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青岛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微型副刊《避暑录话》，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也是一片难得的文艺亮色。
当时的青岛陆续集聚了许多著名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其原因：一是青岛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需要很多知名作家和教授；二是杨振声被聘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请来近20位作家教授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包括老舍、闻一多、梁实秋、李达、沈从文、王统照、丁西林、童第周、王淦昌、游国恩、萧涤非、张煦、王恒守、王普、博鹰、吴伯箫、洪深、赵少侯等，其中有很多是作家和艺术家，或先或后来到青岛。老舍、王统照、洪深、赵少侯、王亚平以及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臧克家聚于青岛，在《青岛民报》副刊编辑刘芳松（刘西蒙）的操持下，很快就促成了《避暑录话》附在《青岛民报》上独立发行。1935年，《避暑录话》开始刊出。萧军从东北流亡到青岛，在另一家报纸副刊当编辑，因为有同业竞争的关系，也就无法参与《避暑录话》的编辑工作。但王余杞加入了《避暑录话》，因为他在铁路供职，正好到青岛筹备铁路展览业务，也就欣然撰稿。
《避暑录话》表面上有些避暑消闲文化的味道，但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消闲纳凉的小报副刊，自然会有些望文生义。《避暑录话》或借用杜甫《饮中八仙歌》的说法，或来自苏轼的有关典故和笔记文，这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有两点：一是青岛大学在1932年正式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一时群贤毕至，进入了新的文化发展期，青岛进步文化人士也有干点事情的热情和冲动。二是由京沪汇集青岛的文化人士在执教之余，也需要发出自己的社会声音，两种诉求碰撞在一起，也就促成了这桩盛事。正像洪深撰写的发刊词题解所言，“他们要和政治家的发施威权一样，发挥所谓文艺者的威权”；也像老舍所说的，“天下大事都有英雄俊杰在那儿操心，我们只向文海投了块小石，多少起些波圈，也正自不虚此‘避’”。洪深后来回忆说，取名《避暑录话》，意在“避国民党达官老爷们之炎威也”。而老舍也在《避暑录话》上发表的一则短文里不无幽默地写道：“有钱的能征服自然，没钱的蛤蟆垫桌腿而已。”
《避暑录话》自1935年7月14日正式刊出至9月15日停刊，共出版了10期。老舍在其中的9期里刊出了11篇文章，包括小说一篇、旧体诗3首。王余杞的连载《一个陌生人在青岛》也连续刊出了9期成了连载。洪深则刊出了老友田汉在狱中的明志诗：“江山已待争兴废，朋辈都堪死共生。壁上题诗君莫笑，明朝又是石头城。”
《避暑录话》的发起人由12位文人组成，因此也就出现了所谓“同人副刊”的说法，老舍在代终刊词中也确实提及，“不滥收外稿，不乱拉名家，这个刊物或者能很出色。《避暑录话》未能把这些都办到”。老舍的这个说法，可能是从艺术水准的进一步提升上讲的，但也是因为《避暑录话》后来被当局盯上，为遮人耳目而讲的。《避暑录话》里也有消闲的文章，其实也和刊名相吻合，《避暑录话》的背后毕竟并无文学社团支撑，带有灵活性。《避暑录话》出版第10期之后，老舍连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工作也一并辞去，忙着写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去了。
《避暑录话》多少有些志趣相投的同人性质，但也有一些质量较高的外稿，作者局限在青岛。比如有“水同天”的化名稿件，水同天是甘肃省榆中人。1931年毕业于美国奥柏林大学的英文系。1933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著有英语读本，曾经翻译过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发表过不少作品，其时他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时，与吴伯箫同在一系。另一位潘炳皋（冰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与吴伯箫是同窗校友，在北平上学时多次参加学生运动，喜欢文学，曾经发表过《鲁迅先生访问记》，在太原教书时，他组织过新文学社团——澎湃社。《避暑录话》发表了他们的作品，有利于扩大刊物影响。而《避暑录话》在很短的时间被外界所知，说明它有一定的社会开放度，不能以一般的同类刊物视之。
《避暑录话》来自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这是一本世说式的笔记文,主要是前朝典章、时事旧闻。叶梦得是南宋词人，当过翰林学士和户部尚书，号石林居士，有《石林词》《石林诗话》《石林燕语》等。以《避暑录话》命名副刊，看似清闲和随意，但又带有必然性。抗日战争爆发前夜，红军进入陕北，并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西安事变尚未发生，敏感的文艺家们处于重新组合寻找方向的过程中，而青岛成为南北文化和人员流动集散地的重要过渡带，必然会在文化交流中擦出新的火花。从这个意义上讲，《避暑录话》的出现，是在不经意中出现的进步文化人和文学火花碰溅与自我检阅的一次小集结。
《避暑录话》的组稿聚会轮流坐庄，刘芳松作为《青岛民报》副刊主编在具体环节上代司其职，稿子的选取一般在12人聚会中决定，因此制度也不甚严密。在编辑形式上，《避暑录话》有点像胡适和徐志摩在上海创办的《新月》，没有董事会，经营由《青岛民报》代行。但这并没有降低刘芳松的主导作用，如果不是他力推和参与具体编辑工作，《避暑录话》未必能够出现。
