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探源：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

章实斋曰：“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余读之而韪焉。惜所谓“古人”，断自何代，章氏阙焉未及；且于古人无离事言理著作之说，亦未能详尽而足以折服泥古之口。故直至于今，托名黄帝以至春秋时人离事言理之书，尚有信以为真者。此于中国古代史实，古代学术思想，关系綦重，不可以不辩。余不敏，遍考周秦古书，参以后人议论，知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于战国，前此无有也。非凭臆揣，确有证佐：

一曰战国著录书无战国前私家著作也吾国传世著录书，最古有《庄子·天下》篇，次《尸子·广泽》篇，次《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论》篇、《解蔽》篇，次《韩非子·显学》篇，次《吕氏春秋·不二》篇。（此诸篇虽不若后世之著录书；然先秦诸书，多著于此，则亦著录书之雏形矣。）《天下》篇所举者凡九家：曰墨翟、禽滑釐（相里勤、五侯、苦获、己齿、邓陵子，附及非特举），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骈、慎到（彭蒙之师亦附及，且名亦不载，兹更不列举），曰关尹、老聃，曰庄周，曰惠施（桓团公孙龙附及非特举）。除关尹老聃外，皆战国时人，尽人无异辞。旧传关尹为老聃弟子，而老聃则孔子尝问礼者。原问礼之说，虽载之《史记·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及《礼记·曾子问》。然《史记》本之《礼记》，《礼记》为汉诸儒之所纂集，《曾子问》时代不可考，要之非曾子作。^[1]考孔子师老聃之说，始见《庄子》。《内篇·德充符》曰：“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耶？彼何宾宾以学子为？’”至《外篇·天地》篇更曰：“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老聃曰：‘丘，予告若……’”云云。《天道》篇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往见老聃。”其他载孔子问老聃遭老聃之讥诮教训者，尚屡见不一见。庄子寓言十九，书中所言王诒、无趾（《德充符》）、长梧、瞿鹊（《齐物论》）之流，竟其人而无从质实，即子綦子游之论（《齐物论》），孔子颜回之言（《人间世》等篇），亦皆子虚乌有，凭空结造，固当据研哲理，不能据论史实。至外、杂篇又非庄子作，更难信据。盖道家推崇本宗，排抵儒家，造孔子师老聃之说，以谓儒家之祖，出于道家，亦如后世佛教盛行，造《老子化胡经》，谓释迦为老子之弟子者然。（此尚就作外、杂篇诸道家言，若《庄子》则直寓言耳，事实非所计也。）韩愈《原道》曰：“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正谓此也。《史记·老子传》曰：“盖老子百六十岁，或言二百余岁。”又曰：“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即老子，或曰非也。”惝恍迷离，似神非人。其原因缘史公误信孔子问老聃之说，而又确知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太史儋见秦献公，故有老子寿二百余岁之妄，老聃史儋是否一人之疑。其实老聃即史儋。何以言之？一、聃儋音同字通，《吕氏春秋》作《老眈》（见后），亦即此人。古声音同则可假借，故荀卿一作孙卿，荆卿一作庆卿，厥例繁矣。二、聃为周柱下史，儋亦为周之史官。三、老子出函谷关；史儋入秦，亦必出函谷关。四、《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考《孔子世家》，孔子十世孙襄，为孝惠博士；何老子先于孔子，反八世已至孝文？若谓即史儋，史儋后孔子百二十余年，则俱妥适无疑。近人张煦谓玄孙乃玄远之孙，非必为孙之孙。（见《晨报副刊》十一年三月份张氏《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然考《史记·孟尝君列传》：“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则玄孙为孙之孙之专称，战国已经成立。且见于史公之书，史公安能不知，而用为泛指玄远之孙？然则老眈亦战国时人，关尹更不必论矣。^[2]

或曰：庄子条举诸家皆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悦之。”则所举虽皆战国时人，而明古已有也。曰古已有各种道术之胚胎之雏形，斯必然也；谓古已有分流别派之道术著作，则不然。然则各种雏形之道术，载之何书？庄子固已明言之矣。其言曰：“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明言古之道术为全体的，无乎不在，而见于记载者，则有世传之史及《诗》《书》六艺，而百家之学亦时或称而道之；称而道之，非创作而为征引，正指“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之“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之“百家众技”。而庄子所列九家，亦括在内矣。故不能据“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一言，谓战国以前，已有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也。

《广泽》篇所列凡六家：曰墨子，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曰列子，曰料子。皇子料子无考，余惟孔子为春秋末人。但孔子于《易》《书》《诗》《礼》《乐》，充其量不过整齐撰集而已；其《春秋》亦因鲁史旧文，稍事董理，自谓“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篇），盖质言也。况此皆章实斋所谓“政典”，非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论语》一书，可谓为私家著作；但成于再传弟子之手，已至战国时矣。

《非十二子》篇所列者凡十二家：曰它嚣、魏牟，曰陈仲、史鰌，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骈，曰惠施、邓析，曰子思、孟轲。《天论》篇所列者，凡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列者凡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庄子。它嚣无考。余惟史鰌、邓析为春秋末人。史鰌、阎氏《四书释地又续》、高氏《姓名考》，并谓为史翻之子，确否第弗深考；要之既姓史氏，必以官为氏，其家世为史官。他书从未言史鰌之书，《汉志》详列群籍，亦无及焉。然荀子论十二子，皆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则其人固有论述，而非颛颛即其行实评骘者。盖史鰌为卫之史官，秉笔书事，时附褒贬式之言论。^[3]不然，若有离事言理之著作，不容于他书不一见也。《邓析子》今传世者为伪书（详拙撰《邓析子真伪年代考》），《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竹简，故言竹刑。”受之君命与否，于古无征。杜氏之说，纯属悬测，但亦不必深究；要之邓析既为大夫，造竹刑必期用于行政，所谓政典，非私家离事言理之著作。刑书设置甚早，《尚书》有《吕刑》篇。《左传》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二十九年：“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此皆行政典章，不得与后世法家言法理法意及法作用与功效之私家著作成一家言者，同日而语也。荀子论十二子，两两骈叙，故时举此家说而以他家之类似者，附及并论：“大俭约而僈等差，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此真墨之说，宋钘不尽如此。而荀子总括之曰：“此墨翟宋钘也。”宋钘之书虽亡，然即《孟子·告子》篇、《荀子·正论》篇、《庄子·逍遥游》篇、《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所称论者言之，其学为“禁攻寝兵”“情欲寡浅”“见侮不辱”，与《墨子》小同而不尽同。（详拙撰《宋子及其学说》）故荀子于他篇则分论墨宋曰：“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天论》篇）又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解蔽》篇）而此篇惟以相提并论之故，故不能分而强之使合。其论惠施邓析亦如此。其言曰：“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奇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于《不苟》篇又曰：“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于《儒效》篇又曰：“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非十二子》《儒效》两篇皆泛斥诡辩之言，尚难质证。《不苟》篇所言，据《庄子·天下》篇皆惠施之说。若惠施前之邓析已有此言，庄子不容特表出之，而附之惠施。盖邓析竹刑对旧制有所驳斥，而其人又有善辩之名；故荀子举以与名家之惠施同论，非邓析已著有名学书也。

《显学》篇所列，先分两大派：曰儒，曰墨。复于儒分为八家：曰子张氏之儒，子思氏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于墨复分为三家：曰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除两大派外，附及者有宋荣子，即宋钘。（篇中尚及澹台子羽、宰予、孟卯、马服、子产，似皆事的征引，而非论其学术，故不特举。）除孔子皆战国时人，而孔子之无私家著作，前固已论之矣。

《不二》篇所列者凡十家：曰老眈（老聃），曰孔子，曰墨翟，曰关尹，曰子列子，曰陈骈（即田骈），曰阳生（盖即杨朱），曰孙膑，曰王廖，曰兒宽。亦惟卒后其言论始由再传弟子纂集之。孔子为春秋时人，而老眈关尹则世人误以战国人为春秋人。他举生战国，无庸言也。

五子皆战国显学，于其已往学术，不为不悉，战国以前，若有私家著作，乌能不列？即流传至今者论之，若《六韬》，若《握奇经》，若《阴符经》，若《鬻子》，若《管子》，若《孙子》，皆卓然大家，果非后世依托，五子不得阙焉不述。至若《汉志》所载神农、黄帝、伊尹、太公，以至风后、力牧之徒，其著作自数种以至数十种，而五子无一著录，则其成书在五子之后无疑也。

二曰《汉志》所载战国前私家著作皆伪托也《汉志》所载，《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皆政典，非吾所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小学》类训诂文字，亦非吾所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论语》《孝经》虽可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但《论语》成于孔子再传弟子之手，已至战国；《孝经》亦绝非曾子作^[4]，不得认为春秋时书。《诗赋略》所载，其私家著作，最古者为《孙卿赋》，孙卿固战国人。其余如《河南周歌诗》《河南周歌声曲折》《周谣歌诗》《周谣歌诗声曲折》《周歌诗》之类，固不得认为私家著作者也。《数术》《方技》，医卜星象诸官之书。二《略》所载战国前书，皆出伪托；即非伪托，亦不得认为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故今于其赝伪踳驳，置弗深考；惟《诸子》《兵书》二略，须略为辩说耳。

