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珠北玉与报纸副刊编辑三十家

一个薄暮时分，沈从文走出前门火车站，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舟船劳累，路上走了19天。他寄住在一位亲戚介绍的位于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里，从此开始了他的“北漂”生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从文自传》里写道，在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这个酉西会馆，沈从文的父亲曾经住过，并参与了刺袁的“铁血团”，事败后远走热河赤峰，后来他的哥哥将父亲找回湘西。沈从文在北京无至亲，只能先投靠同乡，大约也是缘于与创办香山慈幼院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有同乡关系，有一段时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谋得一个小职员的差事。香山慈幼院是由旧时代的天王庙改成的，他就只能寄居在这个寂寞的环境里，一边读书写作，一边寻求文友，并到燕大、北大去当旁听生。据他后来回忆，在香山慈幼院时期，到这里拜访他的有骑驴上山的北大学生陈翔鹤，他们是在北大旁听时结识的。那时，沈从文已经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了。1924年，他先认识了董秋思、张采真等一批燕大学生，接着又结识了成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和他的同学陈炜谟以及冯至、杨振声、杨晦、蹇先艾等。这为他日后成为京派文学青年领军人物积累了最初的人脉与文脉关系。

1924年12月22日，沈从文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这是他在北京大报上首次发表的文章。徐志摩很欣赏沈从文的文笔和散文立意，在北大讲学时他就认识了沈从文。他们之间也有过一些书信来往。1925年9月，沈从文到徐志摩东松树胡同七号的寓所去拜访。因为沈从文很喜欢徐志摩的文章，这次拜访不仅不显得冒昧，反而一见如故。沈从文才华横溢，形象又清秀帅气，他们很快便成为亦师亦友的文字朋友。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了《晨报副刊》，当期就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一文，并将胡适、闻一多、郁达夫和沈从文都列为主要约稿对象。这是沈从文与副刊发生文学关系的真正开始，他除了给《晨报副刊》写稿，也为其他报纸副刊写稿。

那时，独幕剧很流行，讲究戏剧悬念，而风头正健的丁西林的独幕剧给他小说创作带来很大的启示。因此，沈从文早期的短篇小说很有戏剧的味道,他的小说构思和清新脱俗的文笔征服了很多青年读者，一颗文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1928年，北伐军兴，北洋政府消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治文化中心开始南移，大批文化人包括鲁迅、徐志摩等先后到了上海，而胡适很早就离开北平，报业和出版业重心也移向上海，还有一批人到青岛去教书。沈从文的文友大部分离去，北平文坛日渐萧条，后来他同胡也频、丁玲一同南下。

1925年初，丁玲与沈从文相识。那时丁玲只有20岁，沈从文也只有22岁。沈从文向《京报》投稿，胡也频那时是文艺编辑，当时丁玲与胡也频尚未同居，但经常来往，他们与沈从文都住在香山。丁玲与胡也频不善理财，需要靠丁母不时汇款接济，因此日子过得很清苦。丁玲曾经写信向鲁迅求助，但因为她的字体很像沈从文，鲁迅误以为沈从文在恶作剧，没有理会。

1928年，沈从文、胡也频与丁玲来到上海，胡也频任职《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主编，《红与黑》的刊名还是他们共同商量决定的。因为他们在上海住在同一个公寓，被小报一时传为三角恋爱。丁玲与胡也频同居之前，也与沈从文有过感情纠葛，这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寻常可见，丁玲最终选择了胡也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三人的友谊。同年，丁玲发表了著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私生活必然遭到小报记者的关注和放大，一枪两鸟，也确乎是小报记者最得意的独家抢眼新闻。后来，也有学者在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个人恩怨上做研究，总之是沈从文与丁玲协助胡也频编辑了《红与黑》，而胡也频那时可以领到每月300块大洋的总收入，足够维持他们的编辑和创作生活。因胡也频有更大的理想追求，他辞去了《红与黑》副刊的编辑工作。在1929年1月创办了红黑出版社和《红黑》月刊与《人间》月刊，还编辑了“红黑丛书”。创办经费来自胡也频父亲准备投资饭馆的一笔钱，但约定亲父子明算账，月利3分。《红黑》月刊由胡也频编辑，《人间》月刊由沈从文编辑，但他们经营能力有限，摊子又铺得大，杂志又带有同人色彩，发行量不大，资金收不回来，终于因组稿原因大家发生分歧而导致散伙。沈从文赔了300块大洋，丁玲的母亲补助了一些资金，胡也频也不得不去山东教书。散伙后，沈从文到武汉去教书，其中的酸甜苦辣都尝遍，陷入了生活困顿，沈从文将其书斋名为“窄而霉斋”。

