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珠北玉：报纸副刊编辑三十家

《新华日报》的副刊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团结》，第二个阶段是《新华日报》副刊。在那个时代，抗战军兴，资源紧缺，一般报刊都是对开四版，甚至是两版。因此，从副刊的规制性上讲，一般将第四版或第二版当成副刊是常见的事情。《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一开始都是如此。

《新华日报》实际上是周恩来亲自在河北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研究决定创办的报纸，这是《新华日报》除了汉口版和重庆版，还有太行版与华中版的缘故，汉口版由长江局领导，重庆版由南方局领导，太行版由北方局领导。第二次国共合作，《新华日报》拟在南京出版，后因南京失守，遂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武汉汉口。汉口版曾在广州设立分支，由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吴玉章、凯丰、邓颖超、董必武组成董事会，陈绍禹担任董事长，潘梓年担任社长，华岗担任总编辑。后来担任领导的还有傅钟、张友渔、吴克坚、章汉夫和熊复等。1945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拟在上海设立总报馆，并在南京和重庆设分馆，但上海与南京两馆的计划没有实现。

1938年10月,汉口版和广州分支，分别迁往重庆和桂林，重庆版成为主要部分。

由楼适夷主编《新华日报》副刊《团结》。此外，还有由胡风主编的《星期文艺》，但只出版了5期,仅一个月即不告而终。“团结”是那时共赴国难的通俗口号，《新华日报》发刊词提出，“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团结》的开场白就是以“促进团结，拥护抗战”为主旨。但由于共产党内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王明的一切通过国民党的主张存在严重分歧，付诸宣传的效果大不相同。楼适夷主编的《团结》在呼唤团结抗日的同时，也在编发的稿件里批评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王明等人的意见不合，因此，工作了两个月也就辞职了。

楼适夷是文学翻译家和作家，浙江余姚人，生于1905年，原名楼锡椿，曾用名楼建南,并在《太阳月刊》《语丝》《萌芽》等刊物上发表小说与诗歌。1929年留学日本。1931年归国担任《前哨》编辑。1933年到江苏省委机关工作，后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他南下广州、香港，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在上海“孤岛”时期，他与王元化、许广平等共同创办《奔流新集》月刊。1946年楼适夷回到上海后，在《时代日报》担任副总编辑。1947年，楼适夷又赴香港与周而复创办《小说》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和《译文》《世界文学》杂志编委等职。他的主要作品，除了在狱中翻译的高尔基的《在人间》，主要有《话雨录》《蟹工船》《第三时期》《适夷诗存》《四明山杂记》和剧本《活路》以及电影文学剧本《盐场》。2001年楼适夷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新华日报》汉口版和重庆版是互相接续的。1938年10月《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因此汉口版和重庆版副刊设置大体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四版，主要刊登文艺随笔和文艺批评，但第四版《团结》时断时续，未能逐日刊出，之后就停刊了。1938年7月，报纸加大抗日统一战线宣传力度，辟有专栏刊登70多位参政员关于抗日救亡的讲话与读者来信。第二个阶段是从迁往重庆到1940年底，《新华日报》只有称为四版的综合性副刊版面，主要刊发战地通讯、诗歌、杂文和文艺评论，但在有关版面上刊登了《解决粮食问题的症结》调查报告，并与《商务日报》展开论争。汪精卫投敌之后，及时发表了社论《汪精卫为什么做汉奸》。1940年2月，《新华日报》开始创办《文艺之页》《青年生活》《工人园地》《妇女之路》《自然科学》《经济讲座》等副刊专页，逐日刊出。影响很大的还有由乔冠华主笔的《国际述评》专栏。《文艺之页》主要设有“书志杂拾”“文坛漫步”“国内外文坛”专栏，偏重于书评和文艺动态。此前还有《友声》《边鉴》《日本研究》等，吸引了更多读者。第三个阶段是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新华日报》增出两个版面，第二版仍然有刊登文艺作品的版面，但以剧评为主。在这个时期里出现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展开斗争的“天窗事件”和周恩来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诗。这个阶段是《新华日报》副刊的艰难期，也是活跃期，在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与民主人士方面写了大量文章。例如，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先生的五十寿辰，为郭沫若出版四版增刊作为专题庆祝，刊载了社长潘梓年的《诗才·史学·书征气度》以及绿川英子的《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董必武的《沫若先生五十大庆》等文章和诗词。第四个阶段是从1942年2月恢复四个版发行开始，新增《日本研究》《戏剧研究》《时代音乐》《科学专页》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艾青、丁玲、臧克家、侯外庐、邓初民、何其芳、夏衍、徐迟等都是撰稿人。第五个阶段是开始于1942年9月18日，《新华日报》按照延安整风精神开始调整版面，所有专页停止刊出，此后第四版成为综合文化副刊，也即《新华日报》副刊，《新华日报》副刊具有强大的文化亲和力。1943年向国统区读者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及时发表了《文艺上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和政治》这三篇文章。《新华日报》副刊一直办到重庆《新华日报》停刊而随之终结，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创办的规模最大、涵盖领域最多的报纸副刊。

