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探源》第六章：《杂篇》

《封禅》第五十——汉司马迁作

尹知章曰：“原篇亡，今以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言以补之。”管子自己无书，封禅之事，真伪姑不论（《荀子》谓五帝之外无传人，《国语》三《传》亦不记五帝以上事。此语及无怀氏，必在战国末诸子托古立说时。然则桓公欲封禅之事，或竟子虚乌有也），其记载不知始见何书。《管子》作者非一人，编者非一时。《封禅》之篇，盖尹氏见《史记》载《管子》论封禅，遂据以羼附，非必原有此篇也。

《小问》第五十一——辑战国关于管仲之传说而成

（1）篇中凡叙十二事，各自成章，毫不联属，不过皆为管仲之事而已。盖管子为政治大家，事功彪炳，自春秋以至战国，君相士庶，艳羡钦仰，神话式之传说，自丛生而迭出。加之诸子立说，托管子以坚人之信，《管子》全书，泰半因此而成；此篇尤其显著者也。惜书阙有间，此十二事出处，不得尽考。但“桓公北伐孤竹”一事，见《说苑·辨物论》;“桓公与管仲阖门而谋伐莒”一事，见《吕氏春秋·重言》篇、《说苑·权谋》篇。《说苑》成书，盖在西汉（旧以为刘向作，非是，详拙撰《诸子概论》），杂采百家传记而成。《辨物论》所记伐孤竹事，采之《管子》抑他书，今不可考。《吕氏春秋》所记，则与此比较，知此在后。《吕氏春秋》曰：“日之役者，有执跖而上视者。”此文作：“夫日之役者，有执席食以视上者。”字音义无考，盖为古字之失传授者，《管子》作“席食”，抑浅近矣。《吕氏春秋》曰：“乃令宾者延之而上。”《管子》“宾”作“傧”，延傧之傧相，古字少作“宾”，后世字繁，示别于宾客字作“傧”。亦见《吕氏春秋》古，而此文近也。

（2）所以谓为神话式之传说，而非当时之记载者，鄙意十二事皆然；而最显豁者，为“桓公乘马”及“伐孤竹”二事。其言曰：“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桓公问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洀桓（尹注：洀，古盘字），迎日而驰乎？’公曰：‘然。’管仲对曰：‘此驳象也。驳食虎豹，故虎疑焉。’”“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是前人乎？’左右对曰：‘不见也。’公曰：‘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马前疾，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岂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对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神见。且走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曰：‘从左方涉，其深及冠；从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济。’桓公立拜管仲于马前曰：‘仲父之圣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以“虎望见之而伏”，而知必“乘驳马而洀桓”，且必“迎日而驰”，世间宁有此神明之人？至伐孤竹一事，不惟推测神圣，妄诞不经，而言神言鬼，更事之绝无者也。盖神明鬼怪之事，每托古名人，一而可以坚人之信；一而时代悠远，不能质证；此王充所以有三《增》之篇(《语增》《儒增》《艺增》）以辩之也。

（3）管仲卒于鲁僖公十七年。又二十一年，为文公六年，而秦穆公始卒。卒然后有谥。今此篇记婢子谓管子曰：“百里奚，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遂霸诸侯。”知其为后人之附益哉？

（4）王霸之分，在战国中世。今此篇记桓公之言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亦战国中世以后人作之一证也。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

（1）春秋之时，凡有治民之权与责者，皆称主；至战国中世，主始为君王之专称；前已详论之矣。此以“七臣七主”名篇，臣主对举。篇中曰“申主”，曰“惠主”，曰“侵主”，曰“芒主”，曰“劳主”，曰“振主”，及与他言“主”之语，皆专指君王，故知为战国末年人作。

（2）篇中曰：“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显系以农为本，则其时代不能超过战国末也。

（3）法家成立在战国中叶，此篇曰：“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之也。”他言法者尚多，不必列举，知其时代在战国中世法家成立后也。

《禁藏》第五十三——战国末至汉初杂家作

（1）石为量名，昉自战国，而盛于西汉。此篇曰：“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知作者为战国末以至汉初人。

（2）本农末商亦始于战国末年，盛于汉初。此篇曰：“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www.xing528.com)

（3）篇中曰：“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敢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法家言也。然又曰：“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则又撮取儒家之论，而法家所不以为然也。又曰：“宫室足以避燥湿，食饮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为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又有吸于墨子之教也。然插入“游虞足以发欢欣”，则墨子所厚非，而似采摭儒家荀子一派之说以入之者也。“兼儒墨，合名法”，纯战国末至汉初杂家之言也。

