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市袁花镇，浙江海宁查氏是名门望族。1938年1月，随着家乡与杭州相继沦陷，金庸进入在碧湖开办的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受训，同年7月，他进入以杭州、嘉兴、湖州七所省立中学合并组成的浙江省立中学初中部。1942年夏天，金庸高中毕业，因不愿意在日伪沦陷区继续待着，离开战事紧张的浙江辗转奔赴重庆。这期间有曲折的过程，也有曲折中为未来人生的准备。有评论说，金庸笔下的人物，如郭靖和乔峰，常常在曲折中峰回路转，这或许与他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感受相关，但他的收官之作突然出现亦正亦邪的韦小宝，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有作者的艺术创造。
在金庸的少年时代，他的身上确乎有一种可以称为蔫淘气的性格，虽诗书传家但他并不循规蹈矩。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中学读高一时，居然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暗讽校主任，结果被劝退。他只好转到衢州中学。他一边继续学业，一边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查理”，并非崇洋，而是源于查良镛。他用这个笔名撰写了《一事能狂便少年》和《千人中之一人》，发表在《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深得《笔垒》副刊主编陈向平的赏识。
金庸到重庆考大学之前，曾经在湘西住了一段时间，缘由是他有一位同学老家在湘西。他考季未到，也就前去投奔，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在同学哥哥开办的油茶种植园帮忙。金庸本想着考季一到就走，但同学与哥哥一再挽留，便又住了一年。1943年，他到重庆多所大学报考，因为成绩优秀，几乎同时被几所大学录取，其中有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因他远离家乡，没有经济来源，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衣食住行样样都由学校提供，于是,该校就成为他最终的选择。他学的专业是外交系国际法专业，这是一个当时极为稀缺的专业。
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党务学校，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以配合训政，培养党政干部。1938年,迁到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在抗战时期的校址位于重庆南温泉竹林别墅，那里设有蒋介石的校长官邸。金庸的学习成绩优秀，每天要读的书，除了英文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他积累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而英文基础也为他日后的政论写作提供了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
金庸在中央政治学校时，常读的书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这两本书让他系统地了解了中国与世界的古往今来。尤其是暑假期间，家在四川的同学都回了家，他除了到花溪河里游泳，也只能在教室的长凳上读书，读倦了就睡，睡醒了再读。这种特别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知识体系基础。
他学习外交，对现实的国际国内形势必然很关注，常常阅读各种报纸杂志，而《新华日报》上的“国际述评”又是必读的专栏。“国际述评”是乔冠华用“于怀”的笔名撰写的，立论精当，文笔生动，给少年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香港创办《明报》，也亲自撰写国际述评，并经常提起乔冠华的文章。20世纪40年代末，乔冠华在香港，他们相互认识后，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金庸生性温和，心里很有担当和是非感。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学习期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国事的看法。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党政干部的学校，因此，经常会有国民党要人去演讲，其中有一位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
到中央政治学校演讲时，居然讲岳飞不懂政治，秦桧顾全大局。这引起学生的普遍反感，但又无法当面驳斥。待陶希圣再次到校讲课时，年轻的金庸则预先在黑板上书写了岳飞墓前的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陶希圣看后，就再也不敢提起那个话题了。
