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珠北玉-略说黎烈文的《自由谈》

20世纪30年代，黎烈文是最负盛名的《申报》副刊《自由谈》的主编。他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笔名李维克、亦曾、六曾等。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2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又赴法国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已介入《申报》采访工作，担任其特约撰述。1932年归国，担任了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编译。同年12月，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邀请，担任该报副刊《自由谈》主编。

《申报》是上海老资格华文新闻报纸。1872年4月，《申报》由来华经营茶叶和布匹生意的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查和其他三位合伙人合股创办，是外商在上海举办的最大的华文商业报纸。先定名为《申江新报》，后按读者习惯称呼为《申报》。当时，上海还有中文新闻报纸《上海新报》，这两家报纸开始打价格战，后来《申报》订阅量居上。1889年，《申报》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总资产达白银30万两。《申报》初创一年，就因为用“某生者”署名的笔记文体报道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申报》派出记者采访，并在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终于惊动慈禧太后下旨复查，平反了冤案，销量大增。《申报》又增刊了用白话文编写的《民报》两日刊，并创下了白话文报道和出版增刊两个第一，这其实就为该报副刊模式的出现在形式上做了一个铺垫。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申报》的经营状况经历了起起落落。1912年秋天，史量才从席子佩手里购得《申报》所有权，开始扭转亏损局面，并逐步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华文报业重镇。从1912年起，《申报》的发行量从7000份开始上升，1925年突破10万份，1932年超过15万份。黄远生、邵飘萍等都曾在《申报》当过记者或者编辑。

史量才购得《申报》所有权，坊间有多种说法，主要是购入资金12万块大洋从哪里筹措的，一种说法是由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企业家支持；另一种说法是资金来自夫人沈慧芝（也即秋水夫人），因为史量才曾经在杭州西湖为其建造了一幢别墅——秋水山庄。1934年，史量才被刺杀，正是从秋水山庄返回上海的途中遇害的。在史量才遇害后，这幢秋水山庄和上海的史公馆前后捐赠给了慈善机构。资金问题虽说得如此简单，其实是有些看轻了史量才经营报业的胆识与本领。史量才购入《申报》，并非一开始就是全资，而是与张謇、应德闳、赵凤昌共同合资经营的，一直到1916年，他收购了合资人的股权，才成为独家经营的报纸。1927年，史量才进一步开始扩张报业，由张竹平出面购入了《时事新报》的全部产权。1929年，他又购入美商福开森《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申报》在一个时期里，一跃成为中国新闻业界最大的报业集团。史量才遇害，《申报》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申报》两度停刊，此时的《申报》完全被国民党控制。1945年又被国民政府控制了51%的股份，由杜月笙和陈布雷分任董事长和常务董事，成为国民政府的舆论喉舌。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申报》停刊。

史量才不仅是报业经营奇才，也有明确的办报宗旨。史量才1880年出生，原籍江苏江宁县，原名史家修，19岁时考中秀才。后寄居上海松江县泗泾镇，并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任教。他曾经创办过一间女子蚕桑学校，还在广方言馆担任理化教师，因其精明干练，又痴心于新学，深受近代实业家和立宪派主要人物张謇的赏识。史量才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也与革命党人建立了一定联系，为其后来的报纸生涯奠定了政治基础。因此，《申报》虽然是商业性质的报纸，但很关注时事政治。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申报》因披露

袁世凯秘书的日记内容揭袁出卖维新派的材料而轰动一时，加速了倒袁运动发展的势头，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史量才强调报纸以“言论自由，不偏不倚，为民喉舌”的办报宗旨，敢于抨击国民政府种种不得人心的政策，敢于打开天窗说亮话，也敢于引进新人，这是《自由谈》出现改革气象和能够露出锋芒的主要原因。

在黎烈文之前，《申报》副刊《自由谈》一直存在，但是以茶余酒后消遣为谈资的流行综艺副刊，俗称“报屁股”。影响一时，却很快受到以推动社会变革和为新文学所应有的使命潮流的冲击。一直到黎烈文接手《自由谈》后，才开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也有与其他报纸副刊完全不同的面貌。在黎烈文的主持下，《自由谈》成为新文学尤其是杂文的重要传播载体，先后发表了鲁迅、瞿秋白、茅盾、陈望道、巴金等人的大量杂文、随笔、散文和诗歌，很快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重要文化舆论平台，成为进步作家与读者交流的园地和针砭时弊的文化阵地。

