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与《北洋画报》：略说报刊编辑三十家

自张恨水凭报纸副刊连载小说一举成名之后，天津也崛起了一位更为年轻的副刊编辑兼通俗小说家刘云若。他的副刊编辑活动和通俗小说创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北洋画报》的主编生涯直接促成了刘云若由记者编辑向通俗小说大家的转型。但是，他的副刊编辑活动无论从报刊类型还是编辑格局上，都明显呈现出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报纸副刊编辑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画报化和小报化；二是为人办报办刊与自己办报办刊兼而有之。大约也是这个原因，他的连载小说被人称之为“报人小说”。

刘云若的副刊编辑和通俗小说创作活动，为什么会出现迥异于其他报刊的特点呢？除了他个人的偏好，也同当时天津报业发展的大格局有关。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但又是中国北方最大港口城市和商业城市，新闻资讯和来源比较丰富。从庚子事变前后起，天津的报业就开始进入一个大的爆发期。许多外国人插足报业，有一定背景和财力的中国商人也开始大规模地经营报纸。前者如《益世报》，是罗马天主教教会创办

在华出版的中文日报；后者则是最有名气和影响最大的《大公报》，它是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出资5万元新办的。为什么说是新办的呢？因为最早的《大公报》其实是由天主教徒柴天宠、主教樊国梁、

法公使鲍渥等在1902年筹资合办的，创刊后，由英敛之任总经理。1916年，该报售予王郅隆。1925年，《大公报》因经营困难被迫停刊。不久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接办，走上了一条起死回生和脱胎换骨的新路，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一张民营大报。除这两张大报之外，当时还有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毕业回国的董显光创办的《庸报》，于1925年3月在天津创办出版。董显光曾在奉化龙津中学当过英文教师，教过中学时代的蒋介石，与蒋介石有师生之情。因此，后来他也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国际新闻传播。这样几张由重量级人物创办的重量级报纸三足鼎立，并没有给其他的报刊留下更多的生存发展余地。一些报人只能另辟蹊径，或者剑走偏锋，在其他报刊形式上打主意。尝试“小报大办”或者“大报小办”是一条新路，然而彼时的上海早已是小报风行，个人杂志名满天下。或许受到上海《点石斋画报》和《良友》画报的办报启发，兼顾新闻和娱乐的津派画报也就蜂拥而出，盛极一时，津派画报填补了天津报坛的一大缺口，也构成了天津报坛的一大特色。在20世纪30年代，画报用铜版纸印刷，以零售为主，带着时兴的华丽包装，成为彼时中国新闻传播的一道风景线，其繁盛程度远远超过了上海。

津派画报在天津的兴起也有自身的社会文化土壤，与天津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这个时期是天津商业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天津世俗文化发展的膨胀期，天津的社会形态，既区别于北京，又区别于上海，有着庚子事变前后所形成的独特商业环境。一方面，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聚集着新兴海港大城市所具有的商业元素和时兴文化元素乃至科技元素，为文字阅读和视觉信息的接受，提供了相互结合的市场需求和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天津租界林立、华洋杂处，社会环境的发展也非常容易形成独特的商业文化，再加上自辛亥革命以来，这里就成为许多前清遗老遗少和民国前期轮流上台下台政客们“大隐于市”的首选地。由此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寓公阶层和相应的商业服务群体，为多层次的休闲文化提供了非同一般的气氛，使之成为天津高层文化和世俗文化消费的基本底色。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京剧在北京形成，人才也主要在北京涌现，却要由天津观众来当评委和举行名角儿的加冕礼。在那个时代，天津是北方各路演艺界人士的“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是艺海“龙门”，艺人要想一举成名天下知，不到天津露脸献艺，永远出不了山，更成不了名角儿。

天津也是各色人物频频出现的一个鱼龙混杂的大社会，政坛明星在半掩半遮中不时神秘现身，自然为大小新闻记者和画报摄影记者提供了太多的报道机会，也给津派画报提供了大量的新闻线索。画报除了主打摄影图片和娱乐新闻之外，还是封面人物和头条新闻的主要来源。这些津派画报画刊，不仅刊登上海的电影明星和京津的戏曲名角儿的照片和材料，而且也把张学良的有关图片和逸闻摆在显著位置。这样一种近乎燃烧的社会现象，也为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发表提供了机遇，是画刊拼盘里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肴。在这样一种编辑格局中，我们去看刘云若的画报编辑和通俗小说创作在市民读者中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其办刊风格。刘云若编辑副刊与其文学创作的关联如此紧密，图文并茂的画报画刊成为他的连载小说的最佳载体，而他的连载小说又提高了画报的观赏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报人小说，不如称作画报小说更贴切一些。因为说到底这是一种发表形式，而不一定是要把新闻与小说混搭在一起。