《诸子略》儒家类，班氏自言五十三家，而所载只五十二家。曰《子思》，曰《曾子》，曰《漆雕子》，曰《宓子》，曰《景子》，曰《世子》，曰《魏文侯》，曰《李克》，曰《公孙尼子》，曰《孟子》，曰《孙卿子》，曰《芈子》（一本作《芊子》），曰《宁越》，曰《公孙固》，曰《羊子》，曰《董子》，曰《鲁仲连子》，曰《平原君》，曰《虞氏春秋》，曰《高祖传》，曰《陆贾》，曰《刘敬》，曰《孝文传》，曰《贾山》，曰《太常蓼侯孔臧》，曰《贾谊》，曰《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宫》，曰《董仲舒》，曰《兒宽》，曰《公孙宏》，曰《终军》，曰《吾丘寿王》，曰《虞丘说》，曰《庄助》，曰《臣彭》，曰《钩盾冗从李步昌》，曰桓宽《盐铁论》，曰刘向《所序》，曰杨雄《所序》：三十九家，或明为战国时人，或班氏注为战国时人。唯曾子、漆雕子、宓子为孔子弟子，生在春秋，殁于战国。古人著书，概在学成之后；则三书即真三子作，亦当在晚年。况《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未言三子有书，则其真伪又颇成问题。曰《河间周制》，班自注：“似河间献王所述也。”则非周时书而为汉时书。曰《王孙子》（一曰《巧心》），王氏《考证》言：“《太平御览》引‘赵简子猎于重阳，抚辔而叹；楚庄王攻宋，将军子重谏’。《艺文类聚》引‘卫灵公坐重华之台’。”考《史记·六国年表》周元王元年（西前四七五年），为赵简子四十二年，已入战国四年。（《春秋》绝笔于西前四八一年）上推四十二年为周敬王六年（西前五一四年），虽在春秋之世，而简子之卒，则在周定王（一作贞定王）十一年（西前四五八年），已入战国二十三年，《王孙子》征引其事，且言其谥，必在其卒后。卫灵公卒于鲁哀公二年（西前四九三年），十二年而《春秋》绝笔。入战国，《王孙子》称其谥，又在卒后。所以严可均谓：“盖七十子之后言治道者。”（《铁桥漫稿·王孙子叙》）曰《徐子》，班自注：“宋外黄人。”考《史记·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云云，则亦战国时人也。曰《周史六弢》，班自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师古曰：“即今之《六韬》。”沈涛谓即“《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师大弢”。（《汉书艺文志讲疏》引）依班注或曰显王时，则已至战国；谓惠襄间，则远在春秋；谓孔子问焉，并依沈氏即《则阳》之大弢，则又为孔子之师。《则阳》在《庄子·杂篇》；《庄子》外、杂篇，除《寓言》《天下》二篇外，皆非庄子作，乃道家后学所为；其所言孔子问焉之人亦多矣，概诬蔑非事实，不得为据。若以为今之《六韬》，则其书出后人依托，前人已备论之。（宋濂《诸子辩》、胡应麟《四部正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此外曰《周政》，班自注：“周时法度政教。”曰《周法》，班自注：“法天地，立百官。”皆未注作者，其书举亡，谅皆六国时依托；即果周时书，曰《周史》曰《周政》，曰《周法》，亦所谓政典而非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曰《晏子》，非晏婴自撰，乃后人采婴行事而成，已经前人考订，成为定谳（《崇文总目》、王氏《汉志考证》、晁氏《读书志》、柳宗元《读晏子春秋》、宋濂《诸子辩》、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梁章钜《退庵随笔》），虽有孙星衍（《晏子春秋序》）、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之辩护，亦无益也。曰《俟子》，班无注，王先谦曰：“《风俗通》有俟子，古贤人著书。”（《汉书补注》）即果如《风俗通》所言，《风俗通》亦未言为战国以前人。曰《内业》，曰《谰言》，曰《功议》，曰《儒家言》，班自注并云：“不知作者。”曰《李氏春秋》，班无注。此五家其书皆亡，无从考其年代。但班氏既言不知作者，战国以前书又不见征引或论述，则盖亦战国或战国以后书。无论如何，无法证明为春秋或春秋以前书，以推翻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之说也。

道家三十七家：曰刘向《说老子》、出汉时，曰《庄子》，曰《列子》，曰《公子牟》，曰《田子》、出战国时，曰《文子》，班自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曰《黄帝君臣》，曰《杂黄帝》，班自注：“六国时贤者所作。”曰《力牧》，班自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曰《孙子》，班自注：“六国时。”曰《捷子》，班自注：“齐人，武帝时说。”王念孙曰：“捷子，六国时人，《人表》在尸子之后，邹子之前，《史记》作接子（《田完世家》《孟荀传》《正义》说同），注‘武帝时说’四字，乃涉下条武帝时说于齐王而衍。”（《读书杂志》）曰《郑长者》，班自注：“六国时。”则此七家亦出战国。曰《曹羽》，班自注：“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曰《郎中婴齐》，班自注：“武帝时。”曰《道家言》，班自注：“近世，不知作者。”曰《臣君子》，班自注：“蜀人。”考蜀虽见《尚书·牧誓》，而在春秋战国除秦司马错、张仪尝议伐之外，与中原之交涉绝鲜。至汉通西南夷，始与中国接近。前《曹羽》注楚人，在汉时此曰蜀，疑亦在汉。则四家亦皆汉人书。曰《老子邻氏经传》，班自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曰《老子傅氏经说》，班自注：“述老子学。”曰《老子徐氏经说》，班自注：“传老子。”曰《蜎子》，班自注：“老子弟子。”曰《关尹子》，班自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老子前已考订即太史儋，在战国时，此四家更在其后。曰《黔娄子》，班自注：“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齐威王之立，依《六国表》在周安王二十四年（西前三七八年），为战国时，则黔娄子亦必战国时人。曰《周训》，师古曰：“刘向《别录》云：‘人间小书，其言俗薄。’”则盖亦后世依托。曰《伊尹》，隋、唐《志》均不著录，其亡已久，故其真伪亦无人论及。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逸周书》《吕氏春秋》《齐民要术》《七略》《别录》《说苑》《尸子》等书，辑得十一篇，马氏《自序》言：“九主之名及阻职贡之策，与战国术士语近，殆所谓依托者乎？”今案篇中言“汤得伊尹”云云（《本味》篇采自《吕氏春秋》），已知必非伊尹作。孟子喜称伊尹，从未言其著书，若伊尹有书，孟子之辩割烹要汤，不容不举其书以折之。战国以前他书，亦从不引《伊尹》书。王氏《考证》谓：“盖战国权谋之士，著书而托之伊尹。”不误也。曰《太公》（曰《谋》，曰《言》，曰《兵》：《太公》内之类别，非另有三书，钱大昭即主此说。今案《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适符《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数；道家共三十七家，不数《谋》《言》《兵》适合，数之则多三家，知钱说甚是），班自注：“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沈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之《兵法》。”（《汉书疏证》）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余《六韬》而已。”（《汉书艺文志讲疏》）《六韬》前已言为伪书，《金匮》更非太公作（姚氏《古今伪书考》有详论），《阴谋》今不见专书。汪宗圻辑《太公兵法逸文》（见《渐西村舍丛书》），实兼《六韬》《金匮》《阴谋》三书，自序力诋今本《六韬》之伪，然其所辑亦必非太公之作。五帝之说，起于战国，三皇又在其后（详下《附录三》），今其第二篇一再曰：“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第六篇曰：“古者三皇之世。”其他罅漏，触目皆是，一望而知为战国或战国以后所依托。曰《辛甲》。考辛甲之人，一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又见于《韩非子·说林》，皆不言其有书，他书亦从未征引，则《辛甲书》之为伪托无疑。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采《左传》《虞箴》及《说林》所载。案《虞箴》为虞人之词，非辛甲所作，《左传》之言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今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云云。杜注：“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也。”则《虞箴》即真传出周初，亦非辛甲之书。况朝廷箴劝之词，非私家著作。《说林》所引，乃事的征引，即确信不疑，亦周史之言，非辛甲之书。（辛甲为周太史，此容即辛甲所记，但此所谓史，非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今《辛甲》二十九篇，载之道家，似非史书；若为史书，则未必伪，惟非私家著作矣。）曰《鬻子》，班自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考《史记·楚世家》：“鬻熊事文王，早卒。”而其书于文王、周公、康叔皆曰“昔者”，知必非鬻子作。黄震（《黄氏日钞》）、胡应麟（《四部正讹》）谓为“战国依托”，诚然。曰《老莱子》。老莱子之人，余颇疑为子虚乌有。《庄子·外物》篇记老莱子呵斥孔子，老莱之名此为初见。《庄子》书所言之人，不能质实者不一而足，后人据之伪书，遂若实有其人者，齐谐亢桑斯固然矣，老莱子亦何独不然：班氏“与孔子同时”之言，亦因袭《庄子》。史公附老莱子于《老子传》，即疑其为老子化身，而课虚叩寂，不能实证其人也。《史》言著书十五篇，《志》载十六篇，则史公后尚有伪托附人者。（余拟为专文论之，此处格于体裁，不得太详。）曰《长卢子》，班自注：“楚人。”考《史记·孟荀列传》，于叙荀卿之后论曰：“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与战国诸子并称，且列在尸子之后，其为战国人，无可疑者。曰《老成子》，曰《王狄子》，曰《宫孙子》，曰《楚子》，班氏皆未注作者。曰《鹖冠子》，班氏言：“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此五家时代不可考，他既无战国以前书，此亦不能独外，则其人容或有战国前者，而其书则必战国或战国以后人作。《鹖冠子》今行世犹有之，而其伪谬则前人已能言之（姚氏《古今伪书考》），兹不必再词费也。曰《黄帝四经》，曰《黄帝铭》，王氏《考证》引朱文公谓：“战国术士笔之书。”顾实据《太平御览》三百九十引《孙卿子》有黄帝《金人铭》；又五百九十引《家语》孔子观金人节注云：“《孙卿子》，《说苑》又载也。”遂信为真黄帝之铭。其实荀子去黄帝几二千年，正诸子托古改制之时，即果有此铭，充其极不过如刘勰之说：“盖上古遗语，战代所记。”（《文心雕龙·诸子》篇）黄帝之时，文字未备，而谓有皇皇之著作，声音工整之铭词，人谁信之？曰《管子》，此余作书讨论之本题，而此则不能详论，姑置本证，就旁证言之：孔子迭称管仲，未举其书；桓公霸诸侯之后，列国君相，竞愿学之，而《春秋三传》及《国语》称其事者极多（如《左传》僖二十四年寺人披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三十四年臼季曰：“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晋语》第十一：“齐桓公亲举管敬子，其贼也。”），而无称其书其语者。惟《晋语》第十，齐姜告晋文公有引管仲之语，但其发端曰：“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而齐姜又为桓公之女，则所引之言，非引自书，而实引自人。盖齐姜亲闻或传闻管仲言，告晋文公时，管仲已死，故曰昔耳。管仲如有书，诸国之欲法齐桓者，不能不奉为圭臬，而内、外《传》及《公》《穀》不能不见也。下至《墨子》《孟子》《荀子》，亦未言管仲有书。直至《韩非子》始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五蠹》篇）韩非已至战国之末，正伪书丛出之时，则知《管子书》之最早者盖在战国，为不误也。

阴阳家二十一家：曰《邹子》，曰《邹子终始》，曰《邹奭子》，皆在战国。曰《公梼生终始》，班自注：“传邹奭《终始书》。”则更在邹后矣。曰《公孙发》，曰《乘丘子》，曰《杜文公》，曰《南公》，班自注并云：“六国时。”曰《黄帝泰素》，班自注：“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曰《将钜子》，班自注：“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曰《周伯》，班自注：“齐人，六国时。”曰《闾丘子》，班自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魏立国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前四○三年），已入战国。则八家亦皆在战国。曰《张苍》，班自注：“丞相北平侯。”曰《五曹官制》，班自注：“汉制，似贾谊所条。”曰《卫侯官》，班自注：“近世，不知作者。”曰《于长天下忠臣》，班自注：“平阴人，近世。”曰《公孙浑邪》，班自注：“平曲侯。”则此五家皆在汉时。曰《宋司星子韦》，班自注：“景公之史。”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敬王四年（西前五一六年）为景公元年。《表》谱至敬王四十三年（西前四七七年），为景公四十年，后书：“六十四卒。”由敬王四十三年，下推二十四年，为贞定王（一作定王）十六年（西前四五三年）。《春秋》绝笔为敬王三十九年（西前四八一年），则其卒年已入战国二十八年。司星子韦当春秋时，抑战国时，未深考；然《萧绮录》已言“司星氏至六国之末，著阴阳之书”。（《玉函山房·宋司星子韦书附录》引）马氏《玉函山房》从《吕氏春秋·制乐》篇《淮南子·道应训》、刘向《新序·杂事》篇，辑得其逸说一篇，中有曰：“可移于宰相。”相之立官，始于战国（详辩《立政》篇），知其书必成于战国。曰《容成子》，班无注，其书久佚。《世本》：“黄帝使容成作调历。”（亦见《吕氏春秋·勿躬》篇）《庄子·则阳》篇称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盖相传容成氏明历象，好事者遂作书记之，亦如道家之托黄帝，农家之托神农耳。曰《冯促》，班自注：“郑人。”书已亡。据其置于《闾丘子》《将钜子》之间，当亦六国时。曰《杂阴阳》，班自注：“不知作者。”其书已亡。按名思义，为杂集阴阳各家之说，是又在诸家之后也。