黎烈文主编《自由谈》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因为发表的文章立场鲜明，很快受到国民政府舆论势力的打压。1934年5月，黎烈文被迫离职。后由张梓生接编《自由谈》，延续了黎氏编辑风格，但张梓生也在同年10月31日被迫登出《自由谈》停刊启事，辞去主编职务。黎烈文、张梓生的相继离去，再加上不久后史量才遇害，《自由谈》终于还是像一道流星划过了夜幕,一去不复返。

史量才的遇害，一直是中国新闻史和政治斗争史上的一大疑案。1934年11月14日，这天的《申报》在头版

用非常醒目的黑体大字报道，史量才于1934年10月6日赴杭休养，11月13日，他乘车从杭州返回上海途中遇害。史量才遇害，虽然蒋介石也明令悬赏一万元奖金，鼓励缉凶，但无疑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史量才遇害后，《申报》失去了抵御国民政府操弄报道的柱石，逐渐偏离了原先的办报方针，虽然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后来在香港发刊了《申报》香港版，但是精气神已经不复从前。从史量才遇害的前因后果可以看出，黎烈文离任《自由谈》，其实是国民党右派围剿进步新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前奏，史量才的遇害与黎烈文被迫离职《申报》，有着前后的必然联系。

《自由谈》的光芒同鲁迅杂文的光芒是分不开的，鲁迅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三本杂文集中的178篇文章，其中有140篇是发表在《自由谈》上的。在黎烈文编辑《自由谈》时期，也是鲁迅杂文创作仅次于《语丝》时代的第二个高峰期。

鲁迅先生这样写道：“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做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鲁迅在这三本杂文集中的前言和后记，特别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用剪报将有关报纸和人对《自由谈》以及对自己杂文的反应联结为一种实录资料，意在对照，也有立此存照的意思。

刚从法国回来的黎烈文，与鲁迅并不熟悉，一开始向鲁迅约稿是通过郁达夫介绍的。鲁迅虽然没有拒绝，但也观察了黎烈文一段时间。直到听到关于黎烈文妻子殁于生子，后看到《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以笔名悼亡妻的文章，感于黎烈文的为人、为文、为事，也就开始向《自由谈》投出第一篇文章。从此，鲁迅的杂文写作一发不可收拾，随着鲁迅、黎烈文两人交往日深，慢慢产生了忘年友谊。

黎烈文有爱心、有事业心，也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这是鲁迅与他一见如故的重要原因。他不仅连续投稿支持《自由谈》，而且表达出一种共鸣和默契。他在致黎烈文的信中这样写道，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唯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www.xing528.com)

鲁迅的理解和胸襟如是，也是对黎烈文最有力的激励和支持。鲁迅还向黎烈文讲到编辑如何应付文坛凶险的办法，他说，漂聚在上海的所谓“新文人”和一些“文探”，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为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的性命，倘遇此辈，第一且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要付之一笑，徐徐扑之。作为副刊作者与编辑，鲁迅、黎烈文两人的文字关系和社会共同关切，是现代报纸史和文学史的一段佳话，他们之间不仅文字相通，心也是相通的。

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与《自由谈》的关系。瞿秋白当时在鲁迅家居住，由于他的敏感身份，曾经借用鲁迅的笔名“何家干”“洛文”等，由许广平誊写，再投寄到《自由谈》，其中用“何家干”笔名发表的文章有《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以及《中国文与中国人》，署名为“余铭”。此外，还有署名“子明”的《儿时》，有些文章分别编入《鲁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这是《自由谈》的又一道光彩。

黎烈文离开《自由谈》后，鲁迅、黎烈文走得更近了。为了黎烈文的生计，也为了事业，鲁迅邀约茅盾、黎烈文到家中吃晚饭，三人一起商量创办《译文》杂志。后来，又由黎烈文主持编辑了《中流》半月刊，并得到鲁迅、茅盾和巴金的支持。鲁迅逝世前，将《女吊》和《死》等散文发表在《中流》半月刊上。

黎烈文对鲁迅的感情和敬仰一直影响着他的工作和生活。鲁迅逝世，黎烈文一直在万国殡仪馆治丧处忙碌，还是扶棺者之一，参加了鲁迅的下葬仪式。他在《中流》上发表的纪念文章《一个不倦的工作者》中写道，“别人不过从鲁迅先生的著作受到他的影响，而我却是近几年来常常在他家里走动，当面受着他的教益，得到他的鼓励的一人。望着那静静地睡在许多花篮花圈当中的他的遗体，再回忆着那永远不能够再听到的但又仿佛还在耳畔的他的谈笑，我无论如何也不愿设想鲁迅先生已经死去……”。