金庸自己讲过，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校政不满又没有很大兴趣参加对抗校方的各种活动，但路有不平，总要出出头。因此，他被看作是异己，在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多，虽然成绩优异，但仍被勒令退学，想搞外交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了。
金庸在重庆待了一段时间，他并没有消沉，而是开始写作和办刊。他一边在中央图书馆做事看书，一边写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了短篇小说《白象之恋》，参加了重庆的征文比赛并获奖。此外，还与同学一起试办了一份《太平洋杂志》，《太平洋杂志》缺少资金，只出了一期，而这一期还是大东书局垫付印费出版的。《太平洋杂志》印了3000本，全部销了出去，但因日机轰炸，很多纸厂被毁，纸张涨价，大东书局也爱莫能助，也就无法印出第二期。但这一期《太平洋杂志》，对他来讲已经非同小可，刊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如花年华》的第一章,第一章刊出9000字。《如花年华》是用新文学文体样式写作的，应当是金庸的一次很成功的练笔。《如花年华》是他不幸夭折的处女作，但也开启了金庸写作的新征程。
《太平洋杂志》既然继续出版无望，金庸也就被应邀去了湘西的那家农场。这段时光对金庸来说是快乐的，因为除了农场，他还可以写作和翻译，他试着翻译《诗经》，还收集了大约1000首湘西民歌。
从上中学开始，他已经离开家乡多年。湘西的油茶已经扎根，他的根只在遥远的东方，他希望尽快回到海宁。同学的哥哥一再挽留，他就继续在湘西待了半年，最终还是随着复迁的人流，于1946年夏天回到了浙江海宁袁花镇。
金庸的母亲已经在战乱中去世，父亲续弦，有了新的弟弟和妹妹，作为已经出去闯荡多年见过世面的查家成年男子，他是不会一直蜗居海宁的。他的办刊经历以及多年前与《东南日报》的文字初交，使他最先选择了《东南日报》。1946年初，《东南日报》已经复刊于浙江，金庸便通过原《东南日报》副刊编辑陈向平，向杭州分社总编辑汪远涵推荐，成为《东南日报》的一名外勤记者,因为他的英文底子不错，听力翻译能力极强，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收听国际新闻，翻译编辑国际新闻，这是他正式进入新闻行业的开始。
他在《东南日报》只干了4个月，只因他的求学之心一直未死，又去报考有“东方剑桥”之称的浙江大学。笔试通过了，但像当年中央政治学校不用交学费的待遇不可能再有了，只好回来继续工作。他被《时与潮》半月刊的老板相中，也就担任了《时与潮》半月刊的编辑。他向《东南日报》请了两年的长假，还是在陈向平的帮助下，获准去了上海，一边编辑《时与潮》半月刊，一边通过他在上海法院当院长的堂哥查良鉴进入东吴大学国际法专业做了插班生。
想求学便求学，要做报纸就做报纸，说来说去是不愿靠家里接济，靠自己勤工俭学。1947年10月初，他进入《时与潮》半月刊，10月底离开《时与潮》半月刊。他的心是不安分的，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的翻译编辑，他又去报考了《大公报》，在百余名应考者中脱颖而出，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大公报》，还是干翻译编辑国际新闻的老行当。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原本要赴港的编辑，因家人有病不能前往，年仅24岁的金庸便被报社派到香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真正的大转折。
金庸有多方面的写作才能，但更喜欢文学写作，也喜欢报纸副刊。1952年，他由《大公报》调入《新晚报》，负责《下午茶座》副刊的编辑。《下午茶座》是一份消闲性副刊，主要刊登影评和戏曲书画方面的文章，这是香港副刊当时的主流编辑倾向，所以金庸还是非常用心的，在影评写作上很是下了一些功夫，这也是他一度涉足影视界的一个缘由。他在《新晚报》副刊上所用的笔名，除了查理，还有姚馥兰和林欢等，后两个笔名有些女性化，但也有从女性影迷着眼写作影评吸引女性读者的意味。在《新晚报》编副刊时，他的搭档是陈文统，即后来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
梁羽生出道稍微早一点，他是香港武侠小说兴起的第一人，代表作是《龙虎斗京华》。武侠小说再起于香港，也是机缘凑巧，按当时香港法律是禁止武师决斗的。香港的太极拳掌门与白鹤拳弟子的一场决斗只好在澳门举行，结果是香港人蜂拥到澳门观看，而香港出现了议论武侠热。梁羽生创作《龙虎斗京华》，掀起了这股武侠热潮。1955年，梁羽生开始连载的《草莽龙蛇传》完结。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刊登了10个月后，连载一时出现间歇。于是梁羽生、金庸和陈凡又开设了一个《三剑楼随笔》专栏，轮流写作，内容涉及武侠、历史、戏剧、诗歌、棋艺、饮食等，无所不谈，但这也应付不了香港的武侠热。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提出，由金庸继续写连载，《书剑恩仇录》以笔名“金庸”面世，就这样出现在《新晚报》上。