法家十家：曰《李子》，班自注：“名悝，相魏文侯。”文侯已在战国。曰《商君》，曰《申子》，曰《慎子》，曰《韩子》，亦均在战国。曰《处子》，师古曰：“《史记》云：‘赵有处子。’”考今本《史记》作剧子。其言曰：“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其述在公孙龙之后，且与其他战国诸子并称，则必亦在战国。曰《晁错》，在汉时。曰《游棣子》，班无注。曰《燕十事》，曰《法家言》，班自注并云：“不知作者。”此三书皆置之最末，则虽其书已亡，时代不可考，要之亦战国或战国以后书也。

名家七家：曰《邓析》，其书为后世依托，余有专文（《邓析子真伪年代考》）论辩。曰《尹文子》，曰《公孙龙子》，曰《惠子》，皆战国人。曰《黄公》，班自注：“为秦博土。”曰《成公生》，班自注：“与黄公等同时。”曰《毛公》，班自注：“与公孙龙等并游平原君赵胜家。”则亦战国人。

墨家六家：曰《墨子》，战国人。曰《随巢子》，曰《胡非子》，班自注并云：“墨翟弟子。”曰《我子》，师古引刘向《别录》云：“为墨子之学。”曰《田俅子》，班自注：“先我子。”考《吕氏春秋·首时》篇：“墨者有田鸠。”高诱注：“田鸠，齐人，学墨子术。”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马骕《绎史》（卷一百三）：“田鸠即田俅子，班氏亦以鸠俅为一人，故言先韩子也。”案鸠俅音同字通，马氏谓为一人甚是。四家或墨翟弟子，或为墨翟之学，则更在墨翟之后。此外尚有《尹佚》一家，班自注：“周臣，在成康时也。”尹佚即史佚，其书久亡。马氏《玉函山房》据《逸周书》《史记》《左传》《国语》《淮南子》《说苑》、贾谊《新书》等书，辑得若干事。《逸周书》晚出伪书，其言未可信据。《史记》《淮南子》《说苑》《新书》所载，杂采战国诸士之说，信否未敢确定。《左》《国》年代较古，似可依据。史佚为周之史官，自然与修《周史》（《墨子·明鬼下》引周之《春秋》，则《周史》至墨子时尚存），懿言嘉话，《左》《国》每据以征引，非史佚别有离事言理之书也。今以马氏所辑而论，绝不似墨家，知墨家《尹佚》一书为后世依托也。

纵横家十二家：曰《苏子》，曰《张子》，皆在战国。曰《阙子》，班无注，书已亡。《水经注》卷十四，《艺文类聚》六十，《文选》左太冲《吴都赋注》，鲍明远《拟古诗注》，枚叔《七发注》，《太平御览》三百四十七，并引《阙子》“宋景公使弓工为弓”云云。宋景公卒于周贞定王十六年（西前四五三年），入战国二十八年。（考见前）死然后有谥，《阙子》举其谥，必在卒后。曰《秦零陵令信》，班自注：“难秦相李斯。”其时代可知矣。曰《蒯子》，班自注：“名通。”曰《邹阳》，曰《主父偃》，曰《徐乐》，曰《庄安》（即《严安》），五子并在汉时。曰《待诏金马聊苍》，班自注：“赵人，武帝时。”则亦在汉也。曰《庞煖》，班自注：“为燕将。”《兵权谋》亦有《庞煖》，盖非一书，而为一人。《史记·燕世家》燕王喜十二年：“剧辛故居赵，与庞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令庞煖将也。欲因赵弊攻之，问剧辛，辛曰：‘庞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六国表》燕王喜十三年，剧辛死于赵。）据此，庞煖为赵将，班氏盖涉见《燕世家》与燕战而误。燕王喜十二（或十三）年已至战国矣。曰《国筮子》，班无注，其书久亡，他亦无可考，以班氏置《阙子》后，《秦零陵令信》之前，盖亦战国末年人也。

杂家二十家：曰《尉缭》，曰《尸子》，曰《吕氏春秋》，皆在战国。曰《淮南内》，曰《淮南外》，曰《东方朔》，皆在汉代。无烦考也。曰《大》，班自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曰《荆轲论》，班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曰《博士臣贤对》，班自注：“汉世，难韩子商君。”曰《臣说》，班自注：“武帝时作赋。”（沈涛谓赋字疑衍）亦无烦考也。曰《孔甲盘盂》，班自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则亦后世依托。曰《伍子胥》。子胥处心积虑，报父兄之仇，何暇著书？《左》《国》亦不言其有书。《兵技巧》尚有《伍子胥》十篇，《图》一卷，并此均亡佚。行世有东汉人袁康托为子胥作之《越绝书》，今本篇次错乱，以末篇证之，本八篇曰《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吴》第三，《计倪》第四，《请粜》第五，《九术》第六，《兵法》第七，《陈桓》第八，与此篇数适合，若果为一书，则知为东汉人作矣。曰《由余》，亦佚。马氏《辑佚书》从《史记·秦本纪》《韩非子·十过》篇、《说苑·反质》篇、贾谊《新书·礼》篇辑得三事。据《史记》所载，谓篡弑灭宗，由于礼乐法度，似拾道家之唾余。《韩非子》《说苑》所载，则又极力倡俭，谓：“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宾服。”则又酷类墨子。交趾至秦汉始通中国，尧所统辖，不出黄河流域，即此而言，亦必后人依托。且《韩非子》《史记》皆谓秦穆公闻由余之言，退问内史廖曰：“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患之，吾将奈何？”（依《韩非子》，与《史记》文字小有异同。）于是如何以“女乐二人遗戎王”，如何由余遂降秦，事全同，而由余之语，则不同；至于一似道家，一似墨子，显为后人附会。曰《伯象先生》，班无注。应劭曰：“盖隐者也。故公孙敖难以为无益世主之治。”考公孙敖难见《太平御览》八百十一引《新序》。（今本《新序》脱）其言曰：“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日久矣，未能禆世上（疑为主上之误，应劭引作主上）之治，明君臣之义。”公孙敖有二，一为春秋时人，即孟穆伯；一为汉景武时人。今案“世主”二字，天下一统后称君上之词，春秋战国诸侯并峙，称国君固不得曰世主，称天子亦未闻曰世主者。（春秋称天子曰王，或曰天王，战国后天子益微，诸侯皆王，势同赘疣，人鲜称道；称者概冠以周字，曰周王，或曰周君。）又称人称书曰先生，亦不见于春秋战国，班氏列之于《东方朔》之后，则公孙敖必景武时之公孙敖，伯象先生之人及书，亦必在景武时矣。曰《吴子》，曰《公孙尼》，曰《解子簿书》，曰《推杂书》，班氏俱无注，其书全亡，其排列俱在极末，年代亦略可推矣。曰《杂家言》，班自注：“王伯，不知作者。”师古曰：“言伯王之道，伯读曰霸。”言王霸，始于战国，极于汉初（详下《附录三》），战国以前无有也。此外尚有一家，曰《子晚子》，班自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书亡，时代难考，然亦无法定为战国以前书也。总之，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必在儒墨名法成立之后，儒墨名法尚无战国以前书，何况杂家？故杂家有时代古远者，不问而知为伪托，以诸家未成立，无可供其采获以成其博杂之学也。

农家九家：曰《神农》，班自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曰《野老》，班自注：“六国时，在齐楚间。”曰《董安国》，班自注：“汉代内史。”曰《氾胜之》，班自注：“武帝时为议郎。”曰《蔡癸》，班自注：“宣帝时。”曰《宰氏》，曰《尹都尉》，曰《赵氏》，曰《王氏》，班自注：“不知何世。”《元和姓纂·十五海》宰氏姓下引《范蠡传》：“陶朱公师计然，姓宰氏。”世人据此谓宰氏即计然。马氏《辑佚书》据《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及各类书辑为《范子计然》三卷。篇中言“某出三辅”者，不下数十事。此外曰：“兔毫出乐浪。”“蜀椒出武都……秦椒出陇西天水。”“枣出汉中。”“蜀漆出蜀郡。”“空青曾青出巴郡。”若此者甚众，皆汉郡，则其书必汉人依托。《尹都尉》，马氏《辑佚书》考为汉成帝以前人，确否未遑博考。都尉必为尹某职官，都尉汉置，以前无有，则必为汉人。《赵氏》，沈钦韩疑为赵过。（《汉书疏证》）《食货志》载过精农政，有新法，武帝末为搜粟都尉。据此，沈氏之言，似乎不误，而《赵氏》之人与书，亦知在汉武之世矣。惟王氏实无可考，但班氏置之最末，其时代可断非战国以前也。

小说家十五家：曰《伊尹说》，班自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曰《鬻子说》，班自注：“后世所加。”曰《周考》，班自注：“考周事也。”考为稽考之意，亦明后人作也。曰《师旷》，班自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曰《务成子》，班自注：“称尧问，非古语。”曰《宋子》，即宋钘，战国人，与孟子同时。曰《天乙》，班自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曰《黄帝说》，班自注：“迂诞，依托。”曰《封禅方说》，班自注：“武帝时。”曰《待诏臣饶心术》，班自注：“武帝时。”曰《臣寿周纪》，班自注：“宣帝时。”曰《虞初周说》，班自注：“武帝时。”曰《待诏臣安成未央术》，班无注，置《待诏臣饶心术》下，《臣寿周纪》上。待诏为汉官，则亦汉时书。惟尚有《青史子》一家，班自注：“古史官记事也。”书已佚，《大戴礼·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杂事》，并引《青史氏》记胎教之文，浅近似秦汉语。即真为古史记，又非吾所谓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矣。曰《百家》，无注。

