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与《光明报》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一回事。
1941年9月18日,《光明报》由社长梁漱溟在香港创办,由俞颂华任总编辑,总经理是萨空了。《光明报》是宣传抗日发表民盟政治主张的刊物,曾经历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张和纲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停刊。1946年8月和1948年3月《光明报》两度在香港复刊,前者为旬刊,后者为半月刊,由陆诒担任主编。
1949年6月16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一开始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都曾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949年7月,《光明日报》陆续开设了《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等各种专刊。1953年,《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光明日报》一直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对象始终没有改变。最盛时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钱钟书、丁石孙、陈毅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早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新中国要有为知识分子创办的报纸。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那时北平的报纸共有26家,一开始保留了《新民报》和《世界日报》两家私营报纸,其余的全部停刊。但《世界日报》依然我行我素地发布国民政府的新闻和消息,因此也被停办。《世界日报》是成舍我一手创办的,七七事变后自动停刊。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在北平原址上复刊。《世界日报》是当时北平印刷设备最齐全的报纸,也就由新创刊的《光明日报》接收。《光明日报》在1949年6月16日刊出,对开四版,版式上采用传统的老版式竖排版。1955年1月1日改版为横排版,内容上文教新闻占到三分之一以上。
《光明日报》第一任社长为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章伯钧,历任总编辑有胡愈之、邵宗汉、常芝青。常芝青调离,储安平担任总编辑。在“大鸣大放”中章伯钧提出要设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储安平又抛出了“党天下”的言论。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揭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之后的《光明日报》在报道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专副刊的设置上,虽然几经变化,一直比较系统和丰满,在知识界也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影响。
从《光明日报》历史上看,专副刊众多。前后有《理论周刊》《史学周刊》《教育周刊》等,法学、伦理学、人口学无不涉及。摄影有《光影天地》,地理科学有《人文地理》,文艺创作上则有《文荟》副刊。此外,还有独树一帜的《书评》和《书林》专栏,但时间连续性最长且影响较大的是《文学遗产》。
《光明日报》的专副刊与特色专栏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些刊物发行不定期。比如,在抗美援朝中,有一个时期取消了许多专副刊,但保留了《历史教学》。不久后,《光明日报》又创办了《史学》和《文学遗产》,由此可见《文学遗产》生命力之强。1958年,《光明日报》提出改变“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资产阶级思想,推动开门办报的观点,一方面建立了一支数量多达2000人的通讯员队伍,另一方面
编委会在同年10月25日报上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当时全国的主要报刊已经增加到42种,各家报纸都陆续取消或减少专副刊,内容有所单一化,但一直关注《光明日报》的毛泽东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哲学》与《文学遗产》等还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
《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是全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学术刊物,由郑振铎、何其芳、冯雪峰和聂绀弩等人倡议、组织,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主办,陈翔鹤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工作,担任该刊主编。1956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撤销了古典文学部建制,《文学遗产》
改由当时还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依然是主编。最初的人员组成有金铃、白鸿以及秘书曹道衡,后来陆续增加了一些人手,正式组成了编辑部。第一任编委由陈翔鹤、余冠英、谭丕模、钟敬文、吴组缃、季镇淮、游国恩、林庚、郭预衡、刘盼遂、王任叔、赵其文、范宁、冯其庸、王运熙、袁世硕等知名教授专家组成。《文学遗产》每周出版一期,每版一万字,并有增刊出版。《文学遗产》自出刊至1963年暂时休刊,共发表了200多篇古典文学作家、作品及理论研究文章,内容涉及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构建文学史框架,并对古代诗人王维、孟浩然、李商隐、杜牧、陶渊明、李煜、李清照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1963年,《文学遗产》出刊至第463期便告一段落。从第464期开始,改由《光明日报》完全主办。《文学遗产》也一直处于停刊状态。1980年再次复刊,但改为季刊。1984年,《文学遗产》副刊再次休刊。再度复刊时,已经改由中华书局主编。1985年,《文学遗产》的主编是徐公持。《文学遗产》成立了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名誉院长是许嘉璐,顾问有霍松林、傅璇琮等人。2017年9月,《光明日报》推出《文史哲周刊》,其中仍然有《文学遗产》的栏目和内容。(www.xing528.com)
