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之恒：月亮代表我的心

“恒”在《老子》中出现了30次，是长久的意思，在“道”字条中已经讲过。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长久呢？

甲骨文中，“恒”上下各一道横画，分别代表天、地，中间是一个“月”，合起来就是月亮在天、地之间的意思。金文中，左边又加上了一个“心”字，《说文》小篆中“月”字讹变为“舟”。《说文》中还著录了一个“恒”的古字，是两条横画中间加一个“外”样的字，应该也是由甲骨文“恒”讹变而来。

古文中的“恒”

这样的话，现在的“恒”最早也就是“亘”字，而“亘”在古文中原作“亙”，“亙”取象于月，“亙”中的两条横画表示天、地，“亙”就是指月在天地之间的运行。《诗经·小雅·天保》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在古人的世界观中，日、月总是伴生的，《周易·系辞》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从阴、阳属性上来说，日为阳，月为阴。正如日、月的运行和阴、阳的运行是一样一样的，本身也形成了一个圆环之“道”，所以《老子》第1章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称他的“道”为“恒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由阴向阳的转化和由阳向阳转化的两个不同方向的运作之间，《老子》明显是倾向于后者的（参“门”“载”“明”“母”字条），也即倾向于由太阳向月亮的转化，同时“道”被认为是有心的（参“慈”字条），所以《老子》的“道”之“恒”用一句歌词说，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道”在往复循环的运动中化生万物，而万物也都遵循这个规律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所以第2章又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恒也。

——天下的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这就产生了恶；都知道追求善，这是因为有了不善。有、无的相互生成，难、易的相互完成，长、短的相互形成，高、下的相互包容，音、声的相互调和，前、后的相互随从，这是永恒的。(www.xing528.com)

应该指出的是，帛书本《老子》中的“恒”字，在河上公本、傅奕本、王弼本等版本中都是写作“常”的。把“恒”字写作“常”，这是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名讳。

避讳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早期。由于受认识水平所限，先民们不能理解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以为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神秘力量在支配，由此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思想，进而产生了祈福、诅咒等原始巫术活动。这种巫术认为，只要表面相似或有所关联的事物，相互之间就可以发生感应，因而可以通过与人相关的事物，如人的名字，脱落的牙齿、头发、指甲，穿过的衣服，各种偶像等，对人施加影响。这些施加的影响包括祈福、诅咒。祈福自然是好事，但是万一这些东西被自己的仇敌得到，拿来作为诅咒的工具，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礼法中就规定尊者、长者的名字不能随便叫，读书、写字的时候，遇到尊者、长者名字中的字，也不可以直接说出来、写出来，要想法避开，或用音义相近的字代替，或以符号“□”代替，或省缺字中的某一笔画等。因此，避讳成了古籍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王弼等版本《老子》改“恒”为“常”，就属于以同义字代替应该避讳的字。

避讳给我们阅读古籍带来不便。例如，五代时有个宰相叫冯道，他让手下人给他读《老子》（王弼本）。我们知道，王弼本《老子》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手下当时就犯难了：上司让读，不能不读；读又不能读出“道”字，否则就犯了上司的名讳。于是他用“不可说”代替“道”字，将“道可道，非常道”读成了“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道可道，非常道”一句本来就够绕口的，本来就不好理解，经他这么一读，更令人如坠云雾之中。

避讳也妨碍我们对古籍的正确理解。虽然说避讳时所用的字往往是音近、义近的字，但毕竟只是“近”而已，字义之间还是多多少少有差别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字义上的细微差别，往往导致我们在古籍理解上的大相径庭，尤其是像《老子》这样言简意赅的经典更是如此。

不过事物总是两方面的，有一弊必有一利。避讳字也有它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古籍成书年代。就以《老子》来说，帛书甲本不避“邦”字，说明它抄写在刘邦当皇帝之前；帛书乙本不避“盈”字而避“邦”字，说明它抄写在刘邦当皇帝之后、刘盈当皇帝之前。帛书甲本、乙本抄写在刘盈当皇帝之前，当然也在刘恒当皇帝之前，因而都不避讳“恒”字；而河上公、傅奕、王弼诸本以“常”代“恒”，说明诸本皆抄写在刘恒当皇帝之后。

类似的避讳在王弼本《老子》中还有很多，如“邦”改为“国”以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启”改为“开”以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等。这些避讳是我们所知道的，但可能还有一些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就很麻烦。因此，为尽量接近《老子》的本义，避免因避讳字造成的理解上的差异，本书在写作时选择帛书本《老子》作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