公开的，但是实验者往往对自己实验室正在进行的操作更为关注，而对其他差异性较大的实验操作仍存在一定认知障碍，因此人们的直接认知过程还是复杂和不畅的。

分工的复杂和深入使得学科细化，促进各学科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我国的科学教育问题也不断地细分，除了基本的医学、农学、文学、理学、工学等13个主要学科门类之外，还分化包含110个一级学科和众多的二级学科。其中化学是理学下的一级学科，同时还包括化学史、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高分子化学和材料化学等众多的二级学科。通常进行的化学实验大多可分为验证性实验和探究性实验。验证性实验多用于实验教学中，对已知的科学规律、化学现象和实验原理等进行验证；而探究性实验的主要目的是对未知目的或结果的实验，在预设的实验条件和操作下进行尝试性实验，探究实验最终的实验结果。学科细分造成的不良结果是人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专业认知领域开始变得越来越狭窄。很多受高等教育的人往往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加重视，认为其他领域没有必要多了解，甚至认为博而不精，因而不能更多地了解其他领域的情况。但是事实上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是模糊而不工整的，相邻的学科之间不是国家划分边界线一样严丝合缝，没有重叠和遗漏的，在各个研究领域之间往往会留有空白，而在这空白之处却缺少填补的陨石和沟通的桥梁。

对于化学实验而言，其划分出细致的无机实验、有机实验、物化实验、生化实验等，但实质上各个实验领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数学切割，尤其是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类的交叉领域，其研究内容本身就是复杂的、相互交融的，不是具有单一学科知识背景和实验操作技能的实验者可以轻松完成的。因而实验分工不断细致化，各研究领域之间出现的间隙也更加明确。

3.中介——科学发展干扰实验思维

早期科学发展挑战神学和宗教信仰的时候，因为机械论、还原论等理论给大多数人们带来的安全感和确定性而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信任。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现今的科学知识、科学崇拜和科学家自身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科学发展存在干扰。

虽然公众相信科学知识是自然事实的表现方式，并信任其真实性和准确度，认为实现对自然的认知就是完成科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但事实上，科学知识并不是完全准确的，也不是唯一认识自然的方式。比如科学知识和结论往往是来自于理论内部的推理和论证以及某些实验结果的验证，但是知识实践转化为生活实际的过程中却存在不准确的可能性；化学实验的结果、化学规律和现象等很多是被公众认知和确定的，但是其背后的推理和论证却往往被忽视了。

早期的科学是相对纯洁的，很多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科学技术，为了追求真理而思考，甚至有像哥白尼、布鲁诺这样为了科学而献身的科学家。但是当前的科研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科学家自然也需要资本的帮助。动用资本和政治力量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不是单纯为了发现自然规律、揭示自然奥秘，还需要考虑背后利益群的需求。很多企业中的实验研发，化学实验的发展本身就是带有获得指定功能的实验目标产物的目的。因此，这些利益化实验者的思维对于化学实验的正常进行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而利益化目的指导下发展、推进化学实验进程将可能进一步引发化学实验风险。

公众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家的尊重和信任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信任是建立在正确理解和认识基础上的，不是盲目地崇拜信任。如果对科学知识完全信任，认为科学全部是正确的，有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科学崇拜的一部分了。我们应该意识到科学并不是解释世界的唯一方法也不是至高无上的、万能的，科学解决的是自己领域内的问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们生活的幸福安康，这样的幸福需要科学手段加以作用，比如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新医疗手段的实践和新健康体系大数据的采集使用等，但是这不是唯一的手段，情感、道德、伦理等领域的价值建设也同样至关重要。

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家的盲目崇拜将会影响人们的认识程度，从而固化人们思维，阻碍人们对科学和社会的认识程度和认识能力，也同样干扰化学实验的发展。从西方的炼金术和中国的炼丹术，化学实验早期的目的就起源于人类社会的需求，但是在不断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同时，不断发展的科学思维也在干扰实验的设计和实施过程。

（二）化学实验风险形成的外部机制

1.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

人类早期的生活主要是应对自然环境的变化，而现在人类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人类社会。在过去的170万年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自从工业社会开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发生巨大进步，财富积累呈几何指数增长，社会环境高速发展，同时社会的复杂程度也迅速提升。早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只需要掌握几种工具的使用方法和基本的信息，但是现在每个个体、家庭、社区的生活不仅仅是生活本身，同时还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关系相互交织。这样的生活既增强了社会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增大了社会系统的复杂程度，这往往会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认知情况，增加公众的认知困难，从而最终带来更多的风险。

