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儒丐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北京，1912年》（原名《北京》），2015年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新出版，另一部《北京梦华录》也被北京出版社出版，引起了文学研究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穆儒丐被视为明珠暗投且长期被忽视的现代小说作家，他的写作历史很早。他到沈阳后，在连载《北京》之前发表的第一部以报纸连载形式出现的长篇小说是《香粉夜叉》，一直到1920年4月21日才连载完，要比人们一度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大约早两年。如果从1915年他开始为《国华报》写连载小说《梅兰芳》算起，他开始长篇小说创作的时间就更早了。值得注意的是，穆儒丐的小说具有纪实体特征，也有人物原型，这大约与他从事报纸工作有关。
漫画家李滨声先生曾经撰文回忆，他年轻时给《盛京日报》旗下的《小时报》投漫画稿，远远见过走进报社的穆儒丐，但相遇不相识。可见穆儒丐在《盛京日报》确乎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穆儒丐原名穆都哩，是满语中“辰”的意思，号穆六田，也称为穆辰公。1884年出生于北京香山健锐营，健锐营是清朝驻防北京的一支“特别部队”，属于正蓝旗。因此他出身于行伍世家，有下层军中贵族的一些背景。1905年被官派留日，先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历史和地理。毕业后，又继续入该校政治法务科学习3年。他赞成维新派，也希望立宪改良，代表了当时满族青年人的思想。1911年穆儒丐学成归国，通过了朝廷为留学生特地举办的新科举考试，很有希望走上已经准备好的仕途，不料辛亥革命风云骤起，清廷灭亡，他的入仕之路也就断绝了。
穆儒丐从日本回到北京时，昔日生活过的健锐营也变了样。没有了皇粮和月饷银，生活困顿，人丁离散，手无缚鸡之力的穆儒丐只能卖文为生，到《国华报》任职编辑。这个《国华报》不是广州版的《国华报》，而是一度以北京安福系军阀为后台的一家私营报纸，总编辑乌泽声是穆儒丐留日的同学。穆儒丐后来写的小说《北京》，许多情节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变化背景下展开的。1915年，穆儒丐在《国华报》的“报屁股”连载了章回体小说《梅兰芳》，真人真事和真人假事必然会在传播时混搭在一起，惹上了不小的麻烦，《国华报》被封门，他也只得离开北京。1916年，穆儒丐来到沈阳，按照老套路进入报馆。当时沈阳较大的报纸是《盛京时报》。穆儒丐如何进入《盛京时报》，细节并不清楚，但一开始只是为《盛京时报》写点时评，由于出手快，文笔也利落，汉文、满文、日文兼通，加上那时《盛京时报》刚刚开办，人才缺乏，能写小说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穆儒丐也就得到了重用。1918年，他主持创办副刊《神皋杂俎》并担任了主编。
《盛京时报》的副刊《世界珍闻及其他》，都不如《神皋杂俎》编发的时间长且影响力大。有了《神皋杂俎》这个平台，且不断地在这里连载长篇小说，穆儒丐在东北名声日隆。犹如张恨水在北京，张资平在上海，但他们所写作品路数不同，题材各异，影响范围也不同，许多报纸读者把他当成有才气的小说家和报人。
《盛京时报》于1906年10月18日在沈阳创办，是由日本报人中岛真雄创办主持的一份中文报纸。一开始打着私人办报的旗号，提出办报是为了开通民智，联络中日邦交，但实际上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盛京时报》不仅可以用来影响舆论，还可以搜集大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资讯。
中岛真雄是老牌日本报人，同时也是个情报老手。1890年，他来到中国，并于1892年到了上海，与具有情报背景的日清贸易研究所搭上关系。1900年，中岛真雄来到北京试图创办中文报纸，为日本侵华做舆论先锋。1901年，他创办了日本在华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顺天时报》。1905年，日本外务省接办了《顺天时报》，《顺天时报》一直到1930年才停刊。1906年，中岛真雄来到了中国东北地区，又在奉天（今沈阳）创办了《盛京时报》。
