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理论来看,技术使人异化。马克思、胡塞尔、马尔库塞和埃吕尔(J.Ellul)分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和《技术社会》中,探讨了“技术导致人异化”的问题。批判理论强调指出,技术让人与人越来越疏远,解放技术并不能转变技术对人的负面影响。“人的解放并非物质—技术层面的解放,而是生存—存在层面的解放”[149];“人不仅仅像一件物品那样存在着,他要使自己和他的世界生存起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下‘创造’他自己和他的世界”[150]。
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一书中提出,要实现人的自由就必须征服技术,如果“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151],人就与机器一样,成了一种工具、一种物的存在。人处于被技术奴役的状态之中,即技术对人的物化。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产社会”才没有异化现象的存在;而马尔库塞则用“前技术世界”来描述人和自然都未被看作是物或者工具的世界。前者是高度文明之后无异化现象,后者是落后的、未开发的无技术影响下的工具与物的世界。两者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即人们无法回避现实的生活世界。正如弗洛伊德所理解的那样,人的历史也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效益的日益提高却导致了生命本能的日渐式微,导致了人的退化”[152]。人如何才能从被技术压抑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也许尼采的“封闭圆圈”能够帮助人们克服当下的困境,实现自我的超越,即达到“永恒的回归”。
马克思也认为,技术是人的延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从自然主义的朴实观点出发,研究技术对人的作用。值得重视的是,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在研究人的概念时提出的,也是他的著名理论之一。科尔涅耶夫认为:“如果人不是技术的奴隶,而是技术的主人(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他才可能这样),那么他就有一切可能克服与技术相关的空虚和压抑的感受,而且甚至还能把它们改造成积极因素。在这里必须以马克思关于技术是人的天然器官的特殊的延伸和加强的思想为依据。甚至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在一定意义上也延长了人的自然的肢体。”[153](www.xing528.com)
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B.Ollman)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Alienation:Marx’s Concept of Man in a Capitalist Society)一书中指出,异化的突出表现形式是外在于人的、非人的力量统治着一切。人欲要摆脱外在、非人的“技术”力量的控制,首先要明晰,“人之为人的本质要素是被理解为独立存在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所有和它相关的强有力的实在呈现出的绝不是它真实的样子”[154]。换句话说,技术对人异化的本质就在于:技术使得人的整体被分裂成许多部分,而且部分与部分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清晰的。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技术对人的发展更多的是破坏,不是建设。在马克思看来,“人—技”关系一直都是紧张的状态。他提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非异化的生活才有可能出现。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人与技术是无法割裂的。也就是说,技术对人的异化作用,是一种伴随“人—技”关系的不断发展而浮现的副产品,这种副产品不仅分有了人的所有缺点,还分有了技术的所有缺点。现在,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人—技”和谐关系的新取向。如兰登·温纳(L.Winner)的《自主性技术》、UNESCO的《学会生存》和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都对技术本质和人、技术、社会之间的“均衡说”进行了分析。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对教育中“技术决定”现象的研究,仍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一些学者从符号概念出发,抽象演绎物质如何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人对“物的依赖性”出发,简单地阐述消费社会中人的地位。第二,一些学者从工具和价值两个方面,浅显地阐释了“人—技”关系,而较少涉及技术的功能与人的价值之间关联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力图弥补当前学界对“人—物”和“人—技”关系研究的不足,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当代教育实践中人的价值主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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