《兵书略》分四类：曰《兵权谋》，曰《兵形势》，曰《兵阴阳》，曰《兵技巧》。《兵权谋》十三家：曰《吴孙子》。《史记·孙武吴起传》：“孙子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载其为吴破楚入郢。既灼灼如是，何以《左传》《国语》并无其人？入郢之功，《左传》全系之伍子胥太宰嚭夫概，无一语及孙子。意史公之言，盖本之伪《孙子》者（伪《孙子》者必为序，或代序之篇章，铺叙孙子事功）。梅圣俞、叶正则（《习学记言》）、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疑之是也。（《史》言十三篇，《志》载八十二篇，又《图》九卷，知史公之后，尚有陆续增附者。）曰《齐孙子》，师古曰：“孙膑。”曰《公孙鞅》，曰《吴起》，真伪姑不论，固皆战国时人。曰《范蠡》，曰《大夫种》，书举亡。二人论兵之言，散见《越语》《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而《越语》《史记》不言二人有书，盖后人附益《越语》为之。曰《李子》（一作《季子》），曰《娷》，曰《兵春秋》，班并无注，书全亡。依其排次之序，当亦战国时。曰《庞煖》，前已言与燕王喜同时。曰《兒良》，师古曰：“六国时人也。”曰《广武君》，班自注：“李左车。”知为汉人。曰《韩信》，其年代尽人知之，毫无问题。

《兵形势》十一家：曰《楚兵法》，班无注，书亡，疑后人记楚用兵。曰《蚩尤》，应劭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案《荀子》曰：“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中无传政。”（《非相》篇）故自五帝皆神话时代，诸子百家，恣意托附，其言皆不得据为史料。蚩尤好五兵，亦一种传说，信否应付阙疑；至其书则必依好五兵之说而附会者也。曰《孙轸》，班无注，无可考。曰《繇叙》，王氏《考证》谓即由余。由余无书，前已考定。李荃《太白阴阳经》曰：“秦由余有《阵图》。”愈后愈多，何庸驳辩？曰《王孙》，班无注，时无考。曰《尉缭》，与梁惠王同时。曰《魏公子》，班自注：“名无忌。”知亦战国人。曰《景子》，班无注，书亡。依排比之次。前者为战国，后者汉代，其时可想。曰《李良》，书亡。《史记·张耳陈馀传》：“有李良者，为赵将。”当即其人，在秦末汉初。曰《丁子》，沈钦韩谓：“疑即了固。”（《汉书疏证》）丁固，项羽将。曰《项王》，真伪不论，其时代人举知在秦末。

《兵阴阳》十六家：曰《太壹兵法》，曰《天一兵法》，曰《神农兵法》，曰《黄帝》。考《武经总要》曰：“太乙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大一之南。”据此，太壹，天一，皆神，亦能为人世作书，荒谬何极！与《神农》《黄帝》皆伪托无疑义。曰《封胡》，曰《风后》，曰《力牧》，曰《鬼容区》，班并云：“黄帝臣，依托也。”至今之风后《握奇经》，又为唐宋以后之伪书。^[5]曰《鵊冶子》（冶一作治），曰《地典》，曰《孟子》，曰《东父》，班并无注，书亡。曰《师旷》，班自注：“晋平公臣。”吾闻师旷明音律，未闻能兵，竟有作兵书托之盲目之师旷者；顾亦有因。《左传》襄十八年：“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曰《苌弘》。苌弘亦博能兵之名，著兵家之书，此与《太壹》《天一》《神农》《黄帝》《师旷》皆伪书之极无谓者，余实厌为之辩。曰《别成子望军气》，曰《辟兵威胜方》，班未注作者，而列之最末，必兵阴阳时代最后之作也。

《兵技巧》班言十三家，而实为十六家：曰《鲍子兵法》，班无注，后人亦无论者。余意伪托鲍叔牙，以鲍叔牙亦尝为将，作伪者固喜如此。曰《伍子胥》（一本作《五子胥》），子胥无书，已见前。曰《公胜子》，曰《苗子》，班无注，书亡，时无考。曰《逢门射法》，师古曰：“即逢蒙。”考《孟子》：“逢蒙学射于翌。”（《万章》篇）则逢蒙殷人。殷时绝无私家著作，无须考辩。曰《阴通成射法》，班无注，书佚，时无考。曰《李将军射法》，师古曰：“李广。”曰《魏氏射法》，班无注，书亡，时无考，以排次论，当为汉时。曰《强弩将军王围射法》，师古曰：“围，郁郅人也，见《赵充国传》。”则亦汉人。曰《望远连弩射法具》，曰《护军射师王贺射书》，班并无注，书亡。考《汉书·百官公卿表》：“护军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属大司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护军。”望远亦疑为汉侯。果尔，固皆汉人书。曰《蒲苴子弋法》，《淮南子·览冥训》：“蒲苴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鹜鱼于大渊之中。”高诱注：“蒲苴子，楚人，善弋射。”他无可考。（伪《列子》述之，晋人书，时代太晚，未可据。）依排列次序，当亦汉人书。（蒲苴子若为汉以前人，则书出依托。）曰《剑道》，书亡，无考。曰《手搏》，书亡。《刑法志》：“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武帝纪》：“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哀帝纪》：“时览卞射武戏。”师古注：“手搏为卞，角力为戏。”据此，角抵手搏起于战国，盛于西汉，其书可以推矣。曰《杂家兵法》，班无注，此盖杂集用兵言兵之书，时代当极晚。曰《蹴鞠》，班无注。考刘向《别录》云：“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史记·苏秦传集解》引）蹴鞠手搏类同，起亦当同时，或曰战国时，是也。

考辩至《兵书略》；烦乱无味。《诸子略》虽杂伪书，真者尚夥，兵书几于全伪；且不惟伪托神话时代之帝王君臣，且伪托缥缈无稽之天地鬼神。盖托古之风既开，甲托之文武周公，乙思驾而上之，则必托之尧舜禹汤；丙又思驾而上之，则必托之神农黄帝。如积薪耳，后来居上，势必伪造古帝，虚构三皇；犹以为未足，不得不离尘寰而上天入地，于是太一（泰壹）、天一（天乙）皆有著作矣。至《数术》《方技》两略，更乌烟瘴气，不可究诘。（神书更多）堪注意者，班氏于《诸子略》伪托之书，概标明于注，而《兵书略》《太壹》《天一》诸书之显为依伪者反阙焉；《数术》《方技》尤不著一字。盖注以辩疑，不疑何注？此等书赝伪荒谬，已为人所共知，无庸再辩。故今所以置不考者，固以医卜星相，不得与离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同论；亦以不值一辩，何必浪掷笔墨也哉！

三曰《左》《国》《公》《穀》及他战国初年书不引战国前私家著作也投石于水，水为之波；掷靛于布，布为之染；水流湿；火就燥；一种学说发生，学术界未有不受其影响者也。故神农黄帝之书而果真，则殷墟文字，不能如此简陋；太公管子之书而果真，则春秋时代，不应无道家法家思想。^[6]此就其抽象之言，尚不足以折服泥古之口。就其具体实证而言，既有此书，则此后之书，必有征引或论述。战国以前若有私家著作，何能不一见于战国初年书也？战国初年书之可信据者，曰《左传》，曰《国语》，曰《公羊》，曰《穀梁》，曰《论语》，曰《墨子》前五十一篇，曰《孟子》，曰《庄子·内篇》，曰《荀子》。^[7]今一一述之于下：

《左氏》浮夸，最喜征引。全书引《诗》者一百五十四：

隐元年：“《诗》曰。”三年：“《商颂》曰。”六年：“《诗》云。”桓十二年：“《诗》云。”庄六年：“《诗》云。”二十二年：“《诗》云。”闵元年：“《诗》云。”僖五年：“《诗》云。”九年：“《诗》所谓。”“《诗》曰。”“又曰。”十二年：“《诗》曰。”十五年：“《诗》曰。”十九年：“《诗》曰。”二十年：“《诗》曰。”二十二年：“《诗》曰。”“《诗》曰。”“又曰。”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达成周而作《诗》曰。”“《诗》曰。”“《诗》曰。”二十八年：“《诗》云。”三十三年：“《诗》曰。”文元年：“周芮良夫之《诗》曰。”二年：“《诗》曰。”“又曰。”“《诗》曰。”“《鲁颂》曰。”“《诗》曰。”三年：“《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四年：“《诗》曰。”“《诗》云。”六年：“《诗》曰。”十年：“《诗》曰。”十五年：“《诗》曰。”“在《周颂》曰。”宣二年：“《诗》所谓。”“《诗》曰。”“又曰。”“又：‘自诒伊戚’，杜注：‘逸诗也。’”九年：“《诗》云。”十一年：“《诗》曰。”十二年：“《汋》曰，《武》曰（杜注：《汋》，《诗·颂》篇名；《武》，《诗·颂》篇名）。”“《诗》云。”“武王克商作《颂》曰。”“又作《武》曰。”“《诗》曰。”十五年：“《诗》曰。”十六年：“《诗》曰。”十七年：“《诗》曰。”成二年：“《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四年：“《诗》曰。”六年：“《诗》曰。”七年：“《诗》曰。”八年：“《诗》曰。”“《诗》曰。”九年：“《诗》曰。”十二年：“故《诗》曰。”“故《诗》曰。”十四年：“故《诗》曰。”十六年：“《诗》曰。”襄二年：“《诗》曰。”“《诗》曰。”三年：“《诗》曰。”五年：“《诗》曰。”七年：“《诗》曰。”“又曰。”“《诗》曰。”“《诗》曰。”八年：“《周诗》有之曰。”“《诗》曰。”十年：“《诗》所谓。”十一年：“《诗》曰。”十三年：“其《诗》曰。”“《诗》曰。”“《诗》曰。”十四年：“《诗》曰。”十五年：“《诗》云。”二十一年：“《诗》曰。”“《诗》曰。”“《诗》曰。”二十二年：“《诗》曰。”二十四年：“《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杜注《诗·小雅》）……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杜注《诗·大雅》）。’”二十五年：“《诗》所谓。”“《诗》曰。”二十六年：“《诗》曰。”“《商颂》有之曰。”二十七年：“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杜注《诗·郑风》）。……何以恤我，我其将之（杜注逸诗）。”二十九年：“《诗》云。”“《诗》曰。”“《诗》曰。”三十年：“《诗》曰。”“又曰。”三十一年：“《诗》曰。”“《诗》云。”“《诗》云。”“《诗》云。”“《卫诗》曰。”“《周诗》曰。”“《诗》曰。”昭元年：“《诗》曰。”“《诗》曰。”“《诗》曰。”“《诗》曰。”二年：“《诗》曰。”三年：“《诗》曰。”“《诗》曰。”四年：“《诗》曰。”五年：“《诗》云。”六年：“《诗》曰。”“又曰。”“《诗》曰。”“《诗》曰。”七年：“故《诗》曰。”“《诗》所谓。”“《诗》曰。”“又曰。”“《诗》曰。”“《诗》曰。”八年：“《诗》曰。”九年：“《诗》曰。”十年：“《诗》曰。”“《诗》曰。”“《诗》曰。”十二年：“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其《诗》曰。”十三年：“《诗》曰。”二十年：“《诗》曰。”“《诗》曰。”“《诗》曰。”“又曰。”二十一年：“《诗》曰。”二十三年：“《诗》曰。”二十四年：“《诗》曰。”“《诗》曰。”二十五年：“《诗》曰。”二十六年：“《诗》曰。”“《诗》曰。”“《诗》曰。”二十八年：“《诗》曰。”“《诗》曰。”“《诗》曰。”三十二年：“《诗》曰。”“《诗》曰。”定三年：“《诗》曰。”十年：“《诗》曰。”哀二年：“《诗》曰。”五年：“《诗》曰。”“《商颂》曰。”二十六年：“《诗》曰。”

