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第二十七——最早作于战国中世
此篇媆俗靡弱，不似先秦文字，而幅短字少，不得确凿实据之时代色彩；故究为何时人作，颇难臆定。惟置“相”始于战国中世，前此未闻。（说见前）篇中谓：“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又谓：“论功劳，行赏罚，不敢蔽贤，有私行，用货财，供给军之求索，使百吏肃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则其时代，决不能超过战国中世而上也。
《参患》第二十八——汉文景以后人作
（1）篇中有与《汉书·晁错传》晁错《言兵事书》相袭者，今比较于下，知为钞晁书而略加变换。
言兵事书
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参患
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
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入，与无镞者同实；将徒人，与
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论其士，论其将，论其主。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将予人也；将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
“同”增为“同实”，“器械不利”增为“器滥恶不利”。又前后皆增多数句，古者简而晦，近则繁而显，故知袭晁书，非晁书袭此。且晁书此段之前，言如何如何“二不当一”，如何如何“十不当一”，如何如何“百不当一”，如何如何“三不当一”，如何如何“二不当一”，如何如何“三不当一”，如何如何“百不当十”；与此如何如何“五不当一”，排比而下，确相联贯。此篇此段之前，为“故计必先定，而兵出于竟；计未定而兵出于竟，是战之自败，攻之自毁者也”。前后两橛，有割裂箝置之痕；“计必先定”数语，亦见本书《七法》选陈一节，可知此为百衲袈裟也。
（2）战国除儒道两家外，言用兵之害者甚鲜。至一面论兵，似兵家言；而一面又极力论用兵之靡财费时，乃西京之风，战国所无。此篇鸟瞰全文，确为兵家之书。而曰：“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亦西汉文景以后人作之一证也。（“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似指文景之蓄积，耗于武帝，以无他证，未敢遽以为然也。）
《制分》第二十九——疑战国兵家作
此篇文字上无时代色彩之证佐，然审全篇为兵家言。（通篇皆言征伐致胜之道，不容举例，举例则须将全篇钞下。）兵家成立于战国，说已见前。《汉志·兵书略》无战国以前书；即有之，皆赝作，故此篇当亦为战国人所著者。
《君臣上》第三十《君臣下》第三十一——并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
（1）考“主”字古泛指有治民之责者，非君王之专称。《书·多方》：“天惟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左传》襄十八年，齐太子与郭荣谏齐王曰：“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斯固指君主；但亦用以称世卿大夫。宣二年：“宣子（赵）骤谏，公（晋灵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昭元年鍼曰：“赵孟将死矣，主民玩岁而愒日，其与几何？”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韩）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故“主”字非君王之专称，不能为君王之代名字。逮战国中世以降，诸子著书，曰主，曰人主，率为君王之专称，不得用于他人矣。《苟子·儒效》篇：“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又：“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富国》篇：“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韩非子·有度》篇：“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又：“不壹至主之廷。”又：“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二柄》篇：“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如此者甚众，不胜枚举。然则以主为君王之专称，实始于战国中世以后。今《君臣上》曰：“能上尽言于主。”又曰：“则百姓上归亲于主。”又曰：“而臣主之道毕矣。”又曰：“主画之，相守之。”又曰：“则人主失威。”又曰：“主道得，贤材遂，百姓治，治乱在主而已。”又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又曰：“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又曰：“人主之位也。”又曰：“贤人之臣其主也。”《君臣下》亦曰：“狡妇袭主之请（请通情）。”又曰：“臣主之参。”又曰：“上啖其主。”则其作书年代，最早在战国中世以下矣。
（2）置相在六国之世，说已见前。《君臣上》曰：“君明相信。”又曰：“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又曰：“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又曰：“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君臣下》曰：“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又曰：“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又曰：“朝有疑（同拨）相之臣。”又曰：“相必直立以听。”知其时代在六国时也。
（3）古者学术在官，平民颇少求学机会，乃势也，非故意愚民也。考《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告以“民未知义”“民未知信”“民未知礼”。于是示之义，示之信，示之礼，必待“民听之不惑而后用之”。及孔孟论政，更欲民明，而不愿民愚。《论语·子路》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阳货》篇其高第弟子子游亦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孟子一再倡言“谨庠序之教”（《梁惠王上》两见：一告梁惠王，一告齐宣王），谓：“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知孔孟而上，皆求民明。《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欲民之知，而伤其不能，非愚民政策也。何晏《集解》谓：“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知。”邢昺《疏》亦引《正义》曰：“此章言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也。”后人据此谓孔子倡愚民之策，误矣。愚民之策，倡于儒家后之道家。《庄子·山木》篇：“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又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世每以为老子在孔子前，其实不然。说详梁任公先生《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及本书《附录一》。）今《君臣下》曰：“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知其在道家之后也。