刘云若出道虽不算晚，但也是从业余写作开始的，一步步地走上画刊编辑之路，又一步步成为流行小说作家。他迈出副刊编辑的第一步，与连续不断地向《东方时报》副刊投稿不无关系，更与另一位著名的副刊兼画刊编辑的慧眼识珠分不开，这位编辑就是《东方时报》《北洋画报》的主编吴秋尘。

吴秋尘善写杂论，笔锋犀利，行文诙谐，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名。他原来在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是著名新闻家王小隐、黄远生、邵飘萍、徐凌霄共同举办的，是中国

人创办的第一所正规新闻教育机构，因此他与王小隐有直接的师生之情。后来，王小隐到天津，

担任《东方时报》中文版总编辑。他力邀吴秋尘来天津担任《东方时报》副刊主编，吴秋尘欣然前往天津就任。《东方时报》副刊一开始叫《杂货店》，吴秋尘来后不久，改变办刊风格，并将刊名改为《东方朔》。《东方朔》办得比较生动活泼、气象一新。吴秋尘的妻子徐凌影也在《东方时报》办副刊，主持另外两个文艺专刊《文艺》和《小说半月刊》。他们是平大的同学，又一起从事副刊编辑，这是副刊编辑史上的一对夫妻档。吴秋尘后来还主持过天津《益世报》的“社会服务版”，也自己办过《玫瑰画报》。

吴秋尘重人才、重感情，北派武侠小说家宫白羽困居北京，只身来天津投奔吴秋尘，靠给《东方朔》写稿才渡过难关。刘云若稿件屡投屡用，得到吴秋尘的器重，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因此也就引见给他的老师王小隐。不久后，《东方时报》股东内斗，报社解体。王小隐担任了《天津商报》副刊《古董摊》编纂，而吴秋尘也转向正在筹办的《北洋画报》，刘云若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与《天津商报画刊》和《北洋画报》建立了影响他一生事业的关系。吴秋尘主编过《北洋画报》部分版面，刘云若协助打理其副刊。据有关资料记载，刘云若并无助手，编校均他一手承办，这在编辑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说明刘云若的副刊编辑业务上手很快，也很能吃苦耐劳。那时，他兼着两份副刊编辑工作，此后不久，他在吴秋尘离开《北洋画报》后也担任过画报的主编，同时也开始了他的长篇小说创作生涯。(www.xing528.com)

《北洋画报》创办者冯武越，也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著名报人。他的笔名叫“笔公”，原籍广东番禺。其父冯玉潜曾任国民政府驻墨西哥公使，所以自幼随父海外游学。曾在比利时和瑞士学习航空机械及无线电等，学成后遍游欧美实习考察，《北洋画报》其版式比较新颖，内容包括时事、人物、戏剧、电影、书画等。他办画报的主张很明确，认为好的画报要关注社会，追求时尚、艺术和科学，因此，《北洋画报》也摆脱不了当时小报、画报捕风捉影的陋习。冯武越办画报的理念影响到刘云若后来的创作，集中体现到他的《红杏出墙记》小说里，也影响到他的画报编辑风格。

冯武越思想比较开放，不囿于陈规，所以《北洋画报》报中有报，报外也有报，并且不拘一格地设立了画报副刊，固定连载长篇小说和漫画。1927年7月至9月，《北洋画报》还另出版副刊20期，编辑形式独立的副刊随报发行或者单独发行，而这种模式正是刘云若所喜欢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武越还创办了《图画新闻》，由王小隐担任主编。他因多年积劳成疾，肺病复发。1932年停办了《图画新闻》，将《北洋画报》兑与最初的一位投资合作者——同生照相馆经理谭某。1936年，吴秋尘在其主办的《玫瑰画报》中特意推出“画报先进冯武越先生纪念专页”。

1930年，刘云若最终辞去《北洋画报》的编辑职务，担任了《天津商报画刊》主编。《天津商报》办画刊，画刊中带副刊。《天津商报画刊》一开始是周刊，并不适合小说连载。1931年6月，从周一刊改为周二刊，两个月之后又改为周三刊，到了1936年，最终改为日刊。这样一来，长篇连载又成为主打内容。《天津商报画刊》连同《天津商报》，也在1937年一道停刊了。刘云若编辑《天津商报画刊》达7年之久，这7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7年。