《新华日报》汉口版和《新华日报》副刊刊登了大量的抗日前线的战地通讯。一批热血青年记者纷纷进入战地，在枪林弹雨中发出通讯特写，形成一个时期文学和新闻的写作主流，比如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显示了抗日报纸的风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跃在《新华日报》上的记者和青年文化人有张天虚和范长江、陆诒等。

张天虚是云南呈贡人，生于1911年，是聂耳的同乡和挚友。1930年，他与聂耳一起到上海，加入“左联”。1933年与聂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天虚到过北平和浙江，写有长篇小说《铁轮》，聂耳则在进入左翼戏剧联盟前加盟田汉主持的明月歌舞剧社。后来，他又进入联华影业和百代唱片公司，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码头工人歌》《大路歌》等。1935年，张天虚为了摆脱特务追捕，到日本东京一所大学去读书。不久后，聂耳也到了东京。1935年7月，聂耳在日本海泳时遇难，张天虚赶到现场料理后事并于1936年初将聂耳的骨灰、提琴、日记和其他遗物带回国内。他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担任通讯股股长，写作了关于动员抗战的话剧《王老爷》，丁玲也在话剧中出演了角色。毛泽东站着观看了演出，得知剧本是张天虚写的，从上衣兜取出一支钢笔送给他。西北战地服务团走遍山西和陕西的戏台，张天虚也写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征途上》，在台儿庄战役前，他被派到多数是滇籍军人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184师，同去的还有薛子正、蒋南生等。他协助创办了中国军队首份油印报纸《抗日军人》，同时写了《台儿庄通讯》《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发表在《新华日报》《文艺阵地》《云南日报》上。1939年，张天虚受南方局派遣到缅甸参加华侨报纸《中国新报》的编辑工作。1941年因病回国，后因肺部疾病恶化不幸在昆明逝世，他的遗体安葬在聂耳墓旁。

《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关于“五十七人敢死队”的英雄故事，出自台儿庄前线的采访，并由《新华日报》首先发表。陆诒是《新华日报》汉口版编委兼采访部主任，当时，台儿庄前线记者有几百人，许多人主要依靠战报来报道，但陆诒与范长江骑着20军团送的两匹战马到了第二集团军孙连仲的司令部。当天下午，又换骑孙连仲准备的两匹马，去到距台儿庄不远的31师池峰城的前沿指挥部，而这正是大战前夜。当天晚上，先头部队与盘踞城内的日军发生肉搏战，消灭800残敌。第二天一早，陆诒与范长江又向城内进发，进入交通壕，到了火车站，遇到敌机轰炸，但他们进入西门，采访到曾经带领敢死队的91旅旅长王范堂。当时王范堂是连长，在台儿庄战役初期同敌人激战3天，在日军快要占领全城时，王范堂率领57人发起突袭，消灭敌人60人，他们也只剩13人。有关新闻通讯见报，轰动了全国。1949年12月，王范堂率部在成都起义，他与陆诒成为终生的朋友。