称《诗》者（不举其词者）六：

隐二年：“《风》有《采蘩》《采》，《雅》有《行苇》《泂酌》。”昭元年：“《小旻》之卒章善矣。”定十年：“臣之业在《扬水》卒章之四言矣。”

引《书》者四十二：

庄八年：“《夏书》曰。”僖六年：“故《周书》曰。”“又曰。”“又曰。”二十三年：“《周书》有之。”二十七年：“《夏书》曰。”三十三年：“《康诰》曰。”文五年：“《商书》曰。”十八年：“《虞书》数禹之功曰。”七年：“《夏书》曰。”宣六年：“《周书》曰。”十二年：“《仲虺》有言曰。”十五年：“《周书》所谓。”成二年：“《周书》曰。”“《大誓》所谓。”六年：“《商书》曰。”“《周书》曰。”十六年：“《周书》曰。”“《夏书》曰。”襄二年：“《商书》曰。”五年：“《夏书》曰。”十一年：“《书》曰。”十三年：“《书》曰。”十四年：“《仲虺》有言曰。”“故《夏书》曰。”二十一年：“《夏书》曰。”二十三年：“《夏书》曰。”二十五年：“《书》曰。”二十六年：“故《夏书》曰。”三十年：“《仲虺之志》曰。”三十一年：“《大誓》云。”“《周书》数文王之德曰。”昭元年：“《大誓》曰。”八年：“《周书》曰。”十年：“《书》曰。”十四年：“《夏书》曰。”十七年：“故《夏书》曰。”二十年：“在《康诰》曰。”二十四年：“《大誓》曰。”襄六年：“《夏书》又曰。”十一年：“《盘庚之诰》曰。”十八年：“《夏书》曰。”

引《易》者七：

宣六年：“其在《周易》。”十二年：“《周易》有之。”襄九年：“是于《周易》曰。”二十八年：“《周易》有之。”昭元年：“在《周易》。”二十九年：“《周易》有之。”三十二年：“在《易》。”

以《易》占者不可胜数。引《礼》者一：

文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

引《夏训》者一：

襄四年：“《夏训》有之曰。”

引《周志》者一：

文二年：“《周志》有之。”

引前志者二：

文六年：“前志有之曰。”成十五年：“前志有之曰。”

引军志者二：

宣十二年：“军志曰。”昭二十一年：“军志有之曰。”

引志者六：

襄四年：“志所谓。”二十五年：“志有之。”昭元年：“志曰。”三年：“志曰。”“又曰。”哀十八年：“志曰。”

引《郑书》者二：

襄三十年：“《郑书》有之曰。”昭二十八年：“《郑书》有之。”

引箴铭者三：

襄四年：“于《虞人之箴》曰。”昭三年：“《谗鼎之铭》曰。”七年：“故其《鼎铭》云（杜注：正考父庙之鼎）。”

引史佚者五：

僖十七年：“且史佚有言曰。”文十五年：“史佚有言曰。”宣十二年：“史佚所谓。”成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昭元年：“史佚有言曰。”

引周任者二：

隐六年：“周任有言曰。”昭五年：“周任有言曰。”

引周文王者一：

昭七年：“周文王之法曰。”

引周武王者一：

昭七年：“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

引楚庄王者一：

成二年：“且先君庄王（楚庄王）属之曰。”

引楚文王者一：

昭七年：“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仆区之法》曰。”

引孔子者，二十二：

僖二十八年：“仲尼曰。”文二年：“仲尼曰。”宣二年：“孔子曰。”九年：“孔子曰。”成二年：“仲尼闻之曰。”十七年：“仲尼曰。”襄二十五年：“仲尼曰。”三十一年：“仲尼闻是语也，曰。”昭五年：“仲尼曰。”七年：“仲尼曰。”十二年：“仲尼曰。”十三年：“仲尼谓子产。”十四年：“仲尼曰。”二十年：“仲尼曰。”“仲尼曰。”“仲尼曰。”二十八年：“仲尼闻魏子之举也，以为义曰。”二十九年：“仲尼曰。”定九年：“仲尼曰。”哀六年：“孔子曰。”十一年：“孔子曰。”“孔子曰。”

引子思者一：

哀五年：“子思曰。”

引叔向者一：

哀十七年：“叔向有言曰。”

引辛伯者一：

闵二年：“昔辛伯谂周桓公云。”

引子犯者一：

宣十二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

引臧孙纥者一：

昭七年：“臧孙纥有言。”

引谣谚者十九：

隐十一年：“周谚有之曰。”桓十年：“周谚有之。”闵元年：“且谚曰。”僖五年：“谚所谓。”“童谣云。”七年：“谚有之曰。”文七年：“谚所谓。”宣四年：“谚曰。”十五年：“谚曰。”十六年：“谚曰。”昭元年：“谚所谓。”三年：“且谚曰。”七年：“抑谚曰。”十三年：“谚曰。”十九年：“谚曰。”“谚所谓。”二十五年：“童谣有之曰。”二十八年：“谚曰。”定十四年：“谚曰。”

引古人之言者八：

僖七年：“古人有言曰。”文十七年：“古人有言曰。”“又曰。”宣十五年：“古人有言曰。”成十七年：“古人有言曰。”襄二十四年：“古人有言曰。”二十六年：“古人有言曰。”昭七年：“古人有言曰。”

引人言者三：

昭七年：“人有言。”二十二年：“人有言曰。”二十四年：“人亦有言曰。”

引先民之言者一：

哀十五年：“先民有言曰。”

总观所引之书，除《诗》《书》《易》《礼》而外，曰《夏训》，曰《周志》，曰前志，曰军志，曰志，曰《郑书》：皆史也，无一为离事言理之作。曰《虞箴》，曰《鼎铭》，箴铭之作，其源甚古，但不得与后世成一家言之私人著作同论。所引之人，曰史佚，曰周任，皆史官，其言必见其所修之史。（成四年引史佚之志，志即史。）曰周文、武，曰楚庄、文，曰叔向，曰辛伯，曰子犯，曰臧孙纥：皆历史人物，其言故见于史书。子犯之言即见《左传》僖二十八年。曰谣谚，曰泛引古人、先民，或史籍所载，或口碑所传，绝非有私人著作。惟孔子子思虽亦历史人物，而实兼学术人物。但孔子述而不作，无私家著作之书，《三传》及他战国初年书，所引孔子之言，除荒缈无稽者（如庄子所引），概得之传闻，或孔门弟子之口授。子思已为战国时人，与《左传》作者相近。（《左传》作者虽不可考，然即其引子思言而论，知必非与孔子同好恶之左丘明，而其时代绝不能前于子思也。）无论得之其人，见诸其书，与战国前无私家著作之说，固无抵也。昭十二年楚王谓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真伪姑不论，固史书而非私家离事言理之作也。

《国语》引《书》者六：

《周语上》第一：“《夏书》有之曰。”“在《汤誓》曰。”“在《盘庚》曰。”《晋语》第十：“《夏书》有之曰。”“《周书》有之曰。”《楚语上》第十七：“《周书》曰。”

引夏令者一：

《周语中》第二：“故夏令曰。”

引周制者二：

《周语中》第二：“周制有之曰。”“周之制官有之曰。”

引志者二：

《晋语》第十五：“志有之曰。”《楚语上》第十七：“其在志也。”

引先王者一：

《周语中》第二：“先王之令有之曰。”

引史佚者一：

《周语下》第三：“昔史佚有言曰。”

书皆政典，人则史官，无一离事言理之作。

《穀梁》《公羊》不喜博引，所引概传《春秋》之人。《公羊传》引沈子者二：

隐十一年：“子沈子曰。”庄十年：“子沈子曰。”

引公羊子者二：

桓六年：“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子公羊子曰。”

引鲁子者三：

庄三年：“鲁子曰。”二十三年：“鲁子曰。”僖二十八年：“鲁子曰。”

引司马子者一：

庄二十九年：“子司马子曰。”

引女子（读汝子）者一：

闵元年：“子女子曰。”

引高子者一：

文四年：“高子曰。”

引北宫子者一：

哀四年：“子北宫子曰。”

引孔子者二：

昭十二年：“子曰。”二十五年：“孔子曰。”

引或曰者三：

闵二年：“或曰。”“或曰。”成元年：“或曰。”

引不修《春秋》者一：

庄七年：“不修《春秋》曰。”

引既修《春秋》者一：

庄七年：“不修《春秋》曰……君子修之曰。”

《穀梁传》引穀梁子者一：

隐五年：“穀梁子曰。”

引尸子者一：

定元年：“尸子曰。”

引沈子者一：

定元年：“沈子曰。”

引孔子者六：

桓二年：“孔子曰。”三年：“孔子曰。”十四年：“孔子曰。”僖十六年：“子曰。”成五年：“孔子曰。”昭四年：“孔子曰。”

引子贡者一：

桓三年：“子贡曰。”

引《传》者四：

成八年：“《传》曰。”十六年：“《传》曰。”襄三十年：“《传》曰。”昭元年：“《传》曰。”

人皆传《春秋》之人，书曰《春秋》，曰《传》：皆史书也。

《论语》引《诗》者四：

《学而》第一：“《诗》云。”《八佾》第三：“相维辟公。”“巧笑倩兮。”《泰伯》第八：“《诗》云。”

论《诗》者九：

《为政》第二：“诵《诗》三百。”《八佾》第三：“《关雎》乐而不淫。”《泰伯》第八：“兴于《诗》。”“师挚之始，《关雎》之乱。”《子罕》第九：“《雅》《颂》各得其所。”“《唐棣之华》。”《子路》第十三：“诵《诗》三百。”《季氏》第十六：“不学《诗》，无以言。”《阳货》第十七：“小子何莫学乎《诗》，女为《周南》《召南》矣乎。”

引《书》者二：

《为政》第二：“《书》云。”《宪问》第十四：“《书》云。”

引《易》者一：

《子路》第十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安国曰：此

《易·恒卦》之辞也。）

论《易》者一：

《述而》第七：“五十以学《易》。”

论《礼》者二：

《泰伯》第八：“立于《礼》。”《季氏》第十六：“不学《礼》，无以立。”

论乐者三：

《八佾》第三：“子谓《韶》。”《泰伯》第八：“成于乐。”《子罕》第九：“然后乐正。”（此疑论《诗》，姑列入。）

引周任者一：

《季氏》第十六：“周任有言曰。”

引人言者四：

《子路》第十三：“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孔安国曰：古有此言，故孔子信之也。）

又：“人之言曰。”“人言曰。”“南人有言曰。”

无私家著作也。

附说　《论语》论礼乐之言甚多，如曰：“礼云礼云，乐云乐云。”如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之类，泛言礼乐，非指《礼书》《乐书》而言，不得与引书论书同列。

