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珠北玉与大公报·文艺报刊编辑

萧乾是沈从文一手培养并移交《大公报·文艺》的优秀副刊编辑，也是《大公报·文艺》最后一任主编。1935年，萧乾初任主编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大公报》撤离天津，在上海创办了《大公报》（上海版）。上海沦陷后，《大公报》又开创了香港版，萧乾随之在香港任《大公报·文艺》主编一年。虽然总共任职时间只有4年，但他不负众望。

1935年，萧乾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公报》，担任报纸副刊《小公园》的主编，基本是天天出刊，他主编《小公园》共出版60期。同年9月，《小公园》的版面并入《文艺》。不久后，在沈从文的支持下萧乾全面接编了《文艺》。

迁沪与迁港后的《大公报·文艺》编辑活动，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刊期必然不甚稳定，在内容上也需要刊载战地通讯一类的文章。因此，所谓京派文学的大本营，在沪港大公报时期已经不复当初，萧乾也不能继续发扬沈从文开创《文艺》时的编辑传统。但是，在萧乾同时编辑津沪两版《文艺》的时候，也是萧乾副刊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不断开辟各种专栏，使副刊的文学性和报纸的新闻性进一步结合起来，特别是书评的集中出现，成为萧乾《文艺》副刊的一大特色。每个月他都要组织写作茶会，地点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在纪念天津《大公报》十周年的时候，他还从《文艺》发表的作品中选编了《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并由林徽因任主编，其中既有名家作品，也有新人新作，共有30篇文章。萧乾主持《大公报·文艺》工作，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推出一些很有影响的栏目，主要有《书报简评》《文艺新闻》《读者和编者》《文艺通讯》《文艺短论》等。他还首次设立文艺和科学奖金，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支持。

《大公报》经营地点的迁移，也使萧乾开始了新的写作人生，那就是担任了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二战”国际随军新闻记者资格。1938年夏天，萧乾到香港《大公报》继续编辑副刊《文艺》，一直工作至香港沦陷。1939年至1945年，他的人生事业亮点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编辑的创新活动，为时只有一年的时间，

1936年末，萧乾调到上海，筹备沪版《大公报》，同时管理天津版和上海版《文艺》；二是担任战地记者，至少有6年至7年的时间。其间也有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的短期经历，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读书。

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时，萧乾就兼为《大公报》驻英特约记者。1943年，“二战”进入关键时期，萧乾放弃继续读书的机会，再次进入《大公报》，并申请到战地记者资格，成为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奔忙于法国战区并随同美国第七军进入柏林的战地记者。

萧乾，原名萧秉乾或萧炳乾，生于1910年1月27日，这个生日日期是他在后来通过新旧历对照表确定的。因为他出生在北京的一个蒙古族贫民家庭里，13岁时他就成为孤儿，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弄明白自己的阳历生日，一直沿用阴历。他是个遗腹子，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为人帮佣，一个月才会有一次机会回家看望他，所以他除了由亲戚偶尔照料，很小的时候就到地毯作坊里做学徒帮工，甚至到奶羊圈里去干别人不愿意干的杂活。即便生活如此困苦，他还是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中学学业。1928年，萧乾18岁时到外地中学教书一年，回京后，居然考入门槛很高的燕京大学。也许是因为他的孤儿身份而得到过基督教会的关照，让他能够继续学习，但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天资上了大学。不久后，他由燕京大学转入辅仁大学，先是学习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新闻老师埃德加·斯诺，他的中英文底子都很好。1931年，萧乾与埃德加·斯诺一起编译了《中国简报》和有关报道文集，初露中英文写作才华。

萧乾非常热爱文艺创作。1933年，在燕京大学读大三时，他就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小说处女作《蚕》，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尤其是一直关注《大公报》的林徽因看到这部短篇小说，就通过沈从文邀请萧乾到她家做客，林徽因对萧乾当面的评价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令萧乾没有想到的是，林徽因居然把其中的文字大段地背了出来。从此萧乾成为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的常客，经常听取她对文艺作品和文艺刊物的精辟分析。林徽因欣赏萧乾的才华，萧乾也一生感谢这位文学领路人。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林徽因文集》时，重病住院的萧乾口述作序，这是萧乾的最后一篇文章。

萧乾的战地采访是颇有特色的。他的新闻视野很宽，除了欧洲战事的进展，还在后期采写了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和对纳粹战犯的审判现场。他不仅是一位新闻事件的记录者，还具有一般记者少有的整合思考。这在他出版的《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一书中可以看出来。

他也是把具有感染力的文学语言同新闻的真实性有机结合在文章里的出色记者。他的新闻报道不失真，但读来身临其境，这与他从事过创作和编辑过副刊是紧密相关的。比如他后来也采访过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用血肉筑成的滇缅公路。他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条公路同一个民族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的了”“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吭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下面咯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人们真可以将其当作诗来读，那是他最真实的报道和史诗式的文笔。

萧乾钟情于新闻特写的写作，因为在他看来，特写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道，宛如在鼓面上跳舞。他一直受他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新闻老师埃德加·斯诺的影响，更希望用生动的细节去报道新闻事实。他在《人生采访》一书中说：“我只是想怎样把新闻文章写得稍有点永久性，待事过境迁后，还值得一读。”他擅长抒情，也善于白描，后者又有沈从文的影子，文字幽默清丽，内涵很深。他有倚马可待之才，对于这一点，冰心也称赞他“真能写”“是快手”。(www.xing528.com)