要想成为一名以写作谋生的职业作家，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郁达夫这样早已成名的作家，也不得不去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书，而最初的月薪也只有36块大洋。鲁迅正式的职业是在教育部做事，写小说也只是业余为之。因此，事业受挫后的沈从文也只得另谋生计。他也一直想着到大学里去教书，然而他只有高小学历，转而求助于早已到了上海的徐志摩。徐志摩虽然相信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进入大学去当老师，但困于学历门槛，也无法帮忙。徐志摩不得不写信给正在吴淞中国公学当校长的胡适，求得后者的鼎力相助，沈从文也曾为此直接写信给胡适。根据当时教育部的一条规定，“凡于学术有特别研究而无学位者，经大学之评议会议决，可充大学助教或讲师”，因此，中国公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胡适也就破格延请沈从文为国文系讲师。沈从文主讲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新文学研究和小说习作课程，很受学生们的欢迎。进入大学教书，对沈从文来说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对大学文科教育来说，又是一种革新的试验。因此，沈从文后来谈及此事，将此举比作胡适在新诗《尝试集》之外的另一次大胆尝试。

1928年至1931年，沈从文在上海一共生活了3年多，其中也包括1930年秋到1931年初到武汉任教的半年。在上海，他前后写作了70多篇小说和一些散文，出版了十几本集子，名气进一步提升，但生活过得并不如意。1931年冬天，沈从文从武汉回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再次见面，丁玲曾经动员沈从文加入“左联”，但沈从文既未加入“新月派”，更不会考虑参加其他文学组织，于是他婉言谢绝。他是现代文学家里从来没有参加过文学社团的一位作家。

尽管两人意见不合，但胡也频入狱，沈从文还是尽力营救，写信给徐志摩和胡适，请他们找蔡元培帮忙，并陪同丁玲到南京去找陈立夫，找到上海的刘建群帮忙。但那时的胡也频已经在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杀害，后来沈从文写了《记胡也频》。当时，丁玲刚分娩不久，孩子还没断奶，沈从文和丁玲假扮夫妻，将丁玲的孩子送回湖南母亲家里，沈从文为此丢了武汉大学的工作。1933年5月，丁玲在租界被秘密逮捕，宋庆龄、蔡元培、鲁迅和胡适都参加了营救，罗曼·罗兰也给予声援，沈从文则写了《记丁玲》，在营救丁玲的过程中起到了舆论作用。

沈从文南下的经历充满了曲折，对生于湘西发展于故都北平的沈从文来讲，上海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世界。他曾经说，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他也在努力地适应上海的文学生活，最典型的就是创作了《阿丽思中国游记》。这篇游记借一位英国女孩子的游历，展现了中国的一个真实侧面。对这部长篇游记，他在第一卷《后序》中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创作，但第二部引入苗疆的文学记忆，也就吸引了上海的更多读者。1931年，沈从文怀着北平的北风和阳光，比起上海和南京的商业和政治来，前者也许还能督促我，鼓励我，爬上一个新的峰头，贴近自然，认识人生的想法，离开上海到青岛去教书，又应杨振声的邀请，毅然回到了故都北平。在此之前，他是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那时，青岛大学邀请了多位北平的作家和教授到校任教，例如闻一多也在这个时期到青岛大学国文系任教，其间年轻的臧克家考入青岛大学英文系，还是找到国文系主任闻一多才转入国文系学习的。

回到北平后，一开始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起编辑中小学教科书，但他依然心系创作。1932年，他曾主编过一段时间天津《益世报》的副刊《文学周刊》。1933年，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创刊，聘请杨振声和沈从文在北平约稿、看稿，编好后寄往天津出版。当时杨振声的精力还在中小学教科书上，组稿和编辑都落在沈从文头上。《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成为北平作家群的主要园地，主力则是当年沈从文在燕大、北大结识的师生与作家群。1933年9月至1935年8月，《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出版了166期。1933年9月，《大公报》将原有的副刊和《小公园》合并到强大的《文艺副刊》里，新副刊定名为《大公报·文艺》，每周刊出4期。直到1936年由萧乾接编，沈从文前后参与编辑工作有3年左右。

