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篇睹名思义，不问而知为法家言。法家成立在战国中世之后，前已迭次证明，兹亦不必再赘。
（2）以“主”与“人主”为君王之专称，昉于战国，于论《君臣》篇已言之。《任法》篇曰：“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又曰：“以遇其主矣。”又曰：“以事其主。”又曰：“主之所恒也。”又曰：“下之所以侵法乱主也。”《明法》篇曰：“主道明也。”又曰：“今主释法。”又曰：“是主以誉为赏。”又曰：“是忘主死交。”又曰：“其蔽主多矣。”其他以“主”与“人主”为君王之专称者尚众，不必枚数；亦为战国作品，非春秋作品之证也。
（3）相之始置在战国时，今《任法》篇曰：“邻国诸侯能以其权置子立相。”又曰：“卿相不得翦其私。”
（4）《明法》篇大半与《韩非子·有度》篇相袭，今比列于下：
有度
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壹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壹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张榜本作蔽），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仇法，则可也。……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卢文弨曰：“游外二字，一本作灭。”）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贷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
明法
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比周以相为匿，是(《解》下多一故字)忘主死交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解》作能不可蔽而败不可饰），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以繁简多寡而论，似乎《韩非子》钞《管子》。然审检孰先孰后，不惟察其形式，尚须察其内容。后所以繁于前者，有二因：其一，恐其简古而难明，此有关于形式者；其二，嫌其意俭而未足，此有关于内容者。关于内容，后者有增无减；关于形式，则后者增减迭有；简晦则增之，词费则去之；《管子》之视《韩非》，文虽省而意未减。如《韩非》：“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管子》作：“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两文相较，《管子》文省意丰（多寻丈一喻），《韩非》文繁意俭。且《韩非》两事皆用“欺”字，《管子》则用“巧”“欺”“差”三字以避重复，知为作《管子》此文者据《韩非》而润色之也。《管子》大体文省，而于《韩非》“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之上，增“今上释法”一句，则以如此意较完密。“比周以相为也”，《管子》易为“比周以相为匿”，亦较明显。“忘主外交”，《管子》易为“忘主死交”。“外交”二字，在春秋战国之时，多指与他国相交。上文为“比周以相为匿”，指国内臣工互交互匿，故“外交”实不若“死交”为妥。“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管子》易为“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实视《韩非》简明。有此诸证，故余以为《管子》钞《韩非》，非《韩非》钞《管子》，知其年代最早在战国之末焉。
《正世》第四十七《治国》第四十八——并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作
（1）《治国》篇曰：“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考常山古名恒山；称常山，乃汉人避文帝讳改。《尚书·禹贡》：“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尔雅·释山》：“河北恒……恒山为北岳。”皆名恒不名常。至汉，《史记·赵世家》曰：“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
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
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说苑·辩物》篇曰：“常山，北岳也。”《春秋元命苞》曰：“昴毕散为冀州，分为赵国，立为常山。”《本草》曰：“常山有名草。”则皆避作常矣。汉人逢君上之名，多避讳而代以同义之字，故蒯彻避武帝讳作蒯通，庄助避明帝讳作严助。恒之作常，亦不惟恒山，《史记·田完世家》“田恒”亦避讳作“田常”也。然则名恒山为常山，实汉文帝以后之习，而此文之时代亦可想矣。(www.xing528.com)
（2）本农末商，肇始战国末年，而盛于西汉。《治国》篇曰：“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猪饲敬所《补注》：必字下疑脱事字）;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他处虽不言本末，亦皆与此段之旨相同，不外重农贵粟而禁末业。与贾谊《论积贮》、晁错《论贵粟》完全契合，故以时代思想与用字言，亦汉文景后之书也。
