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珠北玉与报刊编辑三十家

徐凌霄似乎被新闻界淡忘了，不是因为他当年名气不大，而是他比较低调。1961年,徐凌霄与世长辞。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活人过得都艰难，逝者也多是悄然离去。徐凌霄是当时报界的一大名人，也曾作为著名新闻记者、著名的文史掌故研究专家和著名的报纸副刊编辑者闻名于世。

徐凌霄，祖籍江苏宜兴，原名徐仁锦，据说是族内各代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大排行，周而复始，到他这一辈正好是金字旁，可见家族渊源之深厚。徐凌霄一名来自斋名“凌霄汉阁”，取壮志凌霄之意。他在当记者的时候，笔名徐彬彬。徐家历代科第有成，陆续出现过祖孙父子“一时同堂五进士”、“父子三翰林”和“三代十科十二举人”的家族科第奇观。他的祖父徐家杰（伟侯）也是一位进士，科考入宛平籍，当过县令，晚年曾在北京金台书院主讲；父亲徐致愉也是进士，当过山东某县县令。徐父喜欢听京戏，徐凌霄自幼耳濡目染，为日后举办《戏剧周刊》打下了扎实的童子功功底。根据当时世家子弟的传统教育路径，徐凌霄13岁入学，每年进行两次考试，常常获得第一名，由此而为享有钱粮补助的廪生，但他并不满足这种埋头读经的道路，转而考入山东高等学堂。在那里，他学习了英文，并且第一次知道了莎士比亚戏剧，知道了中国戏曲表演、中国演员的文化地位与西方戏剧有何不同，这对他后来从事剧评和主持《戏剧周刊》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山东高等学堂毕业以后，他又考入了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进入土木工程科学习，但毕业后并未从事有关职业，而是再次转向，开始了与专业毫不搭界的文化和新闻工作。

这与他敢于自我创新的性情有关，但更有关联于社会风气大变。家族影响也很重要，徐凌霄的二伯父徐致靖是当时维新派官员里的头面人物，曾经举荐过梁启超、康有为和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徐致靖曾被列入斩首名单，由于李鸿章等旧人的一再斡旋，改判绞监候，直到1900年才出狱。作为维新派朝廷重臣，他对徐凌霄这样讲过，只靠几个做官的恐怕不会改变什么，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与帮助，这给予徐凌霄极为深刻的影响。但真正的机缘巧合，是来自他的一篇与专业有关的考察议论文章。在校学习期间，徐凌霄到长江实习考察桥梁工程，对技术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乃至国际比较联系在一起研究，文章投给了南京的《民生报》，刊发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篇文章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即一味依靠外人绝非兴邦之策。一时间，《申报》《大公报》纷纷向他约稿，他也因此名声鹊起。1910年，徐凌霄正式投身报纸写作工作，先后成为《申报》《大公报》《时报》的特约撰稿人，因为文笔犀利，见解独到，他与黄远生、邵飘萍被并称为“撰述界三杰”。那时的徐凌霄用名徐彬彬，因此时人皆知徐彬彬而不知徐凌霄。

1916年，他接替黄远生，成为《申报》和《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长期为两报撰写北京通讯和随笔。因为他交友很广，甚至因为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寒云）也喜欢京剧，他们多有交流，徐凌霄也多有新闻斩获，一些有关袁氏筹备称帝的“秘闻”在《时报》上刊出，经常引起轰动。但京剧归京剧，政治归政治，他在政治立场上还是泾渭分明的。投靠袁世凯的杨度曾经找到他说，徐袁两家是世交，不该相互为难，希望他在政府中挂个咨议的头衔，并可投入资金支持他来办报。徐凌霄不仅拒绝了杨度，而且劝杨度远离袁世凯。

应当说，这是徐凌霄记者生涯中最为高潮的一幕。1917年，新文化运动风云乍起，兼有国学与西学基础的徐凌霄陷入彷徨，一时不知道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文化道路。论文化功底，他的国学根基更深厚，对白话运动既有理解也有自身的局限。1918年，同为“撰述界三杰”的邵飘萍开始创办自己的《京报》，邀约徐凌霄担任特约撰述。这个职务介于记者与主笔之间。此时的徐凌霄因擅长旧体诗词，并经常在报上发表，与北京的旧体诗人沈宗畸、徐半梦和袁克文一时并称“京师四才子”。在《京报》决定设立《戏剧周刊》的时候，也就决定了徐凌霄开始走上剧评人的道路，开始长达数年的戏剧副刊编辑生涯，从而确立了他在报纸业的新地位。

对于他所熟悉的京剧，当时的新文学家态度比较偏激。胡适评论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周作人更是在《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中讲：“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徐凌霄并不以为然，他反驳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几部小说，如《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经过一点评，地位马上高起来，可惜他们只肯捧小说不肯捧戏剧，未免有些莫名其妙。他认为，中国戏剧的价值和意义要超越小说十倍。这里虽然有斗嘴的成分与情结，而且也不可简单类比，但他为中国戏剧鸣不平，也并非没有道理。(www.xing528.com)

徐凌霄肯定不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也不是守旧者。他的戏剧评论在当时有些卓尔不群，原因有三：一是他的职业是剧评家；二是他懂京剧，也有一定的舞台经验；三是他了解西方戏剧理论。

徐凌霄的戏剧副刊编辑是旧文人“菊部”评论方式的一个大终结，他不仅是《京报·戏剧周刊》的开山者，也应天津《大公报》之邀，前后两度主编《戏剧周刊》。在1928年1月4日出版的第一期《戏剧周刊》上，徐凌霄撰写了《戏剧周刊述旨》的“开场白”,并提出公共讨论的编辑思想。在他主持《戏剧周刊》的这段时间里，林林总总刊登了300余篇评论文章，展示了当时中国戏剧的生存状态和研究成果，至今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20世纪30年代初，徐凌霄也曾介入梅派与程派的流派争论，背景比较复杂，是戏曲艺术的一种争鸣方式。1932年，程砚秋创办了《剧学月刊》，徐凌霄担任主编，因此，他被视为“程党”。有评论者说，这一切都是巨商争斗，连累艺术家，颇有些道理。徐凌霄很注重文德与笔德。20世纪40年代，有一本连载小说谣传梅兰芳先生的私生活，有很多不实之词。他仗义执言地批评道，演员讲究艺德，我们写这些方面的文章，也要注意笔德。

在编辑《戏剧周刊》的同时，徐凌霄还有一大文化贡献，那就是与其弟徐一士共同完成了民国中期的三大文史掌故名著之一的《凌霄一士随笔》。他还写有一部小说《古城返照记》，也是早期京味小说的一种，他的《皮黄文学研究》是研究京剧剧本的独门专著。《凌霄一士随笔》也与副刊或者附刊有密切关联。在徐凌霄编辑《戏剧周刊》的时候，《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知道他有精深的文史功底，就约请徐家兄弟联手为其综合性周刊《国闻周报》撰写清末民初的文史掌故。这些随笔写了8年，累计150万字，涉及从道光、咸丰至清末民初的人物和朝野故事及风俗流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清史稿》的某些细节。对于这部随笔，连海内外知名的“补白大王”郑逸梅也大为赞叹，认为徐氏兄弟累世重家举，正史之外，兼通杂书，有些事又是亲身经历，有比较可靠的近代史资料价值。1949年，徐凌霄应其母校北京大学聘请，从事了较长时间的古籍整理工作。1954年，他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