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与晨报副镌、京报副刊：南珠北玉与报纸副刊编辑30家

《晨报副镌》《京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并称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镌》中的“副镌”一名来自鲁迅的提议，一开始讲的是“附镌”，随报附送独立编辑的意思很明显，但《晨报》总编辑蒲伯英在书写刊头的时候写为“副镌”，是因为汉隶只有“副”字，也就在变通中成就了副刊的普遍性概念。从此，不仅在社会文化思想意义上的综合报纸副刊出现了，副刊也成为报纸结构不可或缺的部分。

蒲伯英是五四运动时期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有影响力的新文化人。蒲伯英，又名蒲殿俊，四川广安人，生于1875年，病逝于1934年。1904年，蒲伯英考中进士。1905年，蒲伯英公派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四川咨议局议长和全国咨议局联合会副主席。1910年，蒲伯英创办四川咨议局机关报《蜀报》。1911年6月，蒲伯英担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他担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和北洋政府内务部次长，后来淡出政界。1919年，他正式担任《晨报》总编辑，他主编和参与的报刊，除了《蜀报》《晨报》《戏剧》刊物外，还有《白话报》《启智画报》和《西顾》杂志，并以“止水”为笔名。他在《晨报》上发表大量时政评论，在《晨报副镌》和《语丝》上发表了不少小说和小品文，他还与陈大悲共同组织了职业性的新剧团体，编写剧本并在《戏剧》上发表戏剧评论文章，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启蒙性的贡献。

在他的推动下，《晨报》社还结集出版了最早的白话小说集《小说》（第一集），这本小说集收录了鲁迅、冰心、晨曦、大悲、止水、水澄等作家的作品。《小说》（第一集）选编小说总数26篇，占到《晨报》副刊发表的小说总量的四分之一还要多，是比公认的第一本个人白话文小说《沉沦》出版时间还要早近一年的白话小说合集。这本小说合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尤其多有新旧思想冲突激烈的家庭题材,影响巨大，多次再版，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文化启蒙和学习白话文作文的教材。

1921年10月12日，《晨报副镌》在《晨报》第7版的基础上改为随主报发行，至1928年6月5日终刊。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的第一任主编,先后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除了孙伏园，还有刘勉己、丘景尼、江绍原、瞿菊农和徐志摩。真正让《晨报副镌》大放光彩的是孙伏园，《晨报副镌》改名《晨报副刊》，则是从徐志摩接办开始的,从此副刊便成为同类报纸版面的确定名称。

孙伏园创办《晨报副镌》，是他从事编辑事业与文学事业的第一个平台，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辉煌舞台。鲁迅先生奠定新文学主将的地位，与他在《晨报副镌》上连续发表《阿Q正传》带来的现实和历史影响是分不开的。

《晨报》是一家出版时间较长，但衍化过程比较复杂的报纸，报馆地址在北京菜市口，它的前身是《晨钟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由研究系梁启超、汤化龙等主持，主要的撰稿人是胡适、张申府、蒋梦麟、丁文江等。在出版初期，李大钊担任过总编辑，亲自撰写了代发刊词《〈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并在《晨钟报》上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当时社会上各种改良主义思潮一时兴起，因此也有多种倾向性文章出现。瞿秋白也曾为该报的驻莫斯科通讯员,李大钊不久便辞去《晨钟报》职务。1918年9月，该报因为报道了段祺瑞政府借日债的消息而被封。1918年12月改名为《晨报》后再行出版。1920年，关于新文学的内容增多。1926年《晨报》一度依附奉系军阀，但在中原大战期间也被一度停刊。1928年8月5日，《晨报》改为《新晨报》，由阎锡山派人主持。阎锡山撤离北京后又恢复了《晨报》的老名称。1931年，《晨报》依附于南京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停刊。它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晨报副镌》的出版。

