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及教学研究成果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广大民众从沉重的压迫中觉醒，并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中同音乐发展史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一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从事专业音乐创作的群体，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代表了人民群众的进步要求。当时的作品大多数是在中国民歌和民间音乐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萧友梅的《问》《“五四”纪念国歌》等。萧友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创作的声乐作品也为中国的歌曲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不仅个人为中国民族声乐做出巨大贡献，所创办的音乐教育机构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声乐人才。此外，还有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海外学子，如留德的青主，留美的黄自，赵元任及刘雪庵等，他们将西方先进的作曲技法带回中国，对中国艺术歌曲的创作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们还在作品中融入中国文人的浪漫气质，创做了《湘累》《教我如何不想他》《大江东去》《湘累》等优秀的声乐作品，为近现代的音乐艺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还出现了一批具有更多独立创造意义的声乐作品。如冼星海的《夜半歌声》、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等都是30年代抒情歌曲中的杰作。

20世纪4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歌曲创作达到繁荣。当时全国上下抗日救国，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浩大、最广泛的群众歌咏活动。作曲家们尝试了多种民族风格的写作，产生了多样的艺术手法和个性特征。歌曲的题材广泛，如刘雪庵的《长城谣》，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冼星海的《做棉衣》，郑律成的《延水谣》等，还有一些反映内心苦闷、倾诉离别之情、歌颂爱国人士、赞美大自然等充满时代感的声乐作品。它们那真挚情感与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当时广大青年人和知识分子。

20世纪40年代末到新中国建立后，在艺术歌曲创作方面，就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如何植根于本民族民间音调，人们做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而显著成绩。首先，采集和改编大量优秀的民间歌曲；然后，对它们进行中国民族化和声的改造，按照艺术歌曲钢琴伴奏要求，为它们配上富有艺术表现力和特殊效果的钢琴伴奏，使旋律与和声、歌声与钢琴伴奏融为一体。这种尝试使得这些民歌的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品位都得到提高，并赋予了它们新的艺术生命和艺术价值。塔塔尔族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丁善德的《玛依拉》、吴祖强的《燕子》、黎英海的《嘎俄丽泰》、根据民族音调创作的《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牧马之歌》等，都是中国民族风格歌曲中的佳作，它们既有新颖的形式又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另外，还有一些电影歌曲，如《草原之夜》《送别》等，以及大量的单旋律的抒情歌曲，如《马儿啊，你慢些走》《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由于它们的音域、感情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容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出声乐技巧，并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出，具有艺术歌曲的品位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也属于艺术歌曲的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声乐艺术事业空前繁荣。音乐家们努力从民族音乐吸收营养，再借鉴西方作曲技法，积极开拓题材，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生活气息，雅俗共赏，促进了声乐演唱艺术的发展和完善。同时，这个时期也产生了一大批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优秀歌曲。(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声乐艺术百花园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与民间歌曲和通俗歌曲相比，中国艺术歌曲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规范性更强，模式也更加稳定，并坚持探索和开拓。同时，中国声乐表演和声乐教学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在不断地改革、变化，蒸蒸日上地向前发展。在这样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声乐教育者们不仅能够全面认识和了解欧洲美声学派的演唱风格、技术要求、美学原则及教学理论，而且对声乐技能训练的要求和效果有了新的理解，这样一来，就打开了中国声乐教学的思路，提高了中国声乐教学的质量和水平。

民族声乐演唱艺术在新时期最大的特征是作品演唱表现处理上丰富新颖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充分体现和表达了它的时代气息和民族色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以《祝酒歌》《我爱你，中国》和以《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代表的两种风格的创作歌曲，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成为声乐教学的主要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