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华商报》副刊-报纸副刊编辑略说30家

夏衍是著名电影和话剧剧作家、报告文学家，也是著名的红色报人，并与报纸副刊的编辑有不解之缘。夏衍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

1900年10月30日，夏衍生于余杭彭埠严家弄。1914年毕业于德清县高小，当过染坊店学徒。15岁时考上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来又到日本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开除党籍，同年5月回到上海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闸北从事工运工作。

1929年，夏衍参与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并翻译了高尔基的作品《母亲》。1929年10月，他与郑伯奇组织上海艺术剧社，开始进入影剧事业。1932年，他先后主编了左翼电影戏剧刊物《艺术》《沙仑》，并担任明星电影公司编剧顾问。1936年，他写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后由离骚出版社出版，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创作了《赛金花》和《自由魂》（后改名《秋瑾传》）。1937年，发表了话剧剧本《上海屋檐下》。抗战全面爆发后，担任《救亡日报》总编辑，开始了较长时间的办报活动。《救亡日报》从上海撤离，他先后在广州、桂林继续坚持《救亡日报》的出版，同时创作了《愁城记》《心防》《法西斯细菌》等剧作。《救亡日报》在辗转中坚持出版，夏衍一直伴随《救亡日报》的曲折图存。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在此前后，他创作了《女儿经》《自由神》《压岁钱》等电影剧本。1941年初，夏衍撤退到香港后，又与邹韬奋、范长江等筹办了《华商报》,《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机关报。1941年4月8日正式出版，廖承志是主要负责人，夏衍、茅盾、乔冠华、金仲华都是编委会成员，夏衍全面主持《华商报》副刊编辑，并发表了许多政论时评及大量杂文和随笔。当时颇有影响的专栏还有廖沫沙以“怀湘”的笔名写作的军事评论。

《华商报》在香港出版了8个多月。香港沦陷后，于1941年12月被迫停刊，1946年1月复刊至1949年10月15日终刊。在《华商报》第一次停刊后，夏衍先后还在《世界晨报》《新华日报》《新民晚报》《大众生活》担任编辑或主笔。后来，夏洐出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和文联副主席，并创作了《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剧本。

夏衍的新闻文化活动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左翼电影”时期、《救亡日报》出版时期、《华商报》前后时期、大后方新闻活动时期。

夏衍与左翼电影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1932年5月，他与同为“左联”执行委员的钱杏邨见面，谈到明星电影公司希望邀请左翼文化人担任编剧顾问，以摆脱业务低迷的状态。这件事当时由瞿秋白主持的会议前后讨论了两次，在洪深策划，郑伯奇赞同的情况下，瞿秋白同意由钱杏邨、夏衍和郑伯奇分别用化名张凤梧、黄子布、席耐芳担任明星电影公司编剧顾问，并迅速成立了电影小组，在剧本创作和电影评论以及电影译制方面先行着手，陆续推出《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一批电影。

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它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的，社长是郭沫若，总编辑是夏衍，以宣传抗日为己任。上海沦陷之后迁往广州，广州沦陷以后又迁往桂林。武汉失守后，周恩来与白崇禧同车撤往长沙，白崇禧在途中同意并确定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由李克农任处长，也同意在桂林恢复《救亡日报》。1939年初，《救亡日报》在桂林正式复刊了。那时，桂林文化人士云集，多达千人以上，进步文化团体也有40多个，《救亡日报》成为宣传抗日的主要舆论阵地，日发行量一度从3000份扩大到10000余份。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在上海复刊，但出版两周后，又被国民党当局封禁。

《救亡日报》桂林版有《文化岗位》和《十字街头》等副刊，大量刊登进步文化人士的作品。当时发表文章的除了茅盾、巴金、田汉，还有邵荃麟、韩北屏、孟超、秦似、端木蕻良等。值得称道的是胡志明在《文化岗位》和《十字街头》上连续发表散文，如《安南歌谣与中国抗战》《两个凡尔赛政府》以及国际时评《意大利实不大利》，他的遣词用语选题谋篇水平之高，连当时一些中国作家也感到望尘莫及。1940年10月，胡志明同武元甲、黄文欢、冯志坚等来到桂林，担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救亡室名誉主席，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在桂林，还有日本作家兼翻译家鹿地亘领导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准备会”，鹿地亘依然在《救亡日报》发表文章。木刻家李桦不仅在《救亡日报》发表木刻作品，还发表了《战地走笔》。另一位青年木刻家黄新波则创作了《准备》《还击》等作品。桂林的报纸和文艺出版物很多，报纸副刊也很多。

需要提到的，还有与《救亡日报》一同出现的救亡姊妹报《每日译报》。1937年上海沦陷后，上海租界成为“孤岛”。除了日伪接管的《新申报》和苟延残喘的《新闻报》，多数报纸停刊或者准备撤离,《大公报》和《文汇报》陆续迁往香港。但在上海有一家由英商挂名的《每日译报》创刊了，《每日译报》聘请原《申报》编辑钱纳水为主笔，梅益、王任叔、恽逸群、杨帆等负责编辑工作，钱杏邨、钟望阳、于伶、陈望道分别主持专刊或副刊，姜椿芳、林淡秋、胡仲持等参与翻译工作。《每日译报》一开始是一份四开小报，后来扩充为对开大型报。这张报纸实际出面推动创办的是夏衍、梅益和姜椿芳。《每日译报》因为是英商挂名，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期间尚能坚持，《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只能撤退到大后方。因此，在一段时间里，这张由进步文化人士和救亡人士实际掌握的《每日译报》，担负了上海抗日救亡的主要舆论工作。