1949年，萧乾回到香港《大公报》，他当年的同学杨刚，后来是《人民日报》第一位女性副总编建议他回大陆发展。1956年，萧乾成为《人民日报》为数不多的特约记者。1957年被错误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昭雪。他一生著述很多，涉及文艺和新闻采访，主要有《枣核》《梦之谷》《萧乾散文》《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萧乾自述》《一本褪色的相册》《玉渊潭漫笔：萧乾随想录》《老北京的小胡同》和副刊文丛之《武艺十八般》。晚年转向翻译工作，与妻子文洁若共同翻译了难度极大的文学名著《尤利西斯》，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1999年萧乾逝世于北京。

萧乾早年主要服务于《大公报》，在副刊编辑和国际新闻采访中都有大贡献，是一个难得的多面人才。由此说来，《大公报》在报业历史上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功，主要是发现和使用社内及社外人才。《大公报》拥有最出色的政论家，拥有最出色的副刊编辑，也拥有最出色的新闻记者，他们中有许多是两栖或者多栖人才。

在副刊方面，《大公报》除了沈从文和萧乾以及徐凌霄，还有不少行家里手。《大公报》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使得副刊体系最完备，编辑水准也最高。从1939年开始，周太玄为《大公报》编辑《星期论文》和《现代思潮》周刊。《星期论文》是一个综合性理论版面，既要懂各方面的专业理论，又要懂报刊文章的编辑技巧。周太玄毕业于中国公学，他在张季鸾担任过总编辑的北京《中华新报》当编辑，是位杰出的综合理论编辑人才。有了这样优秀的人才，《星期论文》成为《大公报》的王牌栏目，而更多的副刊、周刊也就纷纷出现。一直与《大公报》竞争的天津《益世报》别开蹊径。在1935年10月至12月，记者王瑞霖到上海采访记录了97岁高龄的马相伯的回忆谈话共计67篇，以《一日一谈》为题，在《益世报》上连续刊出。

《一日一谈》谈慈禧、溥仪、袁世凯、丁汝昌、张之洞、郑孝胥一直到胡适。

马相伯是中国第一位神学博士，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他创办了复旦大学，也代理过北大校长，蔡元培、于右任和邵力子都是他的门生，是一位跨越道光、咸丰、同治、宣统和民国，经历过重大历史事件的人物。青年时代，他见过忠王李秀成在教堂里祈祷，也在李鸿章手下办过洋务，曾任清政府驻日公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和民国第一任南京市市长。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在抗日救亡中发表《泣告青年书》和《国难人民自救建议》等，呼吁“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上海沦陷后，移居桂林，桂林危难，绕道越南赴重庆时，因病体不支，滞留在越南谅山。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异国他乡溘然长逝，灵柩安葬于上海。

在新闻采访方面，《大公报》拥有的名记者最多，自己培养的名记者也最多，如范长江、彭子冈、孟秋江、陆诒、徐铸成等。清华大学的吴宓为《大公报》编辑《文学副刊》，画家黄永玉年轻时在《大公报》工作过，《三毛流浪记》漫画作者张乐平以及作家金庸，都因《大公报》而出名。在民国政界，胡政之和吴鼎昌不必说；在作家圈里，鲁迅、茅盾在《大公报》都有作品或者专栏。沈从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更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分不开。而萧乾则是一位《大公报》内部跨界写作的杰出编辑和作家。1937年，范长江从四川内江出发，沿着龙门山区北上陕甘宁青绥，连续采访发表了《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所有的通讯。范长江是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主要领导人,翌年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皖南事变后，他前往香港，参与筹备《华商报》，之后经武汉、上海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担任了《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后来担任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副总编辑。

跨文艺与新闻两界的人才一般文字灵动，又有社会活动能力，知晓新闻和文艺的异同，能够担负更多的报刊编采角色，这里可以举一个后来从香港去台湾的副刊编辑陈纪滢的例子。此人有时被偶尔提起，其实也是位身手了得的编辑和记者。

后来陈纪滢成为台湾专任“立法委员”，并在台湾《中央日报》担任董事长。这里有什么奥妙不得而知，但他到台湾后出版了几十种著作，主要是游记，如《欧阳剪影》《美国访问》《美国的图书馆》《西班牙一瞥》《欧洲眺望》《西德小驻》《了解琉球》，还有小说和传记《荻村传》《报人张季鸾》《贾云儿前传》《华夏八年》《华裔锦胄》《百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等。他的《荻村传》写了一个白天是人世界、夜里是鬼世界的故事，被张爱玲译成英文出版。

陈纪滢生于1908年，河北安国人。1924年，就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作品，后来到哈尔滨《国际协报》主编文艺周刊《蓓蕾》。1928年，曾与孔罗荪发起成立蓓蕾文艺社，由此开始形成东北新文学的作家群。1931年一度兼任《大公报》的特派通讯员。1933年在《大公报》发表长篇通讯《东北勘察记》。陈纪滢作为新疆特派记者和驻苏特派记者在1938年开始了天山行。1940年和1942年两度赴新疆，发表了游记《新疆鸟瞰》，后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填补了范长江未能到达中国最西端的缺憾。1946年，他脱离《大公报》后，当起了自由新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