九一八事变之后，《盛京时报》进一步成为日本侵占东北的公开舆论工具。就《盛京时报》而言，经营时间长达38年之久，于1944年9月14日停刊。虽然《盛京时报》名义上停刊，但实际上改名为《康德新闻》，后者便成为伪满洲国的机关报。1945年，《康德新闻》也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和伪满政权的倒台而垮台了。穆儒丐主编的《神皋杂俎》是随着《盛京时报》的停刊而结束的，并没有在此后的《康德新闻》里延续下来。这或许也是穆儒丐能够提前脱离日本和伪满报系，从而能够比较提前地从东北返回北平的一个具体原因。
穆儒丐主编《神皋杂俎》以后，开辟了众多栏目，他不只是组稿和划版，期期都得写文章，发表连载小说，一般署名为儒丐、丐、肥丐等，有卖文为生的意思。但他的从业背景和经历又决定了他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卖文为生者。东北沦陷前后，穆儒丐在《神皋杂俎》上写了许多连载小说，使《盛京时报》有了更多读者，也写了大量时评杂论和重要的报道文章。因此，对他的历史评价需要在特殊背景下多方面展开评论，对他的评价与对《神皋杂俎》的评价是分不开的，他的文学活动和新闻活动永远定格在《神皋杂俎》的布景里，这在文学史和报刊史上都是很少见的。近年来，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学界也展开了对穆儒丐及其小说的争论。虽然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附逆文人”，但也有不同的历史观察视角，褒贬都有，其中最主要的是着眼于部分文学活动，在小说成就上进行评价。(www.xing528.com)
作为小说家，穆儒丐的文学活动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他一生写作和翻译了37部小说（其中长篇小说有10余部），此外还有大量的散文、剧评文章和曲艺作品。有人评说，按照对“落水作家”的分类，依然应当将穆儒丐列入仅次于郑孝胥的附逆行列。有人评说，穆儒丐曾经盛名，终于沉寂，身世飘零，唯留文字，穆儒丐已经化为一个传说。他继承了旗人小说的文脉，跳出了传统章回小说的窠臼，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悲凉，他有想法、有感慨，也有笔力。但是，如果将他的文学活动进行具体分类，再将其连续性的文学成就与连续性的副刊活动联系起来，或许更能看得清楚些，二者的关联度是如此紧密。穆儒丐在《神皋杂俎》中的角色，几乎是集编写于一身，穆儒丐的创作平台一直是《神皋杂俎》，媒体的广泛传播给了他成名的最大机会，而《神皋杂俎》的编辑史也就成了穆儒丐的写作史。
从穆儒丐的多部连载小说上看，其内容是丰富的，有的主要反映北洋时期在旗落魄贵族和贫民的艰难生存状态，讽刺了北洋新贵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如《北京》《北京梦华录》《徐生自传》等作品,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佳作。有的着重于对清朝兴起历史的溯源作出长篇演绎，文笔大开大合，如著名的《福昭创业记》，用章回体形式对清太祖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开基建朝进行了系统的故事描绘。如果仅从中国多民族的具体发展历史去看，倒是没有多大问题，或者说更多流露出对前朝的无限留恋，有一种十分明显的遗民情结。但这部小说在1937年至1938年被连载发表，则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了，故伪满当局为之大力宣传，授予这部小说“民生部大臣文学赏”。穆儒丐的一些小说明显是在为伪满招魂，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认同增添文化依据。但也有一些作品是另有创作宗旨的，如1941年至1942年完成的社会小说《如梦令》，则从清朝健锐营士卒到清廷由盛转衰的透视中，反映了历史的必然。1944年，穆儒丐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玄奘法师》，则明显带有佛家色彩，能够让人找到心灵的归属感。总之，他在《盛京时报》创作和编辑工作中，明显地分为不同倾向的三个阶段，彼此不能相互代替。我们既不能全面否定他的文学贡献，也不能一律给予肯定。