这段时间是《大公报》向文学领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进入巅峰和最终确立北方文学领袖地位的重要时期。1934年，他的中篇小说《边城》在北平出版了，这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1936年，他又出版了《湘西散记》《新与旧》等作品，影响进一步扩大，引起上海出版界的注意。1936年夏天，诗人与出版家邵洵美专程来到北平，希望邀集北平的作家在上海出版丛书。沈从文和朱光潜接受杨振声的建议，索性自己筹办《文学杂志》。1937年，《文学杂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担任了主编。1939年，陈岱孙和潘光旦主编了《今日评论》，沈从文负责其中的文艺版块。从1933年算起，短短的几年里，京派文学的阵营俨然出现，并不断壮大。

当时，京派文学是与海派文学旗鼓相当的文学流派和南北作家群体，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发展势头迅猛。但后来随着沈从文的淡出和历次政治运动的淘洗，其实已经开始烟消云散。近年来，京派文学再次得到学界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对沈从文的研究在深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京派文学温婉叙事的写作风格，其实一直未曾离开。随着最后一位具有鲜明京派文学写作风格作家汪曾祺的离世，以及“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研究浪潮再起，而“民国文学”概念的确立，则是从孙郁的《民国文学十五讲》发表开始明确的。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比较甚至出现争论，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一度为了谋生再到上海，但因不适应那里的文化气氛，返回北平后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形成北平较大的文学阵容，开始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和《论海派》的文章，从而引发了民国文学史上关于京派与海派的一场讨论。在《论海派》中，沈从文对海派颇有微词，对京派称赞有加。但是，作为一个在特定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也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剧变。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家人群出现分化，留在北平与走向大后方作出各自的选择，必然出现新的嬗变和组合，而继抗战胜利之后的内战同样会催生新的文学状态。京派文学如此，海派文学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同历史上众多的文学流派一样，说到底还是一种与历史环境相吻合的文学流派。正因为如此，晚年时期的鲁迅对京派和海派之分并不以为然，他更强调需要新的知识阶级和相应的文学家，既不是象牙塔里的，也不应当有太多敏锐的感性。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回看历史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呢？对于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特质，人们的认知一直是清楚的。什么是京派文学，似乎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比如将京味文学等同于京派文学，其中或许有重合和联系，但现代京味文学的大旗显然由老舍来扛。京味文学是由地区文化决定的地域文学流派概念，其视野和文学语言都有明显特征。京派文学从创作视野和作家群来看却有些五湖四海。他们多半寄居在北平，在人生经历、文学情怀和审美取向上有着共鸣，在知识结构上也比较完整。他们不一定是北平人，创作题材也不一定取之于北平，但具有一致的审美评价和观察视角。

一般认为，京派文学并不是京味文学。民国文学视野中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有沈从文、朱光潜、俞平伯、凌叔华、废名、朱自清、何其芳、卞之琳、林庚和周作人等，林徽因则是潜在的批评家，他们各自性格和能量或有不同。比如，先在北大任教后又调到吉林大学的废名，虽性格乖直，但文学名声与沈从文齐名，被认为是周作人的“私淑弟子”，创作风格又是一样。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家，如周作人为日伪政权做事，毁掉了他的文学事业。但在一定程度上，庇护了没有撤到大后方的京派作家，继续在沦陷区里挣扎。他们形成所谓“苦雨斋”作家群体，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从广义上讲，鲁迅、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未必不是京派作家；上海地区的作家，如巴金、钱钟书也未必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海派作家。因此，当时的情况要比想象的更复杂些。

从知识结构上讲，京派文学中大多数人具有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抗战胜利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自复校，沈从文也担任了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许多人曾经用现代士大夫去描述他们，恰恰说明他们都有用当代知识观念看待传统文化的特征。延续到后来的汪曾祺、张中行、金克木等身上，主要是从写作风格上讲的。他们在文学气质和创作气韵上比较温婉、内敛和沉潜，反映的又多是北方城乡的生活，构成了写作风格流派比较意义上的同一作家群。

但是，仅从知识结构和写作风格流派比较意义上去分析还是不够的。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提出比较的问题，至少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衡量尺度：其一是地域社会文化形成的主流经济形态因素；其二是重要作家群和文化群流动分布的因素；其三则是文学传播赖以实现的工具属性。(www.xing528.com)

