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散文作家，也是一位文艺批评家、翻译家。作为“新月派”的理论旗手，
梁实秋恪守着古典主义的立场，他始终保持着其理论的不变，他的这种思想的独立性对我们理解其学术的独立性有着极大的帮助。在一段时间里，梁实秋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很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尤其是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后，又被文学史论者批判为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头面人物。
1923年8月，梁实秋赴美留学，并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梁实秋，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和程淑等。他一生著作达2000多万字，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数量的最高纪录。他还是《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之一。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极为重要的报纸副刊编辑,他的编辑生涯几乎超过了从事教学的时间。他到美国科罗拉多学院和哈佛大学留学时，在海船上就同冰心、许地山等几个爱好文学的人一起办了一份
文学性质的壁报《海啸》，张贴在船上客舱入口处，可见他对这种方尺天地多有兴趣。在他的第一任妻子程季淑去世后，晚年第二次迈进婚姻殿堂之前，在旅居美国期间，他居然自己专门办了一份《清秋副刊》，遥寄隔洋的意中人“最最亲爱的小娃”。这个举动充满了幽默，但也足见编辑和阅读副刊已经成为他的思想与感情的重要表达形式。
梁实秋发表散文和文艺评论的副刊很多，他的第一篇翻译小说《药商的妻》于1920年发表在《清华周刊》增刊第6期上，而第一篇散文诗《荷水池畔》发表于1921年5月28日《晨报》第7版上。他编辑过的副刊也很多，正式的报纸副刊编辑生涯是从1927年在《时事新报 ·青光》上发表文章开始的。1927年2月，梁实秋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程季淑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10多天后就同妻子南下到了南京。不久后，又与同样是新婚不久的余上沅夫妇到了上海，应聘为《青光》的编辑，同时也在大学里兼教。1930年，杨振声担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他应杨振声之邀，到外文系担任主任
并兼图书馆馆长。在青岛期间，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1934年，他又应胡适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
1935年10月，梁实秋创办《自由评论》，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冰心、李长之和周作人等人都是重要的作者。《自由评论》是梁实秋继亮出“自由主义文学”之旗的又一个开始。在此之前，他为天津《益世报》编辑了《文学周刊》，进一步扩大自由主义文学主张的影响。自由主义文学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为主线，也不赞成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因此与鲁迅等左翼作家发生理论对抗的同时，也并不被主张三民主义文艺的作家和理论家完全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史一直把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作为主线，自然有其必然的逻辑原因，但也少了一些具体的分析。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因为他的妻子程季淑的母亲病重离不开，他只身离家到大后方支援，在继续教书的同时，为重庆《中央日报》编辑了《平明》副刊。
他的自由主义文学理论取向，在其编辑《新月》月刊时已经全面形成。1928年，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文学的纪律》里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相关观点。在社会矛盾异常激烈的年代里，他完全否认文学阶级性，主张文学难得的是忠于人性，文艺是少数天才的独行以及艺术和艺术鉴赏的等级论等观点，并不为左翼文艺家所赞同，并认为是极为有害的。他与鲁迅的理论论战长达8年之久，牵动了中国所有的文艺神经。若不是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这场论战恐怕还会继续下去，而他的这些自由主义文学主张，以及与左翼文艺家的文艺论战，也主要是通过编辑《新月》和多种报纸副刊反复表现出来的。