然而,作为《文学遗产》的开拓者和主编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陈翔鹤,其开山地位已经被历史认可,他的后半生事业都是同《文学遗产》连在一起的。他是一位通今博古的现代作家,但个人命运坎坷,令人唏嘘。
1901年,陈翔鹤出生于重庆。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第一中学。1920年,他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曾与同学林如稷、陈炜谟等人组织了浅草社文学团体,并创办了《浅草季刊》,同年又创办了《文艺旬刊》。1923年,同学林如稷赴法国留学,他与陈炜谟转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并研究中国文学,并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此期间,他又同陈炜谟组织了沉钟社,出版《沉钟》半月刊。鲁迅对《沉钟》有较高的评价。
在一次文学活动中,陈翔鹤与刚到北京的沈从文相识。1925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谋得一份职员差事,居住在香山慈幼院里,这个香山慈幼院是在庙宇里改建的,让人感到恐怖阴森。没有想到的是陈翔鹤居然骑着毛驴去看他,陈翔鹤便成为沈从文在这里接待的第一位访客,他俩从此结成了一生的友谊。陈翔鹤北京大学毕业后,开始了教学生涯,先后在山东、河北任教。陈翔鹤到青岛任中学教员,由于工作与生活单调枯燥,心情比较苦闷,幸亏沈从文也到青岛大学任教,他们经常见面。他们的友谊持续时间很长,沈从文到四川宜宾出差,时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的陈翔鹤专程去接他。
陈翔鹤的教学生涯延续了近10年,这是他文学事业的低谷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他返回了家乡四川。
在四川,陈翔鹤一边继续创作和教学,一边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其成都分会理事。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四川省委执行委员。他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不安定的灵魂》和剧本《落花》。《不安定的灵魂》抒写了知识分子在工作、事业和爱情无出路中的苦闷,书写色调较暗淡,但擅长以第一人称倾诉心理描写。《不安定的灵魂》主角叫孙树立,在三次移情别恋中逃避生活和爱情,但终归自立不起来,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一些看不清前途的知识青年动荡不安的情绪。
抗战中,他写作了《古老的故事》,风格有所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和四川文联副主席,也在四川大学文学系担任过教授。后来到北京,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任副部长,并主编过《文学研究季刊》。后来,他担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遗产》的编辑与主持单位虽多次切换但始终坚持下来,是与陈翔鹤的多种学术身份和权威研究分不开的。他是那种甘守寂寞,又能在自己坚守的领域找到工作乐趣的人。在编辑《文学遗产》时,他几乎跑遍了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成都等地的大专院校,到处去约稿,是一位学者型作家。他也乐于与后辈学人平等交流,与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曹道衡以及北京大学的陈贻欣、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其庸都是学术上的忘年交。
厄运降临在陈翔鹤的头上,祸起于姚文元对其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与《广陵散》的一开始未点名的批判,批判者认为,不是批判地而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的东西。同一时间,《李慧娘》前后成为文艺批判和政治批判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陈翔鹤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多次被批斗。1969年4月22日,他在被送去批斗会场的路上心脏病复发倒地,死后还被说成畏罪自杀。1978年,陈翔鹤获得平反。后来,《光明日报》发表了文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院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道。
《文学遗产》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学术刊物,在国际汉学界也具有权威性影响。1931年,苏联也出版了不定期文学资料集刊《文学遗产》,主要刊载俄罗斯历史上未曾发表的作品,由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主办,具有文学史和社会思想资料集成的性质,与中国《文学遗产》大异其趣。中国丰富的古典文学历史成果,天生就具有产生这样高规格研究刊物的历史土壤。因此,虽然在编辑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和曲折,但是一直在持续发展。
《文学遗产》成为重要的核心学术期刊,《文学遗产》的概念在某些场合里也开始有所扩大。首先是纳入了民国文学的内容,对闻一多、朱自清、老舍、路遥等近现代作家进行研究,甚至张爱玲的多部著作都进入文学历史研究者的视野。近现代电影和传承已久的民间文学也在其中,《文学遗产》从一开始就着眼古典文学,其价值也在于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感谢陈翔鹤,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重要的编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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