《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处女作，取材于家乡的戏说，虽然笔法还显青涩，但也一炮走红。从此，查良镛开始以金庸之名写作和行世。金庸欲罢不能，先在《新晚报》连载了《射雕英雄传》，又为《香港商报》写作连载武侠小说《碧血剑》，《射雕英雄传》成为他的扛鼎之作。金庸看到了自己的创作潜力，也看到武侠小说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此种情况下，他决意创办自己的报刊。
最初，金庸和合伙人沈宝新计划出版一本小说杂志，后来听取报贩们的意见，改办报纸。他自己出资8万元港币，合伙人沈宝新出资2万元港币。1959年5月20日，他们共同创办了《明报》。《明报》的取名并不高深，主要是明辨是非，由明白人办给明白人看的。《明报》由沈宝新主理经营，金庸自己亲自主持编务，助手是潘粤生。刚开始《明报》只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发行量只有几千份，半个月后，才改为对开大张。初创时期的《明报》是一只“丑小鸭”，头版是时事，第二、三、四版刊登杂文、小说、漫画，俨然都有副刊色彩，而第三版后来刊登的就是《神雕侠侣》。第一年报纸照例亏损，一段时间里连续8个月发不出薪水，居然要靠典当维持出版，甚至还有与台湾武侠小说家打麻将赢点钱来维持运营的传闻。但是，自从他的另一部力作《神雕侠侣》连载以后，报纸局面为之一变。1962年5月，《明报》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点，日销量达到3万份。根据当时的形势变化，金庸改变了以猎奇为主的新闻路线，而是发布了许多独家新闻，引起更多的关注。1963年报纸日销量达到了5万份，此后发行量一直上升。1966年报纸日销量达到8万份。1988年报纸日销量达到11万份。1989年报纸日销量达到18万份。与此同时，《明报》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1966年至1969年创办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因此，香港作家倪匡这样评价说，《明报》没有倒闭并有后来的发展，全靠金庸的小说来支撑。(www.xing528.com)
金庸的作品常被认为以史为鉴，将传奇与历史融为一体，具有浓重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金庸，这是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1985年6月，金庸被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了改制小组召集人，这无疑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从此，《明报》除以金庸小说为特色外，也完成了转型，成为一张与娱乐风格截然不同的时事报纸，《明报》的读者对象以知识阶层为主，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
事实上，他的国际问题评论和时事政论成就并不亚于武侠小说，他一度兼任主笔，下午写小说，晚上写社论。他的政论文章和社评同样精彩，预见感较强，他还写作与历史、哲学和宗教有关的随笔，曾经在《大公报》的副刊《三剑楼随笔》专栏中发表不少随笔。编务之余，他还不断有翻译作品问世，例如，大仲马的小说《蒙梭罗夫人》以及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世界》。
在创办《明报》之前，他涉足香港电影界，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撰写影评和电影剧本。1953年，他利用业余时间为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出品的《绝代佳人》编写剧本。1957年离开《大公报》后，还编写了《兰花花》《不要离开我》《午夜琴声》。他还学习导演，导演过影片《王老虎抢亲》《有女怀春》等。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创办了《明报》集团，并写作了15部席卷香港和内地读者的著名武侠小说，并将中国武侠小说推上了一座高峰，因此有评论认为，他在中国文学史和新闻史上都创造了奇迹。
中国的武侠小说起于何时？有说法直接溯源到《史记·游侠列传》与《唐人小说》，这只是很宽泛的一种说法，“侠”的社会概念很早就出现了，但并不意味着侠义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正式登场。中国古代小说等同于笔记文字，语言虽清新洗练，但也缺少故事情节的铺垫与人物性格发展的格局，这与运用文言文写作有着直接的关系。一直到南宋直至明清，适应市井生活需求的说书人与话本小说的出现，才有运用古代白话讲述中国式短中篇和长篇章回小说的可能。最初，武侠元素小说是伴随公案小说一同出现的，其代表作品如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三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等。也有考证说，武侠小说概念首次出自林纾小说《傅眉史》的栏题，但毕竟是编者的顺笔一挥，并不代表林纾是首创。