社会复杂程度的增加既包含着作为实验员所面临的社会，也代表着实验产物在社会应用过程中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实验者作为社会一员，其心理和生理上受众多社会因素的干扰与影响，因此实验者的操作将会受到哪些影响并导致什么的实验结果将是不确定的，实验产物在应用过程中将会如何发展也是不确定的。例如，最初由聚氯乙烯生产制得的塑料袋因其方便使用的性能得到大家青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该产物的毒性逐步取代其实用性，也逐渐被新型可降解材料所替代。实验产物的应用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都受外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www.xing528.com)

2.外部媒介的放大作用

信息化发展的当前，社会成员之间的交流更为密切。随着人员的频繁流动和信息传播媒介快速发展，信息和知识的数量大大增加，认识主体面对大量的信息刺激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社会个体则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独立思考，因而个人对风险的认识情况将是不一样的，个人风险认知的总和也不是社会风险的全部组成。人作为社会性生物，其往往因为某一目的而聚集在一起，形成某个群体，这就表明在群体中成员的个性会降低和削弱，群体为了同一个目的对待事件的角度和性质将一致，因而对应的风险也是一致的。对于化学实验而言，当前有很多“化学实验风险事件”即作为风险表现形式的事件，以及与风险相关的信号。

风险的社会放大是指某些灾难事件与当下的社会制度、公众心理和文化状态等相互作用下，各种方式使得公众对风险的感知程度增强，也可能是对风险的认知塑造能力减弱。人类行为对社会中某些经济或生态环境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些间接的影响超过对人们身体健康和环境的直接伤害。还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个包含信息过程、社会团体和个人反应行为与社会制度结果共同作用下塑造风险的社会体验，并推动风险成果呈现的现象。最终社会放大风险将是风险的社会体验根源，包括个人对风险信息的直接和间接体验过程。对于化学实验中的危险活动和事件的直接体验有时是愉悦的，比如发现实验预期产物的生成或者明显实验现象，又如实验中产生的令人惊慌的爆鸣声等。一些重大的社会风险最终转化为危害结果，这样的伤害增强个人对危险的记忆和可意象的能力，而这样的体验提升了个人和集体对风险的认知深度。由于直接的体验使得人们能够对风险的性质和范围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同时对操纵性进行一个回馈，对观察角度给出一个更好的回答，从而促使直接体验增强了人们规避风险的能力。因而个人的体验可以作为风险的放大器，也可能起到弱化风险的作用。

众多风险事实并不是所有人都直接经历的，所以当我们无法通过直接经验理解时，大部分的信息来源是媒体传播，这是公众个人了解风险情况和认知风险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如果媒介传递过程中没有如实描述信息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风险放大的原动力。简言之，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传递出来信息的内容与量、信息的象征意义、信息受争议的程度等都将影响社会放大信息的属性。面对专家之间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很容易引起公众对真相的怀疑和不确定，增加公众对于风险是否被真正认知的怀疑，从而降低官方解释的可信度。尤其当公众开始对风险的出现和发展产生恐惧时，他们对专家的分歧将更加关注。此时，风险的放大器往往包含信息的准确程度、特定的信息内容、大量的信息传递以及戏剧化程度等。当错误信息被大众传媒开始向公众传播时，如果缺乏矫正的方法，一个微小事件也很有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当前的风险和风险事件主要通过新闻媒体和个人的人际网络系统进行传递，这样的信息渠道使得作为风险“发声器”的新闻媒体在社会上受到巨大关注。因此，新闻媒体在公众舆论和社区进程设置中至关重要，如果媒体对重要风险事件的报道比例不当，公众就会根据媒体报道篇幅来对危险事件结果和原因进行各种猜测。例如，一个化学实验的危害事故如果没有被合理报道，而是将有失公允的信息通过媒体和网络快速传播开，这样的风险事件将会迅速在国内外形成热点讨论话题，化学实验风险的内容和性质可能会被瞬间扩大。

风险社会放大的另一个主要阶段是对信息流的解读，这些解读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这是因为事件发出的信号和预兆常常会影响对一个风险事件严重程度的认知，高信号值的风险事件往往表示有新风险的出现或者说该事件风险不用于以往的事件，严重程度远高于预期。如果存在可信且熟悉的公众认知系统，那么危害将会很快被公众认识和理解。然而在相对缺乏了解的系统中，一个小事故若被解读为风险，但人们却没有充分认识、无法掌握或无法完全控制，这就意味着可能发展为更严重的事故，并引发极大的公众关注和社会恐慌。