《每日译报》刊登了大量海外战事消息和前方将士的有关报道，为上海的读者打开了更多了解敌后战场的窗口。1938年6月至8月，该报刊登了埃德加·斯诺《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和埃德加·斯诺夫人的《华东战场上的新四军》译文，并从8月23日起连续刊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1939年4月6日该报发表《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还译载了杜威、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人支持中国抗战的联合声明，这都是在上海别的报纸上根本看不到的文章和了解不到的重要信息。这份报纸的专刊与副刊也很有特色，专刊有《新奇评论》《时代妇女》《职工生活》《书报评论》《青年园地》《社会科学讲座》《戏剧电影》《科学知识》《儿童周刊》《语文周刊》，副刊有《爝火》《大家谈》《前哨》《文艺通讯》《上海读物》等。《每日译报》还有一种附刊《译报周刊》。《每日译报》日发行量达3万份。但在日伪的压力下，1939年5月，上海租界当局也曾发出停刊两周的命令，以后复刊无期，终被扼杀。1939年6月22日，《译报周刊》发表了《告别读者》，上海进入了新闻窒息期。

夏衍在香港《华商报》从事新闻工作，尤其是副刊编辑的时间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是经历《华商报》从创刊到停刊再到复刊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因此是他报纸编辑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香港《华商报》在抗战中和国内解放战争中，在南方的地位仅次于《新华日报》的报纸，是《救亡日报》的接续，担当了《新华日报》停刊后在解放区之外的多种作用。

香港《华商报》出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皖南事变后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间在1941年4月8日至12月12日，历时8个月。由香港总商会邓文田任总经理，邓文钊任副总经理，范长江任副总经理兼主持日常事务。1941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八路军驻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的领导主持下成立，下设文艺、学术、新闻3个小组，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也就成为香港《华商报》的领导和指导机关。

1941年2月，夏衍由桂林只身来到香港。当时，桂林《救亡日报》已经被封，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日的进步报刊陆续停刊，许多进步文化人和报人转至香港，在《华商报》和其他报纸杂志上继续宣传抗日。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华商报》的采编们进行了分工，社论由邹韬奋、张友渔主持，乔冠华、张铁生等撰写国际述评，夏衍、廖沫沙与范长江在每日一题的《今日的问题》评栏写作了大量文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冠华的国际评论文笔生动，立论精当，署名乔木。胡仲持担任过《华商报》总编辑，此外还有金仲华、羊枣（杨潮）、张明养等人一起为《华商报》工作，阵容很是强大。对于这一段历史，夏衍在1982年发表的《白头记者话当年——记香港〈华商报〉》中，有比较全面的回忆。

《华商报》的报头由孙中山手书集字而成。在抗战中，香港《华商报》坚定地呼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成为高挂在香港上空的一盏抗日明灯。在《华商报》的影响下，香港也成立了文化人抗敌协会分会，团结了大批在港文化人，诗人戴望舒担任了分会干事。(www.xing528.com)

第二个时期是1946年1月4日复刊至1949年10月15日终刊，这是它的全盛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筹备《新华日报》上海版。恢复《救亡日报》的计划受到国民党上海当局阻挠，《救亡日报》改名为《建国日报》，十几天后也遭封闭，在香港复刊《华商报》的计划提上日程。章汉夫、胡绳、乔冠华、廖沫沙到达香港，广东方面派出饶彰风、杨奇等人，经过3个月的努力，《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华商报》吸收了许多在港民主人士，如胡愈之、刘思慕、萨空了、高天等分别担任社论和其他评论的撰写工作。

香港《华商报》复刊后，立即产生很大影响。1946年初，《华商报》刊载了李济深、何香凝向国、共、美三方发出的和平呼吁电，6月又发表了毛泽东提出美国停止和收回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一切军事援助的声明。报纸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推动内战实行政治独裁的政策，也成为联系民主人士、华人华侨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纽带。特别是由晚报改为日报后，发行量迅速攀升。

1947年春，香港分局设立报刊工作委员会，由章汉夫任书记，《华商报》正式由报刊工作委员会领导。华北银行副总裁邓文钊出任总经理，陈嘉庚、夏衍、饶彰风、廖沫沙、杨奇等参与管理，杨奇担任董事会秘书。报纸拥有自己的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从1947年到1948年，香港《华商报》成为读者了解国内形势变化的主要窗口，尤其是廖沫沙以“怀湘”为笔名撰写的“每周战局”和其他军事评论，准确形象地给出了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结论。这个专栏从1947年4月24日刊出，到1948年10月10日停刊。关于美国的国际评论和经济新闻评论也是重要看点，许涤新、马寅初、沈志远的专题报告，以及揭露通货膨胀的新闻分析，如《米价破五百万》《请当局维业权救生活》等文章，都引起了社会的不同反响。