梁实秋在编辑《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的同时，也与张禹九合作编辑《苦茶》杂志。他编辑《青光》的时间不到一年，旋即到暨南大学和东南大学任教，并于1927年与胡适、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新月书店，编辑《新月》月刊。1932年，又应天津《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邀请，主编了《益世报》的《文学周刊》。沈从文也主持过《益世报》的《文学周刊》，可能与梁实秋有时间上的交叉。他们的文学观点虽然不完全相同，引进的作家群也不完全一样，但自由主义的立场观点大体一致。1933年，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起接编了《大公报·文艺副刊》，也就各自在更宽阔的副刊舞台上开展各自的文学活动。《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小说和散文作品为主，梁实秋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则有散文和文艺批评的特色。
梁实秋创办《自由评论》的时候，并没有放弃报纸副刊编辑，前后短期主编过《世界日报》的副刊《学文》以及《北平晨报》的副刊《文艺》。接着就是到大后方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平明》。这期间，他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小学教科书组主任和国立编译馆翻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直到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师大任教。粗粗算来，在这20年里，他至少主编了5种重要报纸副刊、3种重要期刊，在5所大学任教，编辑写作的时间超过教学。而他的《雅舍小品》也是那时散文的作品集。1949年，梁实秋先后担任台湾师范大学
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依然与台湾《中华日报》副刊专栏“四宜轩杂记”频繁互动，发表了很多的散文小品。
在他主编的副刊里，《益世报》的《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的《平明》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梁实秋来说都比较重要。一个是在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点从南方走向北方，并同京派文学的发展发生交集之时；一个是抗战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开始写作散文小品。《雅舍小品》也许会引起望文生义者的联想，以为在国难当头之时，梁实秋已经闲情逸致到只谈风雅的地步。其实“雅舍”是一间坐落在重庆北碚山坡上的简陋房屋，是梁实秋初到重庆借住清华老同学吴景超的居所，因为没有门牌、邮递不便，因此商议着以吴夫人龚业雅的“雅”字为名，自然也暗合了“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意思。梁实秋后来移居他处，但作为小品书名甚至品牌一直沿用下来，揭示了梁实秋的幽默与性情。《雅舍小品》是梁实秋的一部散文作品集，
篇篇精致、优雅、幽默、有趣，从内容和题材上看虽前后也有不同，但大体上遵循了他的文学主张和艺术情趣。
《益世报》是天津影响仅次于《大公报》的老报纸，这张中文报纸很特别。1915年，它是由罗马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比利时人）与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等创办并主持。这位雷鸣远也很特别，他是比利时人，曾经在巴黎修道院当过修士，比较重视教育和慈善活动。在1916年天津法租界试图进一步扩张而引起天津市民抗议的(www.xing528.com)
“老西开事件”中，站到中国民众一边，由此扩大了他在天津的影响。此后，雷鸣远被迫离开中国。1919年5月，《益世报》曾被北洋军队查封，报纸内部矛盾重重，一度陷入混乱，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1921年2月至1922年2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也曾经给《益世报》邮寄了56篇海外通讯，约20万字，全面介绍了旅欧勤工俭学运动和欧洲的工人运动。这同1920年应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派遣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赴苏俄采访；派刘延陵赴法国；派陈筑山赴美国；派陈溥贤、刘秉麟赴英国。在报道体裁上有些遥相呼应。瞿秋白在北京《晨报》与上海《时事新报》发表的通讯有48篇，后收录在《赤都心史》与《饿乡纪程》。
1927年，雷鸣远返回天津，索性加入中国籍，继续支持刘浚卿、刘豁轩办报，并创办了独立经营的《益世报》。抗日战争中，天津《益世报》迁到了昆明和重庆，雷鸣远最终病殁于重庆。
《益世报》主要由刘家兄弟刘浚卿、刘豁轩经营。尤其是1932年刘豁轩接任总编辑后，在版面调整上动作很大，首创了社会服务版，并先后聘请罗隆基、钱端升为主笔。罗隆基曾经两度加盟《益世报》，第一次是1931年，第二次是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前，一直到8月天津沦陷和《益世报》停刊。在副刊设置方面，刘豁轩将综合性文艺副刊《益智粽》改为《语林》，由新文化人戏剧家马彦祥任主编，并对另一个综合性文艺副刊也进行了版面革新，当时的文艺界名人如田汉、叶浅予等也都为此撰稿。一时间，老舍、张恨水、田汉、范长江和欧阳予倩的文章和小说也都出现在《益世报》上，面貌为之一变。与此同时，重新创办周刊，并且聘请外来的知名人士和作家来主持。梁实秋主编《益世报》的《文学周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