《晨报副镌》的出现具有重大文学和文化意义，标志着《晨报》进入文艺活动的一个高峰期。其原因有二：一是发表大量文艺译著，介绍西方作家，如托尔斯泰、契诃夫、普希金、高尔基、易卜生、果戈里、莫泊桑、泰戈尔与王尔德等；二是大量刊登白话小说散文，转载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故乡》，并发表了《一件小事》，《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连载到1922年2月。《晨报副镌》还刊载冰心的小说《谁之罪》和《斯人独憔悴》，以及叶圣陶、徐玉诺、陈大悲的诗文都在《晨报副镌》上出现，一时间形成了“问题小说”的浪潮。胡适、康白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人的新诗和瞿秋白的“旅俄通讯”以及孙伏园的游记不断刊出，甚至出现了新剧剧作和评论，比如陈大悲的《幽兰女士》。《晨报副镌》还举行过男女同台演出讨论，在那时也算得上是惊世骇俗之举。

孙伏园主持《晨报副镌》以来，鲁迅不仅发表了《阿Q正传》《不周山》，还发表了多篇杂文，数量达50余篇。

孙伏园离开了《晨报副镌》，接着又办《京报副刊》，后者对新文学的贡献同样很大。孙伏园为什么离开《晨报副镌》？为什么又应邵飘萍的邀请去办《京报副刊》？事情要从两方面说起：其一是《晨报》与孙伏园的关系；其二是《京报》创刊及复刊后的扩展计划和邵飘萍的新闻抱负具有一致性。

1918年10月5日，著名记者邵飘萍与其夫人汤修慧以及友人吴鼎等创办了私营报纸《京报》。《京报》办公地址在北京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一座二层日式小楼里。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北平地名志》称，明代宦官魏忠贤曾在这个巷子里有宅院，被诛后，这条胡同得名魏阉胡同，因为其名不雅，改为魏染胡同。其门上方至今还存有“京报馆”三个字，落款是“振青题”，最早的社址原称珠巢街。邵飘萍原籍浙江东阳，原名镜清，后改振青，大约有振奋青年人的意思。少年时就以早慧名闻乡里，并考取秀才。后又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专修自然学科。在校期间就常给《申报》投稿，与杭辛斋合办了规模不大的《汉民日报》并担任主笔。1916年，他又担任《申报》与《时报》的特约撰稿，成为继黄远生之后的中国通讯记者的又一人。他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中国第一批新闻理论与业务书籍。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正式辞去《申报》的职务，与吴鼎、汤修慧及潘公弼等人创办了《京报》，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的办报宗旨，并亲自写下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编辑厅内以自励。在这一年，他还创建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学科导师。邵飘萍办报，强调记者要有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要有新闻头脑，同时也要为改变社会做些实在的事情。

《京报》创刊伊始，就发表了《外交失败的第一幕》《速释学生》等文章，矛头指向了北洋政府，因此报纸遭到查封，邵飘萍也被迫流亡海外。1920年，段祺瑞政府垮台，邵飘萍回到北京，再次复刊《京报》。《京报》言论犀利，为民鼓呼，在邵飘萍主持《京报》的最后5年里，历经二七惨案、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他都站在正义一边，多次惹怒当权的军阀。1926年奉系军阀进入北京，

邵飘萍因揭露、批判军阀政府，

被列入通缉名单，不得不在避居六国饭店之时，仍旧按时到报馆处理新闻。4月24日下午6时，邵飘萍在返回六国饭店途中于魏染胡同南口被密探抓捕。4月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便于当日下午5时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天桥刑场被处决，牺牲时年仅40岁。邵飘萍被捕的时候，他的助手吴鼎逾墙逃脱，但《京报》不免再次被封。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使《京报》复刊，吴鼎费尽心力，终因积劳成疾，于1930年5月病逝。

吴鼎是上海嘉定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与邵飘萍相识，回国后就职于北京市政公所，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石碑就是他设计改建的。这个“公理战胜”石碑原来是位于西总布胡同的“克林德碑”，改建后移到中山公园现址。吴鼎病逝后，《京报》一直由汤修慧主持，依然不改“铁肩辣手”的办报风骨。比如，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率先报道了有关消息。七七事变爆发后，她不愿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逆来顺受，便于1937年7月28日出版了最后一期《京报》后结束了自己的办报使命。(www.xing528.com)