刘芳松在青岛开始文学创作，在《青岛民报》上发表文艺作品，并认识了《青岛民报》总编辑杜宇。1929年参加艺术团体“一八艺社”。1930年南下杭州，进入西湖艺术学院，接触美术创作，旋即到上海加入“左联”，用笔名“风斯”在《北斗》和《文学周报》上发表文章。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左联”美术党团书记。1934年他回到青岛，开始编辑《青岛民报》副刊。《青岛民报》有与国民党改组派人士合作的背景，但属于私营报纸。1932年1月，青岛《民国日报》报道了刺杀日本天皇事件的新闻，并称暗杀者为“义士”，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提出《民国日报》不能在青岛继续出版。《青岛民报》避过了这一劫，并获得发展空间。《青岛民报》创办之初，因为在不同的报纸编辑副刊，这也是近在咫尺的萧军未能与《避暑录话》发生交集的原因。先后担任《青岛民报》副刊编辑的有姜宏、于黑丁和刘芳松。1936年，刘芳松去了北平。1937年，孟超接编了《青岛民报》副刊。刘芳松在任时，《青岛民报》副刊叫《花絮》，此外还有一个周刊叫《每周文艺》。刘芳松的笔名有西蒙、叶绿素、风素、风斯等。后来，他回到安徽工作，担任过安徽省文联主席，一直工作在文化界。他发表过不少优秀作品，也有很高的业界威望，尤其为黄梅戏《天仙配》的改编付出了心血。他对当年《避暑录话》的出版记忆犹新，留下了比较权威的访谈记录。
对于《避暑录话》,有一段时间也发生过一些细节争论，主要涉及12位发起人究竟是谁？臧克家在《避暑录话》发表文章，对他来讲，这是一个重要的文艺时期和人生转折点，看重《避暑录话》也是必然的。王余杞也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避暑录话》，主要是遗漏了李同愈，而李同愈是由青岛走出来并在香港继续发展的青年作家，在创作上受到王统照的鼓励和影响。后来，在香港参加文艺抗战。在《避暑录话》12人里，杜宇、刘芳松、孟超、臧克家和李同愈都是胶东籍作家，占到总人数的近一半。这说明《避暑录话》是跨地域文学互动的产物，但非偶然出现的组合，其发挥了强大的文学交流功能，并为青岛乃至山东文学力量的崛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www.xing528.com)
孟超不仅是《青岛民报》副刊最后一任主编，在洪深的影响下，也成为著名剧作家。孟超是山东诸城人，他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1927年，他在在武汉全国总工会工作。1928年在上海加入太阳社，并与冯乃超、夏衍等人创办艺术剧社。抗战结束后，曾经编辑过《西南日报》副刊。1947年赴香港，编辑过《大公报》《新民报》文艺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64年因创作的历史剧《李慧娘》受到批判。1979年平反昭雪。
臧克家是著名诗人，山东诸城人。1925年发表处女作《别十与正罡》。1929年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在加入《避暑录话》之前，就受到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的影响，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以及《罪恶的黑手》和《运河》。1936年，他曾经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有长篇报告文学以及《从军行》《淮上吟》《古树的花朵》等。他担任过《诗刊》主编，出版有《臧克家全集》（十二卷本）。
《避暑录话》没有固定编辑,但灵魂人物是老舍，主持工作的也是老舍，发刊词出自洪深，终刊词《完了》则是老舍在《避暑录话》上发表的。这应当是老舍直接介入副刊编辑组稿活动的唯一一次，因此很有些象征意义，也展现了老舍内心活跃的另一面。随着《避暑录话》的结束，老舍或许有别的考虑，但专心投入《骆驼祥子》的创作，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老舍的创作风格比较沉稳，他的幽默文字也属于冷幽默，不疾不徐，但有非凡的悲喜剧效果。《避暑录话》共出版10期，从名称到内容都有些老舍风格，期数不多，绵里藏针，因此也很令人回味。假设老舍更多地投入副刊编辑，那会是什么样子？一定是阅读者如潮，就像他的小说与话剧一样。
老舍是我国现代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这一点新文学各派人士都是公认的，即便如梁实秋这样挑剔的文艺批评家，都惊异于老舍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写作，居然有那么大的魅力和幽默感。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1899年，逝于1966年，是满族正红旗人，是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人民艺术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有浓厚的底层生活气息，也有十分强烈的家国情怀。他的父亲阵亡于抵抗八国联军巷战中，幼时家道艰难，总算读完了师范，在北京方家胡同小学当过校长。1921年，发表于日本《海外新声》的白话文小说《她的失败》，虽仅有700字，但是迄今发现老舍最早的作品。1922年，老舍受礼加入基督教，在燕京大学补习英文，这为他日后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学奠定了语言基础。1923年，老舍在《南开季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小铃儿》被视为处女作。他在英国完成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的创作。1930年回国，任教于齐鲁大学文学院。此后几年，陆续发表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以及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等作品。1934年到国立山东大学任教，补上了没有亲自编辑报纸副刊的缺憾。
1939年，伦敦出版社还出版了最权威的《金瓶梅》译本，
这是由老舍合作帮忙翻译的。1946年，老舍在美国讲学一年。1949年10月回国，继续从事话剧创作和小说创作并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甘受批斗之辱，自沉北京西城太平湖。
他的长篇小说《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连载于报刊上，许多更为通俗的作品也主要发表在报纸副刊上。他主持《避暑录话》，看似机缘凑巧，但其中也有他对副刊的一种无为而有为的举重若轻，犹如他的小说和话剧，在自然态中见风骨。因此，《避暑录话》虽是一朵一跃而逝的小浪花，但晶莹剔透，值得细细研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