第一个阶段是1916年至1931年。这期间国内发生了很多大的事情，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奉战争和北伐战争。但在他的前期作品里，既看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予人们的社会心理冲击，也看不到他对东北地区各个阶层更多的刻画描写，仿佛他是一个置身事外者，主要沉浸在对京城旧事的描写和回忆中。从“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到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他的作品和《神皋杂俎》似乎并没有特别反应。对京城旧事的描写和回忆，既是对旗人小说关心的读者和研究者肯定的一面，也是他最有文学成就的一段经历，我们应当给予积极评价。同样是旗营的后代，老舍先生的情怀和写作基调要大大地高于穆儒丐，在老舍的《正红旗下》，有着壮烈的牺牲反抗与共御外侮的主旋律。在这个阶段里，穆儒丐的创作基本是独立的，也发表了不少翻译小说，写有大量文艺评论和散文体论说文。他回避应酬，潜心写作，主要的文学影响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奠定基础的。
第二个阶段是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前期。他的主要小说是连载于1937年7月至1938年8月的《福昭创业记》。这部历史小说发表的时候伪满洲国建立不久，在客观上营造了伪满洲国再次创业的文化气氛，这是《福昭创业记》获得“民生部大臣文学赏”的根本原因。他忙于写作，行事也比较低调，也不去参加圣战文学者大会之类的活动，《福昭创业记》的创作更多基于前清遗少的心理，缅怀祖先的荣光。在伪满傀儡统治和日本全面占领东北的情况下，《栗子》和《福昭创业记》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文化工具，这是那位末代皇帝的不幸也是穆儒丐的不幸，因此说他从此失足落水，也并非过分。《栗子》在《神皋杂俎》上连载，曾经引发了一股为“满洲独立”喊叫的文字泛滥之风，《福昭创业记》的创作动因来自哪里，原本也是不难判断的。长春师范大学学者王晓恒在其《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盛京时报〉时期的穆儒丐》一文中说，1937年7月《福昭创业记》开始连载，一向很少出席各种会议的穆儒丐，以《盛京时报》的唯一代表跑到新京（长春）出席日本人控制的“弘报协会”恳谈会，并在回到沈阳之后连续发表了日记体散记《新京七日记》，开篇就是“适逢新京举行国都建设典礼，而协和会联合大会，亦于是时召集，衣冠萃止，盛况可想”。接下来，又是进见国务总理，又是赐见于日军司令官，原本是一篇新闻报道就可以交差的事，居然连篇累牍地这般渲染，穆儒丐的真实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个阶段是伪满后期。以1944年1月至8月连载的《玄奘法师》为标志，穆儒丐在文学创作上迈出了最危险的一步，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俘虏。《玄奘法师》从题材上看似没有什么，是玄奘去天竺取经的中国历史素材的文学还原，但放在写作“大东亚人杰传”的背景上去透视，显然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一种终极的文化企划，“大东亚人杰传”的发起人穆儒丐的文学之路也越走越远。
除了《神皋杂俎》，穆儒丐还是《盛京时报》“论说”专栏的主要撰稿人，有时兼为“论说”专栏主编，最长连续时间超过3年。时断时续，一直没有停止。尤其在1926年之前，也是穆儒丐进入《盛京时报》连续创作《北京》和《北京梦华录》的时期，其发表的“论说”文章有300多篇,“论说”专栏内容具有日常随感性质，穆儒丐的突出论题是“中日亲善”。在其后期的文章里，还大讲“满日华”情同一体，引领建设所谓东亚新秩序。“论说”专栏在《盛京时报》可不是等闲栏目，置于头版报眼，相当于软性署名社论，一直由该报主笔菊池贞二亲兼主编和撰稿人。穆儒丐在这个专栏里频频出现，这种待遇是促使他由京华忆旧转向了更有政治背景的小说创作上来。穆儒丐与菊池贞二是密友，彼此相互欣赏，在菊池贞二离社的3年里，“论说”专栏主编由穆儒丐继任，并非偶然。
所幸的是，穆儒丐终究没有为日本侵略者去殉葬，也没有被伪满政权控制，这对他来说也算是幸事。1945年穆儒丐回到北平后，大约也明白自己的历史经历与处境，没有再去办报，也没有再去写文章，而是一直隐姓埋名地过日子，当然也没有被谁当作汉奸或者满奸检举清算。1953年，经张伯驹推荐，他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1961年，穆儒丐安然离世，他是否曾经多方面思考自己的创作经历和得失，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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