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是我国近代会通中西的大学者之一，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著名的学衡派的中坚人物，对新文化运动一直采取敌视和否定的态度，对自己的文化主张和观点一直不离不弃，坚持一生。他或者被认为是如同清民之交辜鸿铭一类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性格确乎也具有关中大儒素来就有的执拗，他也是早期留学美国的重要学者。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似乎从来就有学术观点的“两极分化”，有完全的西化派，也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还有真正的复古派。就吴宓而言，他对西学和国学的研究功底同样深厚，涉猎范围很广，但以比较文学研究更为著名，也以国学名世。他和主流社会为什么会如此水火不容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或者说，他生活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山河破碎，各种社会矛盾纷扰不休，自身的思维局限又令人找不到富国强民的新途径，也就走上了与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学运动一直对抗的学术道路。对于这样一条道路，吴宓比学衡派创始人梅光迪和胡先骕还要执着。在不接受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从1922年至1933年，《学衡》在他的打理下断断续续出版了79期。
吴宓是陕西泾阳人，生于光绪年间陕西女首富周莹的商业世家，但属于“西院”一支，他是周莹的堂侄。周莹就是被西狩逃难中的慈禧收为义女的白手起家的关中奇女子，因此，吴宓的求学读书之路应当是一帆风顺的。
吴宓生于1894年，原名吴玉衡，乳名秃子，大约生来头发稀少。“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也就是期望他成为北斗七星之类的人物。后来，由其祖母做主，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名字，于是改名为陀曼，或有祖母希望佛祖保佑的意思。13岁时就学三原宏道书院，接受了关中儒学的系统熏陶和教育，同于右任、张季鸾同出一个“关学”师门，这是他的国学根底来源。1911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科班，适值清政府倒台，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待得并不愉快，吴陀曼的名字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笑，他便在再次返回清华学校时自作主张改名吴宓。这个含有静谧意思的“宓”，也非深思得来，而是他翻开《康熙字典》闭眼指到哪一个算哪一个，这与他后来好争好斗的性格实在联系不到一起。倒是他的别名“雨僧”一直未改，因为“雨僧”二字来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而今听雨僧庐下”，很有一些文学意境，由此又可看出他的文学感悟。
1916年，吴宓清华学校毕业。1917年，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先是攻读新闻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西洋文学，受到白璧德教授新人文主义的熏陶,他对英国文学有较深研究且有许多专著，但对比较文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说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并不是溢美。他是一位研究比较文学的留学生，在哈佛大学时就用西方的研究方式研究了中国名著《红楼梦》，发表了《〈红楼梦〉新谈》，并用中英文双语写作《石头记评赞》，还有作品《文学与人生》《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红楼梦〉之人物典型》等。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他为提倡复古的封建遗老遗少,他主编的《学衡》也更多从学术上着眼，但长期被贴上复古的标签。
在哈佛，他与陈寅恪和汤用彤相识，一时被称为留学生中的“哈佛三杰”。他们归国之后，虽然各自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并不相同，但联系一直不间断。
学衡派创始人梅光迪当时也在美国，与胡适相遇，但因文学观点不同而且争论不断。胡适归国后，一头扎入新文化运动，主要是白话文学运动中。而梅光迪归国时，五四运动大潮已过，胡适已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称誉文坛，这位对文言文、白话文哪个更能表情达意，尤其是对孔孟诸子评价与胡适观点并不相同的梅光迪，也把在美国时的争论带回国内。吴宓赞同梅光迪的观点，他归国后的第一份教学生涯，就是从东南大学开始的，遇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梅光迪和胡先骕。为了维护心目中文言文的价值，吴宓对胡适一直没有好感，有关传记中记有一则逸闻，说是胡适见到吴宓，戏言学衡派还有什么阴谋？吴宓居然答曰：杀胡适。这虽然是笑谈，但隔阂之深，溢于言表。
要说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回潮，从时代变化进步的角度去看，显然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学衡派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主张公允无偏，不激不随，认为文化只属于社会精英，指责新文化运动只是模仿西人，仅得糟粕，并且不分高下一味反对白话诗，认为白话诗很难简明剀切，也确乎有些精神贵族垄断文化的气味。但他们主张兼取中西文明精华、强调先秦诸子包括孔学的价值，甚至包括美国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积极意义。学衡派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我们并不能断然地去否定它，毕竟学衡派的一批人到过欧美，多少有过文化比较。因此沿用旧说，说学衡派是以南京《学衡》杂志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文学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流派，是一种简单化的结论。