早在《京报》第一次复刊时，《学灯》《觉悟》已开始沉寂，《晨报》也更多地具有研究性质的政治背景，新文化运动似乎有些大潮退去的意味。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情绪普遍比较低沉，邵飘萍也就萌发了举办系列报纸副刊的想法，前后推出了《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妇女周刊》《科学与宗教周刊》《戏剧周刊》《儿童周刊》《显微镜》，而著名的《莾原》周刊自创刊起，也随《京报》附送，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的后起主力副刊。邵飘萍推出的系列副刊，对于进步文化人士无疑是一种新的刺激，孙伏园离开《晨报副镌》从而转向《京报副刊》，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孙伏园毅然离开《晨报副镌》的直接原因，是他主持的《晨报副镌》发生了一起不能容忍的“抽稿事件”，而且抽掉的稿件正好是鲁迅所写的讽刺诗《我的失恋》。鲁迅为什么写这首讽刺诗呢？缘起于1924年6月17日的《晨报副镌》上刊登了徐志摩的一首失恋诗《去吧》,且不说徐志摩写这首诗的具体对象所指，其中的“啊呀啊育，我要死了”的情调，就让鲁迅有些看不过去，因此也就仿照东汉张衡的《四愁诗》，写了一首以“由她去罢”结尾的打油诗，署名“某生者”，调侃和奚落徐志摩的某些情调。孙伏园本来已经将这首诗排上了《晨报副镌》大样，但《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在审大样时，却将稿子抽了下来。刘勉己之所以抽稿样，很可能是为了照顾徐志摩的面子，而照顾徐志摩的面子，则又因为徐志摩当时和《晨报》的关系密切。特别是梁启超，将徐志摩视为自己的门生，如果发出去，读者前后对照着看，岂不是一件大伤颜面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随便抽稿子可不是一件小事，至少是不尊重主编者的责权。因此，鲁迅的稿子被抽是导致孙伏园与《晨报》决裂的导火索。但是也不能仅仅把这事看作是一种文人意气之争，更深刻的原因是他们感觉到创作和发表作品的不自由。为了争取作品的发表权，在鲁迅的支持下，孙伏园随之主持开办了著名的《语丝》周刊，不仅将鲁迅的《我的失恋》打油诗放在创刊号的首条位置，也邀约了很多撰稿人，使其成为后来所说的形成“语丝十六人”和“现代十六家小品”的略带同人性质的刊物。

对于《语丝》周刊诞生的背景，周作人曾经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讲得很清楚：“你当然还记得《语丝》的诞生历史。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故事》，不知怎的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在开成茶楼集议，决定发行这个连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

《语丝》周刊的撰稿者其实并不限于16位，而是来自第三期的作者正好是16位，除了鲁迅，还有钱玄同、周作人、林语堂、顾颉刚等，在后来各期中也出现过郁达夫、朱自清和俞平伯等人的作品。《语丝》周刊出版至1927年10月22日，被奉系军阀查封，一直到1930年才停刊。在北京出版主要由孙伏园编辑，成为北京青年学子的抢手读物。然而，编《语丝》周刊毕竟解决不了孙伏园的生计问题，因此，他就去了文化气氛比较开放的《京报》办副刊。

1918年，《京报》正式创刊。其副刊从《京报》第一次复刊后开始由孙伏园接编，每月还会合订为一册，便于阅读和保存。《京报副刊》以文艺为主，兼顾哲学、历史、经济、宗教和自然科学，具有一定的综合性。

鲁迅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重要杂文有《未有天才之前》《忽然想到》《我还不能“带住”》等。《京报副刊》的主要作者除了鲁迅、周作人，还有高长虹、陈学昭、向培良、尚钺、朱湘、废名、余上沅以及荆有麟等，其中有的是文学研究会、语丝社和狂飙社的成员。吴稚晖、高一涵、林语堂、王世杰和丁文江等也是其著名的撰稿人。尤其是高一涵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贺凯的《苏联革命纪念中的列宁》，引起很多青年的注意，陈毅的《答徐志摩先生》也很热读。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理想中的日报附张》，强调文艺要同人生结合。因此，《京报副刊》上出现了反映五四运动落潮之后一些青年人迷惘情绪的小说，如陈学昭的《烟霞伴侣》。《京报副刊》上的诗歌也以自由体为主，但比较讲究韵律，如闻一多的《大暑》以及王莲友的《在辽河岸上》，都是风格清新且可读性强的佳作。《京报副刊》还刊登了余上沅的剧本《白鸽》，还对丁西林的话剧《一只马蜂》进行了讨论。孙伏园通过刊登启事的方法来征求青年必读书目，引出鲁迅反对复古思潮的那篇有关“青年必读书”事件的文章。1926年1月4日，孙伏园还推出“新中国柱石十人”的民意测验探析，显示当时的李烈钧和冯玉祥的威望都远在旧军阀段祺瑞、张作霖之上，那其实是为即将到来的北伐做舆论准备。