二、化学实验室风险的规避对策

贝克将科学发展过程划分为初级科学化过程和反思性科学化过程，最初呼吁启蒙科学理性，之后转变为对科学自身固有基础和外在应用的科学怀疑论。这表明科学是处理问题的办法，同时也是造成问题的原因。科学文明就将进入科学、科学产物和科学影响及错误的阶段。该阶段风险存在打破了科学内部的处理，跨越了科学事实与社会价值，因而科学、科学实践和公共领域的关系需要重新协商，即人们运用启蒙的批判与怀疑精神，进行根本的“理性改革”，进而弥补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

化学实验风险有独特的不确定性、属人性、危害性和系统性，但是化学实验风险不能单纯理解为危害，还要“承认风险社会的机会”，即表明化学实验风险同样也是一个推动社会变化的力量。由于现实中风险的存在能够逼迫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人们建立联系，也能够迫使不愿承担责任的人负起相应的责任甚至承担一定的费用。这促使人们为了未来发展而建构风险社会这一概念，采用预防性的行动和措施以应对因自身行为决定造成不可预见的后果和未来发生不可控的事情。目前，化学实验风险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股新的力量，推动化学实验风险治理观念与制度的改革。面对风险社会中的新环境，我们应该对化学实验风险提出以下几方面新的应对策略。

（一）内部规避

1.认识——提升风险意识

当前人们的不合理实践和社会无节制的发展方式，是当代新风险产生的原因，所以规避风险的方式是从根本上打破当前人们社会实践和发展悖论之间的矛盾观念，因而破解的途径就在于“启蒙”。在社会生活和工业发展过程中近乎自我毁灭和掠夺式的索取方式值得我们反思，我们要努力从多方面校正这样大量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形态。面对当前的风险社会，公众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和争论，并逐渐普及一种风险意识——对现代化的一种自觉“反省”意识。这样的风险社会即反思社会中的启蒙是现代的新风险，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对于当代启蒙的主导理念是“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校正”的反思精神。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生态启蒙，开始在全球范围中实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运动。因而启蒙是一个动态过程，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或者一系列观念，是切实实施的，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作用下的过程。

社会公众的核心素养尤其是科学素养的发展影响其风险认知，公众对化学实验本身的认知程度也间接影响对化学实验风险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实际认知的风险情况与客观存在的风险事实之间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即二者之间存在偏差。引起偏差的因素之一，就是科学技术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偏差，这也是公众科学素养的影响作用之一。对于决策方案的认知也呈现出这样的认知规律，决策者对需要决策的问题认知得越少，其主观风险越容易偏离客观风险，那么随着风险认知水平的提升，主观风险经过一个波动或单调收敛之后最终将靠近客观风险。所以由于公众对于化学实验的认知程度有限，因而需要媒体、政府利用恰当的资源提升公众对于化学实验和化学实验风险的认识程度。

2.实践——约束实践行为

各个化学实验室应该建立科学规范的安全管理制度，来保证实验室正常高效地运转，该制度的建立要根据本实验室内的实际情况来拟定，要符合实验者的操作能力和实验指导者的指导经验。同时要根据本实验室的研究课题制定一套严格可行的化学实验安全管理规则，保证实验室管理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尽可能规避化学实验风险，实验者在实验室中的所有行为都必须要遵守实验室管理规范和实验操作指南，在实验室管理和实验操作技能考核中尽量规范实践操作行为，将实践行为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

在管理化学实验室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相应的尽可能健全的规范来保证实验室安全，对实验室的行政管理需要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如针对实验室中各类实验仪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需要实验室仪器设备安全操作流程；针对实验室中的药品试剂使用需要化学药品安全管理制度，要根据实验药品的性质对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物质的使用和存放进行明确规定；对实验产物和实验中的各种“三废”及副产物需要有规范的处理检测制度，同时还需要实验室安全检查防护维修制度，对实验室中的用水、用电、压力气瓶等进行安全使用管理；对实验室中的教师、学生、实验员等行为规范提出明确的操作规范要求。在提出明确规定的同时要求实验者严格践行，理论指导实践工作，这样才能进一步降低实践的不确定性，降低化学实验风险。

3.中介——恢复专家信任

当前化学实验室中的研究者获得化学实验发展现状的方式多是同行交流，社会公众对于化学实验研究、化学实验风险的评估更是依赖于专家的结论。随着风险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公众对专家的信任程度也在不断改变，渐渐从之前的至上信任到最终的完全抛弃。这是由于化学实验风险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最终影响了专家对化学实验的风险判断。专家是对某一领域精通的专业人士，但是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专业，其认知和判断都还比较缺乏，更多的时候技术专家对化学实验本身进行过程中的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认知，但是对实验结果的未来应用影响和实验副产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都未曾仔细研究，那么其对化学实验风险的认知就仍存在一定的偏差。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专家的研究领域细化精致，这给风险问题的详细论证和判断增加一定难度，在很多研究领域内不同专家的意见也存在一定的片面和偏差。