（4）《君臣下》曰：“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以农为本，亦作于战国末年之证。
《小称》第三十二——战国儒家作
此篇重“畏民”，重“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重“恭逊敬爱之道”。谓：“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颇似儒家荀子一派之言。且篇中言及毛嫱西施，西施为吴王夫差宠姬，则其时代必在春秋之后，战国之时焉。
《四称》第三十三——疑亦战国人作
此篇时代，颇难臆定。但自春秋以前，除诗歌谣谚之外，韵文极少。此为四言韵语，似乎不在春秋之世。而以“伏”韵“殖”，以“夜”韵“处”，以“服”韵“疑”，以“常”韵“从”，其音甚古，与汉代不同，故疑亦战国人作。
《正言》第三十四——亡，无考
《侈靡》第三十五——战国末阴阳家作
（1）本农末商，肇自战国之末，而此篇曰：“地重人载（同栽），毁敝而养不足，事末作而民兴之。”又曰：“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安井衡《纂诂》：“言农夫富则百货售，而末事由此以兴发；末业不侈，则菽粟不贵；菽粟不贵，则农怠其业而本事不得立也。”）
（2）王霸之分，约在孟子之时，而此篇曰：“王者上事，霸者生功。”
（3）阴阳五行，成于邹衍，前此未闻，有之亦极幼稚，不成专学。（参阅前辩《宙合》篇）而此篇曰：“阳者进谋，幾者应感，再杀则齐，然后运可请也。”（《校正》引丁说请当为谋）又曰：“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然有知强弱之所尤，然后应诸侯取交，故知安危。”又曰：“其满为感，其虚为亡。满虚之合，有时而为实，时而为动。地阳时贷（《校正》引丁说，当作阴阳时贷，贷与代通），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又曰：“夫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散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地之变气，应其所出；水之变气，应之以精，受之以豫；天之变气，应之以正。且夫天地清气有五，不必为沮，其亟而反，其重陔动毁之进退，即此数之难得者也。此形之时变也。沮平气之阳，若如辞静。余气之潜然而动，爱气之潜然而哀，胡得而治动？”有此浓厚之阴阳家色彩，必在战国末年矣。(www.xing528.com)
《心术上》第三十六《心术下》第三十七《白心》第三十八——并战国中世以后道家作
（1）三篇为道家言，人艳称之，无庸质证。道家清静无为，纯任自然之旨，成于老庄。（据《庄子·天下》篇，彭蒙田骈慎到已近似道家，然完成则在老庄。老子之人与书，虽不在孔子前；然确在庄子前。）前此据三《传》《国语》，确无此种思想。《汉志》道家者流，有《伊尹》《太公》《辛甲》《鬻子》诸书，皆伪托，说见本书《附录一》。后世以来，黄老并称，亦以道家者流，喜托黄帝以自重，其书亦皆后人依伪。若此三篇，非战国中世道家成立以后之作，而为春秋之书，或竟出管子之手，则老庄之言，皆为钞袭，不应成为一家之学，而春秋之世，不应绝无道家思想。故以思想系统而论，必在老庄之后。
（2）以思想系统言，容不足以见谅于信古之士，再以真凭实据言之。《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庄子·知北游》亦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皆至礼而止。以老庄之时，言政者不外道德仁义礼，故评骘优劣，亦唯此五者而已。今《心术上》则曰：“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未一道（《校正》引丁云：未疑大字之误）杀僇禁诛谓之法。”又曰：“以无为之谓道（《校正》：据尹注以字衍文），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戮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于礼外又及于法，则以老庄之时，法家未立，此文之作，法家已成，以此知时代在老庄之后也。
（3）《心术下》有与《庄子·庚桑楚》篇相袭者，兹仍用从文字异同审察年代前后之法，将两文并列于下，以判断之：
庚桑楚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
心术下
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
“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与“能专乎？能一乎？”时代前后，一望而知。“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相较，则此文实有嫌于彼文未能显明，遂易“舍诸人”为“毋问于人”，“求诸己”为“自得之于己”。则此袭《庚桑楚》，非《庚桑楚》袭此明矣。《庚桑楚》，庄子后学所作，非出庄子之手（详拙稿《庄子篇章真伪考证》），此篇更在其后，则已至战国中世后矣。
（4）《白心》篇曰：“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冀以刑名法术，实现道家无为无事之治，此法家之策，例不胜举，略举一二。如《韩非子·主道》篇曰：“刑名参同，君乃无事焉。”《慎子·君臣》篇亦曰：“上下无事，唯法所在。”
（5）同学刘君子植（节）告余曰：“《庄子·天下》篇言：‘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原作苟，依章太炎先生改）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囿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由此知《心术》上下及《白心》三篇出宋钘或尹文之手。”余当时亦以为是；今检书覆核，知其不然：《天下》篇谓宋钘尹文“以此白心”，乃谓以“不累于俗”云云表白其心志，是其学在“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在“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纯为入世思想，纯为用世之学。所以下文曰：“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庄子又赞美之曰：“图傲乎救世之士哉！”至于“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二句，历代注释家，从无确诂。因文核义，似名“心之容”为“心之行”，亦有注重行为之意。