《京报副刊》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在八一三事变中立场鲜明，在五卅惨案中连续出版了《救国特刊》《反抗英日强权特刊》《铁血特刊》等，这是当时其他副刊很少能够做到的。

孙伏园的编辑成就远远超过其文学成就，但他对新文学的贡献同样不在他人之下。他有胆有识，也有组织能力，而且再现了中国文人的风骨。1894年，孙伏园出生于一个商号店员家庭，绍兴人，与鲁迅和周作人是同乡后辈。孙伏园，原名福源，字养泉，福源与伏园谐音，也就以伏园行世。他常用的笔名还有伏庐、柏生、松年等。1911年，孙伏园进入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后来经周作人介绍，先到北京大学旁听。第二年转为正式北京大学学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新文学社团新潮社并编辑《新潮》月刊，这是他学余从事编辑工作之始。后来，他兼职《国民公报》编辑副刊，《国民公报》遭到查封后又转入《晨报》当记者。1921年与茅盾、郑振铎等人一同发起了“文学研究会”。192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他正式担任《晨报》第7版文艺栏编辑，并在鲁迅的支持下开办了《晨报副镌》，由于《晨报副镌》刊载了鲁迅的《阿Q正传》、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以及冰心的《寄小读者》，并介绍了大量西方译著,声名日隆，孙伏园也就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副刊编辑，并发表了许多游记，后来集结为《伏园游记》。

孙伏园的离去，对《晨报副镌》固然是个大损失，但它不会荒芜。各式各样的文学农耕者一个一个地来到，种出了或许并不一样的花与草，日复一日地耕作下去，徐志摩来了，陈西滢也来了，他们或者还另有其田，但这里的土地似乎更肥沃。徐志摩没有因为失恋而倒下，而后来的主编陈西滢，还由于《晨报副镌》，与凌叔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虽然有矛盾，但日常生活大抵就是这样。凌叔华的第一篇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就发表在《晨报副镌》上。1924年，她的小说《酒后》再次引起轰动。

1924年，因刘勉己“抽稿事件”，孙伏园辞去《晨报副镌》主编后，他一边筹办《语丝》周刊，一边主编《京报副刊》。《京报》再次被查封，孙伏园担任编辑不到半年也就离职，继续专注于《语丝》周刊的组稿与编辑。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北京文化人纷纷南下。1926年8月，鲁迅自行脱离北洋政府教育部南下，孙伏园也到了汉口。1927年，孙伏园出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在此期间，他编发了刚刚定稿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这是他看到的最生动、最有水平的报告。孙伏园与毛泽东并不熟识，也不是共产党人，由此可见他的胆识和魄力。

在《中央日报》主持副刊期间，他还编发了郭沫若的《革命春秋·脱离蒋介石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不久，宁汉合流，武汉《中央日报》停刊，孙伏园辗转到上海一段时间，并与其弟孙福熙一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9年，他又同弟弟一起留学法国。1931年归国，曾经到河北定县主编过当地的《农民报》。华北沦陷后，他们到重庆，进入《中央日报》再度主编副刊，又因使用多个版面连载了郭沫若的多幕历史剧《屈原》，被迫离开《中央日报》。抗战胜利后，曾在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孙伏园也曾在成都《新民报》担任主笔兼主编副刊。1949年7月，孙伏园到北京参加了首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举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伏园担任国家出版署版本图书馆馆长。1954年因脑出血导致偏瘫。1966年，陈伏园逝世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