1923年，梅光迪不再给《学衡》供稿，学衡派开始解体。梅光迪后来又到哈佛大学任教。1945年他病逝于贵阳。这个时期的《学衡》，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钱念孙、林损等都是主要撰稿人，他们以研究国学为主，注意力并不在论争和笔战上，而是回归到学术研究的正常状态。
1930年和1931年，吴宓也曾到西欧游学，前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从事文学研究，《学衡》暂时休刊。归国后，《学衡》又不定期地出版了7期，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学衡》不接受任何资助，又是小众刊物，维持艰难，有时还要自己垫付大洋百元才能付印，这对出生于富商家庭的吴宓也许算不了什么，但他的学术追求可见一斑。
吴宓研究涉猎的领域很广，世界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旧体诗、古典小说、中外诗律比较等，还编校过《牛津袖珍英汉双解字典》，这都是他的学术成果。在文学上，他主张文学是人生；在史学上，他认为考证只是第一步，主张历史认知相对性中的科学性；在道德上，主张道德为体，科学为用，要有一定的人文关怀；在教育上，提倡修身之志趣与习惯，要有治事强学之能力。他作为《学衡》的主编，可以说是一位国学研究的兼收并蓄者，同时也是一位文化的比较学者。他如果生在一个更适合的年代里，他的国学思想会在一些方面闪出新的光亮。
但他毕竟攻读过新闻学，这是他与其他学人的不同之处，也使他忍不住喜欢编辑工作，更关注报纸副刊和期刊。这或可解释为什么他在教学之余，在编辑《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之后，还要编辑《武汉日报·文学副刊》，而且是组、编、校全由他一人来承担。
1928年,吴宓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共出版313期。在北洋政府倒台的时候，北方的作家纷纷南下，合适的副刊编辑难以寻找，有水平有能力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公报》自然要把目光投向留守在大学里的文化人。然而，一直不搞新诗歌、新小说创作的吴宓，又如何担负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的重担呢？他索性找来清华大学的散文大家朱自清，请他编辑现代文学作品，自己则专门编辑古典文学作品，这倒成就了《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另一种雅俗共赏的特色，因此大受读者欢迎。1933年,沈从文、杨振声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之前，这也应当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一个亮点。在这之前，《大公报》虽然也有不少其他的文艺和文学副刊，毕竟家大业大吃稿量也大，副刊编辑一直是个弱项，从吴宓开始，局面开始改变。(www.xing528.com)
诚然，《大公报》约请吴宓编辑副刊，也看中了学衡派背景下的公允无偏，不激不随，这与《大公报》的办报宗旨是一致的。吴宓接受《大公报》的邀请编辑《文学副刊》，则与朱自清各展所长，也说明了吴宓虽然倾向于文言文，但并不反对别人去读白话文作品，就像辜鸿铭留小辫子，并不耽误他讲课时穿西装。吴宓一生并没有写过小说和新诗歌，如果他有那个爱好，也许更像既善写白话小说又善写旧体诗的郁达夫。193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吴宓诗集》，自然是旧体诗。2004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吴宓诗集》，内容增补了从1934年至1973年吴宓的诗歌作品，从故园集到清华集、美洲集、金陵集、辽东集、故都集、欧游杂诗，再到南渡集、昆明集、入蜀集、武汉集、渝碚集，在编排体例上俨然是一部个人史诗。
七七事变后，吴宓南下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任教，讲起《红楼梦》，下面座无虚席。他是国内最早的红学专家，切入角度完全不同，但从不以红学家自居。他对功名利益是恬淡的，他对学生是友好平等的，他爱古文，更爱他的学生，他的学生中有钱钟书、季羡林、高亨等。1929年，钱钟书以英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正在吴宓门下。
他的教学威望使他成为教育部首批部聘教授，从西南联合大学到成都燕京大学，再到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再到武汉大学任教。在武汉，他与报纸副刊第二次相遇。1946年，他从《武汉日报·今日谈》专栏“作家侧记”中读到两篇短文《雨僧飞腿》和《寅恪病目》，便写信向作者王楷元致意，王楷元是《武汉日报·文史周刊》的编辑。王楷元到武汉大学回访，带来报社约吴宓编辑文艺类副刊的意向。对此事，吴宓有些犹豫，朋友金克木也建议他慎重。也许因为对报纸的那份热爱，吴宓最终还是接受了约请，并邀请程千帆一同编稿。1946年12月9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正式亮相。吴宓在发刊“序例”中明确提出，“本刊内容范围甚广。举凡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皆认为广义之文学。又于考证、研究、批评、创作之稿，皆悉收纳”“本刊不立宗派、不持主义，而尊重作者之思想，及表现自由”“本刊不拘文体，不别形式。文言语体、古文白话，或摹古或欧化，本刊兼蓄并收”。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阵容不小，论文作者有吴宓、程千帆、唐长孺、顾学颉、沈祖棻等，诗文作者有陈寅恪、苏雪林、罗常培、施蛰存、赵景深、萧公权、刘绶松、钱基博、唐玉虬等，译者有金克木和周煦良等。《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的内容也不能以文白杂糅而一言道尽。在《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古典诗词，有许多是关心国事和国民生活悲苦的内容，爱国主义情怀浓厚，例如唐玉虬的《慷慨集》中有“哀我炎黄胄，何能免及溺”“甲午年来事，言之泪先倾”等句子。