至《心术》上下及《白心》三篇，与宋钘尹文之说，完全不同。《心术上》曰：“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又曰：“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又曰：“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又曰：“无为之道，因也。”《白心》篇曰：“无迁无衍，命乃长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无贰，是谓知道。将欲服之，必其端而固其守。责其往来，莫知其时。索之于天，与之为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清静无为之旨，全性葆真之妙，以静制动之方，纯为道家之主张，与“图傲救世”之宋钘尹文，宗旨全殊。——即果为宋钘尹文之作，其时代固至战国中世矣。
《水地》第三十九——汉初医家作
（1）篇中曰：“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三月如（《校正》引俞说如当为而）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校正》引丁说肉当作内)脾生隔（宋本作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五肉（《校正》谓当从丁说作五内）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纂诂》：古本作口。《校正》：宋本此下有心发为舌一句），五月而成，十月而生。”以五味五藏相配，纯系医家受阴阳家影响者之言。《黄帝内经·素问·五藏生成》篇曰：“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所合也。”《灵枢经·五味》第四十六曰：“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其配置之位次不同，而同为以五藏五味羼配。《灵枢》《素问》题为黄帝，而实为自秦汉以至唐人所为。（辩见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梁任公《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汉志·医经》《经方》共十八家四百九十卷，皆未标作者，其于书名冠以黄帝者，尚为秦汉人书；其书名未冠以人者，更无法认为先秦之作。（《经方》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书已佚，亦必后人依伪。黄帝时文字未备，更何论神农？而谓神农黄帝有经方，宁非诬妄？）行世《本草》，旧题神农，亦后世伪托。（辩见晁氏《读书志》、陈氏《书录解题》及梁任公《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故春秋虽有医药，而无传后之书。（和缓虽皆为春秋时秦之善医者，但《汉志》不载其书。）况以五行、五味、五藏、五色，恣意相配，神秘玄妙之说，实受阴阳家之影响。在阴阳家未成立之前，安能有此耶？
（2）篇中言各地水性，区以齐、楚、越、秦、晋、燕、宋。越之显著，在春秋之末，前者甚微，故所谓十二诸侯，越无与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独叙勾践夫差，前此无可记故耳。此篇若作于春秋，不容不记鲁卫陈蔡，而独记边徼无闻之越。若谓春秋末叶，越甚彪炳，作者在春秋之末，鲁卫陈蔡俱已式微，故记此略彼；然则当时吴越并称，不容记越遗吴。至战国，晋分为三，宋灭于齐，又不得再以晋宋与齐楚秦燕并举。汉世天下一统，诸国久灭，而言地理者，每喜以周末诸侯国名之，司马迁《史记》，厥例綦繁，他书亦迭见不鲜。然则即其名地言之，亦当在汉初之世矣。
《四时》第四十《五行》第四十一——并战国末阴阳家作
《四时》篇于东南西北及中央，分名为星日辰月土，各曰其时某，其气某，其德云何，其事云何。除南方外，皆各条五政。并谓春行夏秋冬政，冬行春秋夏政……则有如何灾变，纯为阴阳家言。至《五行》篇题标五行，更无论矣。阴阳家成立于战国之末，说已见前；故知此篇时代，亦当在战国末也。
《势》第四十二——战国末兵阴阳家作
（1）篇中曰：“战而惧水，此谓澹灭……战国惧险，此谓迷中，分其师众，人既迷芒，必其将亡之道。”又曰：“夫静与作，时以为主人，时以为客，贵得度。知静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从，每动有功。”又曰：“人先生之，天地刑之，圣人成之，则与天同极。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又曰：“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嬴嬴缩缩，因而为当，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纯为战国末以阴阳用兵之兵阴阳家言也。
（2）以政治言帝，肇自战国末叶，此篇曰：“无为者帝。”
《正》第四十三——战国末杂家作
法家成立，盖在战国中世以后，已经前文迭次证明。此篇曰：“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如四时之不貣，如星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爱之，生之，养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亲之，曰德。无德，无怨，无好，无恶，万物崇一，阴阳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养之，道以明之。”又曰：“罪人当名曰刑，出令时当曰政，当故不改曰法，爱民无私曰德，会民所聚曰道。”道德法政刑五者并用，纯战国末“兼儒墨，合名法”之杂家主张。杂家之学，发生必在诸家有相当成立之后；以诸家未立，无可供其采获，以成其博杂之学也。《汉志》杂家所载，《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大
》三十七篇，《伍子胥》八篇，《子晚子》三十五篇，《由余》三篇，似在诸家成立之先。但皆依伪之书，不足为据，本书《附录一》已论之，兹不多赘也。
《九变》第四十四——疑战国以后人作
此篇文甚短简，时代难定，然浅近滑俗，不类先秦文。中有曰：“则州县乡党与宗族足怀乐也。”古者区地为九州，或十二州，地域甚广，不容与县连举并称。春秋之末，有县郡之称（世多以为郡县始于商鞅，其实不然。《左传》哀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可见春秋末已有县有郡），又不言州也。州县连称，在西汉，但孤证未敢遽定，姑志疑以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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