1934年，《益世报》由李长之主编《文学副刊》。李长之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转哲学系，但在文学评论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卓有成果，著有《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此前主编过《清华周刊》的文艺栏。他曾得到鲁迅的直接帮助，并将《鲁迅批判》放在《文学副刊》上连载。
李长之对书评的重视，与后来《大公报》的萧乾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仅对当时的名家作品都有涉及，而且直言不讳。1944年，他在《时与潮》文艺杂志后又创办了《书评副刊》。
但是，版面革新并不等于办报宗旨发生变化。《益世报》总的发展趋势与《大公报》相近，虽然并未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但同样持有自由主义立场，既反对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又对共产党充满不信任。《大公报》在文艺问题和办刊方针上自然也具有一致性。因此，马彦祥主持《益世报·语林》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的主要精力是投向戏剧。在抗战胜利后，
马彦祥在北平主编《新民报》副刊《天桥》。相比之下，梁实秋主编的《文学周刊》更符合《益世报》的办报主旨，他在主编《文学周刊》期间，曾以多个笔名包揽了副刊的大部分文章，梁实秋的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挥。1934年，他出版的《偏见集》收录的大多是这一时期写的文章。
梁实秋在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时，同样具有自由主义文学色彩。《中央日报》再次独立发行的副刊主要有梁实秋主编的《平明》和储安平主编的《中央公园》。除了编辑《平明》的梁实秋和编辑《中央公园》的储安平，还有比他们更早进入副刊编辑位置的孙伏园，以及后来接续主持《中央日报》的王新命和王平陵。储安平希望将《中央公园》打造成知识分子的言论阵地，也有些自由主义色彩，但《中央公园》刊出时间较短，因此影响不是很大。孙伏园是副刊老手，更倾向文艺界团结抗敌，他用很多版面连载了郭沫若的多幕剧《屈原》，遭致社方的不满而被迫离职。接替孙伏园的王新命是客串《中央日报》的社论主笔兼副刊编辑，既对文艺一窍不通，又用社论“不违背政府立场”的衡量尺度主持副刊，所以，《中央日报》的副刊除了掀起青年从军热的文字，根本就谈不到文艺性。王平陵虽懂副刊，但他又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官方文学的执行人，其本人也在“夹缝”中求生存，难有大的作为。
梁实秋的观点，既不赞成王新命的副刊编法，也不赞成孙伏园的办刊思路，便在《平明》上再次提出文学题材无限制的主张。倘若在一般情况下，要讲文学题材无限制，虽然需要有道德与法的底线，但还可以纳入理论研究范畴，在抗战最激烈、最困难的时期，文学题材无限制就有些社会影响了。由此引起重庆报纸行业一次空前的大争论和文化论战，实属必然。
《新华日报》首先站出来反驳，最终落脚点放在与抗日有关还是无关的焦点问题上。《中央日报》的王平陵也持反对意见，但重在艺术尺度问题。梁实秋唯艺术而艺术近乎于执拗的坚持，在当时并没有更大的立足空间，也就离开了副刊，《平明》也随之无疾而终。梁实秋的文学题材无限制在本质上还是同他的文学无阶级性联系在一起的，他也提出过处理题材都有选择性，但这个“选择”最后还是落脚到也有高贵和低俗之分。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己摆放在文学艺术“贵族”的位置上。
为艺术而艺术，既是梁实秋散文创作的精致之所在，也是他文学观的一个难以根除的症结。文学诚然不是口号，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在阶级分化之外，还有更为复杂和多层次的人道理念和共同追求。但在一个变革激烈和多种矛盾相互变换的大时期里，世界并不是象牙塔里的世界，文学虽具有创造、包容的特质，但高端艺术品和普通艺术品从来都是相对的。艺术创造也有天分与禀赋的重要因素，却不是权利独占的理由。梁实秋的留学背景，深受白璧德新古典主义理论文艺观点的影响，历来主张文学审美是分等级的，似乎平民阶级只会欣赏评书、戏文、市井文学，这是一种认识局限，但他对充满底层生活气息的老舍小说也不得不折服。梁实秋虽惊异于老舍居然用他也很熟悉的北京方言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但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老舍曾经生活在北京的小羊圈胡同（现叫“小杨家胡同”），而那里有着艺术升华的魅力。老舍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金瓶梅》，未必就比不上他的汉译作品《莎士比亚全集》，贵族式的文学偏见是他文学理论的一大硬伤。
斯人已去，阅读他的散文还是愉快的。尤其是他晚年谈到自己一生的四大遗憾：一是有太多书没有读；二是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那些人已成为古人；三是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四是陆放翁的“但悲不见九州同”，他也有同感。梁实秋的家国情怀还是异常浓厚的。1987年，梁实秋病逝。北京文艺界人士为梁实秋举行了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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