《墨子》前五十一篇，引《诗》者十二：

《所染》：“《诗》曰。”《尚贤中》：“《诗》曰。”“《周颂》道之曰。”《尚同中》：“《周颂》道之曰。”“《诗》曰。”“又曰。”《兼爱下》：“《周诗》曰。”“《大雅》之所道曰。”《非攻中》：“《诗》曰。”《天志中》：“《皇矣》道之曰。”《明鬼下》：“《大雅》曰。”《非命上》：“在于商夏之诗曰。”

引《书》者三十二：

《七患》：“《夏书》曰。”“《殷书》曰。”“《周书》曰。”《尚贤中》：“《汤誓》曰。”“先王之书《吕刑》道之曰。”“先王之言曰。”《尚贤下》：“于先王之书《吕刑》之书然王曰。”“于先王之书《竖年》之言然曰。”《尚同中》：“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是以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尚同下》：“于先王之书也《太誓》之言然曰。”《兼爱下》：“《泰誓》曰。”“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明鬼下》：“《商书》曰。”“《夏书》《禹誓》曰。”《非乐上》：“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于《武观》曰。”《非命上》：“于《仲虺之告》曰。”“于《太誓》曰。”“先王之宪亦尝有曰。”“先王之刑亦尝有曰。”“先王之誓亦尝有曰。”《非命中》：“《仲虺之告》曰。”“《太誓》之言然曰。”《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仲虺之告》曰。”“《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

附说　《墨子》引商夏之诗，其词曰：“命令，暴王所作。”不似《诗》，但既标曰诗，故姑附引《诗》之中。所引《书》更多今本所无，即有之，亦大相出入。但古《尚书》百篇，今存者才二十八篇，则所引容在逸篇。惟曰“先王之宪，先王之刑”，未必尽载于《书》，要之必见古史，故姑附焉。

引传者二：

《尚贤中》：“传曰。”《兼爱中》：“传曰。”

引各国《春秋》者四：

《明鬼下》：“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

引鲁语者一：

《公孟》：“子亦闻夫鲁语乎？”（盖非《国语》之《鲁语》）

引古圣王者五：

《节用中》：“昔者圣王为法曰。”“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古者圣王制为衣食之法曰。”“古者圣王制为节丧之法曰。”

引古语者六：

《尚同下》：“古者有语焉曰。”《非攻中》：“古者有语。”“古者有语。”“古者有语。”《天志上》：“且语言有之曰。”（此容为当时语，只此一条，且难定时代，姑附于此。）《明鬼下》：“于古曰。”

《诗》《书》之外，曰传，曰各国《春秋》，皆政典；古语当见古史，无私家言理之书也。至所引古圣王之法，疑为托古改制，否则《诗》《书》所载。《明鬼下》引禽艾之言，翟灏疑即《逸周书·世俘解》禽艾候（《墨子间诂》引），他无所见，确否难定；要之亦历史人物，无私人著作。至公孟、公输、告子（与墨子同时，非与孟子言性恶之告子，见《公孟》篇）、程子（亦见《公孟》篇）之流，皆与墨子同时，不得与引古同论矣。《孟子》引《诗》者三十三：

《梁惠王》篇：“《诗》云：经始灵台。”“《诗》云：他人有心。”“《诗》云：刑于寡妻。”“《诗》云：畏天之威。”“《诗》云：王赫斯怒。”“《诗》云：哿矣富人。”“《诗》云：乃积乃仓。”“《诗》云：古公亶父。”《公孙丑》篇：“《诗》云：自西自东。”“《诗》云：迨天之未阴雨。”“《诗》云：永言配命。”《滕文公》篇：“《诗》云：昼尔于茅。”“《诗》云：雨我公田。”“《诗》云：周虽旧邦。”“《鲁颂》曰：戎狄是膺。”“《诗》云：不失其驰。”“《诗》云：戎狄是膺。”《离娄》篇：“《诗》云：不愆不忘。”“《诗》云：天之方蹶。”“《诗》云：殷鉴不远。”“《诗》云：永言配命。”“《诗》云：商之子孙。”“《诗》云：谁能执热。”“《诗》云：其何能淑。”《万章》篇：“《诗》云：娶妻如之何。”“《诗》云：普天之下。”“《云汉之诗》曰。”“《诗》曰：永言孝思。”“《诗》云：周道如底。”《告子》篇：“《诗》曰：天生蒸民。”“《诗》云：既醉以酒。”《尽心》篇：“《诗》云：不素餐兮。”“《诗》曰：忧心悄悄……肆不殄厥愠。”

称《诗》者（不举其词者）二：

《告子》篇：“《小弁》，小人之诗也。”“《凯风》何以不怨。”

引《书》者二十一：

《梁惠王》篇：“《汤誓》曰：时日曷丧。”“《书》曰：天降下民。”“《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书》曰：徯我后。”《公孙丑》篇：“《太甲》曰：天作孽。”《滕文公》篇：“《书》曰：若药不瞑眩。”“放勋曰：劳之来之（虽不见今《尚书》，当为逸篇文字）。”“《书》曰：葛伯仇饷，汤始征，自葛载。”“《书》曰：徯我后……有攸不为臣（赵注《尚书》逸篇之文）。”“《太誓》曰：我武维扬。”“《书》曰：洚水警余。”“《书》曰：丕显哉文王谟。”《离娄》篇：“《太甲》曰：天作孽。”《万章》篇：“《尧典》曰：二十有八载。”“《书》曰：只载见瞽瞍。”“《太誓》曰：天视自我民视。”“《伊训》曰：天诛造宫自牧宫。”“《康诰》曰：杀越人于货。”《告子》篇：“享多仪。”《尽心》篇：“南面而征。”“武王之伐殷也。”（吴辟疆《孟子文法读本》云，此《尚书》逸文。）

论《书》者一：

《尽心》篇：“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引《礼》论《礼》者二十三：

陈澧《东塾读书记》孟子说《礼》，有明言《礼》者（如曰：“诸侯耕助”云云，“《礼》朝廷不历位而相与言”云云是也。“诸侯失国”云云，“在国曰市井之臣”云云，下文皆云《礼》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上文云：子未学礼乎？“三年之丧，齐疏之服”云云，“天子一位”云云，皆曰尝闻。“君薨，听于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适诸侯”云云两见，一引晏子），有不明言《礼》者（“古者棺椁无度”云云，“夏后氏五十而贡”云云，“夏曰校”云云，“卿以下必有圭田”云云，“岁十一月徒杠成”云云，“招虞人以皮冠”云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云云，“牺牲既成”云云，“有布缕之征”云云），有与人论《礼》者（“景丑曰：《礼》曰父召无诺”云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齐宣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万章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云云，与《内则》略同），根泽所数一时散乱，故姑就陈氏列之。《内则》在《礼记》，辑于汉人，孟子果否引《礼》，颇难臆定。他如此者尚多。

说《春秋》者三：

《滕文公》篇：“孔子惧，作《春秋》。”《离娄》篇：“《诗》亡然后《春秋》作。”《尽心》篇：“春秋无义战。”（此似论春秋时事，非论《春秋》书。）

引《传》者一：(www.xing528.com)

《滕文公》篇：“《传》曰。”

说《传》者二：

《梁惠王》篇：“于《传》有之。”“于《传》有之。”

引志者二：

《滕文公》篇：“且志曰。”“且志曰。”

引孔子者二十九：

顾炎武《日知录》孟子引《论语》有详目，不赘列。此外有引孔子言而不明言孔子者，如曰：“君子之德风也。”“生事之以礼。”（孟子引曾子曰）均见《论语》。“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似本《论语》“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昼夜”，似本《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引曾子者六：

《梁惠王》篇：“曾子曰：戒之戒之。”《公孙丑》篇：“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曾子曰：晋楚之富。”《滕文公》篇：“曾子曰：生事之以礼（《论语》谓孔子语）。”“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曾子曰：胁肩谄笑。”

引曾西者一：

《公孙丑》篇：“曾西艴然不悦曰。”

引子贡者二：

《公孙丑》篇：“子贡问于孔子曰。”“子贡曰，见其礼。”

引宰我者一：

《公孙丑》篇：“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

引有若者一：

《公孙丑》篇：“有若曰：岂惟民哉？”

引颜渊者一：

《滕文公》篇：“颜渊曰：舜，何人也？”

引子路者一：

《滕文公》篇：“子路曰：未同而言。”

引公明仪者四：

《滕文公》篇：“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公明仪曰：三月无君则吊。”“公明仪曰：庖有肥肉。”《离娄》篇：“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

引伊尹者二：

《万章》篇：“伊尹曰：何事非君？”《尽心》篇：“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

引龙子者二：

《滕文公》篇：“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告子》篇：“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

引成者一：

《滕文公》篇：“成曰。”

引齐景公者二：

《梁惠王》篇：“齐景公问于晏子曰。”《离娄》篇：“齐景公曰：既不能令。”

引阳虎者一：

《滕文公》篇：“阳虎曰：为富不仁矣。”

引长息公明高者一：

《万章》篇：“长息问于公明高曰。”

引齐太师之诗者一：

《梁惠王》篇：“其诗曰：畜君何尤？”（齐太师为景公晏子所奏。）

引孺子之歌者一：

《离娄》篇：“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

引夏谚者一：

《梁惠王》篇：“夏谚曰：吾王不游。”

引齐人之言者一：

《公孙丑》篇：“齐人有言曰。”

引恒言者一：

《离娄》篇：“人有恒言。”

此外若称论尧、舜、文、武、伯夷、叔齐、伊尹、周公、孔子、曾子、柳季、子产，诸圣哲者，未遑枚数；但亦泰半未得与引书同论也。至告子、高子、宋硁、淳于髡，皆并时人，亦屡见于书中；稍前显学，若杨朱、墨翟、子莫之流，主张不同，未引其言，而评论之语，迭见不鲜（此人举知之，不必具列）；所引之人与书，不为少矣，而书无私家著作之书，人非历史人物，即为战国显学（墨翟、杨朱等），总之无战国前著书成一家言者也。

《庄子》寓言十九，所引半属子虚（《天下》篇为自序，皆实指，当别论），能质实者甚少。引《齐谐》者一：

《逍遥游》：“《齐谐》之言曰。”

引宋荣子者一：

《逍遥游》：“而宋荣子犹然笑之。”

引列子者一：

《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

引肩吾连叔者一：

《逍遥游》：“肩吾问于连叔曰。”

引肩吾狂接舆者一：

《应帝王》：“肩吾见狂接舆曰。”

引惠子者三：

《逍遥游》：“惠子谓庄子曰。”“惠子谓庄子曰。”《德充符》：“惠子谓庄子曰。”

引南郭子綦颜成子游者一：

《齐物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

引南伯子基者一：

《人间世》：“南伯子基游乎商之丘。”（成疏：即南郭子綦也。）

引齧缺王倪者二：

《齐物论》：“齧缺问乎王倪曰。”《应帝王》：“齧缺问于王倪。”（尚附及蒲衣子。）

引瞿鹊长梧者一：

《齐物论》：“瞿鹊问乎长梧子曰。”