陈寅恪则借张恨水改编的《水浒新传》，对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国图谋瓜分中国主权而国民政府碌碌无为给以警示：“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吴宓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者，也在副刊上刊登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很有文学文体的启发意义。而吴宓在副刊上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比如人物评论，则与胡适和俞平伯的考证研究不同，他承续了王国维以述而论的文学路数。他的红学研究独树一帜，可以说是比较文学融汇的成果。这些文章表达出对五四运动以来一些知识分子丢弃传统文化的忧虑，强调无论是西洋人还是中国人都需要自求于传统文化。对于儒学，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真精神发扬光大。这些观点让人们看到《学衡》的另一面，也开启了新儒家的一扇门。
但也要看到，吴宓编辑《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了却了他办报办刊宣传国学价值的心愿，但对现代副刊来讲却是个异数。由于程千帆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像朱自清，本身就是新文学写作中人。因此，这个《文学副刊》的受众必然会有局限，加上作者圈子小了一些，虽然不能完全说是一种同人副刊，可编辑影响远不如他在《大公报》编辑的《文学副刊》那样广泛。
《武汉日报·文学副刊》注定会失败。进入1947年后，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法币直线贬值，今日不知明日米价。报社为了抢登广告，副刊并不能按设定的第八版位置正常刊出，版面时常被调期、挤压或插花，经费也被拖期支付。1948年上半年吴宓不得不离职。《武汉日报·文学副刊》宣告终刊，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不成功的副刊实践。
吴宓是学者中的性情中人，性格开朗，在学术和生活中也很随心所欲。他在美国留学时，就与胡适和同乡梅光迪投入美国学者白璧德门下。回国后与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创办了《学衡》，并自任主编，成为前后12年里一直坚持到最后的一座文化复古堡垒。鲁迅不仅写有《估学衡》杂文予以批评，就连当时正在就学的青年梁实秋也感慨道：“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
《学衡》的实际影响其实远不如吴宓自身的狂狷之气更有名，而他自己也确曾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自况，谓：“疯人、情人、诗人，乃三而一，一而三者。”大概是出于国民政府的政治学术需要。1926年，《学衡》的发行量居然只有数百份，以至于中华书局一度不肯再承印。吴宓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先后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等多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而武汉大学聘其任教是源自他在《武汉时报·文学副刊》的知名度。
当然，吴宓在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还聘请到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在此齐聚，一时轰动学坛，以致冯友兰后来评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个人都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导师。但就吴宓个人的成就而言，应当是比较文学第一，红学次之，古体诗词再次之，国学理论为最后。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山者，主讲过中西诗歌之比较，也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培育和影响了一大批学术精英，包括季羡林、吕叔湘、王力、钱钟书等。他的《〈红楼梦〉新谈》《〈红楼梦〉之文学价值》《石头记评赞》《贾宝玉之性格》《王熙凤之性格》《论紫鹃》等，比评点派、索隐派、考证派更有文学研究价值，也更有比较文学独到的研究视角。吴宓执着于《学衡》，与他个人的旧学养有关，也与他特立独行的旧式人文气质有关，而他的漂浮生活更使人无法想象。
由于个人的生活计划，在离开武汉大学以后，他径直重返重庆并定居。在名不见经传的相辉学院担任外语教授，并兼任梁漱溟举办的北碚勉仁文学院教授。后两个学院合并为教育学院，旋即他又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他的晚年是悲凉的，其一是跟着自己的冲动走，到远离学术中心的地方，虽然担任过地方的政协委员，但并未从学术的大误区中走出来，并对当年鲁迅的《估学衡》由不在意转为深刻的忧虑；其二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的批斗，被批斗时，他已76岁，又跌断了左腿。1971年吴宓右目失明，渐至生活难以自理。1977年，吴宓由其胞妹吴须曼接回泾阳休养，虽名曰休养，其实一直在旧窑洞中生活。1978年冬天，吴宓孤独离世，享年84岁。1979年吴宓终获平反，但可惜他生前没有等到这一天。1981年，吴宓的骨灰归葬在泾阳嵯峨山下，终遂了他浪迹四海、魂归故里的心愿，但那也是一代旧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
吴宓留下的一笔财富，是用古文写作的《吴宓日记》。这本日记不只是一般的起居注，更多地记录了他的思考，这是解读吴宓的第一手材料，也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后文化思潮变化中的一些重要侧面。他的古文并非全是咬文嚼字的古文字，有一定的通俗性，语言比较凝练，但信息量颇大，也比较含蓄。他从未写过小说和抒情散文，虽然他为自己的一生未写出一部小说而感到遗憾，但他自己就是一部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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