在此期间，他还主编了《天津商报》副刊《鲜花庄》，同时还兼任了多家报纸的主笔，其余的精力全部投入小说写作。1930年，对刘云若来讲，无论是编辑还是创作都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年春天，沙大风创办了小报《天风报》，刘云若应邀同时编辑了《天风报》的副刊《黑旋风》，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就发表在《黑旋风》上。在《春风回梦记》之前，他还写过一部《燕蹴红英录》，但半途而废。因此，《春风回梦记》应当是他的小说处女作。刘云若发表这部小说的时候只有27岁，创作上还没有进入成熟期，但已经显露出写长篇小说的才华。《春风回梦记》从总体上并没有跳出清末民初流行哀情小说《玉梨魂》《雪鸿泪史》等作品的情节与人物命运布局，并且是以传统章回体结构展现的一个典型才子佳人的故事，又混杂了妓女、名伶等人物形象，使人感到了他对旧的言情小说的刻意模仿，甚至在语言运用上，也是文白相杂、诗词相间的风格，显现出旧小说的某些典型特征。但其中的人物性格刻画颇具北方色彩，同时也引入了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

与大家已经熟悉的老掉牙的南派言情小说相比，在风格上还是有所不同的。一经发表，就引起京津读者的关注。从此以后，刘云若的通俗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在各家画报上连载发表了《红杏出墙记》《歌舞江山》《情海归帆》《海誓山盟》《旧巷斜阳》《粉墨筝琶》《换巢鸾凤》《小扬州志》等长篇小说40余部，其中小说《红杏出墙记》是刘云若的代表作。

《红杏出墙记》是在《天津商报画刊》上连载的。《海誓山盟》也刊出了400多期。《红杏出墙记》已经摆脱了章回小说的传统写作结构，也摆脱了传统的人物关系，进入了与时代平行的男女知识青年的社会感情生活领域。所谓“红杏出墙”一词，题目上扎眼，情节上并不暧昧。这部小说在文字语言上生动，情节对话有现场感，再现了包括京津在内的北方都市的社会生活场景。大概就是这些原因，20世纪40年代末期，《红杏出墙记》也被搬上了银幕。

1933年10月，刘云若自办一份《大报》，虽名为《大报》，实则是小报，出版了两年，因为转载了上海《新生》周刊上的一篇《闲话皇帝》，触动了日本的政治敏感神经，对天津当局施加压力，报纸被迫停刊。刘云若也无法再继续自己的报纸编辑活动，转向职业写作。1937年，京津相继沦陷，他守住了底线，既没有像一些落水报人一样，为日本人去办报，也没有从事任何编辑工作，主要是埋头写作。因为身在沦陷区，他无法写出像老舍《四世同堂》那样不朽的作品，也多少透露出沦陷区非人的生活状态。他在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例如《旧巷斜阳》《粉墨筝琶》都发表在灰色的三四流小画报上，目光集中投射到社会底层，着重刻画沦陷区的社会百态和人们陷入绝境的生存状态。

抗战胜利后，刘云若重操旧业，再次创办了《星期六画报》。《星期六画报》在形式和出版结构上还保持了《北洋画报》和《天津商报画刊》的特点，增设了副刊《鲜花庄津号》和漫谈专版《小扬州》。《星期六画报》更像是一本活页杂志。

天津解放后，刘云若也没有停笔，写作了新的小说《云破月来》，但只刊出4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而中断。

刘云若生于1903年3月，病亡于1950年2月18日。关于他的出身背景，一个说法，他出身于天津的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因为他少年就读于天津铁路系统举办的扶轮中学，最初的工作又是列车员，似乎有铁路世家子弟的背景。另一个说法，

他出身于天津一个军人家庭，他在念书的时候，就喜欢阅读西方翻译小说并广泛涉猎各种笔记小说和野史杂记，这打下了他编织故事的文字功底。18岁时他当列车员，也开阔了他广泛接触多种人士的观察视野。20岁时，他开始投稿，文章主要见诸于《天津商报》和《东方时报》的副刊《东方朔》上，也在《大公报》和《益世报》发表过文章，所用笔名有流云、刘云、刘霜等。年少时打下的基础，足以让刘云若受益一生，但过早的离世却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