黎烈文在主持《自由谈》期间，不仅担负着沉重的编务工作，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尤其是与鲁迅杂文互动的文章。比如鲁迅发表了《推》，黎烈文则写下了《第三种人的“推”》，接着又引出鲁迅的另一篇《“推”的余谈》。鲁迅发表了《二丑艺术》，黎烈文也写出《按下二丑不表》作呼应。这是一种紧密互动的编辑艺术，黎烈文也是鲁迅杂文阵营的一员。

《自由谈》是左翼文化人与不同文艺思潮辩论的平台，比如廖沫沙与林语堂对《人间世》的争论就发生在《自由谈》上。林语堂是幽默小品的提倡者和有成就的作家。1932年，林语堂创办《论语》半月刊，他强调幽默便是闲适，如“风雨之夕，好友几人，密室闲谈”“如狐怪、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中西民族之不同，琉璃厂的书肆，风流的小裁缝，胜朝的遗事，香椽的供法”，等等，引起一些对民族危亡更关切的人的不满。1934年，林语堂创办的《人间世》更是这样，甚至用中日之间的共存共荣作对比，要求小品文与幽默互相融合,这就再次引起廖沫沙的反对。几天后，

廖沫沙

发表了杂文《人间何世》，而林语堂也连发三篇：《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周作人诗读法》《方巾气研究》来呼应。而左翼文化人自然站在廖沫沙一边，廖沫沙继续批评林语堂。廖沫沙除了在《自由谈》上发表几篇文章外，也在《中华日报》的《动向》上发表了杂文《四六文的新生命》，指出幽默当然需要，但也要看场合与环境，这是争论的症结所在。1935年，林语堂还创办过同一种格调的《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林语堂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他的代表作是《吾国与吾民》《老子的智慧》《京华烟云》。

黎烈文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1932年，他主持《自由谈》时，曾经约稿写恋爱小说广有声誉的张资平，并连载了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途》。连载两个月后，毅然停载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腰斩张资平事件”。张资平原本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的同窗好友。1921年，同郭沫若、郁达夫和成仿吾一起组织成立了创造社，并在第二年推出《创造》（季刊）。张资平善于写情节曲折的恋爱小说，受到上海一般市民读者的欢迎。所写《飞絮》《最后的幸福》等小说一书难求，也曾在1930年出版过反日题材小说《天孙之女》，其中《冲击期化石》也是新文学兴起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张资平被利欲熏心，脱离创造社后专心写三角恋爱或者四角恋爱小说，并且情节描写露骨。张资平的小说被“腰斩”后，一些居心叵测的攻击者偏要怀疑鲁迅，说鲁迅常去的内山书店是日本人的情报机构；说黎烈文当主编全靠姊妹嫁作商人妾——其实黎烈文的长妹早逝，小妹年幼，可见此人心术果然不正。1939年10月，张资平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出任了汪伪“兴亚建国运动本部”文化委员会主席，成了汉奸。但他这个汉奸也当得尴尬，在汪伪报纸上写了吹捧汉奸的小说《青磷屑》，主人公起名汪兆麟，结果让汪精卫亲自下令停止刊登。

黎烈文具有较深的法国文学修养，因此译作也有不少，如剧本《妒误》和《医学的胜利》等。

黎烈文从《自由谈》一举成名并由此经受波折和磨难，使其后半生的新闻文化活动发生了一些变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更多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中。1938年春天，他接受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的邀约，进入福建省省长陈仪创办的改进出版社，担任社长兼省政府参议，在宣传抗战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黎烈文又到台湾就任《新生报》副社长兼总主笔，不久，黎烈文辞去《新生报》职务。应时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许寿裳的邀请，担任该院西洋文学系教授，从此转入教学和文学翻译活动。

同一时期，与《自由谈》有关联的重要进步文化副刊和人物，还有在《自由谈》星期日出刊的《妇女园地》周刊。1932年夏天，沈兹九进入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上海分馆任《时事类编》助编。1934年，她认识了史量才，托人询问可不可以在《申报》开设一个妇女周刊，史量才欣然同意，便将星期日出版的《自由谈》改版为《妇女园地》，聘请沈兹九为主编。《妇女园地》第一期面世，沈兹九撰写了发刊词。为了办好这份周刊，推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沈兹九在文化教育馆搬迁南京时，她放弃了安定生活，留在了上海，这是《自由谈》的另一个重要亮点。史量才被暗杀之后，《妇女园地》也被压缩版面，她转而筹办了新的《妇女生活》月刊。1935年10月，《妇女园地》被勒令停刊，但《妇女生活》一直坚持下来，皖南事变后才被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