近来化学实验相关危险事件的出现引发了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危机。信任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信任的破坏与崩溃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某一典型性风险事件的发生即可将以前建立的信任彻底摧毁，而重新建立和恢复信任关系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公众与专家之间尽可能建立一个信任友好的沟通氛围，可以为化学实验风险问题的沟通提供良好的平台。专家在与公众沟通过程中，应该多理解普通社会公众的理解程度和认知情况，尊重大家的认知需求，尽量减少术语的使用或者尽量从听众角度使用其理解范围内的沟通方式，尽可能给出明确、完整的答复。同时当与社会公众尤其是利益相关群体沟通，专家团队的回答和应对措施出现不合理时，团队应该首先承认自己的问题，如果需要还应该进一步提出赔偿和接下来的补救措施。针对关键性和热点问题，需要根据公众的诉求对风险事件的起因发展等给出真实回答，不欺瞒社会，这不仅仅是其权利与义务，也是社会和道德意识的作用，而且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更宏观的利益框架下，而不是为了掩盖部分团体的利益而忽视公众的权益。

（二）外部规避

1.强化政府风险责任

贝克在分析风险社会时关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其中包含“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断裂导致对科技体制的影响。在实践过程中，科学与技术除了依据科学发展规律之外还要接受社会道德的约束和价值的审查，如果脱离了这些要求将极有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后果。在风险社会中随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权威的迷信将逐渐消失，因为科学的不断发展成功下折射出了科学自身的局限性，科学不再具有简单的确定性，科学越成功带给社会更多的是对人为不确定性的反思。因此，科学技术在实践过程中潜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外部制度安排下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将会导向不同目的。我们常常依据专家的结论来判断当下风险存在与否和概论大小，以及风险的后果程度，但是专家本身的结论就是其认知的结果，而这样的认知结果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也可能因自身的偏好和动机而产生偏差。因而在很多化学实验风险问题上，政府应该从科学技术之外，即从政治和道德上用政府的风险责任意识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从而规避化学实验风险。

在风险冲突中，由于科学专家有独立的立场和判断，政治家也有其独立的依据，因此不能完全依赖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判断。在不同角度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总是存在矛盾的主张和态度，从而彼此对风险的定义不同。风险的知识冲突是需要专家来解释和分析的，但是专家在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不确定事实信息的同时，无法了解作为政府角度面对的公民和社会对待风险的态度。在科学技术专家的角度理解结果公众能接受哪种风险不能接受哪种风险，是不同于政府的。因而，贝克建议对现存的政府关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决策措施应用制度化的方法重新修正。而当前化学实验风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样需要将“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进行辩证统一，使得科学技术实践过程与政治道德实践过程相统一，从而使得在发展化学科学和化学实验技术的同时调整化学实验成果应用中的道德实践。

综上所述，政府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树立责任伦理意识。因此，面对化学实验风险，政府应该根据自身的角度和立场对其进行必要的认识和判断，在配置技术资源时，坚持对化学实验风险进行分析和可行性论证；在社会秩序和管理方面，坚持做好风险应急预案，尽可能对即将发生的化学实验风险实施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注意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方法，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而不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科技领先；坚持伦理审查和监督，在督促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同时不降低道德价值的标杆，最大限度降低化学实验风险的危害。

2.形成专业信息流传递

公众的不安和偶尔的敌意，同样也会使科学家产生焦虑，这些紧张的根源是由于科学新闻的报道。化学实验的新闻应该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科学家写给科学家的，二是新闻媒体的专业记者写的新闻。其中在同行交流的过程中科学家要注意交流信息的准确性、合理性和可重复性，要尽可能规避专业领域限制，清晰表达自己的研究内容。而记者的报道应该是建立在自己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的，不能仅仅把这些新闻当作是科技进步的一个新闻事件来报道，也不能将科技新闻置于价值标准要求下，这样的报道才能确保事实的准确性。

在当前信息传播环境中，国家和媒体应该合理的传播化学实验风险，既增强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科学素养又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作为媒体记者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抽象科学研究介绍给社会公众，这背后需要强烈的公共责任意识，而不仅仅是进行科学传达。同时，媒体传递的信息不能是一些带着神秘色彩的晦涩难懂的东西，不能用这样的报道来扩大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鸿沟，使人们忽视了科学的重要性和价值性，忽视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