第一个尺度很明显。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角度上讲，海派文学植根于大都会商业化土壤，有一定的市井文化色彩；京派文学更多弥漫于传统文化城市的空气里。京派文学离传统文化相距不远，海派文学则与现代商业文化更近。在清末民初，商业文化气息更浓的粤港文学也形成过很大的影响，但最终有些被边缘化，并没有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形成更进一步的影响。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国际大都市，它所具有的市民文化气场必然决定他们会接纳和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和文学实现形态。北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但作为传统文化和政治中心，对包括自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形态更具包容性，同样也会决定他们接纳和选择什么样的文化和文学实现形态。不同的文化接纳和选择取向决定了北平的平民文化诉求同上海的市民文化诉求具有较大的差异，反映在文化和文学风格流派上，自然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不同。

第二个尺度同样重要。在北伐成功之前，北平集聚了主要的新文学作家群，包括周氏兄弟，海外归来的徐志摩、陈西滢乃至更早一些的胡适等作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北漂新生力量同样十分重要。随着狂飙社、语丝社等文学社团不断出现，北平俨然是新文学的第一中心，不会产生文学流派的比较问题。北伐成功前后，随着北洋政府垮台和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许多作家南下上海，或者转到青岛去教书，出现了一次明显的文学群落地域分化。随着狂飙社、语丝社海归们在沪上升起了新月，提倡普罗文学的则在创造社之后崛起了太阳社，接着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这样一些新的因素注入，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海派文学总体形象。留守北平的则多半是北大的教授兼作家，如周作人、朱光潜、废名和俞平伯等。他们在一时清冷中办起了耐旱的《骆驼草》周刊，一直到沈从文从南方辗转归来并接办了《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文学才真正成了大的气候。但是，京派文学也不是完全一体的，学者兼作家们更倾心于明清以来的灵性小品和文学研究，小说家沈从文的创作则更多地带有平民色彩。有研究者曾用“隐士派”来描述京派文学中的学者兼作家群体。1927年前后，五四新文学群体呈现了“隐士派”和“战士派”甚至还有“策士派”的纷争。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京派文学中的许多人倒是隐于文学的群体。他们总体上比较低调前行，至少没有海派文学那么热闹。

第三个尺度则经常会被忽略。即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崛起，20世纪40年代中期再次短暂发展，是借重于《大公报·文艺》强大的传播力。《大公报》一直主张“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方针，《大公报·文艺》也必须与之契合。这同海派报纸往往出现正刊与副刊相背离的现象有所不同。因此，《大公报·文艺》也就是大众文艺，这样去看京派文学的历史现象，或者更贴近一点。

这并不会降低京派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随着京派文学的出现，

打破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笼罩在北方文坛的一片沉寂，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亮点。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北方虽然有左翼作家在活动，但没有形成有效的文艺平台，唯一能在这一潭死水里搅出较大浪花的就是京派文学的作家群。

在这个时期里，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有了更大的升华，尤其是《边城》的出版，成为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沈从文的作品不但语言精练，刻画入微，更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色彩，他是京派文学作家里最接地气的一位。他在《边城》里创造的青年农村女性翠翠，形象朴质生动，给人久违了的艺术美和人性美，并不能视为“象牙塔”里挤出来的人物。沈从文喜欢赞美农村，厌恶城市，不只是因为他在上海的一段生活和创作，差一点让他迷失本性，而是因为他自小生活在湘西这个风景优美、民风虽然强悍但不失本真的热土里。他个人并没有传统文人常显露的纵情山水的士大夫情愫，而是选择了他最熟悉的生活场景。把现代士大夫的头衔送给他，实在有些望文生义。他也描写自己曾经经历的行伍生活，不仅是因为湘西尚武精神以及他的父亲曾经在辛亥革命后参加过“刺袁行动”，而是他在湘西的兵营里当文书，那未必就不是他的一所社会大学。

在京派文学作家群里，也有不少学者教授，但他们各有各的知识系统和生活经历，或者有着自己的艺术认知，但他们的探索是认真的、执着的。如参与创作并一直默默支持京派文学的林徽因，与梁思成跑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为的是中国的古建筑艺术，并不是寻常的猎奇者。她的“太太客厅”和朱光潜的“文艺沙龙”活动虽然来自欧美的文艺聚会，或者其间也有历代文人雅逸之举和情怀寄托，是当时最有效最能聚合作家和艺术家的互动形式。