值得强调的是，《华商报》还承担了另外两项别的机构承担不了的工作，即在新政协会议举行前，分三批转送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第一批是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和章伯钧，第二批是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和沙千里，第三批是李济深、茅盾、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和翦伯赞等人。《华商报》还为粤东起义、粤北起义、闽西起义和两航起义作出了贡献。

在夏衍的直接领导下，副刊也成为《华商报》的一大亮点。那时香港一般报纸副刊还处于“报屁股”时代，无非是杂感小品、影评剧评、西方翻译、人生幽默，《华商报》副刊带起一股新鲜空气。复刊后的《华商报》副刊一开始是《热风》，由昆明转道香港的吕剑编辑，吕剑此前编辑过昆明《扫荡报》副刊。《热风》改版为《茶亭》之后，华嘉是编辑，总主持人是夏衍，夏衍在推动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在发刊词中提出，在香港办副刊，只要没有毒、不低级、不猥亵，也都受欢迎。在形式上，不论小说、短剧、诗歌、报告、杂文、通讯、特写、打油诗、填词、说书、讲古、漫画、木刻，以及不属于上述的“怪乐府”“歪诗”也都可以。文字尽量通俗，不拘一格，方言乃至文言，均无不可。夏衍与华嘉、胡希明（三流）等同志，几乎每天都在副刊上轮流写杂文和打油诗，这些打油诗绵里藏针，往往反映老百姓的心声，也是投向独裁政府的飞镖。

《华商报》副刊连载了黄谷柳的《虾球传》和司马文森的《观街的人》，还有《白云珠海》《山长水远》也很受欢迎。设有“花边文学”专栏，夏衍在这里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杂感。为了杂文能够通俗易懂，夏衍学习粤语，并在副刊上刊载了方言小说《炒家散记》《忙人世界》。

方言写作在诗歌和歌曲创作上一时兴起，《华商报》副刊在这方面开了一个新头。在粤港报纸副刊史上，向来有这样的传统，南音和木鱼、说书龙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写人、写事、讲故事也就成为维新人士办报必不可少的副刊文字。方言不仅在粤港地区流行，而且在无方言区也有类似的文学现象，用吴侬软语写小说，说评弹，也直接影响到地方报纸的副刊形态。这些方言作品与读者更接近，因此也就成为《华商报》提倡的写作形式。20世纪40年代，粤语诗人庞岳以“符公望”为笔名，发表了的粤语诗《古怪歌》《矮仔落楼梯》《亚聋送殡》《黄肿脚》等，就是发表在《华商报》副刊上的。《华商报》刊登粤语诗，影响到《正报》《群众》《新诗歌》等一批刊物，形成了符公望、黄宁婴等一批粤语诗人，连《华商报》副刊编辑吕剑、华嘉也加入其中，形成一股浪潮。

方言诗歌没有什么忌讳，可以直呼国民党为“刮民党”，因此有很强的冲击力。比如符公望的《矮仔落楼梯》，讽刺地说道：“你地睇，国币关金又试低，又试低，又试低，好似矮仔落楼梯。”

方言诗人不仅有符公望、黄宁婴，还有客家语诗人楼栖、川语诗人沙鸥等人。方言诗不仅可以朗诵，还可以谱成方言歌来传唱，而且传唱速度惊人。

由于方言文学的这种特质，在文艺理论研究中，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创作被引起了注意。郭沫若在《当前的文艺诸问题》一文谈到了这个题目，茅盾在《杂谈“方言文学”》一文也提出了有关概念，邵荃麟和冯乃超更是郑重地起草了《方言文学问题论争总结》。

一般地讲，这种方言诗歌更合乎讽刺诗歌的创作规律，在内容和手法上有情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后方和香港有它们发展的时代土壤。夏衍作为文艺经验丰富的副刊编辑里手，最懂得通俗化和大众化是文艺副刊的重要元素。

在夏衍的主持下，1949年初，香港《华商报》还增加了《星期增刊》，同时开辟了华东版，为他重返上海做好了准备。1949年10月，香港《华商报》代总编辑杨奇写了《暂别了，亲爱的读者！》休刊词，携同最后的一批采编人员加入了《南方日报》。后来杨奇著有《粤港飞鸿踏雪泥》一书，对《华商报》的办报岁月进行了长篇追忆。

在香港编辑报纸副刊中，比较有成就的诗人是戴望舒。1937年，戴望舒主编过《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全面爆发后，戴望舒全家赴港，主编了香港《星岛日报》副刊，并与艾青主编了《顶点》。《星岛日报》成为当时香港的副刊重镇，他自己谈到有关经历也曾说过，当时旅居香港的知名作家很少没在《星岛日报》上发表文章的。在香港，他也担当了全国文艺界救亡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并由此被日本占领军捕入狱中，足足坐了两年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回到北京，因为他早年留学法国，熟悉法国文学，一直在主管新闻出版总署法文科，从事编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