（4）以政治分别帝、王、霸，在战国末年。此篇有曰：“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知在战国末年之后。

《入国》第五十四《九守》第五十五《桓公问》第五十六——并疑战国末年人作

三篇并极简短，作书时代颇难订定。审其文字，浮浅滑俗，不类先秦人文。《九守》篇曰：“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则群臣下乱。”称君为“人主”，必在战国中世，或中世以下。既无法以证明为汉人或汉以后人作，故暂认为战国末年人作。

《度地》第五十七——汉初人作

（1）篇中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行。”又曰：“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又曰：“君令五官之吏，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顺之，令之家起火，为温其田。”又曰：“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又曰：“故常以冬日顺三老、里有司、伍长。”考《汉书·百官公卿表》：“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又云：“三老掌教化。”《高帝本纪》：“汉二年，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此所言三老，似为乡三老；乡三老，汉官；则此篇作者必汉人。惟《墨子·备城门》篇曰：“召三老、左葆、官中者与计事。”《号令》篇曰：“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闾。”《史记·滑稽传》：“西门豹为邺令……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然《墨子·备城门》《号令》两篇皆汉人伪书，近人朱希祖有《墨子备城门以下二十篇系汉人伪书说》详论之。（《清华周刊》第三十卷第九期）《史记》此文，不出史公之手，乃褚先生所续；于古无征，未悉何本。《说文》：“掾一曰官属。”《正字通》：“秦汉官皆有掾属。”今考《史记·项羽本纪》：“狱掾曹咎书抵栎狱掾司马欣。”《汉书·萧何传》曰：“为沛主吏掾。”《后汉书·马援传》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战国则未见名掾之官。然则不惟三老汉官，廷掾亦秦汉官，而三老廷掾为河伯娶妇之说，或子虚乌有，出汉人之伪造；或有之而汉人以汉官记之。不然，何能于战国书不见三老廷掾，于他追叙战国书亦不见，独于汉人此篇突出战国未闻而炎汉极普通之官？故只此不可依据之孤证，不能遽谓战国亦有三老之官。至《礼运》言：“三公在朝，三老在学。”《乐记》《祭义》俱言：“祀三老五更于太学。”则国之三老，为天子所敬养，非此乡三老与里有司伍长同侪者也。

（2）篇中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纯乎阴阳家说。阴阳家虽始于战国之末，而实盛于汉初，亦可为前证之副，而益信为汉人之作也。

《地员》第五十八——疑亦汉初人作

篇中记五山，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胪列而标举之，甚纤甚悉。战国征讨会盟，各国之交通虽繁；然国界未泯，各地地质产物，不易调察如此详细，故此与《山海经》疑皆汉人或汉以后人作。且其分别土性，曰五粟、五沃、五位、五、五壤、五浮、五怸、五、五、五剽、五沙、五塥、五犹、五、五殖、五觳、五凫、五桀。五字之义，以今视之，颇难索解；盖汉儒最中阴阳五行之毒，喜名五以配五行。但无确证，故姑举所疑，以俟博考。

《弟子职》第五十九——疑汉儒家作

庄述祖《弟子职集解》云：“《汉志》附《石渠》《论语》《尔雅》后，盖以礼家未之采录，故特著之六艺。……案《别录》有《子法》《世子法》《弟子职》，记弟子事师之仪节，受业之次叙，亦《曲礼》《少仪》之支流余裔也。汉初论《五经》引《弟子职》，郑康成每据以说礼。”今案《曲礼》《少仪》，皆汉儒之书，此既为其支流余裔，盖亦汉儒所作也。且自孔子开讲学授徒之风，而师弟之间，辩难解惑，其仪节未甚繁赜，子路冉有公然与孔子面争。尔后墨孟以及诸子百家，其弟子之于师，更肆然发难，毫无忌惮。至西汉尚师说而师道尊，弟之视师，如万能之神圣，有承受而无辩诘。加之汉儒重礼，仪节纤悉，而弟之于师，遂有此刻板式之规律矣。春秋战国，盖无此也。故虽无他证，而即其思想与仪节而论，颇疑为出于汉人之手也。

《言昭》第六十《修身》第六十一《问霸》第六十二——并亡，无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