引罔两景者一：

《齐物论》：“罔两问景曰。”（此显非人。）

引庖丁文惠君者一：

《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庖丁未必为人名，姑列入。）

引公文轩右师者一：

《养生主》：“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右师非人名，亦姑列入。）

引老聃秦失者一：

《养生主》：“老聃死，秦失吊之。”

引仲尼颜回者三：

《人间世》：“颜回见仲尼。”《大宗师》：“颜回问仲尼曰。”“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

引仲尼叶公子高者一：

《人间世》：“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

引蘧伯玉颜阖者一：

《人间世》：“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

引孔子接舆者一：

《人间世》：“孔子适楚，狂接舆游其门曰。”

引支离疏者一：

《人间世》：“支离疏者。”（此显非人）

引王骀者一：

《德充符》：“鲁有兀者王骀。”

引常季孔子者一：

《德充符》，载常季与孔子问答。

引伯昏无人及子产申徒嘉者一：

《德充符》：“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

引叔山无趾仲尼者一：

《德充符》：“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

引无趾老聃者一：

《德充符》：“无趾语老聃曰。”

引鲁哀公仲尼及哀骀它者一：

《德充符》：“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

引哀公闵子者一：

《德充符》：“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

引跂支离无胀卫灵公者一：

《德充符》：“跂支离无胀说卫灵公。”

引瓮大瘿齐桓公者一：

《德充符》：“瓮大瘿说齐桓公。”

引南伯子葵女偊者一：

《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二人谈及副墨之子，诵洛之孙等等，不特列。）

引子祀子舆子犁子来者一：

《大宗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相与语。”

引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者一：

《大宗师》：“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

引孔子子贡者一：

《大宗师》：“子贡反以告孔子曰。”

引许由意而子者一：

《大宗师》：“意而子见许由。”

引子舆子桑者一：

《大宗师》：“子舆与子桑友。”

引天根无名人者一：

《应帝王》：“天根……遭无名人而问焉。”

引老聃阳子居者一：

《应帝王》：“阳子居见老聃曰。”

引壶子列子季咸者一：

《应帝王》：“郑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

引法言者二：

《人间世》：“法言曰。”“法言曰。”

述儒墨者一：

《齐物论》：“故有儒墨之是非。”可质实者如孔子，虽为战国以前人，而固无及身成立之私家著作（说见前）。惠子、列子、宋荣子，则已至战国矣。总之，庄子荒唐之言，不可据为史实，无论罔两无趾之无其人著；即孔子师徒之语，亦妄托耳。浅者见《齐谐》之言，伪为《齐谐记》，固不值识者一笑也。所引法言，郭象释为格言，则非书名。而堪注意者，于学术独言有儒墨之是非，则以于时儒墨之言已出，而他家之言举未立也。

附说　所列《庄子》引人，无言而只为人之征引者，一并附入，以庄子迷人述言，淆混难分，故索性全举也。

《荀子》引《诗》者八十二：

《劝学》篇：“《诗》曰。”“《诗》曰。”“《诗》曰。”《修身》篇：“《诗》曰。”“《诗》云。”“《诗》云。”《不苟》篇：“《诗》曰。”“《诗》曰。”“《诗》曰。”《荣辱》篇：“《诗》曰。”《非相》篇：“《诗》曰。”“《诗》曰。”《非十二子》篇：“《诗》云。”“《诗》云。”《仲尼》篇：“《诗》曰。”《儒效》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王制》篇：“《诗》曰。”《富国》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王霸》篇：“《诗》曰。”“《诗》曰。”《君道》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臣道》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致士》篇：“《诗》曰。”“《诗》曰。”《议兵》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强国》篇：“《诗》曰。”“《诗》曰。”《天论》篇：“《诗》曰。”“《诗》曰。”《正论》篇：“《诗》曰。”“《诗》曰。”《礼论》篇：“《诗》曰。”“《诗》曰。”“《诗》曰。”《解蔽》篇：“《诗》曰。”“《诗》曰。”“《诗》云。”“《诗》曰。”《正名》篇：“《诗》曰。”“《诗》曰。”“《诗》曰。”《君子》篇：“《诗》曰。”“《诗》曰。”“《诗》曰。”《大略》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云。”“《诗》云。”“《诗》云。”“《诗》云。”“《诗》云。”“《诗》曰。”《宥坐》篇：“《诗》曰。”“《诗》曰。”“《诗》曰。”“《诗》曰。”“《诗》曰。”《法行》篇：“《诗》曰。”“《诗》曰。”《尧问》篇：“《诗》曰。”

论《诗》者十一：

《劝学》篇：“《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诗》《书》之博也。”“《诗》《书》故而不切。”《荣辱》篇：“《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大略》篇：“而《诗》非屡盟。”“善为《诗》者不说。”“《国风》之好色也。”“《小雅》不以于污上。”

引《书》者十五：

《修身》篇：“《书》曰。”《王制》篇：“《书》曰。”《富国》篇：“《康诰》曰。”“《书》曰。”《君道》篇：“《书》曰。”“《书》曰。”《臣道》篇：“《书》曰。”《致士》篇：“《书》曰。”《议兵》篇：“《太誓》曰。”《天论》篇：“《书》曰。”《正论》篇：“《书》曰。”“《书》曰。”《君子》篇：“《书》曰。”《大略》篇：“舜曰：维予从欲而治。”（杨注：《虞书》美皋陶之辞。）《宥坐》篇：“《书》曰。”

论《书》者五：

《劝学》篇：“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书》之博也。”“《诗》《书》故而不切。”《荣辱》篇：“《诗》《书》《礼》《乐》之分乎！”“夫《诗》《书》《礼》《乐》之分。”《儒效》篇：“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书》言是其事也。”

引《易》者三：

《非相》篇：“《易》曰。”《大略》篇：“《易》之《咸》。”“《易》曰”。

论《春秋》者五：

《劝学》篇：“《春秋》之微也。”“《春秋》约而不速。”《儒效》篇：“《春秋》言是其微也。”《大略》篇：“《春秋》贤程公，以为能变也。”“故《春秋》善胥命。”

至《礼》《乐》为荀子所传，篇中论述极多，惟《礼经》《乐经》，亡佚殆尽，不知何为引书，何为立论，故宁阙焉。此外引传者二十：

《修身》篇：“传曰。”《不苟》篇：“传曰。”《非相》篇：“传曰。”《王制》篇：“传曰。”“传曰。”《王霸》篇：“传曰。”《臣道》篇：“传曰。”“传曰。”《致士》篇：“传曰。”《议兵》篇：“传曰。”《天论》篇：“传曰。”《正论》篇：“传曰。”“传曰。”《解蔽》篇：“传曰。”“传曰。”“传曰。”《性恶》篇：“传曰。”《君子》篇：“传曰。”《大略》篇：“传曰。”《子道》篇：“传曰。”

引孔子者六：

《仲尼》篇：“孔子曰。”《儒效》篇：“孔子曰。”《王制》篇：“孔子曰。”《富国》篇：“孔子曰。”“孔子曰。”《正论》篇：“孔子曰。”

引孟子者三：

《性恶》篇：“孟子曰。”“孟子曰。”“孟子曰。”

引公孙子者一：

《强国》篇：“公孙子曰。”

引曾子者一：

《解蔽》篇：“曾子曰。”

引语曰者六：

《君道》篇：“语曰。”《正论》篇：“语曰。”《大略》篇：“民语曰。”“语曰。”《哀公》篇：“语曰。”《尧问》篇：“语曰。”

至《大略》《宥坐》以下数篇，多记孔门问答之言，似依托，不具列。统观所引书，非六艺，即传记，无离事言理者。所引之人，惟公孙子，不经见，杨倞疑为孟尝君客公孙成，则无论有无著作，固战国人也。荀子其生稍晚，各家学说，发生已夥。故书中于其以前或并世之学术，论述视《论》《孟》《墨》《庄》为多，除《非十二子》《天论》《解蔽》及他篇论惠施邓析之言已见前。论墨子者见于《儒效》《富国》《王霸》《礼论》《乐论》《成相》六篇：

《儒效》篇：“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云云。《富国》篇：“墨子之言”云云。《王霸》篇：“墨子之说也”云云。《礼论》篇：“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乐论》几于全为墨子非乐而发，故篇中皆针对墨子立论。《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说”云云。

又有论墨子而不明言墨子者：

《正论》篇：“世俗之为说曰：太古薄葬”云云，此明对墨子而发。（《修身》篇言：术顺墨而精杂污，未必指墨子。）

论宋子者见于《正论》篇：

《正论》篇：“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云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云云。

论孟子者见于《性恶》篇：

《性恶》篇几于全对孟子性恶而发。

论慎惠季三子者见于《成相》篇：

《成相》篇曰：“慎、墨、季、惠之诚不详。”

述杨朱者见于《王霸》篇：

《王霸》篇：“杨朱哭衢涂。”

曰墨，曰宋，曰孟，曰慎，曰惠，曰杨：皆战国人。曰季，杨倞注：“或曰季即庄子，或曰季梁，杨朱之友。”则亦战国人也。

附说　各书征引，列其泛论事理者，但于一事发生伊始，同时人或亲见，或传闻，再加以评论，书籍记此，乃事的叙述，不得与引古同论，故不列。（如《左传》僖十四年沙鹿崩，晋卜偃曰：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如《公羊传》哀十四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惟孔子整齐鲁史，据为《春秋》，对《春秋》之事，自有评论（未必尽笔于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言孔子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而定哀之后，又为及身所见，其言为论古（如为次《春秋》时所发，则为论古），抑为论时（如为事情发生时所言，则为论时），极难分析，故除显著易见者外，姑皆列焉。

《论》《孟》《庄》《荀》《左》《国》《公》《穀》《墨子》，率战国初年以至中年人作，为书九种，为卷数百，为字无虑百万，所引书皆《诗》《书》政典，皆史书，无私家著作。不惟天乙、泰壹、神农、黄帝、封胡、力牧之书不一见；即至今尚存且泥古者信以为真之《六韬》《阴符》《鬻子》《管子》之书，亦不一见，则战国前之无私家著作，尚可疑乎？而浅者每据《韩非·储说》《说林》，不韦《吕览》，战国末年之作，及汉儒纂辑之《礼记》，以及《说苑》《新序》《列女传》，韩婴之《韩诗外传》，《淮南》之篇，桓谭桓宽之论，王充之《论衡》，董仲舒之《春秋》，班固之《白虎通德论》，应劭之《风俗通义》，以至赝伪踳驳之《晏子》《吴越》两春秋，商君贾谊两书，以为不惟春秋之时，已学说灿烂；即皇王鸿荒未辟之先，亦已道术大备，著作斐然。不古之据而后之从，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