武侠小说的另一脉是《水浒传》，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生动的情节多半来自艺术家的想象和渲染，这应当是现代武侠小说的直接源头。在明清时代，比起上述公案小说，《水浒传》并不处于主导地位，甚至还受到《荡寇志》和《水浒后传》的前后夹攻，其原因不言自明。但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附丽于清官断案故事上的侠义小说很难继续出现突破，于是新的更带有江湖“自治”“自律”色彩的武侠小说也就出现了。这些新武侠小说是《水浒传》的继承和发展，但想象力更加丰富多变，人物性格和武器射击技术更加想象和夸张，社会舞台场景也更加复杂，主角一般也有见义勇为的本色，但往往与武术门派，甚至佛道名刹的恩怨兴衰联系在一起。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负盛名的向恺然，居然可以虚构出本身并不存在的峨嵋派、昆仑派、崆峒派，但这种虚构无疑使武侠小说有了更大的艺术想象空间。
向恺然的成名作是1923年由《红》杂志二十二期开始连载的《江湖奇侠传》。《红》杂志改版后，由《红玫瑰》陆续连载。此外，还有以戊戌变法为背景的《近代侠义英雄传》《留东外史》系列等12部武侠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湖奇侠传》。1928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其改编为《火烧红莲寺》，并由此一度出现了武侠电影热。据《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数据显示，1928年至1931年，上海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将近400部武侠片，占到影片生产数量的60%。
在现代武侠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阶段里，“南向北赵”也是武侠小说不同流派的一种格局，“北赵”即河北玉田人赵焕亭。向恺然的多数作品署名为“平江不肖生”，因为他以湖南平江人士自况。赵焕亭的作品署名皆为“赵绂章”。他是汉军旗人，祖上出过多个武举，但家族注重文化教育。因此，家族也出过许多举人进士。赵焕亭的两个哥哥，一个是举人，一个是进士，轮到赵焕亭，科举已废，只好游历江湖，间或去做报纸主笔，也成为一种人生的选择。赵焕亭出版了《奇侠精忠全传》，10年间再版了8次。1923年后，他又陆续在京津报纸上连载了《英雄走国记》《大侠殷一官轶事》《双剑奇侠传》《北方奇侠传》《惊人奇侠传》等十几部长篇小说。他的写作不局限于武侠，还有长篇章回体小说《明末痛史演义》，看来他的旗人身份并没有妨碍他选择题材。向恺然的想象天马行空，赵焕亭的作品多重世俗风情，名胜典故，被誉为“世情武侠小说”。“南向北赵”的出现揭开了现代武侠小说的第一道帷幕。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跟进者蜂拥而起，而且流派众多，有按照神怪、技击、言情、社会、历史、帮会等分成几类的。南北两派中，南派的继起代表人物是顾明道，其代表作是《荒江女侠》，于1928年由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连载；姚民哀，代表作是《山东响马传》;文公直，代表作是《碧血丹心三部曲》。他们开创了历史与武侠江湖相互投影的先河,此三人被称为南派“武坛三健将”。北派则是所谓“北派五大家”，一是被指为“奇幻仙侠派”的还珠楼主（李寿民），代表作是发表在天津《天风报》上的《蜀山剑侠传》，并由此使该报销量翻了三倍；二是被指为“帮会技击派”的郑证因，代表作是《鹰爪王》和《续鹰爪王》；三是被指为“社会反讽派”的宫白羽，代表作是发表在天津《庸报》副刊连载的《十二金钱镖》；四是被指为“奇情推理派”的朱贞木，代表作是《七杀碑》等；五是被指为“悲剧侠情派”的王度庐，他的代表作是发表在《青岛新民报》上的《河岳游侠传》。
需要指出的是，用“奇幻仙侠派”来概括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并不准确，《蜀山剑侠传》以抑恶扬善为主题，同时将传统“儒释道”文化观念融为一体。还珠楼主是个多面手，对京剧事业贡献很大，作为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委员，改编整理过《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并写作《岳飞传》《游侠郭解》《剧孟》等小说，他也曾在《大公报》任职。在日伪时期，不惧坐牢，始终不肯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办刊。临终前，拖着病体口授完成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杜甫》。他前后创作的作品共有40余部，总字数达到1700万字，他的武侠小说对后来的港台作家群有着比较直接的影响。
“武坛三健将”与“北派五大家”的出现，是继向恺然之后现代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峰。由于历史原因，武侠小说随后在港台地区继续发展，并成为一般报纸副刊的主打品种。金庸、梁羽生、卧龙生、司马翎、古龙、温瑞安、诸葛青云等人一时并起，出现了武侠小说创作的第三个高峰。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其中的精品之作，而且一部胜过一部。他吸收了上两代武侠小说家的精华，加上自己的艺术创造，从背景设计、情节构思到人物塑造以及语言的运用，都达到了新的水平。金庸的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历史感和空间感。这种历史背景的广阔空间定位，是中华民族多元统一的定位，任何古代民族的英雄侠士都可以成为故事的主角。比如，乔峰就是一个蒙古高原南下大理南诏的契丹族英雄，而那位亦正亦邪的韦小宝，其活动范围超出了历史的国界。金庸的后期作品故事空间之开阔，远远超过了先前武侠小说家的相对狭窄的空间视野与观念，这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世界历史知识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因此，他的作品格局大，气场也大。