（3）《治国》篇曰：“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考古量曰钟，曰秉，曰庾，曰釜……无以石计者。《周语》单穆公引《夏书》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韦昭《注》：“关，门关之征也；石，今之斛也。”然《文选》左思《魏都赋》：“关石之所和钧。”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关，通也。”《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关石和钧，王府则有。”《传》：“金铁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则官定民足。”《疏》：“关，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历志》云：“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按“关石和钧”，错纵为文，犹言关和石钧也。石，钧，皆衡名，韦氏不知关有通义，故以门关释关，以钧与和连文释为调钧，而以晚出之义释石，谓即今之斛。果如此说，石不仅用于关，而只调关；关不仅限于石，而只钧石；宁有此理？且“关石”二字，亦不词矣。再考石为衡名，于古甚多。《国语》：“重不过石。”韦《注释》曰：“百二十斤为石。”是《国语》以石为衡名，不仅一见，而韦氏亦非不知石义者。《吕氏春秋·仲春》：“钧衡石。”《适音》：“重不过石。”《仲秋纪》：“正钧石。”高《注》并曰：“百二十斤曰石。”则石为衡称，周之通义。唯《韩非子·定法》篇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似为量名。考《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十二年：“予楚粟五万石。”又叙诛商鞅下《集解》引《汉书》曰：“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千石。”则石盖秦量，炎汉仍之。至汉百官之禄，率以石计；粟米之量，率以石数。刘向《说苑·辩物》篇曰：“十斗为一石。”既有前二证，则此亦可为一证也。
（4）《正世》篇曰：“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似法家言。又曰：“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又似儒家言。儒法混用，汉儒贾晁者流之政见，战国之时无有也。（吕不韦之流，摭儒墨，采名法博杂之学，与贾晁之混儒法以为用者，不得同日而语。）目曰《正世》，曰《治国》，相对为题，其内容亦相生相用，疑出一人之手，故虽无他据可以证明《正世》为汉儒之文，亦且与《治国》比附同视也。
《内业》第四十九——疑战国中世以后混合儒道者作
（1）《汉志》儒家载《内业》十五篇，班自注：“不知作书者。”其排次在《芈子》之后，《周史六弢》之前，《芈子》班自注：“七十子之后。”其排次，前为《孙卿子》。是班氏虽不知《内业》作者，而固以《芈子》后《孙卿子》，《内业》更后《芈子》也。《汉志·内业》今亡，然考《孝经》十一家，有《弟子职》一篇，今在此书为第五十九篇。《管子》作者非一人，辑者亦不出一时一人之手。《韩非子·五蠹》篇言：“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是《管子》于《韩非》之前，已有撰著。《史记·管晏列传》：“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则司马迁之前，此诸篇已汇订成书。而今本《封禅》第五十，为《史记·封禅书》之言（详后），则其编入必在史公之后。《幼官图》第九，为刘向所未见，前已详论，则其编入又在刘向之后。《弟子职》，《汉志》尚载于《孝经》十一家，则其编入更在班固之后矣。以彼例此，《内业》之篇，容即《汉志》所载。马国翰《辑佚书》据以辑入，依《汉志》分为十五篇，虽未敢遽以为是，而分析之后，甚成篇章，无割裂翦裁之痕，谓即《汉志》所载，不为全无义证。即非其十五篇，亦有包于十五篇之嫌。如此说倘不甚谬，则其时代盖在战国中世之下哉？
（2）籀读全篇，多道家言，诠发大道之蕴，如曰：“夫道者所以充形也……”云云，“凡道无所……”云云，“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云云，“凡道无根……”云云，若此者甚众。而又曰：“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又若儒家。混合儒道以为用，必在儒道成立之后，故疑在战国中世之后。
（3）篇中又有《心术下》与《庄子·庚桑楚》篇相同之一段，亦似袭《庄子》。
庚桑楚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己乎？
内业
能抟（一本作搏）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诸人而得之己乎？“舍诸人”改为“勿求诸人”，已较明显，尚不足以为钞《庄子》之证。《庄子》此文之先曰：“《老子》曰：‘卫生之经。’”此文之后，续以“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儿子乎？儿子终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终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终日视而目不瞚，遍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矣”。词意联贯，绝无割袭他书之迹。此篇此文之前曰：“抟气如神，万物备存。”（抟一本作搏）此文之后，续以“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语意不若《庄子》之衔接，故疑此钞《庄子》，非《庄子》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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