四曰春秋时所用以教学者无私家著作也　《楚语》：“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注：《世》，先王之《世系》）；教之《诗》，而为道广显德以耀其明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注：令，先王之官法时令也）；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令语志典，尚皆教之，设有《汉志》所载神农黄帝以至伊尹太公之书，其关系政教，即流传至今者而论，极为重要，何以独不教之？至《鬻子》称楚祖鬻熊所作，如属事实，楚国君臣，自当奉为圭臬，视为宝典，教太子何能不列入教科？不惟士亹所教无私家著作也，直至孔子有教无类，弟子三千，为世界鲜有之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其所以教其弟子者，亦只《诗》《书》六艺（见《论语》引书条），无私家著作。孔子数称管仲，谓“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设于时有《管子》之书，何能不喋喋称述以教门徒也？

有此四证，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可深信而不疑。抑所以至战国而诸家蔚起，且每托名古人；战国以前独阒无一家者，其亦有因：

一曰孔子以前书皆在官非其人不得诵习也　古者政教不分，书在官府，欲得诵习，颇非易易。故韩宣子、晋世卿也，必俟至鲁观书于太史氏，始得见《易象》与鲁《春秋》（《左传》昭二年）。季札，吴公子也，亦必俟至鲁，始得闻名国之诗与乐（《左传》襄二十九年）。一般平民，更无论焉。大凡典册深藏官府，则有承传，无发展；谨世守，乏研究。欧洲中古时代一切书为教会所专有，卒至学术黯然，非其例欤？荀子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王念孙《读书杂志》谓持奉也）……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荣辱》篇）则各家学说又乌能产生？逮孔子以《诗》《书》《礼》《乐》为教，自行束修，未尝无诲，有教无类，门徒三千，开私人讲学之风，予平民读书之机。冯芝生先生言士农工商之士始自孔子。（见《燕京学报》第二期先生所为《孔子在中国史中之地位》）考“士”字在孔子以前，泰半指士大夫，或军士。如《书·牧誓》：“是以为大夫卿士。”《左传》定元年：“若立君，则卿士大夫与守龟在。”皆谓士大夫。《齐语》：“士乡十五。”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左传》定十一年：“士兵之。”杜预《集解》：“以兵击莱人。”则亦军士。间有泛指男子者，如《诗》：“女曰鸡鸣，士曰昧旦。”亦有指理官者。如《书·尧典》：“汝作士。”无解为士农工商之士者。《左传》昭二十六年：“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于士下连举官大夫，杜预注为“不失职”，则亦指士夫。哀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士举于大夫之下，则亦非士农工商之士。文十四年：“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襄十一年：“怀子好施，士多归之。”二十三年：“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父媵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昭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乡人或歌之曰：‘……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十三年：“我先君文公（晋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所谓土皆泛指人士；至孔子而“士”字始不得尽以古义解。《论语》载孔子谓：“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第四）又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第十四）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第十五）则孔子所谓“士”，为道德学问上之一阶级，与前为地位上一阶级者绝异，此实创自孔子，以前无有，故门弟子每疑而问之。“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抑亦可以为次也。’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第十三）虽子贡有谓“今之从政者”，孔子亦曰“使于四方”，但曰“宗族称孝，乡党称悌”，则非土大夫之士，而为道德学问之士；“使于四方”，以言其能，非言其职。盖学问道德之士，本以为士夫之候补者也。“子路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如也。’”（同上）且《论语》于仕宦之仕作“仕”，不作“士”。《阳货》第十七：“吾将仕矣。”《子张》第十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亦与前只作“士”者异。惟《穀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穀梁传》，其传甚古，而著于竹帛则甚晚。书中引及尸子（隐五年）。尸子与商鞅同时，知其成书时代必在商鞅之后，且单文孤证，于他无征，不得据以为古有讲学论道之士一阶级。则冯先生士农工商之士始自孔子之说，不误也。私家著作之事，几为士所专有，孔子以前既无士，无私家著作，又何足怪？至孔子后讲学之风既开，各家皆聚徒授书，《吕氏春秋》谓：“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尊师》篇）“孔墨之后，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当染》篇）墨子亦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公输》篇）孟子传食诸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滕文公》篇）许行至滕，亦徒属数十。（《孟子·滕文公》篇）见于记载者已如此，则当时实以政教初分，忽得观书，人喜籀读，家好立说，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与欧洲教会垄断学术之局一败，而文艺复兴，遂一发而不可遏，中西古今，同具伟观焉。

二曰战国前各国政治一赖传统之礼而无产生各家学说之必要也　凡一种道术学说产生，无非所以解决当时之患难，俾社会国家渐进于理想。故诸子之说，方术不同，皆思所以救世之弊。三代无论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已乱矣，而君臣士夫，言及政治人生，无不以礼；前期固然，后期亦何独不然？今就《左传》最末之定哀两代言之：定十年：“孔丘谓梁丘据曰：‘……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又：“晋人遂杀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谓弃礼，必不钧。《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又：“宋公子地嬖蘧富猎，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与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夺之。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母弟辰曰：‘子分室以与猎也，而独卑魋，亦有颇焉。子为君礼，不过出竟，君必止子。’”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执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哀七年：“吴来征百牢，子服景伯对曰：‘先王未之有也。’吴人曰：‘宋百牢我，鲁不可以后宋；且鲁牢晋大夫过十，吴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晋范鞅贪而弃礼，以大国惧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礼命于诸侯，则有数矣；若亦弃礼，则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今弃周礼而必曰百牢，亦唯执事。’吴人弗听，景伯曰：‘吴将亡矣，弃天而背本；不与，必弃疾于我。’乃与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太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叔孙辄曰：‘鲁有名而无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包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吴子使太宰嚭劳且辞。……芊尹盖对曰：‘……臣闻之，事死如事生，礼也。于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其何以为诸侯主？’”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子赣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惩。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礼之信用，春秋时已不如三代，春秋后期又不如前期，而定哀四十余年中，言礼者尚如此之多。则春秋及春秋以前所以经纬万端者，无不以礼。^[8]故各种学说，无产生之必要与可能。及至战国，世乱日亟，人心益诈，学者见先王之礼仍不能维持和平，于是各就所见，求所以维系改善之方。惟儒家仍思以礼治天下，而其所谓礼，亦益以制裁力，不若先王之只恃歆动力。（参看拙撰《荀子论礼通释》）自余若老庄之非薄礼者无论矣。《国策》所载，诸子所论，言礼由礼之说，不经见也。（参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则百家思救世弊，应时而出，亦如希腊之智者（Sophist）;清末民初之新学，风起云涌，有由然也。

三曰所以伪托古人者以坚人之信也　返古思想，为人类通性之一，中国尤甚。况当战国乱离之时，颠沛失所，更易引起慕古返古之思，故各家著书立说，每每托古。即彰彰较著者言之：儒墨两家，俱祖尧舜，道家为黄帝之说，许行托神农之言，其非神农黄帝尧舜之真，而为诸家之托，不惟今人言之，战国诸家已言之。墨子曰：“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节葬下》）韩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显学》篇）孟子于舜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朝之说曰：“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于孔子主痈疽瘠环，百里奚以饭牛干秦穆公之说，皆曰：“好事者为之也。”（并《万章》篇）《荀子·正论》篇于当时言古之说，力斥其非，而《儒效》篇又诋言议谈说之士曰：“呼先王以欺愚者。”言“道过三代谓之荡”。则谓诸子托古，不为诬蔑。公孟子托法于周，墨子谓：“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篇）然则墨子之所以述尧舜道夏禹者可知矣，以其古尤古也。故愈至后世，所言益古，驯至而法黄帝，驯至而法神农，驯至而法天乙泰一，无非所以使其古尤古，以压倒他家，谓其古非也。荀子曰：“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中无传政……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相》篇）则凡五帝以前之书，皆荀子所未见，其为后人之伪，尚何疑哉？^[9]《汉志》神农黄帝以来伪书之多，半由托古著说，而作者名佚，后人以其多述某人，即谓某人撰著；半由托古为说，尚不如托名古人著作之尤为古而真切，可以益坚世人之信，在托古学上诚为进步之法也。

【注释】

[1]孔颖达《礼记序》：“《礼记》之书，自汉以后，各有传授。”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谓《礼记》绝非戴德本书。梁任公先生《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言：“《礼记·曾子》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确否未暇深考；但《曾子问》篇曾子孔子同称子，必曾子以后人所作无疑。

[2]《老子》一书，经梁任公先生（《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又《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顾颉刚（《古史辨》页五六）、张寿林（《晨报副刊》第七十四期《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及日人斋籐拙堂（《老子辨》）之研究，略可断定为战国时书，非春秋时书。至于以声音假借之义断定史儋老聃为一人，则始于毕沅《道德经考异》。（见《昌平丛书》及《经训堂丛书》。）惟张煦在《晨报副刊》（民国十一年三月份）发表《梁任公提讼老子时代问题一案判决书》一文，极力辩护老子及《老子书》确在春秋时；但其证佐脆薄，不能成立，此当为专文论之。

[3]古史（《春秋》）书法盖皆有“寓褒贬，别善恶”之义，不独孔子之《春秋》为然，说见《燕京学报》第二期冯芝生先生《孔子在中国史中之地位》。

[4]《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即曰：“仲尼居，曾子侍。”于孔子称字，曾子反称子，即此一端，亦知必曾子以后人作。

[5]辩见《古今伪书考》《四库全书提要》等书。

[6]《左传》记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诒子产书，力言其非。二十九年，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仲尼曰：“晋其亡乎！”可见《春秋》时无法家思想。至道家思想，《春秋》三传亦不一见。

[7]《论》《孟》《左传》：皆战国初年书，无问题。《公》《穀》成书年月盖甚晚，而其传授则实自战国初年，故亦认为战国初年书。《墨子》后二十篇（《备城门》以下），为汉人伪作，经近人朱希祖考订，略成定谳（见《清华周刊》第三十卷第九期）；前五十一篇，亦非尽墨子作，要之为战国初年之书。《庄子书》，真庄子作者，惟《内篇》及《寓言》《天下》二篇，余皆后人依附（见拙撰《庄子篇章真伪考证》），《寓言》引书甚少，《天下》所引已见前，故只列《内七篇》。《荀子书·大略》以下数篇，非荀子作。故所引须分别观之。

[8]礼之信仰，自三代以至战国，其程度递降。春秋末战国初，尚有一部分势力，不过入战国未久，除儒家外，泯灭无闻矣。春秋止于哀十四年，而十四年后尚有言礼者，以其势力由渐而非骤，故十四年以后者，亦并引焉。若《国策》，则绝少言及者矣。

[9]《荀子》：“五帝之外无传人，五帝之中无传政”之言，其义甚明，毋庸笺解。顾实先生《汉书艺文志讲疏·自序》，以汉代晚出《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之说，谓周人内三代，外三皇五帝，以其掌之外史，而不掌之内史。谓：“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以庄荀言世传而益明也（庄子言指《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庄子之言亦未及三皇五帝），三王有世传之政，五帝有世传之人，三皇仅有世传之书而已。”其迂曲附会可谓已极。（余别有《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评议》详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