与京派文学相比较的海派文学，从今天来看，同样价值巨大。由于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文学流派也不同，这其实是文学反映生活的一种地缘规律，并不能由自身的文学生活经验来判别和区分，也不能由一般的观感来区分高低。

我们以最为随性的散文创作来讲，京派的风格比较雍容，海派的风格比较清秀，但论起人间烟火气，海派散文更浓厚也更真实,海派散文渗透着都市情怀，京派散文却有着更多的山野气息和对过去时代的追忆。张爱玲就这样说过：“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声才睡得着觉的。”这就道出了南北文风的不同。或者说，海派散文的琐碎化源自生活细节的放大，京派散文的写意和写意中的刻意留白，却源自生活中的闲适,虽然京派散文的作者有许多来自南方，但生活久了也就入乡随俗了。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的差异，也在于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商业城市，从总体上更容易接受海外文化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上，经常是闪现洋场情调，或者更多借鉴西方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

不管京派文学，还是海派文学，其实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作家群体的文学集合概念。文学流派或者各有长短，但它们都是推进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文化实现形式。这也影响到办报办刊的风格，影响到副刊的面貌。

按照沈从文的一贯文学追求，1946年10月，他与杨振声、冯至第二次主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不久，冯至主编《星期文艺》。沈从文编辑写作两不耽搁，接任了《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星期艺文》，京派文学园地进一步扩大。1947年《文学杂志》复刊，朱光潜担任主编，但当时朱光潜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系主任，并代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工作繁忙，实际组稿编辑工作还要依靠沈从文。这一年，沈从文在《文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乔秀和冬生》和《传奇不奇》两篇小说，文学创作就此结束。在形势的变化中，京派文学开始从高潮进入尾声，但这也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一般社会变化规律。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沈从文决意进入中央革命大学学习，一方面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望，另一方面又时时担心自己能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和各民族服饰研究，出版了著名的服饰艺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整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卓有成就的专家和先行者，并在文学贡献再次得到社会认可中安然离世。

沈从文作为中国一流的小说家，著述颇丰，但他的大半生都与文艺副刊打交道，他是一位与报纸文艺副刊相伴而行时间最长、频次最密的优秀作家。他成就了文艺副刊，文艺副刊也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他也是一位编辑艺术家，不仅效率高，也具备优秀编辑的素质：一是不厌其烦，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件文艺作品并悉心修改，大到立意小到错别字都不会放过；二是培养后进生，萧乾的第一篇小说《蚕》就是经他细致修改后，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的。萧乾曾经回忆，沈从文对他讲了文字的基本功，并说“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他强调文笔洗练，少用虚字，语言精致而富于情韵之美，这让萧乾受益匪浅。沈从文的创作追求也直接影响到青年萧乾，萧乾的短篇小说《矮檐》《落日》等作品同样具有泥土气，而他的《雨夕》写出了对一位疯女子无限同情的故事，他的《流民图》真实反映了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

像萧乾这样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沈从文之后接手《大公报·文艺》，并且干得很出色，与沈从文的培养和推荐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不仅用自己的写作支持萧乾，甚至在萧乾为鼓励创作设立中国第一个文艺奖金评选时，亲自担任评委。沈从文力求不埋没好的稿子，萧乾也是如此。《废邮存底》其实是沈从文与萧乾的一个合集，在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上发表，名震一时的沈从文与初出茅庐的后辈合集，也是当时文坛的一桩美谈,他自始至终关注着《大公报·文艺》和萧乾。沈从文是一个有眼光、有耐性的文学编辑家。

广西大学文学院学者彭林祥曾对《从文自传》的不同版本作过比较研究。据他统计，在近70年里，《从文自传》出版的10余种版本，最主要的是出版了邵洵美的“自传丛书”，那时沈从文文学活动暂时处于低潮时期。接着出现了良友本、开明本、人文本、选集本、文集本等不同版本。前后有文字修改和家世资料的内容增加，尤其是在人文本里，有关于沈从文有四分之一苗族血统的补充记录。沈从文的湘西和湘西文学传奇色彩更加引人注目，但他的文学活动和相应的文艺副刊活动记录并没有多少变化。文艺副刊编辑与文艺创作的互动，贯穿在他前半生的事业追求里，实际上也是他在小说创作之外的另一条重要的文化生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