第二，具有雅俗共赏的鲜明性。所谓“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区别，既有界也无界，有界是因为文化消费本身就有参差性和相应的接受惯性，无界则是因为人与生俱来的共同人生取向。无论中外，小说原本就是所谓“俗文学”，要再在其中硬分出雅俗来，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跨越这道鸿沟需要一座文学桥。这样一座难造的桥，金庸不仅从容地创造出来了，而且还引出武侠小说乃至大众文学能不能入史的讨论。事实上，文学艺术只有高低之分，并没有雅俗之别，否则我们又怎样认定六朝民歌的历史艺术价值呢？如果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是“鲁郭茅巴老曹”，那将是一本不完整的文学史。
第三，金庸的小说，开放元素和文化传承元素融为一体，既具有民族气派，却不会故步自封。在多个小说人物身上，儒释道侠是皆通的，丐帮也有丐帮的风骨与正义，而黄蓉作为丐帮的女掌门，人们看到了公平、正义、智慧和美丽。曾有论者说，金庸就是郭靖、陈家洛、韦小宝。金庸却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金庸会讲故事，更会在讲述人生中揭示人性。他在新修版小说的序言中讲到他对书中人物的文学定位，“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大致说来，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除此之外，金庸的武侠小说人物还具有其他作者难以具有的家国情怀，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大字，在很多人物身上都有体现。大中华的历史因素明显，尤其是《天龙八部》的男主角乔峰是契丹族英雄，但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意识，居然胁迫契丹皇帝放弃侵宋而不惜自杀成仁。这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现的武侠小说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也反映了他超越前人的历史视野和民族观。这样的大国胸怀在一些历史学者那里，也不一定能够寻到，而这种大历史眼光，使他的小说具有了非同一般的认知能力，即便在喜剧甚至闹剧色彩十分浓厚的《鹿鼎记》里，情节场景展开的历史地域，也使人感到有一种纵横开阔的气度。
第四，在网络传媒出现之前，报纸一直是大众属性最强的媒体，报纸副刊的诸多文学样式也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化和文学传播渠道。金庸和他的《明报》系列，成功地放大了这个渠道，这是他作为文学家、新闻家和社会活动家取得的最大成功。从1955年金庸在香港《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开始，至1972年《明报》连载完《鹿鼎记》为止。金庸的小说无一不在报纸副刊上连载过，而且有的作品连载不止一次。从1970年后开始修订作品，仍然先在《明报晚报》上刊登，然后才集结出版。金庸小说引发了内地的武侠小说热，同时也形成了“金学”研究新领域。
金庸的十五部小说，几乎部部是精品。这既来自他的艺术想象力，也来自他的家学渊源。查家是海宁县袁花镇的名门望族，素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荣耀。在现代依然文人辈出：现代派诗人徐志摩是他的表兄，现代诗人穆旦（查良铮）是他的族兄，他的另一位族兄查良钊在西南联合大学担任过训导长，爱情小说家琼瑶则是他堂姐夫的侄女。据金庸回忆，他的父亲查枢卿在他幼年时，就将《荒江女侠》剪报留给他看，看来他的父亲查枢卿也是一位能够趋新的人物。对于金庸的家世，坊间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三点：一是多次婚姻；二是其父在土改中被镇压；三是他的一位先祖曾经是顺治时“明史案”的首告者，有卖文友求荣之嫌。父亲被镇压后依然拿出来作为臧否人物的依据，这是不对的。至于“明史案”一案的首告者云云，也不需要金庸这一辈来还债。更何况明清是改朝换代，不同政见下的评价，同样具有历史的复杂性。
1992年，金庸在《明报》如日中天之时，将其股权转让给合作者。1993年4月，他正式卸任《明报》集团董事局主席职务，当继任者后来力邀他再次出山时，被他婉言谢绝。他同妻子林乐怡以及好友蔡澜到日本，去欧洲，同游澳新马泰和北美，自然也不会忘记故乡杭州。他说小时候阅读《世说新语》，佩服魏晋名流的潇洒，后来细读魏晋正史，方知这批风流名士和乌衣子弟，其实猥琐龌龊得很，他更喜欢与令狐冲、段誉、郭靖、乔峰这样的好人交朋友。小说与人生融为一体，这或许是他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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