《新华日报》重庆版也是这样，更多关于敌后抗日的通讯和特写出现在新闻版里，也出现在副刊中。

一般来讲，《新华日报》副刊编辑为楼适夷、张企程、蔡馥生、陈克寒、戈宝权、胡绳、徐光霄、欧阳凡海、袁勃、郑之东、刘白羽、林默涵、李亚群和林仰峥等，但他们是在不同的段落和时间里编辑《新华日报》副刊的。楼适夷的情况已如前述。张企程也是在汉口版时期的编辑。蔡馥生是经济学家，他主持过《经济周刊》。1939年，陈克寒担任了《新华日报》太行版副总编辑。不久之后，袁勃也加盟《新华日报》太行版，并随着《新华日报》太行版转为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为华北局《人民日报》，进入北平后，袁勃担任副总编辑，后来还主编过《北平解放报》。1950年，袁勃带着一批编辑记者去云南,组建《云南日报》，并担任了《云南日报》社长、总编辑。1950年3月4日，新的《云南日报》创刊。袁勃编辑《新华日报》副刊的时间，应当主要在武汉时期。

胡绳是哲学理论家和党史学家，是《新华日报》编委之一。1938年11月，钱俊瑞和胡绳根据此前董必武与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达成的协议，在襄阳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接办了《鄂北日报》，钱俊瑞兼任社长，胡绳任总编辑。胡绳撤离《鄂北日报》，转入《新华日报》担任编委，更多偏重理论宣传,在与战国策派的论战里写了不少文章。欧阳凡海是重庆版《新华日报》编辑，后来调入鲁艺教员及文学研究室工作。刘白羽和林默涵都担任过《新华日报》编委，他们进入《新华日报》工作，林默涵在后期也主编过《新华日报》。郑之东曾经在《新闻战线》第2期发表过《在艰苦斗争的日子里——回忆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他在《新华日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经历了许多反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封锁事件。后来郑之东从事文字改革和教学工作，在新闻学研究领域有一定成就，他翻译了9部著作，晚年仍然坚持带博士研究生。(www.xing528.com)

林仰峥是著名版画家。1923年生于福建诏安，擅长版画。1939年先后在《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任美术编辑，

其中《香港的受难》画展上展出的《神圣的教堂》《码头》

两幅作品引人注目，反响强烈，画展还受到周恩来的传令嘉奖。他的版画风格洗练，有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在铅印报刊时代，版画最适宜报纸印刷，也颇有感官冲击力。尽管木刻被一些人认为是雕虫小技且视其为洪水猛兽，但在鲁迅的支持下，木刻专页和木刻周刊陆续出现在报纸上，并在抗战中产生巨大影响。版画创作的特殊地位使林仰峥在重庆版《新华日报》副刊组里起到独一无二的作用。

1946年，李亚群在《新华日报》编辑副刊的时间也只有一年。1947年他撤退到延安，开始了新的文化转战。就《新华日报》副刊而言，无论从时间的长短还是整体影响来讲，除了胡绳和后期加入的林默涵、刘白羽，与《新华日报》副刊关联度更大一些的，还是徐光霄和戈宝权。

徐光霄是山东莘县人，原名徐兵。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担任过党校文化教员和西北战地服务团通讯股股长。1941年3月，由西北战地服务团调入《新华日报》，他出版有诗集《草原牧歌》《将军的马》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徐光霄进入《新华日报》时，正值皖南事变爆发，他较有影响的文化行动，是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展开了一场关于文艺是否要为抗战服务的激烈论战。

在较长时间里，戈宝权一直担任《新华日报》编委，而且他是一位

经历了《新华日报》副刊演变全过程的编委。

戈宝权生于1913年，江苏东台人，笔名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曾在《时事新报》任编辑。1935年，担任天津《大公报》驻莫斯科记者，3年后回国。1938年秘密入党，在《新华日报》汉口版和重庆版以及在《群众》杂志担任编辑和编委工作。抗战胜利后到上海，在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任编辑并主编了《苏联文艺》杂志。1947年出版第一部译文集《普希金诗集》。1949年7月，担任新华社驻苏记者，接管中国驻苏大使馆并任临时代办和参赞。1954年回国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1933年，戈宝权开始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主要译作有《普希金诗集》、高尔基的《海燕》。其中《海燕》和《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作品。他一生嗜书，在两万多本藏书里，居然有一套九十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戈宝权编辑《新华日报》多种文艺副刊的时间长达近8年,他是编辑和见证《新华日报》副刊的最主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